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华夏文明的现代化发展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得以生生不息、团结奋进的精神动力,中华文明之所以能够延续五千年正是得益于中华优秀文化的强大生命力与凝聚力的支持.进入二十一世纪,中华民族能否实现伟大复兴,能否在世界浪潮中屹立不倒,继承华夏文明并实现其现代化发展就显得尤为重要.

第一节 发掘中华传统文化的现代意义及原则

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中华传统文化不断积淀和发展,犹如一条奔流不息的大河,滋养着中华民族.这条文化之河,既有熠熠闪光的珍珠,也有灰暗无色的泥沙.对于今天的我们而言,应以一种理性的态度来看待传统文化,真正做到明者因时而变,知者随事而制,摈弃其糟粕,汲取其精华,并把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发扬光大.

一、中华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

(一)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相抵牾

有些学者认为,传统文化对现代化起到了制约作用,认为在事实上传统文化并未孕育出现代化.尽管中华文明有着上下五千年的历史,一直延续至今,在人类文明历史上这是绝无仅有的,但是这样灿烂悠久的东方文明并没有促进中国的现代化发展,看似矛盾的结局却是客观事实.中国之所以进入到现代化,很大原因是受到外界因素被迫卷入的,特别是西方现代化的挑战以及挤压,使得古老的东方文明倍受挑战.

也就是说,现代化并不是在我们传统社会文化环境中自然生长的产物,而是在西方坚船利炮的威胁下和企图灭我种族的刺激下而采取的一种应对行为.因此,现代化的启动主要是通过对西方的学习模仿或移植过来的,目的在于"师夷长技以制夷",通过器物层面进而到达制度层面,然后才深入到思想观念层面,这显然与传统文化无关.在理论层面,中华传统文化的价值系统适应传统的以血缘为基础的小生产社会生活方式,它自身所具有的保守性、封闭性和非理性与现代社会格格不入,现代化必须以彻底抛弃传统为条件.持这一观点的人还经常搬用德国社会学家韦伯的说法,即现代化是西方近代文化尤其是宗教变革的产物,而在儒教文化传统中则缺乏现代化的文化基因.其保守性、封闭性、血缘性与现代化格格不入,甚至完全对立.尤其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泛道德主义倾向,重义轻利,重农贱商,把一切事功行为都斥之为"奇技淫巧",阻碍了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物质财富的积累;崇古贱今、求稳怕变的心理偏好,一切以先人的遗训为准,缺乏创新精神;自我中心主义的天朝心态以及封闭意识,妨碍了对外域文化的学习.

正是由于内在传统文化与心理同小农经济、大一统封建制度相结合共同构成了中国传统社会的一个有机体,阻碍了中国向现代化的迈进,如果不甩掉旧有的沉重包袱是很难向实现现代化的发展的,唯有彻底打破封建价值体系,才可以顺利向现代化转变.

(二)传统文化推动了现代化

还有的学者提出,传统文化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现代化的发展.

由于传统文化同现代化之间具有外生性的特点,但是像日本等其他国家的东亚文化,在实现现代化发展的过程中不仅没有摒弃本国的传统文化,相反还通过各种方式在实现现代化发展的同时大力宣扬本国的传统文化,从而塑造出独具特色的东亚现代文明.日本及东亚现代化的成功转变有很多原因,但是我们不能够否认优秀传统文化在现代化过程中所发挥的积极作用,这是不可替代的.传统文化作为民族成员集体智慧的结晶,已深深地植入现代人的心中,现代化只能立足于传统的基础上.传统文化不仅适用于东方,而且也是矫正西方现代化弊端的良药.已经高度现代化了的西方国家的人们,近几年对东方文化表现出来的兴趣也昭示出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即便仍然坚持"西方中心论"的西方人也不得不予以正视.

(三)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双重关系

其实,传统文化与现代化之间存在着一个双重的关系,优秀的传统文化对于现代化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加快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而传统文化中的糟粕文化,如封建残余思想等则明显制约了现代化的进步,起到了不利的影响.毕竟传统文化并非十全十美的,既存在着优秀的精华文化,也存在着落后封建糟粕文化,在现代化进程中都会对其产生各种程度的影响,因此说其实传统文化与现代化之间是一种双重影响的关系.

但是从总体来说,它是一笔巨大的精神财富,也是一个不小的包袱.

现代化作为对传统社会的全面超越,它所要求的文化精神、价值观念、思维方式与传统文化有着本质的区别,不超越传统,就不能实现现代化.

但传统文化作为历史的积淀,是我国现代化所必须面对的既成事实,人们无法离开特定的历史条件随心所欲地去搞现代化,现代化所需要的文化精神也必须以传统为依托,否则就没有了根基.由此,对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应做历史的、具体的分析.抽象地谈论是与事无补的.

坚持此种观点的人占了主流.但在具体分析中则又显示出巨大的差异.

传统文化与现代化之间的关系既有适应的一面,也有不适应的一面.它作为历史的积累既是巨大的精神财富,又是一个巨大的包袱.

