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篇小说创作

短篇小说同长篇小说有相似之处：以散文体裁叙述故事。但是长篇小说和短篇小说，无论在取材还是在表现手法上，都存在着很大差异。短篇小说只选取能够表现生活中某些隐蔽的，出乎意料的那些方面的事件或人物特征，作为描绘的对象。短篇小说首要的特征和功能，就是它所产生的那种突然的和令人惊奇的印象；另其次就是所谓的“紧凑性”，即不松散，结构和意蕴构思的精谨，将全部的注意力集中在一点上。可以说：拥有分析描绘和评论便利优势的长篇小说，显示了生活的逻辑；而强调了惊奇的短篇小说，则阐明或印证、揭示、象征了在生活中也大量存在着的不合逻辑的一面。

在泰戈尔的不少短篇佳作中，故事的注意中心，随着情节的开展发生着惊人的变化，并在深化主题和揭示主题方面，发挥着不可轻估的作用。他的许多篇小说中的情节及其发展的每一进程，常常使人感到意外、偶然、奇特。然而细思之下，又符合现实生活和人物性格的逻辑，令人感到真实可信。

在《吉祥的梦幻》中，坎蒂齐德拉被一个好像是叫“萨德哈”这个名字的美丽姑娘迷住了。于是，他就向自以为是那姑娘的父母的房东提亲，那房东确实有个名叫萨德哈的女儿。齐德拉没有弄清实情就冒冒失失地举行了婚礼。当他发觉新娘并不是他所迷恋的姑娘时，不由得大吃一惊，痛悔不已。但更大的惊奇在等待着他。因为他后来发现那个自己倾心迷恋的美貌姑娘，原来是个又聋又哑的白痴，她当初并没有对萨德哈这个名字应声，由于听力有限，神志不清，只是在别人呼唤这个名字时，偶然点了点头。一个惊奇引出另一个惊奇，原来的诅咒变成了祝福，原来的懊悔又成为庆幸。

在另一篇小说《河边的台阶》中，女主人公苦森“才不过八岁，就已经做了寡妇”。这即使是在盛行童婚的印度，也会使人感到偶然和惊奇。但是， “十年一晃过去了”，苦森已经长大成人，却又遇见了自己的丈夫，不过他已成为苦行者。这使人感到意外和惊奇。随后的情节令人更加惊诧：当苦行者知道苦森像尊敬天神一样地热爱着他时，他再一次地毁灭了苦森爱情和幸福的愿望。他对苦森说：“你知道我是一个苦行者，我不属于这个世界，你务必要把我忘掉”这个意外的回答，逼迫苦森投河自尽了。这些偶然事件增强了情节在发展中的冲突，给人带来意外，产生了扣人心弦的艺术效果。同时，也揭露了维护封建主义的精神枷锁——苦行主义，使苦森八岁就成了“寡妇”，糟踏了她的美丽、青春和应得的幸福，最后又残酷地吞噬了她的生命。

《摩诃摩耶》被公认为是泰戈尔短篇中的杰作，具有感人肺腑的艺术魅力。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一系列偶然事件的巧妙运用。它们不是违反现实的巧合，也不是主观想象的离奇，而是符合生活真实的艺术处理，是适应现实矛盾的必然表现。摩诃摩耶和罗耆波在破庙里幽会，意外地被她哥哥发现，摩诃摩耶本不想答应罗耆波的求婚。但是，当哥哥走到他们面前时，她却泰然自若说：“好吧，罗耆彼，我会到你家去的，你等着我吧。”这一坚定的回答，无论是对罗耆波，还是对她哥哥，都是一个意外。然而，新的更加意外的决定却给她以严酷的打击。她哥哥当晚决定，把她嫁给在火葬场小屋里等死的一个老头。第二天，她就变成了寡妇。“她并不过于悲伤。罗耆波也是这样⋯⋯他反而有点高兴”；然而，第二个可怕的打击又突如其来，“摩诃摩耶要和丈夫的尸体一起火葬”。她“被绑住手脚搁在火葬堆上⋯⋯点上火”，人们简直不怀疑火焰马上就要结束她的生命。但是，这时正好来了狂风暴雨，顷刻之间大雨把烈火扑灭了，摩诃摩耶才能又一次走到罗耆波面前⋯⋯这些接连不断的偶然事件，孤立地看，也许并不典型，甚至使人难以置信。但是我们把它放在盛行“寡妇殉葬”习俗的特定历史环境中，它就具有突出的典型意义。这正是通过个别反映一般，在偶然中使人看到了必然。泰戈尔正是善于运用这样“意料之外，情理之中”的偶然事件，增强作品的艺术效果的。当然他的小说中的戏剧性，也使人们的阅读兴趣更加浓郁。

