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绕在丰碑周围的花环

哈代平素写作勤奋，著述甚丰。他一生中共写有十五部长篇小说（其中一部没有出版）。除了以上谈到的《德伯家的苔丝》和《无名的裘德》外，还有《穷汉与贵妇人》（1867 年写成，未出版）、《铤而走险》（又译《非常手段》、1871）、《绿树荫下》（1872）、《一双蓝眼睛》（1873）、《远离尘嚣》（1874）、《伊沙贝塔的才能》（1876）、《还乡》（1878）、《号兵长》（1880）、《冷漠的人》（1881）、《塔里的两个人》（1882）、《卡斯特桥市长》（1886）、《林地居民》（1887）、《心爱的人》（1896）等。这些小说虽然不如《德伯家的苔丝》和《无名的裘德》那样光照世界文坛，但其中亦不乏世界文学作品中的珍品，比如说《还乡》、《卡斯特桥市长》、

《林地居民》等几部作品就达到了很高的艺术水平，哈代作品的风格、技巧以及作品中透射出来的悲天悯人的个性，都能从中得到体现。而且，我们还可以或多或少地从中看到苔丝或裘德的影子。当然。由于作家本人在写作水平和思想观念上的局限性，其作品也不全是尽善尽美的。甚至有不少作品出来后反应平平。他的处女作《穷汉与贵妇人》就因为艺术水平与思想方面的欠缺而始终未能得以出版。便是他中壮年艺术风格日渐成熟时写的《号兵长》、《冷漠的人》和《塔里的两个人》，出版以后都曾令人失望，以至于使作者对自己适不适于写小说产生怀疑。这种怀疑最终随着《德伯家的苔丝》和《无名的裘德》两部巨著的先后问世而被否定。

哈代在抒写鸿篇巨著的同时，还间或进行短篇小说的创作。他一生共写短篇小说十七篇。如果把他的长篇小说比作世界文学园地中的参天大树，那么，短篇就成了散布在这些高大树木周围矮小的花草，把哈代在世界文学园地中占据的这块土地点缀得更加美丽富饶。让人留连望返、长久驻足。

把“三角旗钉到钉到桅杆上”的小说——《穷汉与贵妇人》

1868 年夏季的一天，酷暑笼罩着英国的多切斯特市。市民们都对这燥热的天气感到烦躁不安，不过，年轻的哈代对此却不在乎——他的心被一股喜悦与欣慰的热流充溢着，他花费两年时间写成的长篇小说《穷汉与贵妇人》，终于脱稿了！要知道，这是他一生中第一部长篇小说呀！数百个日日夜夜的劳累与艰辛，终于通过一大摞誉写得工工整整的稿纸得到慰藉与满足！虽然说作者以前曾发表过随笔《论花砖和陶瓦在现代建筑中的应用》和充满幽默笔调的半自传体短文《我怎样给自己建造了房屋》。但那些毕竟只是小打小闹的东西，怎么能与这洋洋数十万言的鸿篇巨著相比呢？

然而，正当作者沉浸在成功的喜悦之中时，却收到了麦克米伦出版公司的退稿信，这无疑是给热情洋溢的作者当头泼了一盆冷水。自尊心极强又很坚韧的哈代没有因此而气馁。他又把稿子寄到伦敦另一家大型出版公司—— 恰普曼出版公司。结果，同样的命运又降临到他的头上，这时，哈代年轻的发热的头脑逐渐冷静下来。他开始对自己的作品产生了怀疑，但他实在又弄不清症结究竟在哪里。带着这个疑问，哈代前去拜望恰普曼出版公司的文学顾问、著名小说家乔治·梅瑞狄斯·梅瑞狄斯看出了稿件中闪烁着作者天才的火花，但他却不赞成《穷汉与妇人》的原稿。

根据哈代本人的回忆，梅瑞狄斯极力劝告他：初次前去航海，不要那么

坚决地“把自己的的三角旗钉到桅杆上。”梅瑞狄斯坦率地警告哈代，如果他的这部小说照原样问世，初出茅庐的作者势必会遭到书报评论家的攻击，他的前途至少是创作上的前途——也就要毁了。最后梅瑞狄斯还建议哈代改写这部书，“使它非常柔和”，或者另起炉灶，写一部“以纯艺术为目标，加上比《穷人与贵妇人》更复杂的情节的新小说。”（摘自《哈代回忆录》）

哈代吃了出版商的闭门羹，不得不放弃《穷汉与贵妇人》的出版。首战的失利对哈代打击很大，他亲手撕毁了小说原稿，来发泄心中的郁闷和不满。

据哈代夫人后来回忆，这部撕毁了的长篇小说是“对地主和贵族阶级、对伦敦社会、对资产阶级庸俗性、对现代基督教、对教令复兴、对整个政治环境和私人道德的大规模的戏剧性的讽刺作品⋯⋯作品的倾向是社会主义的，更正确地说，是革命的⋯⋯”，（摘自《哈代回忆录》）。