善待之并能够合理利用发展那就是财富,否则就是沉重的包袱,一切都取决于具体的历史条件和人们的选择.因此,对传统文化只能采取批判继承的态度.对传统文化采取历史虚无主义的态度彻底否定之,或采取复古主义的态度彻底肯定之,在理论上都是不科学的,在实践上都是有害的.正如那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一切标准,只有符合当下社会主义发展需要的文化才是优秀的传统文化.

二、中华传统文化对现代化的积极作用

中华传统文化是植根于中国传统社会的自然、经济以及政治等多种环境基础上产生的,并且对于当下现实生活起到了价值引导作用.

中华传统文化具有十分强大的生命力与凝聚力,千年来始终保持民族统一,根源就在于文化的统一与灿烂.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在世界文化长廊中熠熠生辉,成为现代化发展的珍贵历史文化宝藏.

与其他国家民族传统文化相比,中华传统文化有自己鲜明的个性特征,是世界上公认的几大主要文化之一.而就它自身来看,其构成则是非常复杂的.就其形成过程来看,它是多元文化因素相互吸收、兼容并蓄的过程.

(一)中原文化为主,区域文化荟萃

中国历史上一直拥有辽阔的疆域,整个中国的国土面积近似一个欧洲,地理环境悬殊,从热带到温带纬度跨越明显,同时中国又是个多人口多民族的国家,新中国统计有五十六个民族.其中汉族一直是占据主导地位,以中原区域为代表的汉族文化也成为各区域文化的核心所在,对少数民族以及其他区域具有很强大的感召力.各地区的文化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至春秋战国时代,已经形成了以地域为标名,以风俗习尚为分野的三晋文化、齐鲁文化、关中文化、荆楚文化、巴蜀文化、吴越文化等.著名的诸子百家之学,固然是社会转型与士文化勃兴的产物,但与地域文化也有着深厚的渊源.

伴随着秦汉时期的民族融合与国家政治上的大一统,文化也逐渐走向统一,在统一的文化中既包含着先秦以来的各地域文化,同时又融入了南北东西的异邦文明,使得中原文化具有多元化的特征.

(二)汉族文化为主,多民族文化共生

中国自古就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血缘成分十分复杂,各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化,其中汉族文化最为完整,发展水平最高,一直处于主导地位,成为历次民族文化大融合的核心,对少数民族文化有着强大的影响力和吸引力.与此同时,汉族文明也在积极吸收少数民族中的优秀文明来丰富自身,也就是说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形成的历史过程中,各个少数民族都贡献了自己的力量,中华优秀文明也正是多民族共同努力融合的智慧结晶.

(三)儒家文化为主,诸子百家学说并进

自秦汉以来,儒家文化一度得到发展,先秦时代同墨家并称为显学,而到了汉代伴随着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儒家文化更是得以延续千年,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主流思想.其中除了儒家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还包括道家文化、佛家文化等多种文化,是个多样化的思想文化体系,且都是在不断发展变化的,以儒家文化为主,多种文化并存且相互影响的有着悠久历史和丰富内涵的文化.儒、道、释等各派互补,使中华文化具有了高度的兼容性、同化力.儒家文化吸收各家各派思想文化而发展,历先秦诸子、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清代朴学等各时代的交融、整合、演变,一直居于传统文化的主流和主导位置.也就是说,中华民族文化是包含着多样性的文化,同时又是具有统一性、主导性的文化.尽管不同的民族、地域都有自己的文化,不同的学派都有自己的风格,且都有存在、发展和繁荣的权利,但以儒家文化为主体的中华文化是各个民族所认同的,这种基于对同宗、同源基础上的炎黄观念的认同,对中华民族共同文化的认同本身就体现了一种凝聚力,它巨大的包容性、同化力,是各民族成员对其认同的基础.统一的中华民族文化一旦形成就成为一种客观事实,也成为凝聚各民族成员的巨大精神力量,从而为推动华夏民族的发展与繁荣提供精神动力.

三、中华传统文化的历史局限及糟粕

中华传统文化历经千年,但是并非是尽善尽美的,特别是受到封建专制思想的影响,传统文化中也不可避免具有自身的局限性.我们应当正视中华传统文化,能够勇于全面客观看待并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弘扬优秀传统文化,这样才能够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之路.

中华传统文化建立在农耕生产自然经济基础上,农耕生产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是整个中华传统文化的物质基础的主导和支配力量,为中华传统文化特质的塑造提供着经济力量.在此基础上建立起的传统社会,形成的传统文化,不可避免地带有封建宗法制的历史局限.

