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中华传统经济文化

第一节 经济思想演化

一、先秦时期

先秦时期的经济思想最早可以追溯到夏商周时期,尽管这个时期的经济活动多以传说的形式留存,但是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当时经济的发展.《尚书》和《诗经》中有一些记载,但内容均甚简略.根据文献,在西周时已出现了一些简单的经济观点,到春秋战国时期发展为百家争鸣的繁荣局面.道、儒、墨、法各家及其他思想家各在不同程度上提出了不少光辉的经济观点,成为中国古代经济思想的高峰.

就个别学派而言,其经济观点多局限在某一两个经济领域,甚至只有一两个独特的观点.但如将先秦各家的经济观点汇总考察,则在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各领域均有原则性的论述,对后代封建经济活动起着极为深远的影响.

(一)道家经济思想

先秦时期,道家主要的经济观点为"均富"和"知足".他们认为自然规律是"损有余而补不足", 如不人为地"损不足以奉有余",财富分配会"自均".均富思想对秦汉后期农民起义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同时道家还提出"多藏必厚亡","祸莫大于不知足"(《老子》下篇),因而强调"知足".由于这一观点与先秦儒家消费思想相近而被后世儒家予以进一步的宣扬,成为对后代各种经济活动具有相当制约作用的思想.

"道家自然"的道家经济思想,道家所说的"道"不单指自然界的道,同时也指人类社会的道.道家从自然哲学出发,主张经济活动应顺从自然法则运行,主张清静无为和"小国寡民",反对在当时日益发展的封建等级制度下儒家所提倡的礼制和法家所主张的刑政.这种经济思想在汉代司马迁的著作《史记·货殖列传》与《史记·平准书》

中得到阐发.司马迁反对当时桑弘养为了增加财政收入而主张封建官府垄断盐铁等重要工商业的经营,主张农工商各业应任其自然发展.

道家这种经济思想后来传到西欧,对17~18 世纪在西欧盛行的自然法和自然秩序思想有一定影响.

(二)儒家经济思想

相对于道家经济思想,先秦时期的儒家经济思想更多体现在社会经济活动同伦理规范的相互制约上.因此,他们对于物质财富的获取,强调"见利思义"(《论语·宪问》), 反对"放于利而行"(《里仁》);在富国与富民的关系上,认为民富是国富的基础,要求统治者以富民为先,主张"因民之所利而利之"(《尧曰》),反对统治者与民争利;在财政上反对聚敛而要求"薄税敛"(《孟子·梁惠王上》),主张实行农业什一税和"关市讥而不征,泽梁无禁"(《梁惠王下》),并重视培养税源;对于社会的分职分工及由此而产生的交换活动,认为是合理的和必要的,主张"通功易事,以羡补不足"(《滕文公下》),达到社会需要的满足.在《荀子》、《性恶》、《正名》等篇中可以看出,荀况在强本节用、欲望概念等方面亦均提出了一些可贵的观点.

孟轲提出的井田思想,对此后历代寻求解决土地问题的思想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儒家的大同思想则直到20 世纪仍影响着中国的思想界.

(三)墨家经济思想

先秦时期和儒家并称为显学文化的墨家在经济思想领域建树颇丰,成为先秦时期经济思想的一个重要流派.首先, 他们分析各种问题均以是否对人民有"利"出发,认为伦理规范之可贵在于它能"利人","义"必须依存于"利","义、利也"(《墨子·经上》),与儒家观点完全对立.墨者根据此基本经济观点, 宣扬人与人之间的交往相利, 反对攻战, 提倡节用, 体现了"利"在墨家经济思想中的突出地位.墨家经济思想的另一特点是强调节俭.先秦各家无不崇尚节俭,惟不如墨者强调之甚.重视劳动是他们的另一特殊观点,主张"强力疾作".同时,反对统治者过度征发徭役,把徭役、不得休息与饥寒并列为三种"民之巨患".后期墨家对于交换和价格问题,也有所论述.此外,关于人口问题的议论,也以墨子为最早和最多.

(四)法家经济思想

法家不仅重视国家法治,对于社会农业发展也相当看重.如先秦法家学者李悝在其"尽地力之教"中,非常重视农业劳动生产率的作用和农产品价格变动对农民与一般消费者的影响,提出了"籴甚贵伤民,甚贱伤农"(《汉书·食货志》)的名论,他是推行稳定粮食政策的先驱者.商鞅和韩非的经济思想是独重农业,视工商为有损于农业的活动,而重视农业的目的是为了政权统治和军事扩张,商鞅的农战和徕民政策曾使秦国的"兵革大强,诸侯畏惧"(《战国策·秦策》).

韩非将战国末年流行的重农抑工商思想与"本末"概念相结合,第一次提出"农本工商末",并被汉初儒家接过去大肆宣扬,使"重本轻末"成为封建地主经济全期的支配观点.此外,商鞅为了驱使工商业者归农,采取提高税率的政策,"市利之租必重"(《商君书·外内》).

韩非公开肯定贫富差异的合理性,并第一次从人口与财富的对比关系中去寻求社会治乱的根源,是先秦最早的绝对人口过剩思想.