善于根据不同人物性格发展的必然趋向安排偶然性情节，在读者心中激起意想不到的感情波澜，这是泰戈尔的创作专长。在《信托之产》中号称“吸血鬼”的加干纳特·肯杜，视财如命，他的吝啬和贪婪巳经达到残酷待人的程度。他发誓不给儿子一个铜板，也不出钱给儿媳治病，终于使她死去。但

是，为什么赶跑自己的亲生儿孙，却收留一个非亲无故的孩子？而且，“把这孩子保护得如同自己的肋骨一般”；为什么他竟能对孩子说：“我要把我的钱币全部交给你。”比这些偶然性情节更为离奇偶然的是：当他知道了闷死在地窖里的正是自己的亲孙子时，为什么不告诉自己的儿子、不把孙子救出来？而尼代·巴尔这个具有“坚强的个性”的孩子，又为什么居然接受了老吝啬鬼的摆布，愿意到地窖里去？爷爷闷死亲孙这一令人百思不解的偶然情节，正是祖孙二个性格发展必然结果，是在两个性格发展的必然趋向相碰撞之后构成了偶然情节。老“吸血鬼”最突出的性格特征是贪婪，今生想要占有他的财产，梦想来世继续占有他的一切财富。因而，他要找一个孩子到地窖里做他的“看财鬼”。他的迷信观念认为这会使他那一罐罐的卢比和金币，在来世还是属于他的。尼代·巴尔的想法很简单：逃学。这是他的许多言行的根本出发点。他的性格就是只要有利于逃学就干。因而，逃避父亲寻找，不去上学，是孩子性格发展的逻辑。这正是泰戈尔在偶然性情节处理上匠心独到之处。可以说，这种在情节处理上以偶然事件吸引读者，以偶然事件反映生活真实的高度技巧，正是泰戈尔短篇小说的一种主要艺术特色，也是泰戈尔的艺术匠心所在。

在人物性格的塑造上，往往运用真实的细节描写，充实故事情节的血肉，增强人物形象的个性光彩，给人留下经久不忘的深刻印象，这是泰戈尔短篇小说的另一优势。同时，他的小说在选取和提炼细节上有许多惊人之笔，显示了作家卓越的艺术才华。为了把人物写活，他总是根据情节发展的需要，从社会生活中选取提炼发人深省的细节。这样的细节描写往往对突出人物的个性会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

在《喀布尔人》中，这个“从喀布尔来的人”的姓名不详。他是个体格强壮的帕坦人，穿一身宽松而肮脏的衣服。他曾因斗殴被捕入狱，监禁使他更加狂暴，用他自己的说法，进监狱是到了“老丈人家”里。这人行为粗野，没有教养，但与外号“小话匣子”的五岁小女孩敏妮的友谊却让人感动。喀布尔人常给这个加尔各答一个作家的小女儿带去一些杏仁、葡萄干和葡萄；但却从不要钱。这使孩子的母亲对喀布尔人产生了种种疑虑和担心：恐怕这个大汉会把女儿抱走，或者把女儿装到背着的大口袋里拐跑。多年以后，刚刚出狱的喀布尔人又给已经长大了的，快要出嫁的作家女儿带去一些干果。当作家接过来东西要给他钱时，他却抓住作家的手说：“不要给我钱！—— 您有一个小姑娘，在我家里我也有一个象她那么大的小姑娘。我想到她，就带点果子给您的孩子——不是要赚钱的。”这时，“他伸手到宽大的长袍里，掏出一张又小又脏的纸来⋯⋯上面有一个小小的手印，不是相片，也不是一幅画像⋯⋯当他每年到加尔各答街上卖货的时候，他自己的小女儿的印迹总在他心上。”这一细节使人们终于认识了喀布尔人，任何疑虑和担心都会云消雾散，而且会对喀布尔人肃然起敬。泰戈尔对“小小的手印”这一细节的渲染，使喀布尔小贩这一形象更加血肉丰满，洋溢着浓厚的生活气息。生动逼真的印象使人终生难忘。仿佛一提到父爱，便会使我们想起这个喀布尔人，想起这一细节——它对喀布尔人爱子之心的展示，起到不可忽视的作用，更具文学史的典型意义。

