具有善良正直的心

爱因斯坦从来到柏林的第一天起就强烈地感到，黄皮肤、黑头发的犹太人，在金发碧眼的日耳曼人眼里，不仅是贱民，连末等公民都算不上。读大学、找工作，处处都受到歧视，连在大街上行走，都会遇到鄙夷的目光，听到从牙齿缝里挤出的咒骂：“犹太狗杂种！肮脏的猪！”

尽管许多有才干的犹太人，在学术界、艺术界和金融界取得了很高的地位，但是作为一个民族，犹太人又是十分不幸的。同胞的不幸就是自己的不幸，爱因斯坦越来越感到，自己是不幸的犹太民族中的一员。

是的，爱因斯坦就出生在一个犹太人的家庭，而且是一个德国巴伐利亚州的犹太人家庭。

当时的德国是一个教权很重的天主教国家，宗教气氛十分浓厚。巴伐利亚州的法律规定：所有学龄儿童都必须接受宗教教育。

因此当时的许多学校都是由教会来开办的。德国既然是个天主教国家，当然绝大多数的学校都是由天主教教会开办的，由犹太教教会开办的学校只有极少的几所。

爱因斯坦到了上学的年龄，按理说他应当和当地绝大多数的犹太人家庭的孩子一样，被送到当地的犹太教教会开办的学校去念书。

然而，他父母的思想却比较开通自由。他们不是那种老式家庭出身的犹太人，他们都受过比较现代的科学与艺术教育，接受过西方人文主义思想的熏陶，并不是那种真正意义上的犹太教教徒，并不真正信仰犹太教。

他们平时从来不去犹太教堂做礼拜，也不遵守那些世代相传的犹太教教规。在父亲的眼里，孩子信仰犹太教还是天主教，或者干脆什么宗教也不信仰，都没有什么关系。

他想的是孩子今后如何在这个社会上更好地生存？他已经认识到：他们所生活的这个国家是一个天主教国家，犹太教在这里被看成是异教，犹太教教徒被看成是异教徒，处处都会受到社会的歧视和排斥。

那么，为什么非要孩子去接受他自己也不明白的犹太教教义和教规，硬把他培养成一个与主流社会格格不入的异教徒，从而使他的一生都离不开受歧视的命运呢？

爱因斯坦与尼尔斯·玻尔他认为应该把小阿尔伯特送到周围所有的德国孩子都去的天主教教会办的小学念书，让他从小就和周围的小伙伴们接受同样的教育。

通过这条途径，使孩子逐渐消除自己与日尔曼种族之间的隔阂，最终完全融合到主流社会中去。

父亲这样做，还有一个比较现实的考虑：慕尼黑的犹太教学校开办在市内，而他一家住在慕尼黑郊外，离学校相当远，送孩子去上学也确实极不方便。再说，犹太教学校收费比较昂贵，而天主教学校收费则比较低廉，这对家庭经济状况并不十分富裕的赫尔曼先生来讲，也有着一定的吸引力。

然而作出这样的选择，无论对于父母，还是对于爱因斯坦本人，都需要有足够的勇气。因为毕竟他将要去的是一所天主教学校，对于他这样一个犹太孩子，尤其是学校中唯一的一个犹太孩子，将要承受很大的压力。

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那种宗教与宗教之间存在了近两千年的根深蒂固的歧视和成见，几乎随时随地都会反映出来。

“爸爸，什么叫做犹太人啊？”有一天，从学校里放学回来，爱因斯坦问父亲。

“犹太人？我们家里的人都是犹太人。”

“哦，那么，我们不是德国人了吗？”

“不，我们是德国人，是不折不扣的德国人。不过，从血统上来说，我们是犹太人。”

爱因斯坦想了一会儿，又问道：“爸爸，听说犹太人的上帝和德国人的上帝是不同的，还有耶稣是被犹太人杀害的吧？”

父亲用力地摇了摇头，说：“不！上帝只有一个。没有所谓谁的上帝、哪一国的上帝。而且，将耶稣钉在十字架的并不是犹太人，而是罗马的官吏。虽然背叛耶稣的是一个叫做犹大的犹太人不过，耶稣也是犹太人呀。”

“哦，耶稣也是犹太人？”不大爱说话的爱因斯坦又沉默了。

爱因斯坦生为犹太人，这给他的一生都带来了重要的影响。可是，说也奇怪，直到他6岁，上了小学以后，他才知道自己是一个犹太人。

犹太人实际上可以分为两类。居住在像柏林那种大城市里的犹太人，大都在城里设一个叫犹太区的特别地区，住在那里的犹太人，都过着和外面全然不同的生活。他们认为，只有耶和华才是唯一的神，而只有犹太人才是经神选择的唯一的民族，即所谓“上帝的选民”，其余的民族都是卑贱的异教徒。

在这类犹太人看来，柏林的市街就是外国，甚至于是敌国。他们只同犹太人交往，读犹太教的《圣经》，进犹太教的教堂，开办犹太人的学校。犹太区的皮鞋店只替犹太人做皮鞋；理发店只替犹太人理发。有很多人是至死不从犹太区走出一步的。

