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中华传统学术文化

第一节 先秦子学与两汉经学

一、先秦时期各家子学流派及学术思想

(一)儒家学派

儒家学派是诸子百家中最早形成的学派,也是对中国后世影响最深远的学派.它的创始人是孔子,著名的代表人物有子思、孟子、荀子.

儒家思想自西汉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逐渐兴起,从百家争鸣中脱颖而出并逐渐成为中国古代统治者推崇的正统思想.再经宋明理学的改造与发展,儒家思想经过上千年的发展,对中国社会政治、文化教育以及伦理道德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儒"的渊源可追溯到商代,而"儒"之成家则始自孔子.孔子是春秋末期杰出的思想家和教育家,他面对当时礼崩乐坏、战争频仍的社会现实,大力呼吁恢复西周的礼乐制度,提出了一套以"礼"为最高目标、以"仁"为核心、以"中庸"为准则的政治伦理学说.这个学说的最大特点就是把政治目标与个人的求知、修身结合起来,使理想化为自觉的实践.孔子长期从事教育活动,培养了众多学生,由此形成儒家学派.为了教学之需,孔子对上古三代的文献做了整理和删选,这些文献就成为后世所传的"五经".孔子去世后,孔门弟子分化,到战国的中期后,儒家在成为当时之"显学"的同时,内部也形成了八个不同的派别,而其中对以后历史发展影响大的,才推以孟子和荀子所代表的两派.

孟子继承发展了孔子的"仁学"思想,其思想核心是主张"性善"和"良知".孟子认为善这种道德观念是人与生俱来的一种本性,是一种"不学而能"的"良能","不虑而知"的"良知".一个人所以不能为善人,是因为他不去培养和扩充自己的善端,为此孟子重视主观精神的修养.在"仁学"理论方面,孟子补充提出了"义",仁是发自内心之爱,义是所以为人之道,在孔子"杀身成仁"的基础上,他又提出了"舍生取义",使儒家所主张的道德观更加完备.在政治上,孟子主张"王道"和"仁政",提出"民贵君轻"、"保民而王",强调了民的重要性,突出了民在国家政治结构中的地位.孟子的思想对宋明时期儒学的发展影响很大.

荀子则继承发展了孔子的"礼学"思想,强调"人性本恶",所以要靠后天的力量来帮助人为善,其方法一是"修身",修其心,治其身,而后可以为政于天下;二是"师法".在政治上,荀子主张强化君权,同时也重视民的作用;主张以礼治国,同时也重视法的作用,把礼与法共同作为治国施政不可缺少的原则.苟子还提出"天人相分",高扬了"人定胜天"、"制天命而用之"的理性精神.荀子被认为是儒家经学早期传授中的重要人物,其学术对汉唐儒学的影响颇大.

(二)墨家学派

墨家学派的创始人是战国初年的墨翟,他的哲学中包含有非命尚力和尊天事鬼的矛盾.墨子死后,"墨分为三".战国后期,墨家的一派克服了墨子学说中的宗教迷信成分,在唯物主义认识论、逻辑学以及自然科学的研究方面作出了较大贡献.

墨子是墨家的祖师,前人都以为他姓墨名翟,鲁国人.见诸载籍的传记资料不多.在《孟子》、《荀子》、《列子》、《庄子》、《韩非子》中皆称为"墨翟",或单称"墨".在高诱注《淮南子·修务训》、《吕氏春秋·当染》篇并云:名"翟".唯江瑔《读子卮言》"论墨子非姓墨"一章,认为"墨"非"墨翟"之姓.算是比较新奇的说法.

墨子生活年代大致在孔子以后、孟子之前.《孟子·滕文公下》说:"能言距杨墨者,圣人之徒也."又说:"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韩非子》则称儒、墨为"显学".《墨子》原有七十一篇,今存五十三篇.

这本书非作于一人,不成于一时,大都是门弟子所记述,说是墨家学说之总集也无不可.其中《经》上下、《经说》上下、《大取》、《小取》又称为《墨辩》.而《尚贤》、《尚同》、《兼爱》、《非攻》、《节用》、《节葬》、《天志》、《明鬼》、《非乐》、《非命》、《非儒》等篇,最能表现墨子之思想,是全书的精华.

《墨子》思想的核心观念是"兼爱",但是"兼爱"不是道德性的主张,而是着眼于治乱的功利性,主张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墨子以为一切混乱起源于不相爱,"兼相爱则治,交相恶则乱".

天下人若能彼此相爱,就不会有强凌弱、众暴寡的现象产生."兼爱"也是上天的意志,顺天意、兼相爱,必得天赏;反天意、别相恶、交相贼,必得天罚.墨子的"兼爱"、"利天下"具有游侠的精神.

从"兼爱"出发,墨家认为战争对人民的危害最大,因而主张"非攻",反对不义的战争和兼并.墨家的"尚贤"也以"兼爱"为标准,只要他能兼爱,则无论什么出身的人都可以做官,这是明确地反对奴隶贵族的世袭制,具有阶级平等的意识.

墨家的"尚同",主要讲统一思想、统一政令,讲究智者求同,愚者求异,使天下百姓能与天子的是非相同.墨家主张节约财富,节制人的欲望,因而反对儒家所主张的"久丧"、"厚葬",反对无益于民众的金钱和时间的浪费,提倡"节葬"、"节用"、"非乐".