由于哈代撕毁了手稿。这部作品没有得以保存和流传，但它的情节是有人加以记录的。故事发生在英国的道塞郡和伦敦。小说的主人公是个农家出身的天资聪颖的少年。从小在乡村学校受教育，学习建筑。毕业后，他成了一名制图工，只身前往伦敦，在一个著名建筑师的事务所里工作。凭着自己聪颖的天赋和农村孩子特有的吃苦耐劳精神，少年得到了建筑师的重用，在事业上取得了成功。少年的父母在一家地主的庄园里耕种，穷小子跟地主的女儿——年轻的贵族小姐逐渐萌生了爱情。小伙子垂青贵族小姐的青春与美貌，俏小姐渴慕穷小伙的胆识与才华，然而，门户的差别和所受教育的不同一开始就给这份恋情涂上了浓郁的悲剧色彩。果然姑娘的父母觉察到女儿与穷汉之间“荒唐”恋情时，愤怒异常。他们觉得这有辱自己的“门庭”，千方百计拆散这一对不“般配”的情侣，当女主人公满怀对纯真爱情的向往与这位人穷志不短的心上人在伦敦重逢时，意外地发现她的意中人正积极投身政治斗争。在长期保守主义传统教育的影响下，这位贵族小姐对自己的情人所做的一切感到不可理解。她对他的激进的变革观点也持否定态度。特别是情人在特拉法加广场向大批群众所作的颇具“煽动性”的演说，更使她精神上受到莫大的侮辱。信仰的差异与志趣的难以投合终于迫使她跟少年建筑师断绝了关系，贵族小姐随即做了行动和精神上双重回归，重新投进“慈父” “温暖”的怀抱。精明的父亲最终给女儿物色了一个邻近大地主的继承人。结婚前夕，男主人最后一次遇疯姑娘；她对他坦白说：虽然她心里爱他，但是父亲和社会的要求比她的柔情更有力量。

哈代有一首与小说同名的诗，收在晚期抒情诗集《人生小景》（1925）里。作家在这首诗中又描写了男主人公的个人悲剧，他用回忆形式写成，以最后会见的场面结尾：

咱们在五月市的一个教堂里偷偷相会：

（是经我的约请，你慨然应允来临）

你说：“要知道，我们根本不能够结婚！” 我说：“不，我们自然会结婚的！”

我听出你的声音包含着许多人情世故。你继续说： “两人相见喜吟吟。但你知道得最清楚，

法律终归是法律。他不久就要成为我的真正丈夫。好人儿，你可当不上如意郎君。

“我原以为⋯⋯如果知道⋯⋯”我喃喃地说，接着不再张嘴。“但我决不麻烦你。再会！”

于是两人便劳燕纷飞，你可记得当咱们道别时，钟声怎样徐徐地叩着心扉？⋯⋯

以后我再也没见到你。你一定过着太太式的生活，为人又漂亮，又大方，又高贵。

——万事皆已矣！我也不再为此而心碎，除了上帝，谁也不知道其中的秘密。

《究汉与贵妇人》虽然是哈代的第一部小说，并且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出版。但是，在这部作品中，作家已经触及到了他以后创作中的核心问题—— 对基督教教义的怀疑和对旧道德的反叛。根据间接的资料，我们可以断定，民间天才人物的悲惨命运，对资产阶级贵族社会的批判性描写，哈代在第一部作品里就已经有所体现。这些材料可以证明作家喜欢社会题材；可以说《穷人与贵妇人》与他的优秀的、成熟的长篇小说在思想方面是一脉相通的。

田园牧歌式的喜剧作品——《绿树荫下》

长篇小说《绿树荫下》是一部乡土气息很浓的小说。有些评论家称它为“荷兰派写生画。”它是哈代有名的“威塞克斯小说”的第一部，在题材和表现内容上都对他以后的小说创作具有开创意义。

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的英国乡村气氛宁静而肃穆，村民生活淳朴安适。这部小说用教堂里的钟声和唱诗队的歌声把读者带回十九世纪英国的田园生活中去。

杜伊一家三代人都喜爱音乐，他们大都在家乡附近的一家教堂里供职。有的在教堂唱诗队唱歌，有的在教堂乐队演奏。附近爱好音乐舞蹈的居民常到杜尹家来聚会——唱歌、奏乐、跳舞。教堂乐队也经常为村民的晚会或舞会伴奏。

这部小说显然取材于哈代少年时期的经历。哈代小时候，经常和父亲一起为教堂唱诗队和村民的舞会伴奏。老哈代一家在十九世纪的前四十年曾是斯丁福特弦乐队的台柱。他们伴奏的技艺自然得到人们的赞扬。年轻哈代对这种平安而快乐的生活一直记忆犹新，便试图用小说的形式把它记录下来，