爱因斯坦虽然也是犹太人，但却不是这种犹太人，因为从他的祖先几代下来，长久都居住在乌尔姆，所以，他们已经和那里和蔼可亲的居民完全同化了，他们已经忘记了自己是犹太人，别人也没有与他们来往。

在小学里，爱因斯坦是唯一的犹太孩子。爱因斯坦一进学校，立即被取了两个绰号：一个是“老实人”，另一个是“无聊伯伯”。因为他还是那样的不爱说话、孤独，当其他的孩子们在游戏的时候，爱因斯坦总是独自坐在校园的一角，静静地想事情。

说实话，爱因斯坦并不怎么喜欢去学校。

爱因斯坦的班主任，竟然是帝国军队的一位后备役上尉。每天他一走进教室，学生们就得按照规定立即笔直站立起来。

上尉待大家站好后，高声喊道：“万岁，凯撒！”

学生们则要回应“万岁！万岁！”然后才能坐下。

学校的教学活动也充满了军事化色彩。

无论是数学课，还是希腊文或拉丁文，都变成了毫无生气、硬梆梆的训练，课堂好像练兵场。

爱因斯坦不习惯于这种军事操练一样的教学活动，更不会死记硬背书本。因此，在他的记分册上，几乎没一门功课是可以夸耀的。

爱因斯坦最大的乐趣，是回家去念自己所喜欢的代数。当他能够顺利地求得答案的时候，别提多兴奋了。

有时候，他靠在窗边练习小提琴，作为休息。

小学时代，只有一件事使他永远难忘。

那是他9岁的时候。有一天，上教义课，爱因斯坦早早做好了准备。他对宗教已经开始有了兴趣，预备认真地听一听。

老师来了。一进门，同学们就瞪大了惊疑的眼睛，因为老师手拿一枚锈迹斑斑的大铁钉走进教室。

老师清了清嗓子，开始讲课：

“今天，我们讲耶稣受难的故事。”

课堂里的气氛顿时紧张起来。

“我们的主耶稣，被凶残的罗马人，用这样的大钉子把手和脚钉在了十字架上，身体高高地悬挂在天空，鲜血一滴滴地往下流。罪恶的人们，居然还耻笑他说：‘如果你是上帝的儿子，你就从十字架上飞走吧！’

“我们的主耶稣万分痛苦，他为人们送来了福音，为黑暗的尘世送来了光明，可是，人们却如此对待他们的主！”

爱因斯坦热爱耶稣，他也为救世主所遭受的非人的折磨而心碎，为犹太人中出现了犹大这样的叛徒而惭愧。

教义老师举起了他手中的钉子，用颤抖的声音喊道：

“同学们，你们知道是谁把耶稣出卖给罗马人吗？”

教室内鸦雀无声。教义老师扫视了一圈，用充满仇恨的声音说道：

“是犹太人，犹太猪！”

老师的话，犹如一声炸雷，在爱因斯坦耳边轰响。

全班的视线都集中到唯一的犹太人爱因斯坦身上，那一道道眼光中充满仇恨和蔑视。他感到很大的耻辱。爱因斯坦在二战中流亡到美国，与美国物理学家奥本海默在一起爱因斯坦想向全班同学喊：

“犹太人中间出了个犹大！可这并不说明每一个犹太人都想这样干！”

爱因斯坦永远也不能忘记那一天，他第一次感觉到了作为一个犹太人的屈辱地位，也是第一次清楚地意识到了自己的犹太人出身。

的确，犹大背叛他的老师是不对的。祖先当中出了这么一个卑鄙的人，这是犹太民族的耻辱；但是，如果因此而要鄙视犹太民族的话，那也未免太狭隘了。

世界上的人为什么不会因出了一个救世主耶稣，而更加尊敬犹太民族呢？从那时起，在他心中就种下了终生反对种族歧视，反对社会上一切不公正的种子。

在学校里，宗教的歧视与成见，爱因斯坦有时觉得还可以忍受，因为这毕竟是他这个民族一千多年来一直在承受的东西。而令他无法容忍的是这种弥漫在他四周的、无处不有的君权神授，德意志高于一切的专制空气。学校的教育也是为了这个最高的目的服务的，要把每一个德国孩子，培养成一个为这具巨大的专制机器服务的士兵。

记得有一天，他正在学校的操场上玩，忽然，从校园外传来了一阵整齐威武的军号声。原来是一支德国皇帝陛下的军队，正列着整齐的方阵，通过慕尼黑的街道，去接受皇帝的检阅。

爱因斯坦看到临街楼房平时总是紧紧关闭着的窗子，这时都打开了，数不清的人头挤到窗前，大声为街道上通过的军队举起右手，大声地呼喊着：“为了皇帝，为了德意志，前进！”

小爱因斯坦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

他有生以来第一次领悟到：人可以被训练得像机器一样，简直太可怕了！人怎么可能变成完全没有个人意志的动物？他开始清楚地意识到学校里对他们进行的全部教育，也正是要把他们每一个学生都训练成眼前这样的机器人。