小说《法官》中，卡希洛达囚拘狱中，头发里藏着一个戒指，被看守拿走了。她大吵大闹，让看守还给她。法官在一旁暗笑：“只不过再有一天，她就要被绞死，可是她还舍不得这个戒指——珠宝真是女人的性命”。法官

拿着看守交出的戒指，“反复一看，不由得大吃一惊，象碰着烧红的炭”，因为戒指上镌刻着一个名字：比诺德·钱德拉。法官“不再看戒指了，他全神贯注地望着卡希洛达的脸。二十四年前另一张脸出现在他眼前：一张娇羞畏怯的、柔情脉脉眼泪汪汪的脸。毫无疑问，两张脸是同一个人。”戒指这个细节，像镜子一样反映了卡希洛达和法官的个性特征。卡希洛达，临死前还把戒指看得比性命还重要。这表明：她“为了糊口的一把米”，是找过无数的男人，但是，她始终怀念的、钟情的男人依然是比诺德·钱德拉。在这里，闪烁着这个不幸女人的善良、纯洁和美丽的个性光辉。法官，二十四年前，他用比诺德·钱德拉的假名，把她引诱出来，过了几天就把她遗弃在一个陌生的城市，使她不得不堕入风尘。二十四年后，他又判处她死刑。这个小小的戒指照出了法官肮脏和卑鄙的灵魂，使人看到法官就是罪犯，是个地道的衣冠禽兽。同时，这一细节在深化主题和揭示主题方面，也发挥了有力的作用，深刻地揭露了殖民主义法官利用欧洲资本主义法律和印度封建主义宗教迫害人民的罪恶。因此，这篇小说是批判现实主义的杰作。

泰戈尔的短篇小说创作还有一个重要的艺术特色：在运用素材刻化主要人物形象时，严格根据主题的需要，注意撷取最生动、最典型的生活片断突出人物形象的特征，努力避免有闻必录、平铺直叙。短篇小说中的人物形象，由于篇幅限制，不能象长篇小说那样全面、细致地展开描绘和介绍，常常只能是加以概括、集中地叙述和说明。《河边的台阶》中的苦森，从八岁成为寡妇，直到十八岁，有十年的成长和变化的过程。对此，作者并没有进行全面精细的描写刻划。而是着重渲染苦森的“美和青春”：“雨季一来，恒河的水很快就涨得满满的。象河水一样，苦森的美和青春也就一天一天地成熟了。她那深色的长衣，带着愁思的面孔和贞静幽娴的态度，给她的青春蒙上了一块面纱，使男人看了，就好象在雾里一样，看不清楚。十年一晃就过去了，似乎并没有人注意苦森已经长大成人了。”这段描写已经向读者暗示：如此美丽和充满青春活力的苦森，应该有她自己的欢乐、幸福、爱情和家庭；但是，这一切却被苦行主义给毁掉了。泰戈尔仅仅用一百多字就精炼、概括地展示了苦森十年变化的特点。这种根据主题的需要严格处理素材和突出人物特点的艺术手法，确实别出心裁，取得了出奇制胜的感人效果。而且，这种描写增强了作品主题的揭露性和批判性。同时，也显示了作者非凡的艺术功力。

同样，在《法官》中，卡希洛达被遗弃后，有二十四年的悲惨遭遇和痛苦生活，作者并没有一年一年地记录流水帐，而是只选取了一天的苦难生活，作为例证或典型横截面，揭示了她一生的不幸和性格特征。我们注意到作家沉重的笔调：

“卡希洛达如今已近中年，一天，她早上起来，发现情人已在夜里带着她所有的首饰和钱财逃走了。她没有钱付房租，甚至没有钱为三岁的儿子买牛奶。她突然醒悟到了自己活了三十八年，还没有一个可称作亲人的人，还没有一个她有权在其中一个角落里生活或死去的家。今天，她又得擦去眼泪，涂上眼圈，抹上唇膏，施起脂粉，用虚假的色泽装扮她那凋谢的青春；以极度的耐心，强作笑颜，去捕捉新的人心。她一想到这个，便再也控制不住自己了。她关上门，倒在地上，一再用头碰地，她整天就这样不饮不食，象一个半死的人，瘫痪在地上。黄昏来临⋯⋯一个旧相好来找她⋯⋯卡希洛达拿着扫帚，冲了出去，不折不扣地象一只母老虎，那年轻的好色之徒吓得连忙