《绿树荫下》就这样问世了。作者原想用《梅里斯托合唱队，荷兰画派乡村图景》作为书名的，因出版商的反对，才易名《绿树荫下》。

《绿荫树下》共分冬、春、夏、秋四部。圣诞节之夜，芳西·戴应邀参加杜伊家的舞会，狄克对她一见钟情。他们在隆冬埋下了爱情的种子，春天萌出新芽，盛夏开出鲜花，秋后结出硕果。春华秋实，终于缔结良缘。作者巧妙地用时序反映爱情的进程，别具一番情趣。小说中还插入另一个青年希纳也爱上芳西·戴的情节，但并无一般小说中那种争风吃醋的描述。这个爱情故事的总基调轻松明快、委婉动人。

在哈代的十五部长篇小说中，《绿树荫下》并不十分受人推崇，其艺术手法和思想内容也明显逊于享有世界声誉的《德伯家的苔丝》和《无名的裘德》，那么，笔者为何还要花不少的笔墨来介绍它呢？笔者认为，这部小说以其田园牧歌式的喜剧特点，同哈代的其他小说有着很大的差别。只有把这

一独特的作品也搜罗进来，才有可能更全面、更客观地把握作者的艺术手法和艺术风格。

《绿树荫下》对威塞克斯—带风物的精彩描绘，无疑是作家热爱故乡和生活在故乡的人民，以及千百年来形成的古老的民间习俗和文化的有力保证。书中的人物仿佛是在一种充满着神话传说的气氛中演绎着一场场悲欢离合的故事。作者以饱含深情的笔调描述了故乡优美的音乐、舞蹈和诗歌，显示了民间艺术巨大的生命力。哈代对神话传说、民间故事以及民间音乐、舞蹈和诗歌的由衷欣赏与赞美，使这部小说具有了某种史诗性质的东西，而史诗性叙述的基础则是村社的宗法制度生活，以及体现乡村世世代代诚挚而朴实的风俗习惯和传统的乡村教堂合唱队的历史。

这部小说的原名《梅里斯托合唱队，荷兰画派乡村图景》，是英国民间叙事诗中的一种，它本身就反映出作者醉心于民间风物及其信奉宗法社会的理想。同时，这个书名还可以说明它构思方面的许多问题。作家在描写农民乡村小教区合唱队队员的特征时，首先着力描述他们的性格特征，并试图从日常劳动和生活中表现这种性格。

哈代在创造人物生活的鲜明图景时，往往把主人公放到一个集体中来考察他们的个人命运。个人与集体的关系，一直是文学、史学、哲学以及其他社会思想领域里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至今尚无定论。哈代把主人公个人的命运同他生活的集体结合起来，并人为地界定二者之间的隶属关系，自然有他的道理。首先，他通过独特的结构来强调和指导这种思想。如前面提到的作者按天然的四季把作品划分为四个部分。既写出了时序变化，又写出了主人公爱情走向成熟的过程，二者结合得可谓天衣无缝。另外作品独特的双重结构也体现了这一点。在这部小说中情节是顺着两条线索展开的：一条是作为集体人物的梅里斯托克合唱队荣辱兴衰的历史，一条是狄克·杜尹的命运和他对芳西·戴爱慕情感历程。同时，哈代把集体的命运同主人公的命运紧密地交织到一起，使第二个，抒情的叙述计划从属于第一个史诗的叙述计划。

细心的读者不难发现，合唱队跟狄克有着共同的敌人，乡村马车夫年轻儿子的幸福跟合唱队的命运一样，暂时都掌握在同一个人物里。乡下财主弗里德涅克·沙伊里尔和贫农狄克·杜伊都要向同一个姑娘——乡村女教师芳西·戴求婚，因而发生冲突。芳西的父亲自然愿意招财主为东床快婿。此外地方教区的牧师麦博尔德对芳西也有好感，狄克的处境就更加复杂了。

哈代在这部小说中还进一步表明，为个人幸福而奋斗的主人公的感受，只不过是村社的整个集体、卫护古代传统的梅里斯托克合唱队的感受的一部分。人们经过很长时间才弄明白，乡村小教区的有钱人所支持的那个沙伊涅尔才是制造乡村音乐师悲剧命运的真正罪魁。这样梅里斯托克的人民传统和狄克的“正直的贫穷”跟富有和自私的无耻力量发生了激烈的冲突。

与哈代的其他小说相比，这部小说以其浓郁的抒情味见长，处处充满“柔和的”幽默。作者把宗法乡村结构诗意化了，而且时时陷入过分感伤的情调。但同时，这部小说里也明显包含着对生活的批评，并在诙谐幽默的格调下指明敌对双方以及他们的生活原则和兴趣爱好的不可调和。哈代在一次讲演中曾引用罗斯金的话来说明这部小说：“喜剧就是悲剧，要能足够深入地去观看它的生活。”