爱因斯坦在成年后还对当时这种普鲁士的教育制度进行了批评。他写道：

有时，人们把学校简单地看作是一种工具，靠它来把大量的知识灌输给成长中的一代。但这种看法是不正确的。知识是死的，而学校却要为活人服务。它应当发展青年人中那些有益于公共福利的品质和才能。但这并不是意味着个性应该消灭，而个人只变成像一只蜜蜂或蚂蚁那样，仅仅是社会的一种工具。因为一个没有个人独创性和个人意愿的整齐划一的社会，将是一个没有发展的不幸的社会。相反，学校的目标应当是培养能独立行动和独立思考的个人，不过他们要把为社会服务看作是自己人生的最高目的。

这一天爱因斯坦在慕尼黑大街上看到的一幕，永远铭刻在他的记忆中。人怎么能被剥夺走他的自由意志？他自由的天性对这种丑陋的专制政体产生了一种天然的憎恶，从而也导致了他对他自己生活的这个国家，即德意志帝国的憎恶。

从这以后，每当大人们聚在一起闲聊时，只要话题偶然触及了战争，触及了德意志帝国的复兴，小阿尔伯特就会很快地站起身来，逃跑似地离开房间，避开所有的人。

也正是从那个时候开始，他幼小的心灵中，已经种下了赶紧逃离这个可怕的国家的想法。

柏林的犹太人分为两派：一派主张犹太人和德国人同化，一派主张犹太人回到自己祖先居住过的巴勒斯坦，重建犹太国。同化派和复国派内又有许多小派系。爱因斯坦对于这些派系之争从来不感兴趣。

然而，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犹太复国主义者的主张胜利了。当时，犹太复国运动在柏林和伦敦的官场里有坚强的后盾。复国运动的领袖都是精明的人，他们把态度不明朗的、有威望的犹太人列出名单，一个个登门拜访，进行说服、争取和拉拢。

1919年2月的一天，一位说客来到哈贝兰大街5号。来客先说了一通犹太人在欧洲各地如何受歧视、受迫害，爱因斯坦天真地问：“可是这和犹太复国有什么关系呢？”

“我们犹太人，”来客振振有词地说，“是世界上最不幸的民族。我们漂泊异乡，无家可归。我们的兄弟遍布欧美各国。但是如果有一天，欧洲、美洲的各国政府都排挤我们，我们怎么办？我们建立起一个自己的国家，就能够恢复民族的传统和尊严。在他们排斥我们的时候，好有退路。我们要给犹太人民一种内心的自由和安全感。”

给遭受歧视的同胞带来一种内心的自由和安全感，这个思想打动了爱因斯坦的心，他的谈话活跃起来了。说客看出，爱因斯坦坚定地站在受苦人一边；同时，也看出他对于政治上的权术和计谋是一窍不通的。

爱因斯坦支持被压迫民族的正义事业，反对民族歧视，反对民族压迫。因此，我们也要培养正确的世界观，积极为世界的正义事业努力奋斗。经过几次谈话争取之后，爱因斯坦表态了，他说：“我反对民族主义，但我赞成犹太复国运动。一个人，如果有两条手臂，他还总是叫嚷说没有右臂，还要去找一条，那他就是沙文主义者。但是，一个人如果真的没有右臂，那他就应当想办法去弥补这条失去的右臂。作为人类的一员，我反对民族主义。作为一个犹太人，从今天起，我支持犹太复国运动。”

1921年春天，犹太复国运动的领袖魏茨曼教授要到美国旅行，动员美国的犹太大老板掏腰包，资助耶路撒冷的希伯来大学。他邀请爱因斯坦同行。爱因斯坦本不想去美国，但为了带头支持在耶路撒冷建立希伯来大学的计划得以实现，他还是接受了邀请。正如他给索洛文的信中所述：

“我根本不想去美国，这次去只是为了犹太复国主义者，他们为建立耶路撒冷大学不得不到处乞讨，而我也只好当一个化缘和尚和媒婆去跑跑。

爱因斯坦不辱使命，帮助魏茨曼圆满地完成了任务。他头一次看到犹太群众。他自己也很满意，宣称这次为旅行所付出的牺牲是值得的。

1924年，爱因斯坦成了“柏林犹太教全体以色列人大会”的缴纳会费的会员。尽管爱因斯坦没有加入犹太复国主义的组织，但他认为犹太复国主义是为个人的尊严而斗争的重要形式。

从此，爱因斯坦对犹太人命运的关注则是他善良正直心灵一直牵挂的主要问题。

1930年10月下旬，伦敦犹太人组织了一次晚会，英国文豪肖伯纳与威尔斯应邀出席。爱因斯坦在晚会上作了长篇演讲，题为“犹太共同体”。

爱因斯坦在此对犹太人的过去与未来、希望与痛苦、现实与理想进行了广泛的论述，这也是爱因斯坦犹太民族感情的一次充分展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