墨家所讲的"非命",实际也是主张人们依靠自己的努力来改变生活处境,而不屈服于命运.其"尊天"和"明鬼"则是肯定"天志"和"鬼神"的存在,这反映了墨家思想局限性的一面.

在认识论方面,墨子提出了"三表法",认为立论当推究来历、详察实情和考验实用,这是中国历史上首次提出的对人的认识进行检验及检验标准是什么的思想.墨子后学中不乏在科学技术方面有造诣者.墨家在战国时期发展很迅速,一度成为与儒家齐名的"显学".

但自西汉以后,儒学受到官方的特别重视,而墨家却几乎成为绝学.

(三)道家学派

道家学派的创始人是老子.道家是先秦时期十分重要的一个思想流派,出了不少著名的思想家,在先秦文献中有名可查的就有庄子、杨朱、关尹、尹文、彭蒙、田骈、慎到、列御寇、庚桑楚、子华子、环渊等,他们中不少人属于当时齐国稷下学宫的知名学者,其中以庄子最为有名.老子和庄子不仅是道家学派的代表,也是中国古代有重大影响的哲学家.

老子最重要的思想是将"道一作为最高范畴.他提出"道"为世界的本原,"道"既是精神的也是物质的,"道"的要旨由此具有了宇宙论及本体论的意义."道"在推动万物变化发展时,表现出相反相成的矛盾运动和返本复初的循环运动的规律性,即所谓的"反(返)者道之动",说明一切矛盾的事物都在相反对立的状态下互相依存并转化.老子还提出朴素的辩证法思想,他认为,事物自身都包含着他物,任何事物都是正反、肯定与否定的对立统一,这些对立统一的关系,都可以物极而反,互相转化.从这些辩证观点出发,老子建立了他的策略思想,即以弱胜强,以柔克刚,知雄守雌等.在政治上老子认为文明的发展是社会堕落的原因,因此主张"弃圣绝智"、"无为而治",回到原始的"小国寡民"状态中去.

庄子继承了老子的宇宙观及政治思想,他把老子的辩证法思想推向极致而进入了相对主义,他揭示了价值判断的主观性和价值标准的相对性问题,突出强调个人的精神自由与超越,张扬了人的个性,即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稷下道家则提出"精气"说,对老子的"道"作了唯物主义的解释.

除老庄学派外,黄老之学是道家又一具有影响力的思想流派.该流派产生于战国时期,以传说中的黄帝和老子为创始人,以"黄老之言"为指导思想,继承并发展了老子的"道",认为万物的主宰是虚静的"道",且"虚同为一,恒一而止","人皆用之,莫见其形".作为广泛流传的社会思潮,黄老学说在汉初广为盛行.当时纷争刚止,百废待兴,黄老学说兼糅儒、法、墨、阴阳等诸家思想,提出了法、术、势、利等概念,强调"道生法",主张"是非有分,以法断之,虚静谨听,以法为符",解决了法律本身合法性的问题,使先秦学术走上现实主义道路.在政治上,黄老学派认为君主应当"无为而治","省苛事,薄赋敛,毋夺民时","无为而无不为",并提出因天循道、守雌用雄、君逸臣劳、清静无为、刑德并用等一系列政治主张,正所谓天下事未尝不败于专而成于共,这些思想得到统治者的认同并实施,在汉初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促使社会经济迅速恢复,国家安定,人民富足.出现了中国封建社会第一个盛世即"文景之治".再至东汉,黄老学说逐渐与谶纬迷信相结合,演变为自然长生之道,讲求出世与修行,对原始道教的形成产生了一定影响.

(四)法家学派

法家的思想先驱可以追溯到春秋时的管仲、子产,实际创始者为战国时期的李悝、吴起等人.早期法家依其学说的中心思想,各有不同的侧重和强调,可以分成三大派别:一是重势派,以慎到为代表;二是重术派,以申不害为代表;三是重法派,以商鞅为代表.至于韩非,则认为天下之事,不难于立法,而难于法之必行,主张势、术、法三者不可偏废,成为法家之集大成者.

法家注重组织和领导的理论和方法,具有冷静的眼光和理智的态度,精于各种利害关系的计算,尊奉冷酷无情的利己主义.法家学派的前期人物多为从政者,是当时政治变法的积极设计者、倡导者和组织者,他们的中心思想是"循名责实,信赏必罚",认为一个统治者必须有名有实,赏罚严明,只有这样才能"威申令行".

商鞅主要讲"法"(法令),申不害主要讲"术"(权术),慎到主要讲"势"(权势).

韩非是荀卿的弟子,他承继了荀子"性恶"说,认为人无善恶意识.

也承继了荀子的"尊君"说,强调人君的利益至上.又袭取了道家虚静的修养理论,强调人君应以静制动,驾驭臣下.此外,他吸收了法家前驱的思想,建立了一个以法治为基础,冶"法"、"术"、"势"于一炉的政治思想体系.他反对儒家尊贤之说,认为人才不值得仗恃,唯有"法"才是治国的根本,法立,有犯而必施;令出,唯行而不返.

因此一个有道的君主,应该"远仁义,去智能,服之以法".作为人君,必须以"利"来收拾人心,以"威"遂行意志,以"名"作为上下追求的目标.