(五)农家思想

先秦时期,诸子百家中出现的农家学派尤为重视农业经济发展,如农家代表人物许行独倡的"贤者(指君主)与民并耕而食,饔飧而治"之说固属空想,却体现了某种否定阶级剥削和压迫的要求.他主张"市价不贰"(《孟子·滕文公上》),是小农阶层对前资本主义商业欺诈的反映.另外,先秦农学家对农业生产技术经验的总结与发展,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例如《管子》的《度地》和《地员》篇,对水、旱、风雾雹霜、疠、虫危害农业生产的分析,对土地上、中、下三类各适宜种植粟、稷、果木等的分析,《吕氏春秋·辩土》篇记载的农业簇种法,《审时》篇对各种农作物的最适当种植时令及其成长情况的详细记载,均为富有科学性的著作.

二、秦汉时期

经过汉初的休养生息政策之后,西汉的社会经济得以复苏,更是出现了文景之治的繁荣局面.西汉社会经济发展的顶峰汉武帝刘彻时期,思想领域西汉武帝已明令规定独尊儒术,经过经学博士们的长期宣讲注释,儒家思想在思想界取得了独霸地位.但也出现了一些非儒家的思想观点.如桑弘羊在《盐铁论·本议》中强调的"开本末之途,通有无之用",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为大工商业家树碑立传,东汉王充(公元27 ~约97)的《问孔》和《刺孟》.

汉代出现了不少经济学家,其经济观点甚至到了今天仍具有一定的可借鉴意义.首先是董仲舒(公元前179 ~前104)的"限田"思想,虽只有"限民名田,以澹不足"(《汉书·食货志上》)的寥寥数字,却在此后一千余年中导致出许多土地改革方案,并经常被人们奉为足资借鉴的原则.汉初晁错阐发《管子》的货币名目论说:"珠玉金银,饥不可食, 寒不可衣.然而众贵之者, 以上用之故也"(《食货志上》),这一论点一直成为此后二千年中较为普遍被接受的货币观点.他的移民实边思想的周详备至,也是后世垦殖和移民论者所向往的典范.耿寿昌的常平思想虽渊源于先秦, 而它本身已成为一个独立概念, 其内涵与形式在汉以后均曾发生一些变化.桑弘羊的平准、均输,统一货币发行和盐铁专卖等政策,在他生前的实施中已收到"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史记·平准书》)之效果,后世理财家也屡屡沿用桑氏之措施,只是由于轻商思想弥漫,而讳言其名.

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长期的战乱频繁,社会经济活动遭到严重破坏,学术思想一般不甚繁荣,但也产生了一些非常可贵的经济思想.

首先是北魏李安世的均田思想,不仅曾付诸实行,并断续地推行了三百年,宋明以来还经常为人们所称道,甚至还有人试图恢复,足见其影响之深远.魏贾思勰的《齐民要术》是一部有名的农学巨著,记载了很多指导封建地主家庭经营管理田业的设想,为各种农作物和林木的生产提供了不少可贵资料,并对自给性家庭消费资料从生产、加工到享用方式的知识,也都有所论述.关于货币思想方面,一是先后出现过讽刺货币拜物主义的两部《钱神论》,其中的不少妙语至近代仍在广泛流传.二是南齐孔? 的典型货币金属论,强调铸币不能"惜铜爱工"(《南齐书·刘悛传》),成为后世论述货币问题时经常引证的名言.此外,西晋傅玄还提出了"至平"、"趣公"和"有常"(《傅子·平赋役篇》)三个租税原则.

三、唐朝时期

封建地主经济最为鼎盛的时期就是唐朝.唐太宗至玄宗时期的百余年,国家政治稳定,国泰民安,社会经济发展尤为迅猛.有史为证:"忆昔开元全盛世,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但是唐代却鲜有新的经济观点出现,安史之乱使经济破碎,许多现实经济问题亟待解决,从而涌现出一些新的经济议论.由于当时封建财政问题尤为严重,因而在这些新议中又以探讨财政问题为最多也最杰出.首先是刘晏的财政改革措施所体现的一些财政思想.他的基本观点是坚持以商业经营原则处理国家财政事务,很少借助于封建政权的强制.在租税征课方面,他执行两个原则:一是"知所以取,人不怨";二是"因民之所急而税"(《新唐书·刘晏传》),即对日用必需品课税能以低税率而获致稳定的高税收.其次是杨炎的两税法改革所体现的两个极为杰出的财政观点:一是"量出以制入"(《旧唐书·杨炎传》),不同于先秦以来一直被奉行的量入为出的财政原则;二是以货币定税额,即以较进步的货币税代替落后的实物税.至于两税法简化征收手续的优点更是人人公认的.

四、宋元时期

农业经济发展到了宋代开始走下坡路了,当时经济思想领域出现了两大对立的趋势:一方面,一些理学家为了维持封建统治,力图将儒家传统的经济教条进一步神圣化为绝对不许违反的准则; 另一方面,一些进步思想家逐渐对某些传统经济教条表示怀疑乃至进行批判.这两种对立的观点,从北宋开始露头到南宋日渐明朗化.最初批判"讳言财利"观点的是李觏,他指出:"贤圣之君、经济之士、必先富其国焉"(《富国策第一》卷十六).王安石也认为:"政事所以理财,理财乃所谓义也"(《王临川集·答曾公立书》).北宋思想家对井田制、贵义贱利、打击富人等观点也表示怀疑或异议.南宋理学家朱熹(1130 ~ 1200)是将传统经济教条绝对化的首要代表.他所注疏的儒家经典《四书》是以后各王朝儒生必读的启蒙课本,影响极为深远.