杨宪邦在其《对中华传统文化的再评价》中说,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为基础的、以家族为本位的、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等级伦理纲常,是贯穿于中国古代的社会生产活动和生产力、社会生产关系、社会制度、社会心理和社会意识形态这五个层面的主要线索、本质和核心,这就是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具体表现为:

(一)尊卑有序的等级文化

现代人讲究人人生而平等,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但是在古代却是等级森严、尊卑有序,这正是受到封建等级文化的影响.古代对女性有三从四德的礼教束缚,对于君臣有明显的尊卑之分,主仆之间也是有地位上的差距,尤其是封建社会中男尊女卑的性别歧视持续了上千年,这样的等级文化中更多倾向于帝王与男权,普通百姓以及广大女性往往成为备受压迫的一方.现代社会学认为,社会活力来自激发个人的积极性,社会尊严来自尊重个体生命的价值与尊严.

(二)重农抑商

中国古代社会是典型的自给自足的小农自然经济,只要拥有了土地就可以获得生活保障,拥有大量的土地就使得地主阶级通过出租土地不劳而获,成为其发家致富的一种手段;此外对于国家来说,农业发展有助于社会稳定,百姓忙于劳动生活,子孙繁衍,还可以使国库丰盈,促进社会的发展与进步.因此古代历朝统治者都会将农业摆在优先发展的地位,视其为"立国之根本",而把商业(有时也包括手工业)当成"末业"来加以抑制.重农抑商政策在社会初期对当时农业以及社会经济的发展,对新兴阶级政权的巩固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是,重农抑商政策也导致官僚不断兼并土地,使土地高度集中,农民破产流亡,影响了农业生产的发展,激化了阶级矛盾.这些做法,违反了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压抑了商品经济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导致了国家落后,也使其失去了最初的积极作用.

(三)缺乏对个体的关注

中华传统文化重视个体对集体与权威的绝对服从,个体对于礼制也要绝对遵守,不能够僭越,正是这种封建传统思想扼杀了个体的主观创造性与能动性,不利于个人的全面发展.魏晋时代,晚明时代,总被文化史家津津乐道为"人的自觉"、"人性苏醒"的时代,但实际上有些夸大其词.魏晋时代所谓"人的自觉",只不过是士大夫阶层对生命玄而又玄的一种思考,而晚明所谓"人性苏醒",也只不过是在商品经济的刺激下,人的欲望苏醒在文化上的一种不自觉的反映罢了,何尝有对人类普遍生存处境关注的成分,更遑论对个体生命价值的思考和对无辜者眼泪的抚慰.而且即使如此,它们很快被主流的"秩序文化"所整合了.

(四)法制观念淡薄

在古代,历朝历代所推崇的是皇权人治,并非法制.农业时代里,由于小农经济自给自足,加之儒家思想教化以及政治专制的奴役使得皇权人治成为主流.在实行人治的同时还十分重视道德教化作用,如君主的高尚品德,倡导德政,提出"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在对人行为的指引上也强调和重视个别指引,忽略了法的规范性和效率性.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核心内容为两项:一是权力本位;二是义务本位.权力本位,实质是人治主义的体现,它主张权力大于法律,法律服从于权力.在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以皇权至上为特征的权力本位的价值体系中,法律被置于次要的地位,当权力与法律出现冲突时,最终的胜利者总是绝对的专制权力.也正是由于权力本位的传统观念深刻影响着一代代人,使得现代人在权力与法律面前总会产生权力高于法律的错误认知.

(五)重人文轻科学

中国文化以"人"为核心,它表现在哲学、史学、教育、文学、科学、艺术等各个领域,乐以成德,文以载道,追求人的完善,追求人的理想,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表现了鲜明的重人文、重人伦的特色.但是,在对于自然界本身的认识和改造方面却受到忽视,儒家思想在这方面表现得特别明显.以孔子为例,据学者统计,《论语》中有关自然知识的材料共54 条,涉及天文、物理、化学、动植物、农业、手工业等方面的现象,不可谓不丰富,但究其内容都是利用自然知识说明政治、道德方面的主张,而不以自然本身的研究为目的.荀子总结先秦的学术思想,特别指出了为学的路径,《荀子·儒效》:"凡可知,人之性也,可以知,物之理也.以可知人之性,求可知物之理,而无所疑止之,则没世穷年不能遍也."荀子提出"知止"、"止诸至足"的范畴,也就是把知识限定在一定的范围,这个范围,就是学习做"圣人"的道理.

由于儒学在传统文化中的广泛影响,在古代学术史上,关于严密逻辑结构的理论,关于技术性控制的实验,以及二者之间相互联系验证的操作,都没有得到重视和发展.此外,这种根深蒂固的封建理念直接影响了近代人对于科技的态度,从而使得在初遇西方科技文明的时候将其笑为"奇淫巧技",最终致使我国现代科技落后于西方欧美国家.

四、中华传统文化的现代转换

(一)传统文化现代转换的社会实践基础

改革开放对于我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正是由于改革与开放实践过程中,人们逐渐摆脱封建传统思想的束缚,从而形成崭新的思想理念.如当下人人追求个性与平等,倡导言论自由与法律观念,开放意识、效率意识、创新意识、竞争意识等得到非常广泛的认同,所有这些都是得力于改革开放的社会实践.市场经济的竞争机制,有利于培养人们的自主、自强的独立意识;为了获得更多的信息和发展机会,必须树立起开放意识、效率意识;为了维护市场的正常秩序,保证市场的良性运转,不仅要发挥道德规范的作用,还必须建立起健全的法律体系,培养公民的遵纪守法意识,并善于运用法律手段维护自身权益,而政府行为也必须纳入法律监督之下.