此外，《绿树荫下》还包含着宗法世界跟当时资本主义世界的强烈对比。但总的来说，它全篇仍洋溢着勃勃的生机和乐观的生活情调。作者还在一程

度上对来自民间的、与大自然接近的、与古老宗法传统相连的劳动者主人公的形象作了肯定性的阐释。

这部小说的收场是大团圆。狄克最终战胜了沙伊涅和麦博尔德，与芳西结为秦晋之好。梅里斯托克的人们与这对情侣一同狂欢。违约伯里森林的大自然本身也都狂欢起来。梅里斯托克乡村乐队在大自然的怀抱里，在“绿树荫下”，依照古代风俗习惯奏出了优美的结婚圆舞曲。

宗法社会与资本主义文明的较量——《远离尘嚣》

《远离尘嚣》是哈代 1874 年完成的一部长篇小说。在此之前他曾写过三个长篇（包括《穷汉与贵妇人》、《绿树荫下》、《一双蓝眼睛》），但出版后均反应平平。《远离尘嚣》是他的成名作，它一出版便引起文学界的广泛注意，有些评论家甚至以为是当时的名作家乔治·艾略特用另一笔名写出的著作。这部小说不仅使哈代获得一笔优厚的稿酬，改善了经济条件。而且也增强了哈代投身文学创作事业的信心。

《远离尘嚣》以其曲折生动的故事情节见长。加布里·奥克是一位纯朴、善良而又勤劳的青年农民。他深深地爱上了漂亮、富裕而又温柔多情的女农场主芭斯希芭，而芭斯希芭却倾心于不学无术的花花公子特洛伊，并同他结了婚。婚后的生活远不如想象中的那样美满，这使她深感失望，但对改变现状却感到束手无策。

特洛伊原来同纯洁美貌的少女范妮·罗宾相好。但当他得知芭斯希芭对自己芳心暗投时，出于贪财好色的罪恶目的，他抛弃了范妮，拜倒在芭斯希芭的石榴裙下。此时的范妮已怀有身孕。她不堪忍受被玩弄的命运，毅然离家出走，流落街头，不久便在贫病交加中死于贫民院，临产的婴儿也胎死腹中。另外一位名叫博尔伍德的男子也暗恋芭斯希芭，在疯狂的嫉妒心的支配下，他杀死了作恶多端的特洛伊。然而，他并没有因此而赢得芭斯希芭的爱情，他终因杀人和失恋而精神失常了。

后来，朴实、忠厚的加布里当了芭斯希芭的管家。他尽心尽力地管理芭斯希芭的农场，把里里外外都治理得井井有条。在扑灭农场火灾和大雨中抢盖麦垛等事件中，加布里表现得聪明能干、勇敢顽强。他锲而不舍地追求芭斯希芭，感情深沉、内在、始终如一，这让芭斯希芭深受感动。她终于解除了心中的壁垒和偏见投入了加布里的怀抱。

小说虽然有一个喜剧性的结局，但书中的人物有的死了，有的疯了，悲剧气氛很浓，这无疑给作品涂上了一层浓郁的悲剧色彩。难能可贵的是，小说并没有单纯地把它归结于人性的悲剧。而是把这一悲剧推到更为广阔的、适宜产生悲剧的社会环境之中。当时的社会环境表为明，理想化世外桃源已经在资本主义工业化的过程中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悲剧也便不可避免地接踵而来。小说的标题倒是给读者提供一条远离悲剧——即“尘嚣”的社会环境，也就是资本主义的工业化文明——的路途。这无疑是提醒我们注意作品所描绘的一组对比——“城市”生活的不道德跟仿佛“远离”资本主义社会“疯人”的乡村世界的纯洁无垢之间的对比。

“远离尘嚣”这句话是从英国著名诗人托·格雷的《在农村墓地所作的哀歌》中摘录出来的，它在哈代的笔下具有深刻的讽刺意义。作家把小说的故事发展放在前一部作品（即《绿树荫下》）的四十年之后，决不是偶然的。

《绿树荫下》描写的事件是十九世纪三十年代中期发生的。正如作者本人所指出的。当时某些地方还保持着十九世纪甚至还更早一段时期的风俗习惯。这使作家容易完成保护英国农村宗法基础的任务。而《远离法嚣》的故事是在 1869—1873 年间展开的。时间变了。力量的对比关系也改变了，斗争的结果也不同了。

从这部作品中，我们不难看出作家对正面人物的描写开始有了变化。其显著表现之一便是主人公命运的意义重大的“分裂”。如果说，从哈代的观点看来，加里布的历史应该证实他对主人公命运的乐观看法，那么，范妮·罗宾——一个纯洁而又朴素的、被勾引她的特洛伊所哄骗的、注定走向死亡的姑娘的历史，则预示着哈代晚期作品主人公的前途，这表明作家生活理解上新的悲剧观点已经产生了。