逃走了。⋯⋯

卡希洛达抱起哭着的孩子，把他搂在怀里，闪电般跑到附近的一口井边，纵身跳了进去。

⋯⋯没有多久，卡希洛达和孩子都被打捞上来。卡希洛达昏迷着，孩子死了。

二十四年不幸遭遇的无数生活素材，在作家手中，进行了去芜取精的剪裁。作者择取一天的生活，仅用四五百字，便揭示了女主人公不愿坠落风尘，不甘倚门卖笑，拚死跳出火坑的反抗性格。在素材的处理上概括集中，避免了冗长拖沓、枝蔓芜杂，又自然贴切，紧扣读者心弦。

泰戈尔的短篇小说，有非常出色的结构安排。因为他高度重视艺术结构。结构安排是体现创作构思的重要手段。泰戈尔往往是从表现主题和塑造人物形象的实际需要出发，对生活素材进行严格取舍，巧妙安排，因此他的小说结构严谨，布局巧妙，浑然一体，引人入胜。《弃绝》的主题是反对种姓制度摧残青年爱情。作者并没有按照现实生活的历史顺序进行创作构思，而是对现实生活的矛盾进行了艺术的加工和改造。经过艺术结构上的精心安排，夫妻之间的爱情纠葛提升到首要地位，而全篇小说便为此为中心，层层铺展开来。

小说分四个部分。第一部分，在一个月圆之夜的卧室里，婆罗门种姓的赫门达和妻子库松之间出现了爱情的猜疑。丈夫用尽一切办法竭力想使妻子愉快起来，而妻子却始终抱以冷漠。这一夫妻之间的矛盾，读者还没有弄清楚，突然又出现了父亲的威逼：“赫门达，马上把你的妻子赶出去。”父亲的出场，使夫妻矛盾之外，又增加了一层矛盾。第二部分，依然是在卧室里，妻子库松虽然对丈夫讲明，她本是首陀罗种姓的寡妇。但是两个人的矛盾并没有解决。第三部分，赫门达走出家门，去找婚姻介绍人波阿利·山克尔问罪。波阿利·山克尔把他自己和赫门达父亲的矛盾和盘托出：从前，赫门达的父亲曾两次破坏了波阿利·山克尔家的婚姻，于是他要下决心的报仇：给赫门达介绍一个首陀罗种姓的寡妇，并且不让库松向赫门达说明真象。波阿利·山克尔同赫门达父亲之间的矛盾，是造成夫妻矛盾的前因。但是，这一矛盾成了“倒叙”，出现在第三部分。这是在艺术结构上的一种巧妙安排。假如按照矛盾发生的时间顺序来写，把这老一辈的矛盾，放在第一部分，必然会显得松散平谈。第四部分，赫门达了解了一切之后，决心抛弃自己的种姓，不顾父亲的反对，同最低种姓的妻子永远生活在一起。

小说中有两条情节线索，即所谓双线结构。赫门达与库松之间的矛盾构成一条情节线索，这是主线；赫门达的父亲同波阿利·山克尔之间的矛盾构成另一条情节线索，这是副线。两条线索矛盾冲突的交错出现，对深化主题起到了重要作用，使人们加深了对种姓制度危害性的认识。同时表明：作者正是依据主题的需要而采取双线结构的。虽然运用双线结构进行艺术构思，但没有平均地使用笔墨，小说着力渲染的还是赫门达和库松的这一情节线索。从而突出了反对种姓制度的主题。

由于重视短篇小说艺术结构上的探索和独创，因而篇篇不同，构思精心，安排巧妙，善于围绕主题谋篇布局。在处理艺术结构上，一切灵活多变的章法，都体现了创作的明确意图，一切都是为了突出主题。如《法官》，在艺术结构上采取了“倒叙”的手法，这对揭露法官就是罪犯这一主题起到了有力的作用。在小说的开头，作者安排了这样一个情节：一个经历过“无数次

不幸遭遇”的女人，实在不愿再过屈辱、痛苦的生活，抱着孩子投井，被救上来之后，孩子死了，法官以谋杀罪传这个女人到法院，并判以死刑。作者一起笔就接触到法官的罪恶，即对女人判刑过重；但是，“倒叙”的情节，对法官还有进一步的揭露。原来，这个被判死刑的女人，是法官在青年时代遗弃了的女人，正是由于法官这个渔色之徒的历史罪过，才使这个女人遭受了长达二十四年之久的被侮辱的不幸生活。作家写道：法官“过去不只对一个妇女犯过罪，如今他对任何一个女人，只要犯了社会方面最轻微的过失，就给以更严酷的惩罚。”这个“倒叙”的情节对揭露法官的罪恶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实际上，这也是对不公正和荒唐的法律制度和司法机构的深刻批判。