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转型同整个社会的运转是不可分割的,整个民族政治经济发展的基础就是传统思想文化,而针对于传统思想文化中的糟粕则要正视并取缔.文化传承有其自身的规律可言,但是更为重要的为能够积极创设新文化生成的社会基础.因为观念文化是物质生活实践以及人们在这种实践活动中形成的观念反映,因此归根到底,传统的现代转换以及重构,必须立足于社会现实的改造,而最重要的就是新制度的确立.一方面,政治经济体制改革为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提供了强大的社会基础.科技的进步,经济的发展,人民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可以更广泛地激发各阶层社会成员的积极性,为新文化的培育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政治的现代化,可以为现代文化的培育、生长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充分调动广大群众的参与积极性,及时调整不同阶层的利益矛盾,有效地抵制各种离心力量,始终保持民族国家的统一稳定.综合国力的增强也是我们掌握在经济全球化中趋利避害的主动权,开展与其他民族、国家平等对话、竞争的有利保证.同时,文化的转型为政治经济体制的转型提供了价值导向以及精神基础,可以说两者之间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关系,这也成为我们由传统向现代过渡的实际内容.

因此,正是由于改革开放才使得中国人思想得以开化普及,摆脱传统思想的禁锢.在文化发展过程中,我们应当避免片面文化论文化的观点,而应当重视文化建设同现代化实践的关联,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与世界,才能够顺利实现文化的转型发展.值得欣慰的是,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提高,目前中华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已取得巨大进展,且发展势头良好.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很快就会变成现实.

(二)传统文化现代转换的价值参照

中华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一方面要从本国国情与实际出发,另一方面还要立足于世界,拓宽视野,从全人类发展的文化体系中观照本民族的文化转型.简言之,面向现代化、面向未来以及面向世界,成为当下我国传统文化转型过程中所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它要求我们必须立足于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实践,大力发展科学技术,培养和提高人们的科学素质、理性精神,反对愚昧;同时还要大力进行道德理想教育,净化社会风气,培养人文主义精神,提升人的精神境界.面向世界,就是要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创造的一切优秀成果,并瞄准世界最新发展趋势,占领制高点.世界上任何先进的文化都是我们学习的对象,一个民族或国家的进步,离不开文化交流.没有交流的文化系统是没有生命力的静态系统.任何一种文化要想使自己永远保持活力,除了要不断地总结自己新的实践经验,另一条途径就是要善于从其他民族文化中吸取营养,这早已被历史经验所证明.由于不同民族国家的文化、文明作为人类实践的产物,都有其普遍性的一面,都凝结着人类的经验、智慧,他们是整个人类的宝贵财富;从各个民族国家文化的具体发展看,都有自己的优点与局限,他们之间是可以相互补充的;其他民族文化、文明也是一面镜子,可以为本民族文化的发展提供一种参照.因此,要实现传统文化的顺利转型,借鉴、吸收其他民族文化的优秀成果是必不可少的.依据历史与现实发展我们能够得出,民族文化繁荣同国家社会的开放程度呈现出正相关的联系,善于学习的民族与开放程度高的国家其现代化进程就快,反之,则不利于文化的现代化发展.

中华传统文化之所以源远流长,始终充满活力,关键因素就是中华传统文化具有强大的包容性,正所谓"泰山不厌细尘所以有其高,东海不让涓流所以有其深".汉唐盛世是中国文化兴隆昌盛的黄金时期,而这一盛况出现的重要原因,乃是因为大规模的文化学习使中国文化系统获得了丰富的资源,中国文化系统根据本民族特色,对外来文化选择取舍,加工制作,收到了"以石攻玉"之效.尽管中国文化大量吸收了外域文化,如印度文化、阿拉伯文化、西方文化等的某些成分,但中国文化却没有成为四不像,仍然是特色鲜明、系统完整的中华民族文化,并在很长时期内都处于世界领先地位.这既显现了中华民族文化的自信与巨大的包容性、同化力,也是中华文化充满生命力的重要原因之一.现代化的中国社会是在传统中国社会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它既是传统的合理延续,又是对传统的超越;现代化的中国文化也是传统文化的辩证否定.对于传统文化中消极文化或是不合时宜的文化应当积极改革创新,从而使其能够满足时代发展的需求,同时对于传统文化资源的充分利用与发掘将成为当下文化产业汲取营养的宝库.

第二节 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展望

中华传统文化在当代社会发展中,仍然发挥着积极的作用.优秀的传统文化是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在动力,优秀的传统文化能促进精神文明建设,促进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和谐发展.