古老关系的世界，从内部和外部都被破坏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工业文明无情地打破了哈代心中非常喜爱的宗法关系的诗意的幻想。然而作家依旧以为，只有接近人民和摒弃“疯人”的利己道德，才能够拯救人类的尊严。不过，哈代的主人公要捍卫自己正义的、富有人性的要求确是越来越困难了。

芭斯希芭利用资本主义经营方式经营自己的农场，奴役贫农。加布里·奥克始终如一地爱芭斯希芭，却又不得不在长时期内忍受节俭而调皮的女主人的欺凌，因为他不仅在感情上跟女主人难舍难分，而且他知道，雇农到处都处于受歧视的境地，而单靠他自己又对改变自己的命运感到力不以心。在这里，现实主义者哈代从发展中揭露希芭斯芭的性格，确定改变物质条件跟人的道德水平的直接联系。小说中芭斯希芭是一个性格颇为复杂的女性。她任性、娇生惯养却又资质善良，当上农场主后，她便忘掉了其他人的贫苦和不幸。她对加布里的态度也挺有趣。她不接受他的爱情，但长期把他留在身边不放，因为他是一个吃苦耐劳经验丰富的工匠，对她的农场有益处。芭斯希芭对纨绔子弟特洛伊的爱慕，则又显示出她的虚荣、浅薄与处世经验的不足。不过在利己主义原则支配下，这位女子仍然能跟威塞堡的普通居民和睦相处，已是颇为难能可贵了。依照哈代的想法，女主人公这种矛盾的、活泼的性格特征便使得她及时从虚幻的梦境中惊醒，适时地在加里布身上发现了在丈夫特洛伊身上求而不得的那些优良品质。

在这部小说里，特洛伊的形象描写得非常出色。他是厚颜无耻、道德败坏、冷酷无情和粗俗人格的典型体现。特洛伊头脑空虚，不讲道德，不近人情，善于投机钻营，逢迎拍马，阿谀奉承，动人的仪表下包藏着丑恶的灵魂。他善于扮演浪漫式的失意情人角色，变成了芭斯希芭的丈夫。一种毁灭性的力量也随着特洛伊闯入了“远离尘嚣”的世界。哈代通过特洛伊无情地揭穿了所谓“文明世界”的虚伪性。

在这方面，范妮·罗宾的形象在小说中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哈代在自己的笔记里谈到“世间常识”的时候，发表了如下思想，在作了“社会伟人”时，人性的堕落是不可避免的；在资本主义制度和利己主义的世界里，正是贫穷和“高尚的精神把人们送进贫民收容所。”

哈代在谈到乡下浪子仿佛“依照传统”勾引民间姑娘的时候，不是责难特洛伊，而是把矛头指向根本敌视天赋人权的整个生活方式。范妮不仅是特洛伊的朝秦暮楚的下流情趣的牺牲品，而且首先是残酷的社会的牺牲品。

范妮·罗宾的历史是哈代所写的正面人物悲剧故事的第一个草图。不难看出。在处理这一人物形象时，作家明显地赋予她人道主义的主题。这一主

题在他以后的作品里屡屡闪现，到《德伯家的苔丝》和《无名的裘德》，这种人道主义主题达到了顶点。

此外，《远离尘嚣》这部小说还表现出作家坚定不移地相信精神力量，相信普通劳动者愿望的正确性。作品的主人公雇农加布里·奥克克服了不少障碍以后，仿佛获得了幸福。但是，作者本人也因此而变得更加严肃、更加警惕了。在叙述具有悲剧性社会波折的总的广阔背景中，这一情节线索的团圆收场就完全是假定的了——至少不能说加布里·奥克是当时农民命运的典型代表。

理想的热望与绝望情绪的交织——《还乡》

《还乡》是哈代的第七部长篇小说，在历经《穷汉与贵妇人》的夭折、

《铤而走险》、《伊沙贝拉的才能》的沉默、《远离尘嚣》的成功之后，作家的艺术手法和艺术风格日趋成熟。1878 年秋，《还乡》脱稿，不过它得以出版面世，则是在两年之后。

这部小说的情节并不复杂，但它靠作品中主人公理想与绝望之间矛盾与冲突的雄浑深厚的底蕴而震撼人心。作品中的男主人公克林·姚伯是一个颇有经营头脑的青年珠宝商。他深受空想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对巴黎腐朽奢华的生活方式感到厌倦，于是便还乡过宁静安逸的农村生活，并准备献身教育事业。但他的新婚妻子尤思塔西亚则希望离开沉闷单调的穷乡僻壤——埃格登荒原，到繁华的大都市去接受现代文明洗礼。她正是抱着这一目的才同克林结婚的。