但泰戈尔首先是个抒情诗人，一个世界上最伟大的抒情诗人，因此他的短篇小说也具有他的抒情和神秘天才的特征。确实，在自己最优秀的短篇小说中，泰戈尔似乎创造了一种新的文学样式，它把抒情诗和短篇小说的艺术结合起来。它们将这样两种似乎各不相关的因素和谐统一：对于短篇小说是必不可少的惊奇的成分，作为抒情诗之灵魂的丰富的感情。在描绘他那些不寻常的感受（它们标志着他生命之转折点的伟大的启示）时，泰戈尔说：那时才第一次懂得那些表面看来似乎是互相分离的事物，实际上都是由一种内在的和谐统一起来的。因此，这种启示不仅使他产生了一种生命的统一观，而且还使他透过表象，洞悉了肉眼所看不到的更为深刻的真实。他自己把这种感受比作拨开迷雾，清除障翳。这种对于生命各领域中更为深刻的真实的理解，正是泰戈尔短篇小说的基调和精髓。

因此，出现在泰戈尔短篇小说中的人物形象，常常满蘸着感情的浓墨。它们是强烈感情的高度概括和鲜明爱憎的集中体现。作品中的人物形象具有扣人心弦的感情力量，语言凝炼，言短情长，余味不尽，耐人深思。《素芭》中的哑巴姑娘就是诗人用富有感情色彩的语言描绘出来的。作者写道：“素芭虽然缺少说话的能力，却不缺少一双垂着长睫毛的大黑眼睛”，“这一双眼睛却不需要翻译；思想本身就反映在这眼睛里”。“那些有生以来除了嘴唇的颤动之外没有语言的人，学会了眼睛的语言，这在表情上是无穷无尽的，象海一般的深沉，天空一般的清澈，黎明和黄昏，光明与阴影，都在这里自由嬉戏。”这不象散文，而象诗歌。由于运用这样一种诗的语言描绘素芭，使人从她的眼睛里，就可以清晰地看到这个哑巴姑娘的思想性格和喜怒哀乐。诗人满怀着深厚的感情，展示了素芭的孤寂、沉默、忧伤和哀怨的心情，以及她对大地母亲和母牛的热爱。这种诗一般的描绘使读者对素芭不能不产生深厚的同情。泰戈尔在塑造人物形象时所使用的语言，精练细腻，含蓄深沉，耐人寻味。

基于诗人的气质，在许多小说中，泰戈尔对自然景物的描绘，也是诗意盎然的，寥寥几笔就可以巧妙地烘托出人物的情绪和心境。其手法之卓绝，处理之精当，一般诗人难以伦比。《弃绝》中有这样的夜景：“一个月圆之夜，早春到处吹送着满含芒果花香的微风。一只杜鹃藏在水塔边一棵老荔枝树的密叶中，它不倦的柔婉的呜声，传进了慕克吉家一间无眠的卧室里。” 美丽的夜景映衬出赫门达的心境：“象一阵晚风，在心爱的花丛中嬉戏”，轻轻地将他的妻子“摇到这边，又摇到那边，想使她快活起来。”诗人以传神之笔，描写了月圆之夜，早春含香的微风和杜鹃柔婉的鸣声，便把美丽的夜景展示得淋漓尽致。这又恰好烘托出赫门达对妻子的喜悦心情。在美丽的夜景中，有无数可写的的素材，然而作者从中只选择、提炼和概括出三个方

面最富有表现力的景物，不仅衬托了人物情感，诗味浓烈，而且再现了情景之间血肉难分的内在联系。这种高度的艺术概括，获得了以少胜多、以小见大的良好效果。情景的交融，又衬托出东方风韵的迷人之处。