与朱熹同时的叶适则继续对传统教条进行批判, 大倡" 功利" 之学,并为包括富裕工商业者在内的"富人"辩护,坚决否定摧抑兼并思想.

另外,宋代在钞币理论方面有许多贡献,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南宋的有关行用钞币的所谓"称提之术",亦即关于钞币发行和管理的若干原则.元朝更是历史上行用钞币的全盛时期,根据叶李(1242 ~ 1292)的钞币思想而制定的《钞币条划》是世界上最早出现的国家发行纸币条例,它所体现的一套行钞原则,基本上与现代发行纸币的原则相类似.

此外,沈括(1031 ~ 1095)提出的货币流通速度观点也是对货币理论的一个贡献.

五、明清时期

明清时期,出现了反经济教条思想,特别是明代的反经济教条不仅仅停留在学术思想的探讨上,更重在行动实践上,主张变革运动.

明朝泰州学派王艮(1483 ~ 1541)公开传授所谓"道"就是"百姓日用之学"(《王心斋年谱》),即讲求财利之学.他的后继者何心隐(1517 ~ 1579)更私下从事社会改革活动,而李贽(1527 ~ 1602)则以异端自居,坚决反对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为工商富人辩护.另一方面,程朱理学到明代已有更巩固的市场.于是思想分歧转化为政治斗争,何、李二人均遭迫害.明末的东林学派直接反映了新兴工商者的愿望,主张贫富两便,减税惠商.明代维护传统经济教条的旧势力虽貌似顽强,但在商品经济日益发展的条件下,连保守的官僚士大夫中侈谈经济和商业问题者也日益增多.只是他们所接触的多为一些财政、盐矿、商务等方面的具体问题,就事论事,缺乏理论创见,且常是从维护传统教条角度而立论.

明清之际的启蒙思想家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在经济思想领域反经济教条,对一些封建传统信念曾作过新的评价或批判,其论点更为深刻和鲜明.清初的颜李学派是关心经济和重视工商的,如王源提出的"惟农为有田"(《平书》卷七),是近代"耕者有其田"学说的先行思想,他建议的商税税制,颇类似于现代的所得税制.清初的蓝鼎元第一次从互通有无的纯经济角度为开放海外贸易辩护,这在以往中国侈谈海外贸易者的议论中是罕见的观点.乾嘉时期洪亮吉的人口思想与英国T.R. 马尔萨斯的人口论非常近似,被近代学者称为"中国的马尔萨斯".从18 世纪中叶到1840 年这一时期内的经济论述甚多,大都是关于改革盐政、漕运、农田水利和货币方面的具体问题.在货币方面,1830 年以前多系讨论铜钱贵贱及其与白银比价有关的问题.1831 年以来王瑬一再刊行的《钱币刍言》一书,引起了一次是否恢复钞币的长期争论,但争论双方的论据全是因袭宋元时期的行钞论点及其成功或失败的经验,未能越出以往旧说之藩篱.只有王茂荫在19 世纪50 年代建议的兑换钞币论,才是中国旧货币思想中较正确的一种钞币观点.

六、清末之后

清朝晚期,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体现在经济思想方面就是资产阶级思想影响愈发明显,甚至最终取代了传统的经济教条思想.这一争夺过程可分为从鸦片战争到太平天国败亡和从太平天国败亡后到五四运动两个阶段.

1840 年第一次鸦片战争的失败,西方殖民主义者的侵略击破了中国长期闭关锁国的大门,中国的先进分子由此开始意识到中国已经落后于西方,必须尽可能地从"夷狄"那里吸取各种新鲜事物.这一基本认识在本时期内始终未变,只在广度与深度上有所延展.魏源在林则徐的启发下首先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响亮口号,他的后继者们避用" 夷技" 改称"西学"或"新学".关于西学的内涵, 最初专指制造船炮的军工技术, 稍后扩展到一般生产技术知识和商业经营活动,以至西方政治制度和学术思想.魏源在编纂《海国图志》过程中,不仅汇集了数十个国家的历史、地理知识,也涉及到它们的经济活动.

在他的经济论述中第一次出现了量天尺、千里镜等许多近代商品目录.

他实际上还运用了贸易差额、以货易货、差额须以现金补偿等国际贸易概念和理论来分析中国的对外贸易问题.1851 年爆发了太平天国起义, 在太平天国政权下产生了两个光辉的历史文献: 一是《天朝田亩制度》,其经济思想达到了中国以往农民起义从未达到过的水平;二是洪仁玕(1822 ~ 1864)的《资政新篇》,是为了发展资本主义经济所设想的最早而又较全面的纲领.但这两个纲领都未得到也不可能得到实现.