尤思塔西亚是个很有个性的女子，她美艳绝伦，像“夜的皇后”，有火一般的激情，但性格任性放荡、独立不羁。她亲口说，她一生最大的厚望就是让男人爱得发狂，爱情是她最大的慰藉，“只有爱情才可以解除她的岁月里腐蚀她的那种寂寥。”到巴黎去享受“城市快乐”是她的宿愿。她对丈夫克林感到十分失望。因为他既不能满足她永无厌足的情欲，又不能带她离开埃格登荒原。在极度的失望中，她毅然同婚前与之相爱的青年韦狄——克林的表妹夫——私奔，结果两人在通往巴黎的路途中溺水而死。

与之同时，克林在家乡所从事的教育事业也遭受挫折。因为农民不懂得教育的重要性，不支持他的活动。他失去了妻子，也失去了追求理想的热情，最后当了传教士。在经历了人生过多的失意之后，他疲倦地说：“我们不能打算在人生舞台上光荣前进，只能计划不丢脸地退出人生舞台。”

《还乡》有别于哈代以前六部长篇小说的显著特点，就是他创作的悲剧主题大为增强了。作品中到处充盈着对人民现存生活条件极度不满的感情。精神世界的燥动不安，以及对理想的热望与绝望情绪的交替，是这部书的主人公的显著特点。

这部长篇小说描述的重点是两个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克林·姚伯和尤思塔西亚，他们在不同的方面体现着对世界混乱现象的抗议思想。但是，二者抗议的性质和积极理想的实质是根本不同的。

克林·姚伯在童年时代就模模糊糊地梦想着为公共福利做些有益的活动。他在伦敦和巴黎两个巨大的资本主义文明中心生活了很长时间，对资产阶级疯狂攫取金钱的原则充满敌视和反感。这种心情的产生，使他在都市中迷失了目标与方向。于是，他在精神上完成了对故乡的回归。

克林回归故乡埃格登荒原后，指望在这里找到新的力量和生活的真正意义，他亲眼目睹了埃格登劳动者极端贫困和备受压迫的现实，从而充满了对人们困顿生活的忧虑和同情。于是，他自觉地为同乡的教育和社会福利事业进行积极的活动。

然而，克林的教育计划是站不住脚的。他很悲惨地变成一个孤立无援的人。哈代深刻而客观地揭示出了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克林深入私有者的利己世界是跟他的理想相敌对的，但他本人的性格特点中就带有不少利己主义的成分。这一点使他难以与普通劳动者融为一体。更为残酷的是，他和尤思塔西亚白头偕老的个人希望也由于二者志趣难投而破灭了。这里面无疑包含着巨大的悲剧因素。

尤思塔西亚跟克林相反，她与埃格登的乡村劳动者缺乏有机的联系，对于他们的劳动生活、风俗习惯、艺术观念等则抱着不赞成甚至是轻蔑的态度。这是她千方百计离开故土的重要原因。尤思塔西亚只是很冷静地审视乡村生活的守旧和简陋，却不能认识到纯朴的民风中人们性格的优美和道德的高尚。在这一点上，她与克林的看法是背道而驰的。

尤思塔西亚想要摆脱乡村生活，这本来是对城市文明的一种向往，无可厚非。然而。她的抗议是有局限性的。这种抗议的根本，来自于她大脑中根深蒂固的利己主义思想。如果说克林梦想的是改善全体劳动人民的生活状况，为大多数人谋福利的话，那么，尤思塔西亚的“反叛”归根到底是以追求富裕“城市”生活的小市民意愿为基础的，只不过用浪漫性的豪言壮语遮盖一下罢了。不过我们不能因此而抹杀尤思塔西亚身上闪烁着的资产阶级个性解放的光辉，亦或说，在某种意义上讲，她还是一个旧时代的新女性。

在谈到《还乡》悲剧性主题的同时，我们还应注意到这部小说的另一个特别重要的主题——自然主题。自然主题作为哈代作品的一个有机的组成部分，在他的小说和诗歌中屡屡闪现，这同哈代热爱生活、热爱大自然不无关系。这一主题在《还乡》中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还乡》开头时埃格登荒原的壮丽描写，具有很大的象征意义。在这里，作者把人和大自然融为一体，赋予大自然以人的灵性。其中的自然景物、经济结构、社会秩序以及生活在荒原的人们的风土人情、思维感受组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构成了哈代独特的塞克斯风情和环境氛围，于是，展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个既有独特的自然景物，又有深厚文化传统和鲜明时代特征的典型环境。但是，哈代决不是为写景而写景，景物的描写毕竟只是一种依托；抑或说，那是威塞克斯的表层描写，它的深层含义则在于表现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人们和在这个环境和社会的影响下形成的思想观念、风俗习惯、感情心理的综合形态，即文化心理状态。

