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满希望的工程

希望是几尽绝望的生命的呼喊；希望是美丽的梦；

希望是人间崇高的爱。

大别山深处，一个为挣学费去砍柴的孩子，不幸落入狼口；一个贫困的流浪儿冻死时手中还紧握着一本语文书，犹如安徒生笔下卖火柴的女孩死后仍握着一把燃尽了的火柴⋯⋯

河北省的桃木疙瘩村，一个老师只对着两个学生讲课，其余的学生都因贫困失学了。这个古老的不以桃花而以桃木疙瘩命名的村落中最高学历者只是两个三年级小学生，该村距北京仅 180 公里；而此时电脑已走进一些北京人的家庭。

这绝不是绝无仅有的例子。据国家有关部门统计，我国每年因贫困失学者 100 万，6——14 岁失学者 300 万，占同龄人的 19％还多。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中国也是一个文盲大国，全世界每 4 个文盲中，就有 1 个中国人。

1991 年 2 月，中国青年政治学院 19 名师生在全国 113 个贫困县考察，这些生活在城里的人耳闻目睹了令他们难以相信的事实：

大别山深处，李先念曾转战过的将军村。一位校长指着一个疯疯癫癫的老妇人对来考察的师生说：“这老婆子命苦啊，40 岁才得个儿子，男人死得早。那年秋天，10 岁的孩子为了挣学费，瞒着他妈独自到深山里打柴。天黑了，还没回来。村长担心孩子被狼吃了，带着全村人满山去找，最后在一滩血迹中找到孩子的几根骨头和一只血肉模糊的小手。老妇人扔下火把，撕心裂肺地喊：‘我的儿啊我的儿。⋯⋯’便昏了过去。”

在太湖县台云乡，村长带着师生去看一位失去了父母和弟弟，孤身一人四处要饭的失学儿童叶方和。推开他家屋门，空无一人。村长吆喝围观的孩子找。好一会儿有个小孩跑来说：“方和哥在菜地里睡着了，我怎么拉，他也不起来。”村长他们急急地赶到菜地里，12 岁的小方和已四肢冰凉地蜷缩在油菜地里，一只要饭的碗扣在他头上，手里还紧握着一本小学二年级语文书。人们想从他手里抽那本书，可怎么抽也抽不动。这情景使人联想到安徒生笔下的“卖火柴的小女孩”，临死时手里握着烧过了的火柴。

上学——这是因贫困而失学的孩子几尽绝望的生命的呼喊。

上学——这是改变他们命运的美丽的梦，但贫困无情地剥夺了他们的梦。

一个教师走几十里山路，去动员流失学生走回教室。然而，这都是些生活都没有保障的孩子啊。老师大哭不已，但她能感动谁呢？

首先承担起扼制贫困地区学生流失责任的不是别人，正是他们的老师。湖北省罗田县落梅河乡的教师，每年开学前都要走门串户地去动员失学

生上学。那年 2 月，教师赵建成在寒风中走了 30 多里山路，敲开了学生江杏春的家门。江父开门时呆住了，门外的赵老师外衣透湿，帽檐上渗出的汗珠结着冰，寒风中抖着身子哆嗦着说：“就一句话，让孩子回去。”汪父哽住了，半晌，突然说：“去，要去，讨米也让他去。”

教师张碧云走访学生江峰家时，看见江父患病在床上呻吟，江母在煮野菜。见到老师，江峰拿出皱皱巴巴的作业本，泪汪汪地说：“老师，寒假作业我做了 3 遍，可⋯⋯可没法再上学，交给老师改了。”张碧云接过作业本，

心潮起伏。她苦苦求江父母开恩让孩子上学，但磨了几个小时，江父母还是不答应。她急了，说：“峰峰在班里是数学尖子，不读书可惜啊⋯⋯”说着，她大哭不已。哭得江峰可怜巴巴地望着老师：“老师，我家穷，别难为我爸了，作业您帮我改就行了。”张碧云一把搂过小江峰，哽咽着说：“峰峰，别难过，没学费我出，没吃的我给，跟我上学去，好吗？”

面对这样的教师，这样的情景，天地亦为之动容。

大别山区桐山乡有一名叫胡忠的 3 年级学生，父亲在城里拉人力车被汽车轧死了。那年暑假，他天天去打柴，开学时，他背了一包卖柴换得的硬币来交书杂费，可数来数去，还差 8 角 9 分钱，他怕学校不让他上学，哇的一声哭起来。老师也哭了，一把拉住小胡忠的手说：“你来上学就是了，别的什么也别管。”