一、中华传统文化发展的新阶段

(一)20 世纪80 年代的中华传统文化热

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可以说是中国社会发展史上的重要转折点,中共开始着手处理文革中的失误,并实行改革开放的重要决策,这使得新中国的经济迎来了新的春天,社会大众的文化生活逐渐呈现多元化趋势,并同世界文化接轨.伴随改革开放由经济到政治层面的不断深入,在思想文化领域出现了一个持续十余年的文化研讨热潮.

从时间上看,这一热潮主要发生在20 世纪80 年代,所以人们一般称之为80 年代的"文化热".

80 年代的"文化热",主要表现在当时全国各地先后围绕文化问题召开了各种类型的座谈会、研讨会,主要是对于传统文化在当下价值体现问题进行了相对深入的探讨;部分高等院校以及相关科研单位相继成立了专门研究中华传统文化的机构或是团体组织,由此诞生了许多相关的研究性的学术刊物.在众多报刊和出版机构的推动下,有关文化研究的成果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据不完全统计,仅1985 年至1986 年公开发表的研究文化的论著,就达200 多种.估计整个80年代出版的文化研究著作可数以千计.而从1949 年至1979 年的30 年中,中国内地出版的文化学著作只有《中国文化史要论》一种.总体而言,80 年代文化研究与讨论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传统文化的再生与发展,对于新时期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工作起到了积极的推进作用.

80 年代"文化热"具体特点表现在如下四个方面:

首先,具有广泛性.20 世纪80 年代的"文化热",已远远超出了传统的文、史、哲研究的学科范围和领域,成为全民族关注、参与的一种热潮.伴随着对传统文化的反思,人们对于传统文化的研究呈现出多视角、多层面的研究与探讨,传统文化中研究的手段与方式也更趋多元化,思想观念、思维模式以及伦理道德都成为人们所研究的内容,并且文化研究已不再是学者的专利,而是和大众生活结合起来,开辟出企业文化、校园文化、旅游文化、饮食文化等新的文化学研究分支.

其次,具有现实性."文化热"是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而兴起的,在对"左"的思潮进行反思,对改革开放问题进行文化视角的研究中,人们的思想再次获得了大解放.可以说,"文化热"与改革开放的进程是息息相关的,是直接为改革开放服务的,它促进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具有思想解放的意义.

第三,具有深刻性.与"五四"时期的文化论战相比,80 年代的"文化热"已不再是绝对地、片面地进行诸如中西文化孰优孰劣的论战,而是在马克思主义已经在中国传播和实践之后,以开放的心态,对思想文化问题进行深刻的思考."文化热"的视野比"五四"时期广阔得多,具有更为深刻的文化内涵与底蕴,对待文化问题的反思程度也更为深化与成熟.总之,20 世纪80 年代的"文化热"已不是"五四"时期中西文化论争的简单重复,而是意味着历史已进入了一个更高的循环层次.

第四,具有世界性.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中国当代的文化思考已把自己置于世界文化的背景之中,将民族发展意识同全球意识紧密结合,同当下时代精神相结合,具有明显的改革开放的鲜明时代性.

它以多维视野反省中国文化,审视世界文化,承认世界文化的多元格局和互补性.在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空前加剧的今天,再也不可能在封闭的情况下孤立地进行文化研究,中国当代文化必然要受到世界文化思潮的影响.其实,在这场文化热研究中,除了中国内地学者参与其中,更有为数可观的西方学者、港台学者参与到儒学文化研究中来,因此呈现出广泛的对话渠道特点.

(二)20 世纪90 年代的"国学热"

1."国学热"的兴起和繁荣

国学热自20 世纪80 年代以来直到进入90 年代依旧在延续,该时期国学热的主题是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1990 年10 月,中国孔子基金会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联合举行了"孔子诞辰2540 周年纪念与学术讨论会".五大洲2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300 多位学者和知名人士出席了大会.此次会议论文集收入与会者论文180 篇,共计200 余万字.会议提出了探索"孔子及中华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建设具有民族特色的、适应时代要求的新文化"的任务.从总体上看,这是一次学术性重于现实性的讨论会.会议的核心主题就是关于儒学的精神内容以及理论发展演化等,并且会议上缺少了强烈的批判论调,更多的是对于儒学优秀传统文化的肯定与赞扬,特别是儒学思想对于现代社会的积极意义是倍加中肯的.

1992 年,中华孔子学会、四川省孔子研究学会和四川德阳市对外文化交流协会共同主办的"儒学及其现代意义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四川德阳市召开.这次会议明确地以探讨儒学的现代意义为宗旨.儒学与现代化协调论几乎已成为会上压倒一切的声音.与会者讨论了"关于儒学的现代意义"、"关于儒学与东南亚经济发展"、"关于儒学的教育、伦理思想及其现代意义"等三大主题.每一主题的讨论都集中在探讨儒学与现代化的相成关系之上,即使为数不多的学者认为原始儒学开拓不出现代社会来,也只是主张儒学革新.可以看出,90 年代的国学热不同于80 年代的文化热,学术界对于儒学文化的讨论呈现出了一个由批判否定到辩证肯定的质变过程.