太平天国败亡到甲午战争(1894)这三十年中,在一些城市兴办了许多资本主义生产经营方式的近代官营私营企业.其中,私营近代企业以洋商经办的企业势力最为雄厚.官营企业是清廷洋务派官僚创办的军事、交通、纺织等企业,后来除军工企业外,大都改为官督商办或官商合办,这是洋务派官僚所依靠的物质基础.在经济思想方面,冯桂芬的《校邠庐抗议》在太平天国败亡前两年即已刊行,其内容虽有不少落后言论,而鼓吹采行西学却在近代向西方寻求真理的整个过程中起了承先启后的作用.这一时期在统治集团中,对是否兴办近代工商业问题始终存在着顽固派与洋务派的尖锐斗争.对中国第一批新式工矿业的建立,洋务派是起了积极作用的.但洋务派对新式工业的管理十分腐败,无法使这些新式工矿业办得有成效.19 世纪80 年代末起,洋务企业的弊端日益暴露,成为众矢之的,反对"官督商办"、"官商合办"之论日甚,连那些原来支持兴办洋务企业,甚至一些由洋务派培植出来的人也对此表示疑虑或提出批评.本时期积极传播西方资本主义经济知识的主要代表人物有王韬、郑观应、马建忠(1845 ~ 1900)、薛福成等,他们涉及的西方经济知识的范围极为广泛,而重点多放在振兴商务尤其是对外贸易方面,并建议清朝廷设立"商部",于是"恃商为国本"、"商战"之说风靡一时,但这并不意味"不言利"、"轻末"等教条已最后消亡,它们实际还保持着不小的势力,故仍存在着维持和反对传统经济教条的公开或不公开的尖锐斗争,只是反教条的势力迅速扩展而维护教条者则退而消极顽抗.此时期在经济方面所传播的西学的主要内容均系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经济常识,还没有接触到经济理论领域.

从甲午到1900 年这六年中,资产阶级改良派的思想影响迅速扩大,积极要求由上而下的"变法",其主要代表人物为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1865 ~ 1898)、严复.他们宣扬"以工立国","振兴实业",有人甚至要求"尽变西法",全面地搬用西方资本主义的整套生产生活方式.严复翻译了A. 斯密的名著《原富》(即《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是中国近代介绍西方古典经济学的开始.他在翻译此书时,以大量的译者按语联系当时中国的现实来表达自己的见解.在19 世纪末的变法维新运动中,资产阶级改良派对当时继李鸿章而起的洋务派代表人物张之洞,为企图阻止变法而宣扬的"旧学为体、新学为用"之说,也予以猛烈的批判.戊戌变法(1898)的失败使更多的爱国人士意识到非采取自下而上的革命不能改变国弱民贫的状态,于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的队伍迅速壮大,其理论代表人为孙中山、朱执信等.

他们坚决反对帝国主义及清朝廷的反动统治,但同时在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方面又存在着不彻底性.在经济思想方面,他们一是主张"平均地权",这是由西方引进并加以改造的土地思想;二是设想采行资本主义经济方式致中国于富强,而又不产生资本主义弊端,即"节制资本".这些经济观点在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有一定的号召力,对激励先进分子走上革命道路起了积极的作用.在辛亥革命(1911)前资产阶级革命派同资产阶级改良派的大论战中,这些思想是革命派的思想武器的重要组成部分.

辛亥革命的失败,宣告了资产阶级领导中国民主革命的时代的结束.从此,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在经济思想方面也陷于智穷力竭,无法再为解决中国经济问题提出新的主张和新的方案.到五四运动后,资产阶级经济思想在中国经济思想领域起主导作用的时代就宣告结束.

先进的中国先进分子就不再向西方资产阶级寻找理论武器,而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了.

第二节 经济政策

一、重农政策

我国古代的历代王朝都十分重视农业的发展,大力推行重农抑商的政策,根本原因就在于农业税收是当时国家财政的主要来源.在我国封建社会前期,主要的农业税制有汉朝的算赋口赋制度、北朝的租调制、隋唐的租庸调制.这些税制的共同点是以人头税为主要征税标准,于是国家直接控制的自耕农数量的多少就成了国家财源充沛与否的关键.利民之事,丝发必兴;厉民之事,毫末必去.为了保证自耕农的数量,封建国家往往采取三个方面的措施:实行编户制度,把农民固着在土地上,不让其随意流动;实行均田制,有意识地培植和扩大自耕农群体;抑制地主对农民的土地兼并,防范他们与国家争夺财源.封建社会后期,商品经济活跃,土地兼并现象无法遏制,农民的主体由自耕农变成佃农.

与之相适应,国家也从主要向自耕农征收人头税转变到主要向地主征收土地税,前者是国家对自耕农的直接剥削,后者实际上是国家与地主分割佃农的地租.唐朝后期的两税法、北宋的方田均税法、明朝的一条鞭法、清朝的地丁银制度,都属于后一种情况.在封建社会后期,由于地主不愿意主动分割地租收入给国家,往往故意隐瞒、谎报拥有土地的数量,而国家则把农业税收当成了自己的主要财源,所以政府与地主的矛盾有时会很尖锐,王安石变法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

为了推动农业生产的发展,历代封建王朝都采取过很多重农措施.

这些重农措施除了兴修水利、治理水患、推广农业耕作技术之外,主要还有:(1) 给农民减负.比如汉文帝为了恢复农业生产,先后两次把田租减为三十税一;把算赋由每人每年一百二十钱减至四十钱;把徭役减至每三年服役一次.这些措施效果明显,当时出现了文景之治的局面.(2) 倡导农业生产,不做影响农时的事情.比如元世祖忽必烈为了恢复农业生产,用劝课农桑的成绩作为考核各级官吏的标准,还成立劝农司专门负责这项工作.再如贞观五年,唐太宗力排众议,把皇太子的加冠礼从二月推迟到了十月,而这样做的唯一目的就是为了保证春耕、不误农时,即政令时,则百姓一,贤良服.(3) 注重节俭.魏武帝曹操和隋文帝杨坚都以节俭闻名于世,他们甚至把个人生活作风作为确立继承人的重要标准,结果在继承人选拔赛中才华横溢的曹植惨遭淘汰,生活奢靡的太子杨勇也被踢出局.(4) 赈济灾荒.小农经济是我国封建社会生产的主要组织形式,但小农经济具有脆弱性,无法抵御天灾的袭击.为此,战国时期李悝开创"平籴"法,在丰收年景向农民收购粮食,饥荒时再把这些粮食平价粜出.平籴法有利于战胜天灾,帮助农民渡过难关.(5) 奖励农业生产中的"劳模".汉朝政府对耕田能手不但给予"力田"的荣誉称号,还给予免役、赐爵以及其他物质奖励.(6) 抑制私营工商业的过度发展,保证农业生产有充足的劳动力.最后一点措施将在下文着重叙述.