在贫困地区，教师常常不能如期领到工资，但他们又常常为支持贫困失学的儿童上学而垫付书杂费等。湖北罗田县落梅河乡的教师几年来为学生垫付了 8 万元，占他们收入的一半。其中一位叫朱冬明的教师工作 8 年，收入

8000 元，为学生垫付了近 6000 元。四川一位教师在一年春节来临前给上级

反映：要过年了，可我们已有 3 个月没领到工资了，但我们几乎每个人又都为学生垫付了 200 元。200 元还不够城里一些“大款”逛趟舞厅的钱，但对年人均收入 200 元的贫困地区来说，200 元就是一年的饭啊。

都说，教师好似蜡烛，贫困地区的教师是一根蜡烛两头点，他们自身既要面对物质的窘困，同时又为良知和责任驱使，为找回大量的失学生，超限度地支付着物质和非物质资料。最令他们痛心的是，在还没有看到“桃李满天下”的气象时，却目睹了好学生半路夭折的惨景。

共青团首倡“希望工程”，神州涌动爱潮，中共中央 6 位政治局常委纷纷解囊，一位为中国改革奔走南方的德高望重的老共产党员为“希望工程” 捐款 3000 元。

国家《义务教育法》第四条规定：国家、社会、学校、家庭依法保障适龄儿童、少年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

在贫困地区：

——家庭，因贫困而无法支持孩子上学；

——学校，教师的奉献也达到了极限；

——国家，1977 年至 1987 年教育经费的年均增长为 16.9％，高于同期国民收入年增长 14％和财政支出年增长 11.3％的幅度。我国还是一个经济不发达的国家，国家对于贫困地区的教育投入也已尽其所能了。

——那么，社会在教育方面能做些什么呢？

多少年来，中国的社会功能仿佛在沉睡，人们习惯了政府管经济，办工厂；政府管卫生，办医院；政府管文化、养文艺团体；政府办教育，办学校。总之，政府包办一切，人民政府背着大而沉重的包袱。

1989 年春，当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成立时，几名干部都不约而同地想到了青少年的教育事业。经过一番广泛的考察，慎重的研究后，他们提出了“希望工程”计划。

希望工程——旨在集社会之力，动员民间团体和人民公众的财力资源，支持贫困地区教育，是一项为政府排忧，为社会解难的社会公益工程。

在《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上出现了这样的广告：⋯⋯一名品学兼优的 12 岁的女生卿远香失学了，她在最后一次期末考试时，在考卷末尾，

她含泪写上了 4 个字“我想上学”。在大巴山区有个小姑娘叫王翠华，父母让她退学，她哭着不依，母亲说：“又要读书，又要吃饭，哪有钱啊！”小翠华跪在妈妈面前哭着说：“只要让我上学，我不吃午饭了。”此后，每天中午小翠华都独自躲在校后的山坡上，饿着肚子望着天空出神，每天中午对她来说都显得格外漫长⋯⋯

一石激起千层浪，“希望工程”唤起了中国人的良知和责任。在“希望工程”宣布建立 1 周后，就收到 1.8 万元人民币的捐款。在 80 年代的最后一个月，共青团十二届二中全会上，所有的到会者都为“希望工程”捐了款。在边界图门市的邮电局，营业员接过一张汇款单，收款人——“中国青

少年发展基金会”映入营业员的眼帘，她又把眼光扫向汇款附言：“基金会的同志，钱不多，但这是连队全体官兵的心，愿所有的孩子都拥有美好和幸福的明天。”一会儿，女营业员感动得站了起来，向汇款的青年军官深深地鞠了一躬：“同志，先让我代表那些小孩子谢谢你们！”

那年 6 月，一位盲人马卫东，凭着一根木棍和一颗爱心，换乘三次车，从北京的香山赶到东城的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他的行动感动了在现场捐款的许多同志。

同龄人的命运牵动着同龄人的心，1990 年 4 月，“希望工程”推出“城乡小伙伴手拉手救助贫困地区失学少年”的活动，全国数百万少年儿童参加了此项活动，1200 个城市与贫困地区结为联谊伙伴。

1991 年，“希望工程”收到捐款 100 万元；

1992 年，截止到 8 月底，“希望工程”收到捐款 400 多万元。这是一个以几何级数增长的数额。 “希望工程”得到了中国最高领导层的关心和支持。

中共中央的 6 位政治局常委为“希望工程”捐款。

已故共和国主席杨尚昆为“希望工程”捐款 500 元，并于 1992 年“六·一” 前夕在中央电视台就“希望工程”发表讲话。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万里在接受了台湾龙祥影业公司董事长王应祥请他转交“希望工程”的 4 万美元捐款后，两次打电话询问此款落实的情况。