在1994 年的时候,弘扬传统文化为主题的"国学热"发展到了顶峰.把这一讨论推向高潮的契机,是当年10 月中国孔子基金会在北京主办的"孔子诞辰2545 周年纪念与国际学术讨论会".有来自全世界2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300 多位代表莅会.这是一次规模空前的学术盛会,与会者从多层面、多角度更广泛地探讨了儒学在现代化建设中已经发挥出的诸多积极作用及其在21 世纪将产生的重大意义.会议不仅高度评价了儒学重视教育、重视道德修养对现代社会的积极作用,并提出了儒学普及的任务.当时,我国教育部门正在编定并陆续出版《中国传统道德丛书》,通过各种渠道大力推广.

同时,在国内相继出版了一系列关于儒家及其他经典国学译本,可以说这对于中华传统文化及儒学文化的普及与推广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此外,学术界对于儒学的探究基本沿着1994 年大会形成的方向即努力探讨儒家思想对现代化建设的意义的方向进行,其间尽管也还时有不同声音出现,但相对而言已十分微弱,几乎未再引起注意与反响.

持儒学与现代化协调论的学者对儒学在未来的命运已抱有颇为乐观的看法.有学者在1998 年初发表的一篇论文中说:"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许多人曾经认为,东方的传统思想与市场经济是不相容的,只能起阻碍作用,因而对传统文化抱否定的态度.围绕这个问题曾经有许多争论.现在这种观念已经被打破了.二战之后的近几十年东亚很多国家发展迅速,其中日本的崛起尤为典型,东方特色现代化道路的实践再次证明了在保存东方文化教育的前提下,同样可以走上现代化的道路,而且可以有高速度的发展.""东亚经济发展的事实确实证明了,儒学和东方传统思想可以在市场经济的发展中起积极的作用.这一点已经不用再争论了."这是一个颇具代表性的见解,它体现了学界当时对儒学和中华传统文化的基本看法,也是大陆学界诸流派在儒学与现代化关系问题上共同心态的写照.

2."国学热"重点由"冲突论"向"协调论"过渡

部分学者认为,儒学文化同社会现代化二者之间存在着一种协进关系的特点,虽然在20 世纪90 年代中期该观点才成为国内文化讨论的主流观点,但是同20 世纪80 年代出现的中国文化讨论的观点也是呈现出延续性的.并且,持有该观点的学者数量众多,学术相关作品也是蔚为可观的,仅90 年代前期的几次文化讨论会,即纪念孔子诞辰2540 周年、2545 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和1992 年四川德阳"儒学及其现代意义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收入的论文就多达400 余篇.纵观近20 年文化讨论中大量持儒学与现代化具有协进关系著述的思想来源主要有下述几种:

第一,来源于人类文化发展的共时性理论.在1986 年1 月北京大学哲学系和中国文化书院举办的中国文化讲习班上,尽管儒学与现代化冲突论备受重视,但也有部分学者指出,人类文化发展史表明,东西方文化各自的价值都曾大放异彩,并未出现世界各民族文化殊途同归,走向以西方文化为范式的大一统现代文化的趋势.他们指出,东西方文化有自己的民族性以及时代性,东西方文化并不是一个统一的文化发展序列形态,而是拥有各自的发展历程以及价值,文化的现代化发展也是存在着显著差异性的.同时,应当认识到,现代化建设不存在一个以某个先进文化取代一个落后文化的问题,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只能在中国自己的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以儒学为主流的传统文化基础上进行,或者说中国的现代化只能由以儒学为主体的传统文化提供其不可或缺的价值支撑和传统依凭.

第二,基于整个东亚地区儒学文化圈经济发展的现实成就.二战之后,特别是近半个世纪来,东亚经济长足进步,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在20 世纪80 年代中期,就有部分学者站在过去30 年我国的台湾地区以及韩国、日本等国经济奇迹的支点上,提出"儒家的价值观和思想,不仅与现代资本主义的实质相互协调,而且前者还包含着后者产生的原因,或动力"的见解.到90 年代,随着儒学价值肯定声浪的日益高涨,不少学者对"21 世纪是儒学的世纪"、"21 世纪必将在全世界复兴儒学"、东亚经济的发展是"儒家资本主义"的成功等观点采取了迎受的态度.其实,早在1994 年所举行的三次儒学与现代化的大型学术研讨会上,很多专家学者都是持该观点,普遍提出亚洲四小龙之所以会出现经济上的腾飞,儒家思想在现代化经济的建设中发挥着一定的调节作用,是具有积极意义的.