二、抑商政策

我国抑商政策起源于战国时期李悝的平籴法,而作为一项完整国策正式推行,则是从商鞅开始的.自李悝、商鞅起,我国历代王朝的理财家们推行抑商政策,其目的主要有两个:

(一)抑制富商大贾,维护国计民生

自春秋战国以来,大商人的势力日益活跃,他们中不乏诚贾良商,比如本讲第一节所提到的范蠡、弦高、怀清等,然而他们中的另一些人却在朝着奸商的方向发展.这些人囤积居奇、放高利贷,利用手中的财富盘剥百姓,严重影响了民生;这些人还经营煮盐、冶铁、粮食运销等要害经济部门,获得巨额利润,严重影响到国家财政收入和政权稳定.于是抑制富商大贾、维护国计民生,就成为抑商政策的一个重要目标.为了达此目标,封建国家最初的做法是缩小大商人的经营领域,把他们的某些经营项目转归国营.比如战国时期李悝的平籴法,汉武帝的盐铁官营、均输平准法等,都属于官营与私营之间的斗争.

汉朝以后,国家与大商人之间的冲突仍然时有爆发,比如王安石变法,但汉朝以后国家的抑商思路也在逐渐发生转变,即国家不再完全排斥大商人,而是力图把他们纳入自己的控制之下,让他们为国家效力.

抑商思路的变化使中国出现了很多特权垄断商人,比如明朝以后经营盐、茶等专利商品的商帮,乾隆以后垄断广州对外贸易的十三行等,他们一方面受命于政府,另一方面又与政府分利、共利.

(二)因重农而抑商

从作用来看,它能让土地和人口尽最大可能地结合在一起,切实推动农业生产的发展,在农业占主导地位的古代中国,无疑具有某种合理性.但它只是把私营工商业和农业简单地对立起来,幼稚地认为多一个工商业者,就会少一个农民,却没有看到私营工商业对农业的拉动和促进作用.从抑商的措施来看,为了防止农民弃农经商,封建王朝一般都对中小商人推行"贱商令".这套"贱商令"包括政治、社会生活、经济等多方面的内容,比如汉朝政府规定商人在政治上不得做官,在社会生活中不得穿着名贵衣服、不得乘车骑马及携带武器,在经济上必须缴纳双倍的算赋(即人口税).这些煞费苦心的措施无非是让农民放弃经商的非分之想,安心从事农业生产.宋朝时,商人可以读书、考试和做官,"贱商令"对商人的政治歧视被打破,但社会生活和经济上的歧视一直持续到明清时期.比如在社会生活方面,明太祖朱元璋在洪武十四年"下令农民之家,许穿细纱绢布.商贾之家,止许穿布.农民之家,但有一人为商贾者,亦不许穿细纱".在纳税方面,商人税负仍然较重,尤其是明朝自宣德以后,清朝自嘉庆以后,商人税则越来越繁、税额越来越高.长期推行的抑商政策和海禁政策,一起阻碍了资本主义萌芽的正常发展.

三、农耕经济及其政策的影响

中国古代农耕经济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产生于三面障壁、一面临海的地理环境中.自给自足的特性和相对封闭的环境使其可以依靠自己的力量持续发展,而无须外界的援助,也不用担心来自外界的威胁.农耕经济的持续发展使中华文明也绵延不断,成为四大古国文明中唯一没有中绝的文明.中国古代农耕经济发源于黄河中下游和长江中下游地区,与周围游牧经济有冲突和斗争,但更多的是互补和融合,这使中华文明也相应地具备了多元性和兼容性.海纳百川,有容乃大.

中华文明正是在不断吸收、融合其他文化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这也使中华民族自信、开放、气势恢宏.

在农耕经济时代,以家庭为单位,男耕女织、耕织结合的小农经济是主要的生产组织形式,人们喜欢这种牛郎织女般的和谐生活,渴望尽早担负起自己在家庭中的责任和义务,也非常在意与其他家庭的关系,一定要把与其他家庭的关系处理得恰到好处.这就是中国人崇尚和谐与中庸、注重责任与担当的民族性格.然而小农经济规模小、力量薄弱,分裂战乱、天灾人祸、盘剥压榨,样样都能使其破产.所以中国人逐渐认同了道家的忧患意识,"祸兮福之所倚",注意未雨绸缪;中国人也逐渐接受了儒家的德治和大一统观念,以及墨家的兼爱、非攻思想.这些闪光的思想长期积淀在中国人心中,也成为中国人民族性格的一部分.中国人的民族性格中也有缺陷,而这种缺陷也是由小农经济所决定的.比如,中国人虽然质朴务实,但生活节奏缓慢,而且循规蹈矩,缺乏创新意识,这种两面性格就取决于小农经济的运行规律——"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春生、夏长、秋收、冬藏".