已故全国政协主席李先念最先为“希望工程”题词。

邓颖超同志在弥留之际，委托工作人员给“希望工程”送来了 1000 元。徐向前元帅在逝世前不久为“希望工程”留下绝笔——“金寨县希望小

学”。

陈云的夫人于若木向“希望工程”捐款 2000 元。

令“希望工程”处的工作人员最难忘的是，1992 年 6 月的一天，两位军人来到他们的办公地点，送来 3000 元，问捐款者姓名，答曰：“捐款人不让透露。”填写捐款证书时，军人说：“就写一位老共产党员吧。”军人出门后，工作人员也悄悄跟了出去。见他们走出胡同口，又拐出一段路才上了停在那儿的小车。工作人员记下车号，后悄悄地从有关部门证实，这位捐款人就是 80 岁高龄仍为中国的改革而奔走大江南北的老共产党人——我们的邓爷爷。

海外回响希望之声，凌峰翻车大山中，却感慨流失的学生像是古老黄河流失的泥沙，每一块泥沙都可能长出参天大树。

那年 4 月，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推出“希望工程——百万爱心活动”，在海外亦产生强烈反响。

1992 年 4 月，香港富进戴投资有限公司捐款 10 万元港币，香港鹏利控

股有限公司要求资助建 2 所“希望小学”，随后汇款 40 万元人民币。

月台湾星钻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许俊文先生捐款 20 万元人民币。
月，台湾信谊基金会同仁捐助 8010 美元，香港国际文教基金会会长南

怀谨先生捐款 50 万美元，台湾艺人凤飞飞女士捐款 60 万元人民币。

1992 年，香港演艺界、明报、商业电台、工联、教联在香港设点为“希

望工程”集资达 300 万元港币，澳门青商会教联会为“希望工程”集资达 800 万元港币。

台湾著名的节目主持人凌峰先生首倡的“希望工程”全国巡回义演于1991 年 10 月 25 日在山东济南拉开帷幕，至今已义演 40 余场，募捐人民币

250 万元，建希望小学 8 所。

这是凌峰在兰州主持义演时的情景：⋯⋯伴着“三百六十五里路”的歌声，凌峰从观众中走上舞台，一曲歌完，凌峰对大家讲了这样一个故事：在甘肃康乐县有个小姑娘叫马阿西叶，今年才 8 岁，为挣够每学期 20 元的学费，

她每天到砖窑去背砖，而她背 1000 块砖才挣 8 角 5 分钱，小姑娘瘦弱的身躯被沉重的砖压垮了⋯⋯。此时，凌峰走到台前告诉大家，马阿西叶已来到晚会现场，有了“希望工程”资助，她不用再背砖挣学费了。顷刻间，场上滚过雷鸣般的掌声。

凌峰又介绍了新疆伊宁市的杨绍清女工，她一次就为“希望工程”捐款1 万元，而她本人却已身患绝症⋯⋯伴着凌峰的话音，场上出现了抽泣的声音。

去年在由山东平邑到营县为一所希望小学剪彩的路上，凌峰和怀有 4 个月身孕的凌太太乘坐的小车翻了，幸而都未受大伤。从车中爬出的凌峰带着伤对随后赶上的摄影记者说：看来在“希望工程”的路上充满艰难险阻，如果人生需要牺牲的话，我将选择这样的牺牲方式。

在目睹了贫困地区学生流失和全国救助流失生的情景后，凌峰动情地说：“流失的孩子就像古老黄河流失的泥沙，是黄土地上流失的希望，每一块泥沙都可能长出参天大树。”

“希望工程”不仅为救助失学生带来了希望，也为共青团工作的发展带来启示和希望，这抑或可以称为“希望工程”之外的希望。

“希望工程”是共青团首倡、全民参与兴学办教的一件实事。当“希望工程”发展至今时，人们开始从理论上总结这一活动的意义：运用民间力量，建设社会保障体系，共青团找到了参与社会发展，符合团组织特征，发挥团组织能量的一条路了。显然，“希望工程”所以能迅猛地发展，其生命的源泉之一，在于社会民众的支持；其生命发展的后劲，在于共青团成功地探索出了参与社会发展的又一新路子。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今天看来这是极浅显的真理。社会是检验共青团工作的答案，承认这一点有时略带点痛苦。这几年，共青团在主观上努力为社会和青少年办实事，而 10 多年来像“希望工程”那样在社会上产生巨大反响，收到良好效益的实事毕竟屈指可数。因此，再思量原团中央第一书记宋德福同志反复强调的团内要反对不正之风，更要反不实之风，更掂出了这话的分量和深意。