在理论上提出了进化的历史观、功利的道德观和集"法"、"术"、"势"为一体的政治观.他认为人类历史是一个发展的过程,社会不同发展阶段有各自的特点和主题,所以应"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一切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都可以归结为某种利害关系;政治上应该以"法"治国,以"术"治官,以"势"守之,主张重刑而少赏,因为刑法比仁义更使人少犯过错,并认为礼教、仁义及人的感情都会破坏法的尊严,因而斥责儒家"以文乱法",斥责墨家"以武犯禁".韩非的理论后来为秦国所利用,这既加速了秦统一中国的进程,也加速了秦朝的灭亡.

法家思想在以后中国的历史中虽一直隐而不露,但实际上却是封建统治者维护集权统治的理论基石.

(五)名家学派

名家学派是战国时期专门讨论名实关系和概念同异、离合问题的一个学派,代表人物是惠施和公孙龙.他们对事物的同一性和差别性问题作了探讨,对古代逻辑学的发展作出了一定贡献.

名家着重讲"名"与"实"的关系,强调"控名责实,参伍不失".

公孙龙提出著名的"白马非马"论,认为特殊概念与一般概念不能混同,他重视分析概念的规定性和差别性,但却混淆了概念的内涵与外延的关系.惠施的著名观点是"合同异",认为一切事物的差别都是相对的,强调矛盾的同一性、相对性,但否认矛盾的绝对性和事物的规定性.

名家这一系列主张开了中国诡辩论之先河.

(六)阴阳家学派

阴阳家学派是当时提倡以"阴阳五行"来解释世界及历史的一批人物,代表人物为战国后期的邹衍.邹衍有《邹子》四十九篇及《终始》

五十六篇两种著作,可惜都已经亡佚.从《史记,孟子荀卿列传》的记载,以及清人马国翰的辑佚,仍然可以获知邹衍学说的大要.

邹衍有感于"有国者益淫侈,不能尚德",于是作"怪迂之变,《终始》、《大圣》之篇十余万言".《史记》说他的学说"闳大不经,必先验小物,推而大之,至于无垠".也就是说,他由及身个别事物之观察,类比推演,至于广大无边的境地.这是一种主观的方法,而不是客观的推理,含有很多想象的成分在内.

他认为自有天地以来,"五德转移,治各有宜,而符应若兹".所谓"五德",就是土木金火水."土德之后,木德继之,金德次之,火德次之,水德次之."认为历史朝代的嬗变遵守土、木、金、火、水五行相生相胜之道而循环,为新兴的大一统王朝的建立提供理论根据.这套理论后来成为汉代天人感应学说的重要来源.

除上述主要派别外,先秦子学还有兵家、农家、纵横家、杂家等学派.其中兵家又可细分为兵权谋家、兵形势家、兵阴阳家和兵技巧家.

代表人物有孙武、吴起、孙膑、尉缭子等,特别是以《孙武兵法》、《孙膑兵法》为代表的兵家哲学,对朴素辩证法的发展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农家是反映当时农民思想的一个学术流派.《孟子》书中保留了此派中信奉"神农之言"思想的代表许行的一些言论,认为"贤者与民并耕而食,饔飧而沼",主张人人必须劳动,自食其力,体现了功崇惟志,业广惟勤的思想.纵横家是当时从事政治外交活动的一些谋士.代表人物及观点有苏秦及其"南与北合"的合纵,张仪及其"西与东合"的连横.杂家是战国后期开始出现,试图折中、糅合诸子思想的部分学者,其思想具有"兼儒墨、合名法"的特点.代表著作是由吕不韦门客编纂的《吕氏春秋》.这些派别都在当时哲学争鸣中占有一定地位.

总之,在春秋战国时期,"诸子蜂起,百家争鸣",各家各派在天道观、认识论、历史观、名实关系、社会伦理、礼法制度、政治主张诸层面上,都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从而大大推动了思想和学术的发展.

二、经学的基本内容

两汉经学包括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但是在学术观念与学术方法上都有着明显区别,因此两派经学所包含的内容也存在差异.

(一)今文经学的学术思想

汉代的今文经学,《诗》有鲁、齐、韩三家;《书》有欧阳氏、大夏侯、小夏侯三家;《礼》有大戴、小戴、庆普三家;《易》有施氏、孟氏、梁丘氏、京氏四家;《春秋》有《公羊传》和《榖梁传》.今文经学的主要内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 以董仲舒的《春秋公羊传》学为核心

首先,董仲舒发展了《公羊传》的"大一统"思想,为封建集权专制政体提供了系统的理论依据.董仲舒在"天人三策"中提出了一个重要命题:"《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他将原来政治上的"大一统"扩展到宇宙,为之增添了超乎人事的绝对威力,使其成为一种先天合理、不可逆转和不得背离的永恒法则.

既然"大一统"是宇宙间不可逆转的永恒法则,那么以"天下一统"为根本特色的封建集权的专制政体,也就成为一种先天合理的政治存在.

其次,董仲舒创建了"天人合一"的理论模式,从而为封建专制政体的运行和封建政治伦理体系的建构提供了相应的哲学依据.在"天人合一"的理论中,人间一切已然的秩序都是上天命定的,而君主是上天指定的代言人,于是他也就拥有了替天行道的绝对权威,从而从宇宙法则的高度,证明了君主绝对权威的天然合理性.董仲舒还说:"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君臣、父子、夫妇之义,皆取诸阴阳之道".