泰戈尔短篇小说具有浓烈的诗意，往往更直接地表现在语言文字方面。由于运用诗一般的艺术语言从事散文体小说创作，因而充满诗情画意的语言，常常会使读者沉醉于小说中描写的情节和人物之中，留下经久难忘的印象。他的语言用于讽刺嘲弄的对象上，则显得更加辛辣、尖锐和有力。在《加冕》中，作家讥讽了总是想博得洋主子垂青的父子俩。拿彭杜的父亲，是个在政府英国官员中颇为知名的人物，作者的笔充满思想的尖锐：“他一生航行在宦海里，把哈腰点头作为双桨，手不停挥地划动着，曾经划到人迹罕至的海岸，荣获拉依巴哈杜尔的封号”；当他“两眼巴巴还盯住迷离飘渺的最高顶峰——藩王封号的时候，他突然发现自己给带到一个荣华富贵总成空的地方去，他那疲于鞠躬的颈项，就在火葬场的干柴堆上永久地安息了。”作者笔锋一转：“根据现代科学，力量是不灭的”，那么“普伦杜哈腰点头的力量⋯⋯也就从父亲的肩头移到他克家之子的身上来。于是乎拿彭杜的一颗年轻轻的脑袋，就如风里摇曳的南瓜一般，开始在身居高位的英国人士门前摆动起来。”这样的嘲笑讥刺，一针见血，象一支利箭，射中了被嘲弄对象的要害。这种充满幽默和辛辣力量的语言，对那些麻痹于洋奴心理的人必然会起到振聋发聩的作用。而这样的语言出现在泰戈尔不少小说中，构成其诗化小说的一大特色。

现代短篇小说的艺术开拓，是泰戈尔对印度文学的重要贡献。在长篇小说方面，他有一位卓越的前辈——般金·查特吉。但就短篇小说而言，泰戈尔在印度是前不见古人的。他努力发掘传统，由此获得极大的愉悦和乐趣。在一封发自希勒达的信中，他坦诚道：

“要是我不干别的，只写短篇小说，那我才开心呢，而且也会使不少读者感到高兴。我高兴的原因在于，我笔下的人物成了我的同伴：阴雨天我闭门不出，他们与我为伴。在阳光明媚的日子，他们陪我漫步在巴德玛河西岸。” 常常是那些心地单纯的普通人，那些在乡村逗留期间遇到的成人或孩子，为泰戈尔的一些短篇杰作提供了构思的素材。

泰戈尔的短篇小说，独具尖锐的针砭和批判的锋芒，涉及印度社会的各个阶层。从饥饿的农民到王公、富豪和广有田产的贵族。他在一些短篇小说中揭露了库林制度（孟加拉一些婆罗门家庭所严格信守的习俗）的罪恶，表现了孟加拉妇女的悲惨命运。《一个女人的信》、《出类拔萃》是它们的代表作。在《无名姑娘》、《信托之产》等另一类小说中，揭露了彩札制度造成的屈辱与痛苦。他有六七篇小说的主题是，在印度式大家庭那种太平无事的门面背后，经常隐匿着无聊的妒忌和争斗。他还喜欢讲述莫卧尔帝国时代大地主没落的故事，这些人已经破产，但依旧生活在浮华的、过分讲究礼仪的梦幻世界里。《拉斯马立的儿子》和《哈尔达家族》等几个短篇小说，充分说明了这一没落过程的悲剧性结果。围绕同一主题，小说《萨库尔达》作了更细腻的描写。所有这些小说，证明了泰戈尔对生活的见解的政治色彩。我们看到，泰戈尔的某些短篇小说，与爱德加·艾伦·坡的《怪诞故事

集》一样，夹杂着许多超自然的因素。这类题材的佳作，当推一位旅行家在列车行进中讲述的《饥饿的石头》。那位故事讲述者曾在一处被遗弃的中世纪宅邸中盘桓数日，这所房子过去是一位苏丹的行宫。一天夜里，他恍惚看

到一个身着后宫装束的陌生女子向他招手，于是尾随而去，不料，他打了个趔趄，幻影便不见了。第二天夜里又是如此。这些徒空四壁的屋子，象是住着一些当年的人。讲述者得知，过去在这里曾发生暴行，连石头也受到诅咒。这些石头已经饥饿难耐，会吞掉任何在宫中逗留超过三夜的人。小说以一个意想不到的转折为结尾。这位仍活得很自在的讲述者，究竟如何防止灾祸临头，读者无从知晓。因为在故事讲完之前，听讲人就在列车停靠的一个车站下车了。

泰戈尔创作了二百多个短篇小说，其中约二十篇堪称耀眼明珠。这些作品构思巧妙，人物刻画生动，真实可信。他从整体上观察人的存在，详尽地探讨了人的存在是悲剧性的、痛苦的这一主题，揭示了人对人的残酷。但即便是最悲惨的情节和故事，读者也没有产生绝望的感觉。读者看到的是人的弱点，而不是人生没有价值。在有些时候，人与人之间的微妙关系会突然展现，从而启发人的良知。在小说《喀布尔人》中，在那个帕坦大汉的身上，这一点再清楚不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