四、古代社会经济产业

(一)农业

1. 夏商、西周的农业和畜牧业

"五谷"在商周时期都已种植,人们已懂得施用粪肥、草木灰和绿肥等.商朝畜牧业占重要地位,有些牲畜除食用外,还用于拉车和祭祀.

春秋战国时的农业铁制农具和牛耕普遍(农用动力的一次革命);水利灌溉事业发展,中原地区普遍用桔槔来灌溉.春秋时楚相孙叔敖修芍陂,战国蜀守李冰修都江堰,水工郑国在秦修郑国渠.

2. 两汉时期农业的发展

第一,铁农具和牛耕更加普及,普及的范围从北方趋向于江南;铁农具和牛耕技术在普及的同时,也有所改进.汉朝农民耕田使用的是直辕犁,西汉时直辕犁的犁辕较长,前面有二牛抬杠牵引,需要三人合作才能顺利耕田,操作麻烦,且耗费劳力;东汉时长辕犁改为短辕犁,只需一牛牵挽,操作方便,且节省了劳力.

图 4-1 耧车

第二,种植技术明显提高.汉武帝时搜粟校尉赵过推行"代田法":在田里挖沟起垄,把种子种在沟里,禾苗长出后,逐渐用垄土培根,直至沟垄平齐,第二年再种时,沟垄互换.代田法有利于作物通风、保墒、固根、获取阳光,也有利于农民在田间劳作.据说赵过还发明了一种叫"耧车"的播种工具(图4-1 所示),用这种工具播种,能将开沟、播种、复平三个步骤一次性完成,简化了程序提高了播种的质量和效率.需要注意的是,汉朝时南稻北粟的格局有所变化,即北方人不再单纯以粟为主要食粮,在粟之外,又增加了一种主食,那就是麦.

第三,重视水利兴修和水患治理.西汉政府重视水利兴修,开凿了白渠,沟通了泾水和渭水.浑浊的泾河水通过白渠流往渭河河道的过程中,不但为白渠两岸农田提供了灌溉水源,还奉上了丰富的肥料,使两岸数千顷土地变成沃野.东汉政府重视水患治理,最大的一项工程是王景治理黄河.虽然治河时间只有一年,但投入巨大、治河质量高,使咆哮的黄河安流了八百多年而没有改道,创造了历史的奇迹.另外,东汉时宦官毕岚发明了一种可以在河边汲水的水车——翻车,经过后人的不断完善,它可以用手摇、脚踏、牛转、水转或风转驱动,可以灌溉、排涝,翻车成为流传最为久远的农用水车.

3. 隋唐时期,农业有了较快的发展.

其特点表现在:一方面,江南地区的土地资源得到进一步开发,水稻产量大面积提高.经济中心开始南移.另一方面,农田灌溉有了发展,各地兴修了不少水利工程,创制了新的灌溉工具筒车,出现了曲辕犁.农产品的商品化程度提高.唐中期,政府开始征收茶税.

4. 辽、宋、夏、金、元时期农业发展的表现

北宋时期,农业技术有了一些新的发展,圆头、尖头的犁铧,踏犁;一些农作物的种植区域扩大,外来农作物如占城稻得到推广;棉花由福建、广东推广到长江流域,经济作物种植扩大,反映了农产品商品化的加强.南宋时,经济重心由北方转移到南方,南方最发达的江浙地区长期成为全国的经济重心.辽代的辽海地区逐渐成为袄野.西夏的河套和河西走廊地区有较完备的灌溉系统,是主要的粮食生产基地.

金统治者进人中原地区后,将汉人迁置到东北地区,促进了东北地区农业的发展.元世祖在中央设立负责农业和水利的大司农司,颁发《农桑辑要》;元朝时,农作物品种增多,棉花种植已遍及南方,畜牧业得到空前发展,元代人口大量增加.

5. 明清时期农业的发展

棉花的种植在明代由江南推向江北.明代由国外引进的作物新品种玉米和甘薯,在清代不断推广种植.到了清代前期,棉花、蚕桑、茶叶、油料等经济作物的种植面积扩大了,还形成了一些专业生产区域.

(二)手工业

1. 夏、商、西周的手工业

夏、商、周三代时期,我国基本上实行手工业官营的制度,官府设立手工业作坊,驱使大批奴隶从事手工业劳动,劳动者世袭其职业,生产武器军用品和官府贵族生活用品.最典型的官营手工业部门是青铜铸造业,它是商周时期中国手工业的名片.青铜是铜、锡、铅的合金,不同类型的器物往往需要不同的合金比例.青铜器的冶铸,包含着一系列复杂的工艺程序,大型器物的铸造还要采用分铸法,比如商朝的司母戊大方鼎,重达875 公斤,形制宏伟、造型美观,需要两三百人分工合作才能制造成功.

2. 春秋战国手工业的发展

图 4-2 司母戊鼎（后改名为后母戊鼎）

冶铸业划时代的发展,铸铁柔化处理技术;青铜铸造工艺,莲鹤方壶、金银错技术、雕铸艺术;战国漆工艺也有新成就,夹纻技术;纺织,长沙楚墓出土的战国麻布残片;煮盐业,山西池盐、山东海盐、四川井盐;酿酒业发展,商周发达,春秋战国时用曲造酒了;战国时期出现了有关手工业工艺的专著《考工记》,介绍了齐国官营手工业各个工种的设计规范和制造工艺.