简而言之,就是"圣人法天而立道".为政治伦理的建立提供了坚实的理论依据.

此外,董仲舒创造性地提出了"天道不变"和制度形式随时"更化"的重要命题,从而成功地解决了君主制度万世一系和改朝换代之间的矛盾.董仲舒把封建专制的政治制度和伦理原则视为亘古不变之道,正所谓"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但这种制度的具体形式却是应该随时"更化"的,这种"更化"的主要内容是指改朝换代之后,应在坚持君主政治制度基本原则的前提下,对以往的旧制度作一些必要的变更.按照董仲舒的这种"更化"理论,封建王朝的更迭不过是"天道"政治外在形式的简单循环,至于"道"的内核即君主政治的基本原则,那是永恒不变的.

2. 以阴阳五行学说改造传统儒学

首先,阴阳五行学说是董仲舒《春秋公羊传》学的理论基石.《春秋公羊传》学的政治伦理和社会制度是按照五行相生相克的理论推衍出来的,而且阴阳分合学说直接导致了董仲舒"王道三纲"理论的出台,而"天人合一"理论也源于"阴阳五行"学说.

其次,以阴阳五行说《诗》是今文《诗》学特别是齐《诗》的主要特征.

如《十月之交》为《诗经·小雅》中的一篇,诗歌通过描写令人惊惧的灾异现象,反映了西周末年政治的黑暗.今文经学家解说这首诗则将自然灾异、人体病象、政治得失几件本不相关的事物牵扯到一起,其中联系的纽带就是阴阳学说.

再次,孟氏、京房《易》学与"阴阳灾异"说的结合.宣元时期,孟氏、京房《易》学盛行,成为"阴阳灾异"说的主导模式.如在京房的《易》

学系统中,每年节气和物候的变化秩序是固定的,由阴阳的升降消息所决定.六十四卦与一年四季的每一天相配合,通过天气的变化进行比附、推论.当然,其着眼点则是现实政治.

阴阳五行学说除了在《春秋》、《诗》和《易》的解说中被广泛运用之外,在《书》和《礼》的解说中也同样受到汉代今文经学的重视.

3. 以通经致用为最基本的学术追求

汉代今文经学家认为,儒学服务于现实政治的最简单的方法莫过于直接从《五经》中搜寻现成的答案,于是"通经致用"也就成为今文经学家们最基本的学术追求.其中"以《禹贡》治河,以《洪范》

察变,以《春秋》决狱,以《三百五篇》当谏书"就是他们"通经致用"的典范之作.

如《禹贡》是《尚书·夏书》中的一篇,主要记载了太禹治水的经历,是我国最早的地理学著作.于是今文经学家们主张依照《禹贡》

来治理黄河,认为按照《禹贡》上的经义,应采用分泄和疏浚的方式来治理.再如以《春秋》决狱在汉代政治司法领域被普遍运用,汉末应邵还以经学对刑律进行改造,系统地写了《春秋断狱》二百五十篇.

显示了儒家经典在汉代上层建筑已极具权威性.

(二)古文经学的学术思想

1. 以《春秋左氏传》为核心

在今文经学以"天人合一"的神学理论为封建专制统治张目情况下,古文经学家力图找到一种新的理论来迎合封建专制政治的需要.从性质上看,《春秋左氏传》不但释经,而且用丰富的史料来解释《春秋》

所记载的二百多年的重大历史事件,其政治主张完全寓于历史事件的叙述之中.古文经学家正是看中了《左传》的这一独特性质,企图借《左传》所演绎的历史事件来作为汉代统治者的"资治通鉴".这种用历史经验来为统治者提供借鉴的做法,较之于今文经学的天道与迷信,显然更具说服力.

《左传》在思想内容方面的另一显著特征是强调对礼教的尊崇,全书上下浸透着礼的精神.在当时外戚宦官专权、内外交困的情况下,以崇礼为特征的《左传》对于强化中央集权的封建专制统治来说无异于盛夏甘露,这也正是重视礼教的儒学大师郑玄先治《公羊传》而后改治《左传》的主要原因.

2. 解经以条例与义理阐发为主

所谓"条例",是指条列全书体例、义例.关于"条例"的学问在古文经学的核心经传《左氏春秋》学领域运用得相当普遍.当时以刘歆为代表,已形成一种以"条例"阐释《左传》的学术传统,其后郑兴以之为基础撰有《左氏条例章句》."条例"的总结与归纳一方面是为了方便传授经传,另一方面则是为了从"条例"的归纳中演绎出"义理".

所谓"义理",是指经义名理.在汉代古文经学家的眼中,"条例"的归纳过程也就是"义理"的演绎过程.《汉书·楚元王传》说:"歆治《左传》,引传文解经,转相发明,由是章句义理备焉."刘歆研究《左传》

的方法,是"引传文以解经",其结果产生了《左传》经传的章句,而"转相发明",则总结归纳出《左传》经传的条例.这样,作为经义名理的"义理"也就在"条例"的归纳中演绎出来了.这种学问兼有史学和哲学的性格,它忠实于经书的内容,从中归纳出许多律则和笔法,这从研究途径看是史学的,从研究结果看又是哲学的.

第二节 魏晋玄学与宋明理学

一、玄学的历史发展

玄学思潮的发展,与魏晋时期的政治形势的发展有着密切关系.