第三,出自对现代性负面影响的认知.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兴起为儒学现代价值肯定论提供了又一个颇为有力的基础.海内外许多持儒学与现代化协进关系论的学者在肯定儒学在现代社会的价值时,都自觉或不自觉地沿后现代主义反叛现代性的理论提出问题和回答问题.绝大多数学者认为,不管儒学对现代化的正面有何作用,但它对消除现代化的负面影响具有重大意义.它不是现代文明的助产士,却是现代文明的医师.有学者指出,在现代化的初、中期,儒学主要是一种负面力量;在现代化的中后期,即在现代工业社会中,儒学的潜在价值开始显现出魅力.在日益陷入效率与技术旋涡的现代工业社会,儒学的有机整体人本主义是一个把人带到既能与自然又能与天(价值源)互接交流的世界中心,并使人成为现实世界与机器世界两者的主人的合理方案.该观点具有一定的代表意义,一方面具有对儒学现代意义抱有乐观态度的见解,同时也包含了对儒学持有悲观论的见解,是较为客观全面的.

第四,可以在儒学理论结构里去寻找适合现代化发展的文化因素.

主要包含如下几个方面,即:①儒学的整体观与现代科学精神具有协调性.②儒学关于和谐、稳定、有序、公道、正义、权利、义务等思想与现代法制观具有一致性,儒学对现代化法制建设具有思想上的推动作用.③孔孟的"独立人格意识"与现代社会的个性解放相适应.

从这些思想资源中可以开发出现代社会需要的现代人生价值观.④儒家伦理思想对现代化具有推动作用.现代化建设是充满挑战与危机的进程.儒家伦理提倡的"社会责任感、历史使命感转化来的精神力量","是一种社会整体的觉醒意识",必然转化为现代化建设中迎接挑战、战胜危机的动力.儒家"齐家"和"孝"的伦理精神所具有的道德力量召唤人们向社会和家庭奉献自己的精力和劳动,这种传统精神"也能转化为一种推动现代化运行的动力因素".⑤儒家学说的开放精神与中国现代化进程指向一致.中国的现代化正是要"光大中华民族传统的开放精神,既充分发挥和利用本民族历史上的优秀成果,又吸收与利用外民族直至全人类的优秀文化成果",以"加快现代化步伐".⑥儒学在现代管理中具有积极作用.论者认为,"儒学所包含的许多做人准则"都可"推而广之",成为成功的经营者的经营指南,成为现代管理科学中有益的组成部分.

同时,我们应当客观评价儒家文化.儒家传统文化并非是尽善尽美的,而且未来社会的发展必然是多元文化相互融合的年代.针对于这种现实情况就应当在批判中继承优秀的儒家思想文化,对于其中的落后与糟粕文化要及时取缔,辩证吸收才是现代文化建设工作所应当注意的.

二、 中国文化发展的展望

中国文化的现代化是中国社会现代化的前提.中国文化的现代化实质上就是要实现中华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化.实现这种现代转化有三个方面的工作要做:

(一)传统文化引领现实生活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要想充分发挥其价值,就应当应用到社会生活实践中来.文化来源于生活,由生活实践所创造,最终也是服务于生活的,因此文化的价值就体现在对现实生活的干预与指导上.然而,中华传统文化本身在漫长的历史时期中,过分注重内在的个性修养和人格的完善,不太注意实用和功利,这和现代社会、现代生活是脱节的,也影响了传统文化价值的发挥.要想使古老的中华传统文化走向现代化,就要使它走进人们的生活,指导人们的生活.换言之,就是要使优秀的传统文化渗透到中国人的人生观、价值观、伦理观,经适当转化后,成为现代人不竭的精神源泉,使现代中国人能在横流的物欲和激烈的竞争中始终保持清醒的文化头脑,不失其赤子之心.

(二)传统文化应用于现代社会管理与发展

现代社会管理与经济发展过程中应当渗透优秀传统文化,并在其发展过程中体现出传统文化所蕴含的价值.现代社会的经济发展自然离不开文化建设工作,正是借助于文化建设来促进经济发展,在东南亚社会特别是在新加坡取得了成功的经验.在那里,东方文化在创造东南亚经济奇迹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当然也合理地吸收了西方文化的长处和优势,用以调整和控制社会的政治体制和经济组织的运行机制、人际关系的和谐等,从而创造了以东方文化为背景走向现代化的思想范式.根据新加坡等国的发展经验,我国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应特别注意提倡"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同步发展.

所谓的精神文明其实就是指一个社会的社会风尚以及道德水准,这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对其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程度.正是通过精神文明建设工作从而直接带动社会管理机制以及经济管理机制向现代化转变.

(三)传统文化同现代文化相融

使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相交融,创造出一个适应现代社会发展,满足现代社会生活需要的理论形态和思想结构,这是中国思想文化走向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一方面,在保持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追求和内在价值时,要吸取现代文化的思想形式,使之与现代文化接轨;另外一方面,应当能够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现代化的诠释,这样现代人就能够领悟其中所蕴含的核心精神与价值,进而能够创造出一种融会贯通、融合古今思想的新思想架构与理论形态.