共青团是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由于年龄要求，团干部任期短，流动快，这既给共青团带来了活力，也给一些团干部产生了错觉，导致了短期行为。

有记者问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秘书长徐永光：“‘希望工程’何日可告成功与圆满结束？”徐永光回答：“它的成功与结束之日将在 21 世纪的某一天，在中国再没有一位因贫困失学的儿童之时。”这长远的目标，使“希望工程” 有了明确的任务和长期的计划。

——参与社会发展，为社会和青少年办实事，克服了短期行为。“希望工程”为改革中的共青团和共青团的改革与发展，带来了并非全新的，但却是富有实际意义的启示和希望。

“希望工程”给中国广大的贫困孩子带来了希望。那么，共青团最初又是怎样发起希望工程的呢？下面，我们看看这位最初发起这项伟大工程的人的一篇报告：

《希望工程让我生命飞扬》。这位伟人就是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徐永光同志，一个不安分的灵魂，一个挑战的性格，和一个名扬海内外的崇高事业之间的姻缘：

希望工程干了 5 年了，这是第一篇关于“我与希望工程”的文章。

有人说我在团中央时就不安分，不像个“组织部长”，搞“希望工程” 更出人意料，这可能是温州人的性格使然。

温州人性格中最本质的特征是务实和对于新事物的勇于探求，据说这些源于南宋时期浙江的“永嘉学派”。

我是 1978 年筹备共青团十大时调到团中央工作的，在组织部一干就是

10 年。

我不习惯欣赏沉浸在已有的成功中，对否定旧的东西也不感到可惜，常有人对我从团中央组织部部长到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秘书长的转变感兴趣。

前不久我接受北京电视台记者采访，记者向我提问：“你为什么不继续做官，而来办‘希望工程’？”我回答：“做官也好，做公益事业也好，只要为老百姓做事，都是有价值的。我这个人走仕途不得要领。一个做官的徐永光和一个做‘希望工程’的徐永光，我以为后者更适合于我。”

我把生命中最宝贵的一段献给“希望工程”，也许是命运的呼唤。我刚来到人世，父亲就离我而去，母亲靠给人纳袜底养育了我们 5 个孩子，小时候我们经常饿着肚子读书。现在兄弟姐妹都成人了。哥哥姐姐都是教授级的教师。我想要不是读书，要不是国家给的每学期三、五元的助学金，哪有我们的今天。

还有 1986 年，我下基层到广西蹲点两个月，在金秀瑶族自治县的金秀

乡，了解到一个 4000 多人的村子，解放以来没出过一名初中生。在广西三江

县富禄的 16 个行政村中有 8 个村找不到一个初中毕业生。金秀乡、富禄乡，都是好听、诱人的地名，然而却是公路不通、照明无电的穷乡僻壤。“金秀” “富禄”，这地名中寄托了几代人的期望，然而却是金秀乡中无秀才，富禄乡里难富禄。

在广西大瑶山中度过的两个月真令我难忘，在以后的生活中——想起那些失学儿童的身影，我胸口就仿佛被那沉重的大瑶山压得喘不过气来。

投身“希望工程”这一崇高事业，令人生命飞扬，创造力如涌泉奔突。如果说这几年工作中有什么得意之作，似乎也可举出几件。

首先当推“希望工程”四个字的命名。当初，大家给救助贫困地区失学儿童的事业取了许多名字：“春雨计划”“育人计划”“桃李计划”，都觉得不尽人意。宣传提纲的清样出来了，还是没有一个中意的名字。一天夜里，

在辗转反侧中，脑子里突然闪现“希望”两字。啊！“希望工程”，多么令人神往的字眼。那时怎么也想不到，这四个字已然成了当今的一种社会时尚。

在“希望工程”的发展中，我们不是固守一种工作模式，而是在不断调整和否定中达到新的突破。

“希望工程”创办之初，我们以信函方式集资。几十万封请求募捐信，都是靠手抄浆贴发出的，真是劳民伤财，费时费力。如何才能提高效率呢？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我们。一天下半夜 2 点多，我脑子里突然闪现出个念头，为什么不在报刊上做公益广告？假如《人民日报》上做出个广告，不等于就是我们给几百万，甚至上千万读者发出信函了吗？我兴奋得把妻子叫醒，说我想了个好主意，这个主意值 200 万。我妻子睡眼惺忪对我嘟嚷：“你有病。”第二天，我把这个主意告诉了大家，一些同志怀疑，“党报怎么会刊登这种广告？”我说：“哪个文件也没规定不能登这种广告啊？在中国有些事并没有规定能干或不能干，而是要我们自己去试去闯。”接着，我自己撰写了广告词：