3. 两汉手工业的成就

汉朝是我国手工业发展的重要朝代.比如蔡伦改进造纸术,使造纸业兴起,两三百年后纸成为中国人唯一的书写材料;冶铁业方面,杜诗发明水排,使冶铁炉的鼓风方式有了重大进步;陶瓷业方面,青瓷烧制成功,完成了从制陶到制瓷的漫长过渡.而汉朝时期享誉世界、堪称我国手工业名片的是丝织业.汉朝丝织业普遍采用家庭手工业的经营形式,《孔雀东南飞》中焦仲卿的妻子刘兰芝就是一位勤劳的家庭织女,她"十三能织素","鸡鸣入机织,夜夜不得息";她不但能织,还善裁剪,时常"左手持刀尺,右手执绫罗,朝成绣夹裙,晚成单罗衫".汉朝的织女们这么能干,除了天性如此外,还是因为她们普遍使用了远比普通织机进步的提花织机,提花机是中国人的伟大发明,用它可以织出色彩绚丽、纹采复杂的丝织品.

如果说家庭手工业是汉朝丝织业的普遍经营形式,那么官营手工业代表了汉朝丝织业的最高水平.汉朝官营丝织作坊,采用最复杂的工具和技术,制造出豪华的丝织品,如1972 年出土于马王堆一号汉墓的素纱蝉衣,衣长128 厘米,袖长190 厘米,但重量仅有49 克,真是轻如烟雾、薄似蝉翼.

中国精美的丝织品对西方产生了强大的吸引力,在东西方的共同努力下,两条以丝绸为主要贩运对象的商路在汉朝开通,这就是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据史书记载,大秦人(古罗马人)十分喜爱中国的丝织品,公元前1 世纪,罗马共和国执政官恺撒身穿丝袍出现在剧场曾轰动一时.那时候,身穿中国丝织品衣服,成为罗马社会上层的风尚;相应地,他们把这种风尚的发源地——中国称为"赛里丝"(丝国).2013 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建设"一带一路"的战略构想,伴随着构想的实施,古老的丝绸之路必将焕发青春、再现繁荣.

4. 隋唐手工业成就

隋唐时期手工业发展的特点主要表现在:①产地分布广:丝麻织品,瓷窑、铁分布于全国.②生产规模大,产量多:制造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海船.③分工细,品种繁多,有不少新产品:唐三彩,青瓷中的秘色瓷.④技艺水平高,且融入了外来的风格:最早使用机械动力的轮船的雏形,切削、抛光、焊接.

5. 辽、宋、夏、金手工业的发展

矿冶业方面,北宋时期矿冶业在手工业中占有重要地位,煤的开采量很大,东京一带的居民已开始用煤作燃料,煤还广泛应用于冶铁炼钢;辽的铁器制作水平较高;西夏冶铁已采用较为先进的竖式风箱设备;金代的矿冶业具有一定规模.

丝织业方面,北宋丝织业有了新的发展,丝织品的产地以两浙和四川为两大中心,丝织品的花色品种繁多.辽代丝织业空前发展,刻丝夹被.

棉织业方面,南宋时扩展到江南广大地区,出现了纺车、弹弓等工具;棉布逐渐代替了麻布,成为主要衣被原料.元朝时黄道婆将先进的棉纺织技术传回松江,松江成为全国的棉纺织中心,江南的一些小镇也因棉纺业而迅速发展起来.

图 4-3 香港苏富比秋拍展示的北宋汝窑天青釉洗 王申摄

制瓷业方面,北宋制瓷业水平大大超过前代,定窑、汝窑、哥窑、官窑、钧窑是当时的五大瓷窑,江西景德镇以生产青白瓷著称.南宋时,景德镇成为全国著名的制瓷中心,辽代生产的瓷器鸡冠壶、凤首瓶,便于马上携带,反映出鲜明的民族特色,金代的耀州瓷以青瓷为主,非常著名.造船业方面,北宋时期,造船技术在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万石船、海船设隔离舱,江南和东南沿海是造船业最发达的地区,南宋的明州、泉州、广州是造船业中心.

6. 元明清手工业的进步

元明清时期,我国手工业有了新的发展,主要表现:

第一,棉纺织业兴起并发展起来.宋末元初,棉花向内地传播,棉纺织业成为新的手工业部门;元朝时期,黄道婆革新并推广棉纺织技术和工具,使长江中下游尤其是松江成为棉纺织业中心;明朝后期,棉布这种比丝绸更便宜、比麻布更舒适的布料,成为中国人的主要衣料.

需要注意的是,中国古代棉纺织业的生产效率并不高,所以一直到鸦片战争前,棉纺织业始终都局限在家庭内部,完全采用家庭手工业的经营方式,这一点不但与中国古代的其他手工业不同,也与西方棉纺织业不同,西方棉纺织业是引发工业革命的先导性行业.