过去和未来的事件无穷无尽，人的活动充其量不过是大宇宙活动中一个极其短暂的插曲。多少世纪过去了，多少世代更迭了，大自然依然不变，依然强大，按照自己的方式计算时间的流逝，似乎从不为尘世的悲苦与贫困所动。不过，在《还乡》中，大自然并不永远是冷漠无情的。它由于人的存在和活动而显得生气勃勃；它对于亲近它的人们（少年克林、朵荪等）怀有好感，对于那些前来埃格登、有意玷辱传统尊严和真挚感情的人们则冷酷无情

（尤思塔西亚与韦狄的死亡）。

《还乡》是哈代的长篇小说中比较出色的一部。该书一出版便引起很大的轰动，甚至有些评论家认为《还乡》是哈代最出色的小说。这溢美之辞尽

管说得有些过分，但它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读者和评论家们对《还乡》的认可与肯定。

一个有品格的人的故事——《卡斯特桥市长》

《卡斯特桥市长》一书出版之前，哈代所写的主人公有一个显著的特点，也就是其形象的不鲜明性。在这些作品中，哈代赋予大自然以生命，对景物的描写着墨颇多。甚至不少评论家曾经说，哈代小说的主人公就是大自然。这一特点在《还乡》和《远离尘嚣》中都表现得比较突出。这两部小说的主人公都缺乏鲜明、独特的个性，因此都谈不上是人物塑造的力作。但是，《卡斯特桥市长》却为哈代的小说创作揭开了新的一面，它不仅在小说的悲剧性情节上达到了新的高度，在人物塑造上也有了新的突破，在这部小说中，埃格登荒原已让位给一个人物——亨切尔和一个城镇——卡斯特桥市。下面我们不妨先看一下这部小说的故事梗概。

亨切尔是一个懒散、酗酒的打草工人，贫困生活所带来的压抑情绪时常常困扰着他。在一次醉酒中，他把妻子和幼小的女儿卖给了水手纽森。次日酒醒后，他为自己的过错悔恨不已。发誓从此后滴酒不沾，痛改前非，发奋图强。

十八年过去了，亨切尔已经成为一个富裕的干草粮食商人，并当上了卡斯特桥市的市长，这时，被他卖掉的结发妻子由于得到纽森亡故的消息，感到生活无着落，带着女儿回到卡斯特桥市。亨切尔为怕当日出卖妻女的丑闻张扬出去，同妻子复婚。婚后不久。妻子去世。临终时，她告诉亨切尔，她带回来的女儿并非亨切尔的亲生女儿，而是她跟纽森所生。这对亨切尔的来说，无疑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灾祸接踵而至。在事业上，亨切尔刚愎自用、固步自封，经营方式落后，被代表先进生产经营方式的对手伐伏里击败，他的情人露西塔也在他最需要慰藉的时候离开了他，并和他的竞争对手伐伏里结了婚。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正当亨切尔在事业和爱情上都一筹莫展时，水手纽森突然在卡斯特桥市出现。把女儿简从亨切尔身边带走，亨切尔感情上唯一的依托也随之消失。这时，他同露西塔之间的暖昧关系败露。随后，一位亨切尔早年出卖妻女的目击者——卖粥的老妇人——在法庭上当众揭发了他二十年前出卖妻女的丑闻，这一连串的打击使亨切尔身败名裂，最后死于埃格登荒原。

《卡斯特桥市长》是哈代八十年代最为优秀的作品之一。其成功之处在于作家在作品中塑造了一个“有品格的人”的人物形象，而且，这一“有品格的人”的性格又具有很大的生动性和复杂性。在小说开始时，亨切尔是一个粗暴、懒散、不能自制的人。他在某种程度上是自己恶劣欲望的牺牲品，用哈代的话来说，这种欲望“最终不可避免地导致悲惨的结局”。贫农的命运受到严重的考验时，亨切尔内心充满绝望的情绪。这使他做出一生中最为可耻的事——当他的理智为酒精所麻醉的时候，他在集市上拍卖自己的妻子和幼小的女儿。哈代并不掩盖主人公的不良品质，但他是结合主人公艰苦的生活条件来刻画人物的。亨切尔的命运以其内部矛盾为转移，而归根结底，这些矛盾又是由社会冲突产生的，也可以说是社会冲突在现实生活中的反映。在哈代的小说中，这一形象发展的艺术逻辑就是如此。

亨切尔的复杂性格，还表现在其形象上所包含的正面人物的典型特征。

亨切尔表面严厉，甚至常常像个暴君，但在本质上，他又是憨厚、善良和公平正直的。只不过淳朴、憨厚得有些迂腐。这无疑又促成了他的目光短浅和轻信别人的个性。这样，他败在精明谨慎的投机分子伐伏里的手下，也就不足为怪了。这实质上又是传统的、守旧的生活方式对先进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失败，它反映了哈代向往进步的思想——尽管作家充满了对传统农业社会的同情和留恋。事实上，人类文明的发展必然是要以损毁一部分原始的自然为代价的，这便是人们经常所说的人的“异化”。