玄学的发展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

(一)正始玄学

正始玄学常被称为"正始之音",为玄学发展的第一阶段,属玄学的开创时期.主要代表人物有何晏与王弼.《晋书·王衍传》说,"魏正始中,何晏、王弼等祖述老庄".二人崇尚道家是毫无疑问的.值得注意的是,何晏撰《论语集解》,王弼注《周易》,又撰《论语释疑》,这个事实本身就表明他们并不是要用自然去破坏名教,相反,是要用自然来补充名教,维护名教.从这几本书的内容看,何、王都是用改造了的老子思想解释儒家经典,折中儒道,调和名教与自然.从根本上讲,何晏、王弼认为儒道本是一家,名教与自然可以统一起来.

何晏作有《道德论》、《论语集解》,王弼注有《周易》、《老子》,著《论语释疑》,都以道家思想解释儒家经典,企图齐一儒道,调和自然与名教的矛盾.他们以为天地万物皆以无为本."无"是世界的本体,"有"为各种具体的存在物,是本体"无"的表现.王弼还从哲学上探讨自然与名教的关系,宣称名教出于自然,尊卑名分是自然的必然结果,应当反映自然.何晏、王弼等玄学家还承袭东汉清议的风气,就一些哲学问题问难析理,反复辩论,称为"清谈",这是玄学发展的独特方式.

(二)竹林玄学

竹林玄学以"竹林七贤"中的阮籍和嵇康为代表,为玄学发展的第二阶段.阮籍、嵇康崇尚自然,认为"自然"乃是宇宙本来的状态,是一个有规律的和谐的统一整体,其中没有任何矛盾冲突.而人类社会又是自然的一部分,也本应是一个无利害冲突的和谐整体.他们认为名教破坏了这种和谐状态,因此主张"越名教而任自然","非汤武而薄周孔",带有强烈的反儒倾向,对司马氏集团以名教掩饰政治上的腐败极为不满,否认自然与名教一致.同时他们又都欣赏庄子的遁世逍遥的思想,希图以消极的手段反抗司马氏的强权政治.

(三)西晋玄学

西晋玄学是玄学发展的第三个阶段,代表人物是郭象.郭象的玄学,是在魏晋之际向秀《庄子》注思想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郭象的玄学,以庄学为主,以反对何晏、王弼贵无论玄学的面目出现,提出了自己的玄学崇有论思想.他主张"有"之自生独化说,以此否定"无中生有"说和"以无为本"说,认为"有"是自生自化的,并不需要一个"无"作为自己存在的根据.由于他割裂了事物之间的联系,把自生独化说成各自孤立的毫无联系的东西,最后得出了神秘主义的独化于玄冥之境的思想.郭象提倡名教即自然的儒道合一说,认为逍遥世外与从事名教世务,本是一回事,因此逍遥游并不要遁世.

(四)东晋玄学

东晋玄学是玄学发展的第四个阶段,为玄佛合流时期.自西晋短暂的统一之后,从永嘉丧乱开始至东晋时代,社会处于动荡与分裂之中,给佛教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土壤,两晋时期佛教得到了很大的发展.

佛教的大乘空宗思想又与老庄玄学思想类似,一个讲"空",一个讲"无".

在玄学盛行的形势下,佛教徒们为使佛教得到更大发展,便纷纷以玄学来解释印度佛学,于是产生了佛教玄学.它的主要代表人物有道安、支遁、僧肇等.其中尤以僧肇的思想影响为最大.僧肇著有《不真空论》

与《物不迁论》等文,对当时的佛学,尤其是魏晋玄学从思想上作了总结.

他认为玄学的贵无思想与崇有思想都是各执一端的理论.真谛应当是合有无为一.僧肇的佛教玄学最后完成了魏晋玄学思维发展的一个三段式的发展过程,即从贵无到崇有再到合有无为一的认识过程.

二、玄学的基本内容

玄学思想虽然继承了先秦的老庄哲学,但与老庄哲学又不尽相同.

它最基本的特点就是"儒道兼综".魏晋玄学基本内容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研究对象:以"三玄"为主

"三玄",是指《老子》、《庄子》、《周易》三部著作,称其为"三玄",是因它们含有非常深奥的学问.玄学家们的玄学思想主要就是通过对这三部著作的注释与阐释表现出来的,当时的玄学家无一不从事三玄之学的研究.例如:何晏作《道德论》;王弼注《老子》、《周易》,著《老子指略》与《周易略例》;阮籍尤好庄、老与周易,作《通老论》、《达庄论》和《通易论》;嵇康自称"老子庄周,吾之师也";向秀、郭象则注《庄子》.而风靡魏晋的玄谈所谈论的内容也正是以"三玄"为主.从对"三玄"的研究与谈论可以看出玄学兼综儒道的基本特点.

(二)核心问题:辩证"有无"

魏晋玄学把老庄哲学中的"有无"问题当做讨论的中心课题,出现了王弼"贵无说"和裴頠"崇有论"的对立,随之又出现了郭象的"独化论".所谓"有",指具体存在的事物,亦称实有;"无",指无形无象的虚无.以何晏、王弼为代表的玄学贵无派把"无"当做世界的根本和世界统一性的基础,提出"以无为本"的观点.他们认为天地万物都是有形有名的具体存在物,这些具体存在物得以产生,是由于"无"为其根本.万物要保全自身,就必须保持其本体"无".但是"无"也离不开"有",因为"‘无’不可以‘无’明,必因于‘有"’.