第二,制瓷业出现第三次发展高潮.元明清时期,中国瓷器不再是青瓷、白瓷两分天下,而是进入了一个百花盛开、绚丽多姿的彩瓷时代.代表着彩瓷发展水平的景德镇也逐渐独步瓷苑,在明清时期成为全国制瓷中心,号称瓷都.景德镇在宋代就已经崭露头角,但它的真正崛起是在元明清时期,这除了得益于其先天的瓷土条件外,更是由于景德镇瓷窑工人勇于探索,开创了一系列彩瓷生产技术.比如在元代,景德镇创烧出了青花瓷、釉里红等釉下彩瓷名品;在明代,景德镇把青花和釉上彩相结合,创烧出了斗彩瓷器,取釉下彩和釉上彩同处一器、争奇斗艳之意;在清代,景德镇又烧制成功五彩、珐琅彩、粉彩等釉上彩瓷名品.在这些彩瓷名品中,青花瓷无疑居于主要地位,这是因为:青花瓷制作难度相对较小;属于釉下彩易于保存;虽然只有青、白两色,但它充分体现了中国写意画的意境,深得中国人的喜爱.

(三)商业

1. 夏、商、西周的商业、交通和城市

夏朝交通运输有一定规模,商周道路沿途设旅舍,并建立了邮驿传递制度.商民善经商,后世将经商的人称"商人".商朝以贝作为货币,夏、商、周的都城是全国政治、交通中心.各城有城门,整齐宽阔的街道,有一定规模.

2. 春秋战国的商业和城市

商业发达,各地交流,中原市场.许多城市成为繁华的商业中心,如临淄、邯郸、郢等.

3. 两汉商业和城市的繁荣

两汉商业通道四通八达,城市都设有专供贸易的"市";与少数民族贸易频繁;在货币使用上,汉承秦制,以黄金和铜钱为主币.汉武帝五铢钱.城市更加繁荣.两汉时期,除长安外还有一批名都大邑相当繁华,如"五都"——洛阳、成都、邯郸、临淄、宛五.

4. 隋唐商业的繁荣和城市的兴旺

(1)商业的繁荣

此时,商人的足迹遍及全国,开元通宝成为唐朝通用的货币.市场较前代发达.城市里有固定的交易场所——市,出现了我国最早的银行雏形——柜坊,一些大城市有了夜市,广大农村都有定期举行的草市.

(2)城市的兴旺

长安和洛阳成为全国的政治、文化中心,也是全国的商业大都会,而长江流域的商业都市,以扬州、成都为东西两个中心.

5. 辽、宋、夏、金、元商业和城市的发展

北宋时期,大城市的商业活动已突破坊和市的界限,营业时间也不受限制,市内还有娱乐贸易场所"瓦子";城市中行会组织进一步发展;东京是最大的商业都会;农村中有些商业集市逐渐形成固定的市镇,出现了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纸币的推广,反映了商业的高度发展.

南宋的商业城市以临安最为繁荣.

辽、西夏、金的商业也有一定发展.辽的南京( 今北京) 是商业繁盛的城市;西夏的凉州商业也很繁盛;金的中都( 今北京) 是其商业中心,金还在渤海、辽阳等地设立税收管理机构,金的后期,银币已成为流通的货币;边境上的互市贸易在辽、夏、金的社会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

元朝的都市,以大都、杭州和泉州最为著名.大都( 今北京) 是国际性的商业大都会,杭州是南方最大的商业和手工业中心.

元代交通运输业有很大发展.陆路横跨丝绸之路.海上从长江刘家港经黄海、渤海达直沽.内河航运,开凿通惠河和会通河.

对外经济交流上,宋朝海外贸易超过前代.北宋政府在广州等地设置"市舶司",负责管理对外事务和贸易,征收商税.中国的丝织品、瓷器、茶叶等远销日本、东南亚各地,输人商品以香料、珠宝为主.

同南宋通商的国家有五十多个,其中以阿拉伯商人最多.南宋政府采取鼓励外商的政策,在一些大的港口设有供外商居住的蕃坊.泉州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国际贸易港.

辽、金与高丽通过使节贸易保持经济上的联系,并在边境设置榷场,互通有无.日本、波斯、大食等国也都同辽、金有贸易关系.

元朝对外贸易的繁荣超过前代,海船可直通日本、占城各地.元朝在各港口设市舶司,和各国通商互市.元朝和高丽、日本贸易密切.

高丽的人参等土产品在我国内地受到欢迎.我国的棉纺织技术在此时传到高丽.日本从中国招聘雕印工匠,来发展日本的印刷业.

6. 明清商业的繁荣

明清时期,我国城乡商业网络形成.其一,城市商业更加繁荣.

在时人的口碑中,北京、佛山、苏州、汉口等城市号称天下四聚,又或佛山、景德镇、汉口、朱仙镇等城市号称中国四大名镇,这两种看似冲突的说法,恰恰反映出明清时期繁荣的商业城市已分布很广,东南西北都有其代表.其二,明清时期我国城乡结合部的市镇商业也有长足发展.比如吴江县的盛泽镇,明初还是一个小村庄,后来在丝织业的带动下,明末发展成为"窄巷穰穰""居民稠广"的镇,乾隆时进一步发展成为"舟楫塞港,街道肩摩"的"绸都".其三,与以往相比,农村定期集市数量更多,集期更短,贸易更旺.其四,明清时期,中国出现了大大小小的商帮,他们成为推动商业网络形成的重要力量.

规模较小的商帮主要是在本地区贩运商品;规模较大的商帮,如徽商、晋商等十大商帮,往往利用沿海、长江、运河等重要商路,在全国范围内贩运商品;有的大商帮,如广商、闽商、宁波商,甚至把自己的贩运活动与对外贸易直接挂钩.

总之,明清时期我国城乡商业网络形成了,而它的形成,使明清时期经济的发展显示出蓬勃的生机与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