在中华传统文化向近代转变的艰难历程中,特别是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交流与撞击中,中国文化既显示了其优秀的品质和丰富的内涵,同时也暴露了其种种缺陷与弊端.其优秀品质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1)中华民族的独特而曲折的历史经历,磨砺出了一种刚健奋进、沉毅坚韧、礼让互助、克己奉公的精神.

千年来中华传统文化形成的这种刚健奋进、克己奉公的优良精神正是中华民族的核心灵魂,礼让互助使得中华民族素来有礼仪之邦之称,这些都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华所在,"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民族精神,也是现代生活中所缺失的部分.因此想要实现文化的重建,首先要在精神上"补钙",使之足以支撑起一个民族的脊梁.这一任务对于当今的人文工作者可谓任重道远.

(2)中华传统文化以"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为代表的博大、宽容的人文精神具有顽强的生命力.

这种人文精神可以视作是中华民族内在民族凝聚力以及文化向心力的象征,也是中国文化在人道基础上实现全民族奋进的精神纽带.虽然中国在其历史发展过程中多次为外族所统治,如蒙古族的元朝以及满族的清王朝,但是其核心文化始终没有断裂,反而把入主民族的文化同化人中华民族.这其中的原因,关键在于这种符合人性的中华文化的生命力与凝聚力.只要文化在,民族就不会解体,一旦文化灭亡了,也就意味着民族的真正灭亡.世界上许多盛极一时的民族相继在历史上消失,中华民族却世代相传.这一观念把文化与民族的关系讲得十分清楚,同时也说明了传统文化在中华民族生存与发展中的重要地位.

(3)传统文化具有很强的吸收、消化外来文化的功能.

中华民族在自身文化体系的建设过程中也吸收了很多外来文化的精华,儒家经典作品《易经》所提倡的"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变易观念以及见贤思齐观点都能够很好体现出来.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怎样吸收外来文化,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却是由本土文化所规定的,由外部输入的文化因素,最终还要经过儒家思想的消化和吸收.

中国文化史上有所谓儒释道"三教合流"的有趣现象,在西方一些国家是无法想象的.这也表明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传统文化兼蓄并包的历史特质.

(4)民族、爱国传统和大同理想.

中华传统思想中的仁政与反对暴政的观念都是值得提倡的,中华民族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也是同封建愚昧思想以及黑暗势力斗争走向觉醒的过程.此外在古代中国还诞生了民本思想,虽然这并不是近代的民主,也不可能摆脱封建思想的制约,但却是中国古代比较富于原始民主性和人民性的精神成果,还有位卑未敢忘忧国的爱国精神,这些都是中华传统文化不可磨灭的、宝贵的历史遗产.

(5)不尚玄虚,直面社会现实生活.

民国著名学者章炳麟曾经说道"国民常性,所察在政事日用,所务在工商耕稼,志尽于有生,语绝于无验"(章太炎:《驳建立孔教论》,见《章太炎政论选集(下册)》第689 页).这种"君子务实"的思想,比较确切地刻画了以农业为主体的中国人"重实际而黜玄想"的民族性格.在务实的基础上,中国传统的优秀文化力图从各个历史时代所提出的迫切现实问题出发,"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探求宇宙、社会发展的趋势与规律,寻求"治世之道".它具有强烈的使命感、责任感,"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经世致用,救世之危,济世之穷,力求"富天下、强天下、安天下".可以看出,这种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必将为二十一世纪的中国文化建设提供必要的精神资源.

当下,我们应当积极构建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文化体系,以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不断丰富人民的精神生活.新的时期,传统文化想要焕发新的活力,必然需要改革与创新,做到与时俱进,实现时代的转变,或是运用现代新技术创造出崭新的文化样式,打造出多元化的现代文化价值体系,满足社会大众的文化需求,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贡献力量.

后记

本书的撰写,较为集中地记述了中华民族历史上最优秀的传统文化,尽可能地涵盖了政治经济、思想文化、民俗艺术和社会生活等方方面面,其初衷在于深入挖掘和透彻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充分彰显其与时俱进的时代价值,通过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使之成为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如果能够达到上述目的,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贡献自己一份绵薄之力,这将是我作为编写者最大的心愿.

对传统文化的研究,是个系统工程,决非一人之力,或一地之工能为之.同时对传统文化的研究,又是个永恒的主题,炎黄子孙将一代一代地研究下去.由于本书是自己对传统文化研究的初步尝试,全书框架基本实现了原有的设想,书稿的每章既有相对的独立性,又保持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但是,因掌握资料有限,本书一定多有弊端、疏漏和错误,祈望不吝指正.

在写作过程中,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司马义·铁力瓦尔地和全国政协教科文卫体委员会副主任、河南省政协原主席王全书,在百忙中认真审阅了书稿,提出了许多真知灼见,并且拨冗作序,为本书增添了华彩,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本书参阅了不少同仁的优秀作品,兹将主要参考书目及作者名单列于书后,谨向这些作者和在写作这本书时给予鼎力相助的领导、专家、学者表示谢意.在本书的出版过程中得到了新华出版社的大力支持,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作 者

二○一七年十一月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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