所以要"崇本举末"或"崇本息末",也就是以无统有.王弼关于"有"、"无"的观点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现象与本质的关系,认为现象与本质是无形无象的.

崇有论者裴頠则反对贵无思想,否认无能生有,认为有是自生的,自生之物以有为体.郭象也反对无能生有,提倡万物自生独化之说.

他认为世界是由众多的具体物构成的,"有"之外并不需要有一个"无"(绝对的无)作为自己存在的依据.但他把万物都看做是自生独化的,一切都独化于玄冥之境,表现出神秘主义思想倾向.

(三)基本内容:探究世界本体

魏晋玄学最本质的内容,就是探讨世界本体的问题,这使中国哲学思想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玄学贵无派把"无"当做"有"的存在根据,提出了"以无为本"的本体论思想.他们认为,在形形色色的多样性的现象背后,必有一个同一的本体,否则多样性的现象就杂乱无章无法统一,并认为这个本体即是无.在他们看来,"有"不能作为自身存在的根据,"有"只能依赖于本体"无?才能存在.郭象既反对"无中生有"说,亦反对有必"以无为本"说,主张有之自生说,并认为"有"是各个独自存在的,不需要一个"无"作为自己的本体.

他们所探讨的正是宇宙存在的本原或根据是什么的问题.

作为哲学的玄学,与作为神学的经学相比,形式上远为活泼,内容上远为精致.尤其是玄学所提出的或着重关注的有无、本末、体用、言意、一多、动静、自然与名教等一系列具有思辨性质的概念范畴,都是先秦儒学和两汉经学所不具备或不重视的.玄学思潮尽管没有像经学那样被统治者奉为官方哲学,但它一度也声势浩大,蔚为风尚,吸引着对经学已生厌倦之心的知识群体,而对整个魏晋文化产生巨大影响.

第三节 清代朴学文化

一、清代的朴学流派及其研究

(一)吴派的朴学研究

吴派起源于惠氏家学,惠有声、惠周惕、惠士奇三代传经,均治《易》学,至惠栋尤光大之.惠栋著《易汉学》、《易例》﹑《周易述》等,驳诘宋人河图﹑洛书﹑先天﹑太极之说,为吴派经学奠定基础,深得乾嘉学者推重.吴派名家有江声、余萧客、王鸣盛、钱大昕、汪中、刘台拱、顾广圻、贾田祖、江藩等人.吴派学术主张博通,因文字音训以求经义,搜集汉儒经说加以疏通,建树颇多.

1.《易》学研究

《易》学研究是吴派学术最为显著的特征之一.吴派开创者惠栋一生致力于对汉代《易》学的研究,著有《周易述》、《易汉学》、惕例》等.他的《易汉学》专考汉代《易》说,于乾隆九年(1744 年)完成初稿.全书八卷,前七卷辑录汉、魏晋《易》学家孟、虞、京、郑、苟等诸家《易》说,旨在梳理汉《易》象数系统中的"卦气"、"飞伏"、"爻辰"、"纳甲"等源流.第八卷是继清初黄宗羲、胡渭之后,进一步辨析宋儒图书《易》说的弊端.此书一出,被誉为"汉为之绝者千有百余年,至是而粲然复章矣".惠栋的《周易述》发挥汉《易》而自注自疏,并为后来的江藩、李林松所继承.

2.《尚书》学研究

《尚书》学研究是吴派学术最为显著的第二个特征.吴派学者的《尚书》研究,始于惠栋的《古文尚书考》,它继清初阎若璩《古文尚书疏证》

后,再度考订东晋晚出之二十五篇为伪,而以郑玄所传之二十四篇为孔壁真古文.惠栋的弟子江声亦张大师说,作《尚书集注音疏》,别附《尚书补谊》及《经师系表》.吴派学者王呜盛的《尚书后案》,专以发挥"郑康成一家之学",不受虚言,不听浮术,不采华名,不兴伪事.实际上是结集了有关东汉古文经学派及其传衍《古文尚书》的经学的资料集.紧随江、王等人研究《尚书》的吴派学者是孙星衍.孙星衍在江、王等人研究《尚书》的基础上撰有《尚书今古文注疏》三十卷,专释汉代今、古文《尚书》中都有的二十九篇,企图取代唐代孔颖达为晋代伪古文的《传》所撰的《疏》.这部书作为《尚书》学总结性的专著,它展示了吴派学术风貌,为后来今文经学者陈乔枞的《今文尚书经说考》

与皮锡瑞的《今文尚书考证》作了铺垫.

3. 考史研究

治学兼及考史,是吴派学术最为显著的第三个特征.吴派学者虽偏重于古经汉疏的研究,但也深研史学.惠栋撰有《左传补注》、《后汉书补注》、《续汉志考》等.吴派中以考史著称的是王呜盛和钱大昕,《十七史商榷》和《廿二史考异》是他们的代表作,这两部书都位列清代三大考史名作之列(另外一部为赵翼的《廿二史札记》).