“⋯⋯陕西省镇安县贫困地区有一名 12 岁的女孩卿远香，她是一个品学

兼优的好学生。去年父亲病逝，母亲带着她和不足 4 岁的妹妹过着艰难的生活。她失学了，白天喂猪，砍柴，晚上拿出珍藏的课本自学。期末考试到了，她匆匆干完活，跑到学校，在剩下的半堂课里认真地答完考卷。在考卷末尾，她含泪写下四个字，‘我想上学！’⋯⋯”

写完后，我派人送到《人民日报》和《中国青年报》，很快广告刊登出来，我们的广告打动了无数善良人的心，许多地方的报纸都纷纷转摘这份广告，这大概在中国广告业恢复以后也是仅见的。

广告刊出后，我们收到的捐款额直线上升。

办“希望工程”中的又一得意之作，是以定向资助为导向的筹资机制的建立，使“希望工程”直正成为全民参与的事业。在起初的两年多里，“希望工程”捐款由我们统一分配，对此，我们在报纸上正式声明：“鉴于贫困山区通讯不便，不接受一对一的捐款救助方式，但我们保证把捐款全部用于救助失学儿童。”这种以我们自己管理能力出发而设置的救助方式，使捐款在云南省使用的情况无法得到直接反馈，影响了群众捐款热情。一天，一封群众的来信放到了我的案头。来信说：“作为一名热情支持‘希望工程’的人，总觉得仅仅捐款不够，希望能与受助孩子保持联系，看到孩子的成长，使自己有一种荣誉感和成就感。”捐款人情真意切的话使我感动和茅塞顿开。虽然当时我们的声明刚刚见报，我还是通知救助管理部门重新审视我们的观点，拿出一对一救助的新方案。经过一段紧张的调研准备工作，1992 年 4 月15 日，我们推出“希望工程百万爱心行动”，号召结对救助失学儿童。同一天，《人民日报》发表了邓小平、江泽民、李鹏同志为“希望工程”的题词。这一年救助失学儿童的规模也由前一年的 4 万人猛增至 32 万人。

但是，成功的背后又潜藏着隐患，由于结对捐款者的大量增加，使我们的工作量也大增。有人统计过，从接受捐款到捐受双方建立联系，完成一名失学儿童的救助，需要经过 20 多道工作程序。这意味着 1992 年我们的救助

工作需要完成 7 百万道工作程序。在我们最忙的时候，当时与我们为邻的警卫国家主席杨尚昆的部队指战员都来帮忙了。即使这样还是忙不过来。于是有人担心，“希望工程”的容量是否已到了极限！这时，我想，人脑不行，为什么就不能用电脑呢？这个提议立即付诸实施。由美国 AT＆T 公司捐赠设

备，由航天部二院研制开发的“希望工程管理信息系统”于 1994 年投入运行，并在全国大部分省区实现联网。1994 年的“希望工程 1（家）＋1 助学行动” 在该系统的支持下，救助规模在过去 54 万人基础上突破了百万人大关。

共青团，是我人生的转折点，她使我认识了社会和自己，使我走向更广阔的人生。

我从 1978 年调进团中央机关，至 1988 年脱离团中央机关工作来到青少

年发展基金事业，其间做了 10 年的专职团干部。是 10 多年的团中央机关的生活，使我有机会了解农村、学校、工厂等广泛的社会，这对于我今后的生活无疑是一笔重要的财富。是 10 多年的团中央机关的生活培养了我一种综合、理性思维的能力，使我能从一些零碎、具体的现象中找到理性的结论。长期从事组织工作的经历，使我养成了做事规范、注意协调和善于用人之长的习惯。而这些正是我今天能做好“希望工程”的人生经验。而“希望工程” 这一令人神驰的事业，又使我追求到了生命的至高幸福，走向更广阔的人生。

不久前，我同 1978 年同时进入团中央机关的几个老朋友在福州不期而遇，他们是中共中央统战部某局局长，中国青年旅行社社长，福建某学院教授。老朋友见面，分外欣喜，举杯之间，感慨系之。那天，我说了这样一段话：“人生的道路很宽，我们 4 人都有点本事，但不必只在仕途一条道上挤。做官的把官做好，经商的把生意做好，教书的把学问做好，那就各得其所。而我，能把‘希望工程’做好，也此生足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