王鸣盛的《十七史商榷》共一百卷,所谓"十七史"是指宋以前的十七部"正史",这部书的重点是对文字的校勘和典章制度的考证,另外还包括对史书及作者进行评论以及评论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钱大昕的《廿二史考异》共一百卷,所谓"廿二史"是指廿四史中除去《旧五代史》、《明史》的其他诸史.全书体例与《十七史商榷》相似,但功夫更细,对各家史书按卷按篇进行校勘,考释典制和训诂名物,重点考订年代、官制、地理沿革和辽金国:语、蒙古世系等.

(二)皖派的朴学研究

皖派的奠基者为黄生和江永、戴震为集大成者.因其主要成员江永、戴震、金榜、程瑶田、洪榜、凌廷堪都是徽州人,故被称为皖派.

皖派学术首重音韵、文字、训诂之学,扩及史籍、诸子的校勘、辑佚、辨伪,留意金石、地理、天文、历法、数学、典章制度的考究,尤其是在诸经的校订疏解中取得了超迈前代的成就.江永(1681-1762)为著名经学家、音韵学家、天文学家和数学家,皖派经学创始人.江永一生蛰居乡里,著作多至39 种凡260 余卷,如《礼书纲目》、《周礼疑义举要》、《数学补论》、《金水三星发微》、《律吕阐微》等,而音韵学著作《古韵标准》、《音学辨微》、《四声切韵表》最有建树,其音韵学上承顾炎武下接戴震、段玉裁,分古韵为十三部,创"数韵共一入"之说,精熟等韵,详辨韵之弇侈,与其弟子戴震为"审音派"代表人物.

1. 音韵研究

朴学各派都强调语言文字的训诂考订,但皖派与吴派的明显区别是,皖派对语言文字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古韵方面.因此对音韵的研究成为皖派朴学研究的主要特征之一.戴震撰有《声类表》、《声韵考》

等,他将古韵分为九类二十五部,尤其是以入声韵独立,以之与阴声、阳声韵相匹配,指出阴阳均可对转,人声是韵类通转的枢纽.他的研究对古音学发展作出了贡献.戴震的弟子段玉裁对古音研究又进了一步,他分古音为十七部,被认为是"戴氏所不及",所撰《说文解字注》

对许慎《说文解字》所收九千三百余字详细作注,阐明音训,改正讹误,创通条例,被誉为"一千七百年无此作矣".

2. 广泛的校勘考证

对名物、制度、古文献的校勘、考证是朴学各派研究的基本内容,但皖派与吴派相比,涉及的范围更为广泛,而且形式也更为多样.如戴震《考工记图》,便是以《考工记》本文和郑康成注的"图与传注相表里".

又如程瑶田所撰《通艺录》包括《禹贡三江考》、《仪礼丧服文足徵记》、《释宫小记》等二十四种,对经书中的有关制度、舆地、名物等专题考辨,不囿于经传注疏,多能旁搜广证;为了方便理解和寻找,常常绘以图画、表格,笃信耳闻之不如目见之,目见之不如足践之.

同时,皖派学者的经学研究虽偏重于音韵、名物、制度和版本的考释,但还兼治历算,对中国传统数学进行了重点研究.

3. 治学中阐发思想

皖派学者的朴学研究,虽与吴派学者一样重视经籍的注释工作,但在注释经籍的外衣下多阐发个人的思想.戴震强调读经,强调语言文字的考证训诂,强调领会经文的本义,把握古代圣贤的心志.他所撰《原善》、《绪言》、《孟子私淑录》、《孟子字义疏证》等都是援引经典,全面阐发他的哲学、伦理、政治的理论观点和主张,在清代思想史、哲学史上具有重要意义.他在书中提出了"气化流行,生生不息,是故谓之道"的见解,认为理就是条理,而宋明理学家的所谓理,不同于儒家经典中的理.指出:"就事物言,非事物之外别有理义也."抨击程朱"以理为气之主宰"是"诬圣乱经".痛斥宋明理学家的"存天理,灭人欲"之说是"适成忍而残杀之具",是"以理杀人".与之针锋相对,他提出了"欲,其物;理,其则也"的命题,认为"凡事为皆有于欲,无欲则无为矣.有欲而后有为,有为而归于至当不可易之谓理",从而建立起带有浓厚考证色彩的人性说.

(三)扬州学派的朴学研究

活跃于扬州一带的扬州学派从皖派戴学拓展而来,其代表人物中,王念孙是戴震弟子,任大椿与戴震同事,焦循一生推崇戴学.纵观乾嘉学术,皖派最精,吴派最专,而扬州之学最为淹通.

1. 继承和发展吴、皖两派的纯朴学研究

由于扬州学派在学术思想上主要渊源于皖派的戴震,所以他们的经学研究也遵循首先从古文字人手,侧重音声训诂,以求经书意义的原则.

如王念孙的《广雅疏证》提出"就古音求古义,引申触类,不限形体"的原则.其子王引之秉承父志,也从事研究训诂之学,所著《经义述闻》,被当时反对朴学研究的方东树赞为"汉唐以来,未有其比".他们学识渊博,并能娴熟地运用归纳和演绎方法,在训诂、校勘方面取得了突破性的成果.此外,汪中的《明堂通释》、《释三九》,焦循的《明堂论》等,都是有关名物制度方面的名著,也都发展了吴、皖两派在这方面的研究.尤其是阮元,他的《经籍纂诂》、《十三经注疏校勘记》,组织汇刻的《十三经注疏》《皇清经解》,在一定程度上总汇了乾嘉朴学在训诂、校勘、解经等方面的成果,带有总结乾嘉学术的意义.

2. 反对墨守,主张会通

扬州学派深感吴、皖两派朴学家们自身的褊狭墨守和固执门户之见,主张在字词考证的基础上,贯通全经,寻其大义,同时参核百家之说,互相印证,这就不仅要在文字名物等局部和细节方面,而且要在总体上把握古人之精神实质和宗旨要领.如焦循对《周易》的研究便运用数理知识,跳出了汉代象数《易》学的窠臼,被誉为"石破天惊"之作.

凡益之道,与时偕行,基于这样的认识,扬州学派还扩大了研究领域,经学研究不再囿于儒经,而将内容扩展到先秦诸子.汪中研究荀子、墨子和贾谊,先后校勘考释了《老子》、《墨子》、《荀子》、《贾谊》、《吕氏春秋》.又如王念孙的《读书杂志》,广泛地校勘了《管子》、《晏子》、《墨子》、《荀子》、《淮南子》等子类著作,首开子书研究之先河.

3. 重视对传统数学的研究

乾嘉时期,扬州学派中会通中西数学者人才辈出.焦循、焦廷琥父子和阮元、李锐、黄承吉都精于中西数学.扬州学者的数学研究领域包括算术、几何、三角、数学史、微积分等方面.其中焦循的《加减乘除释》对算术运算理论作了开创性的研究.又如阮元组织编纂的《畴人传》四十六卷,成为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科学技术方面的专著.《畴人传》

的编纂突破了儒家只重经典轻视科技的思想意识,乾嘉之际朴学研究重视科学,以此研经,具有不同凡响的意义.

二、朴学的成就和影响

(一)对古典文献的整理与考据意义深远

首先是文字音韵学成绩显著.朴学学者们认为做学问首先必须从文字开始,考据学的基本功就是文字学.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和朱骏声的《说文通训定声》及王引之的《经传释词》,都是考据学派在文字学方面的重要成就.王氏父子的《读书杂志》和《经义述闻》、俞樾的《诸子平议》和《群经评议》代表清代校勘学最高成就.有些古籍或亡佚不闻,或流散他书之中,这就需要从大量的引用与转述中钩沉出原始资料,努力恢复典籍的本来面貌,这便是辑佚.明代编成的《永乐大典》收录了大量的庞杂资料,为清代学者辑佚提供了文献来源,《四库全书》就从《永乐大典》中辑出佚书385 种,《全唐文》、《一统志》和《宋会要辑稿》等都利用了《永乐大典》中的材料.江永的《古韵标准》、戴震的《声类表》、《声韵考》,段玉裁的《六书音韵表》

对古韵学都有卓识创见.戴震对于人的发音与口腔、牙齿、喉舌关系的研究,钱大昕对古人舌音多变齿音的发音规律的研究,都是古代音韵学中的重要成果.

其次,清代史学极为繁荣.清廷在官修正史方面用力极深,所修《明史》质量较高.私修史书较优者有万斯同独著的《明史稿》、魏源的《圣武记》和《元史》、毕沅的《续资治通鉴》、柯劭忞的《新元史》

等.清代学者将大量的考证功夫用在史学研究上,对史学典籍进行丛考的重要著作有钱大昕的《廿二史考异》、王鸣盛的《十七史商榷》、赵翼的《廿二史剳记》、洪颐煊《诸史考异》、洪亮吉《四史发伏》等,单部史书的整理之作有数百种之多.

最后,朴学学者在古书的目录学、版本学等方面也做出了可观的成就,较著名的目录学家有朱彝尊、姚际恒,版本学家有黄丕烈、顾广圻等.另外,在文学、历算、地理等学科方面,朴学学者亦有多方建树.清代考据学著述甚丰,成就斐然.《皇清经解》收录有157 家,收书2720 卷,其中大部分为朴学学者所著.显然,朴学学者所展开的古典文献整理与考据工作,对于学术文化的传承以及向前推进具有重要意义.

(二)朴学的治学方法对后世学术研究具有借鉴意义

朴学考据的思维趋向与某些现代哲学流派的致思趋向惊人相似.

朴学从理解、阐释文字形、音、义源流变化进而把握经典意蕴的路径,是一种颇具特色的语言分析方法,与现代西方的分析哲学的思维逻辑颇相接近.分析哲学认为,哲学问题与语言问题密切相关,要解决哲学问题,需要从分析语言着手.两者之间的共趋性隐含着人类思维运动的一定规律性.

不过,正是由于"时代使然",朴学考据存在着许多弊端.主要表现为:其一,脱离现实,埋头于故纸堆中,为考据而考据;其二,将考据与学术画等号,出现思想界的空洞沉寂而学术研究方面成绩斐然的畸形现象.反映在学术著作中便是只罗列证据,不讲义理,只讲注经,不求创新,把儒家传统文化中"述而不作"的学术路径发展到极致,士子思维方式呆板僵化;其三,厚古薄今,信而好古,惟古是信,惟古是从;其四,支离繁琐,解释一字,洋洋万言,只能对个别问题进行阐释、说明,而对重大事变难以全面、准确地进行认识和判断,"只见树木,不见森林".

朴学学者的治学方法虽然不是现代学术研究的发展方向,但通过朴学家的劳动,使长期以来难以解读的一大批古代典籍得到清理,为后人阅读研究提供了方便,他们的这种功劳是不容抹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