哈代在《卡斯特桥市长》中同样没有孤立地描写享切尔，他塑造了伐伏里这样一个人物形象同切尔加以对比。伐伏里作为亨切尔的对立面而存在，在这部小说里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从性格上看，伐伏里善于投机钻迎，精明谨慎，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机会，小资产阶级独具的精明与狡黠是他击败强大的竞争对手，取得事业上成功的得力武器。其间他虽然常常显得冷酷无情、忘恩负义，甚至不惜落井下石，踏着“恩人”的肩膀登上成功的宝座，但我们也应该意识到，人类社会的竞争本来就是冷酷无情的。在对因循守旧的旧势力进行挑战的时候，决不能做温文尔雅的谦谦君子。可以说，在这部小说中，伐伏里是一个塑造得颇为成功的人物形象。

当然，带着自己固有狭隘与浅陋败下阵来的亨切尔也不是一无所得，—

—他在自己的孤独中保持了“道德”的坚定性。他不但在有生之年不向卡斯特桥居民中的“资产阶级”投降，就是死去以后也不愿意顺从他们。这大概就是这部作品的副标题——“一个有品格的人的故事”所说的“品格”之所在。有些评论家口口声声称道亨切尔是一位“有气节的人”，其原因也即在此。这里所谓的“气节”显然是指一些因循守旧的乡村社会陈腐的道德观念传统。

对亨切尔这一人物形象，哈代是褒扬和批判兼顾的。这本身就是大手笔的作家塑造人物形象时所应该具备的。哈代褒扬亨切尔，是把他看作淳朴、厚实的田园风光的一部分，甚至还在他身上寄予了自己的一部分生活理想，因为哈代一直是对民风纯朴的农村寄予深厚感情的。这种感情使作者对老一代农民亨切尔寄予深切的同情。然而，作者对他的同情并不能掩盖亨切尔在事业上的失败。他的刚愎自用、感情用事和粗暴蛮横的态度不可避免地把自己推入众叛亲离、家破人亡的深渊。在这点上，哈代对亨切尔是持批判态度的。事实上，这部小说中对待亨切尔的态度也明显地显示出作家理智与感情上发生的冲突。——在感情上，他是同情亨切尔的并赋予他农村人所特有的一些美好品质；但在理智上，他又不得不把这位主人公推向破产和孤独的悲惨境地。

总之，这部小说反映了十九世纪的英国农村旧经济体制和社会秩序在工业化的冲击下趋于瓦解的景象，达尔文进化论的思想在这部小说中得到充分的反映，先进的生产方式取代落后的生产方式，是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不可避免。时代把这个落后生产方式的代表——亨切尔推向没落和死亡。

《铤而走险》等八部小说的评价

（一）、《铤而走险》（又译《非常手段》）

它是哈代接受作家梅瑞狄斯的建议而写的一部长篇。这部小说内容庞杂、结构零碎、情节荒诞，无明确主题。

赛西利娅是一个美丽多情、纯洁善良的少女，受雇于女地主阿尔克利夫家里做工。在那儿，她结识并爱上了诗人、建筑师爱德华·斯普林格雷夫。阿尔克利夫是个老处女，因情欲得不到满足而产生变态心理，竟然爱上了赛西利姬，对接近她的男人又忌又恨，更视爱德华为眼中钉。

艾尼斯·曼斯顿原是一个受人欺凌的孤儿，长大成人后则成为一个性情乖戾、品质卑劣的恶棍。他也爱上了赛西利娅，为此竟把自己的妻子杀了。在他向赛西利娅求婚遭到拒绝后，他铤而走险，同阿尔克利夫串通起来，千方百计破环赛西利娅和爱德华之间的爱情。爱德华和赛西利娅为追求爱情同艾尼斯和阿尔克利夫的阴谋作了种种斗争。最后，有情人终成眷属，艾尼斯·曼斯顿在绝望中自杀。

这部小说的艺术价值和写作技巧都不高。情节曲折落入俗套。不过反面人物艾尼斯·曼斯顿倒是刻画得比较出色，有一定的社会内涵。

（二）《一双蓝眼睛》（1873）

少女艾尔弗雷德有一双迷人的蓝眼睛。她的第一位情人杰斯维去世后，艾尔弗雷德又受到两个青年的追求。一个叫史蒂芬·史密斯。他是一个出身卑微的建筑师助手。相貌清秀，举止笨拙却又野心勃勃，一心想到伦敦去发迹；另一个叫亨利·顿特，脑子里整天充满不切实际的幻想。他们二人都摆脱不了艾尔弗雷德那双迷人的眼睛，并为此争风吃醋。

艾尔弗雷德的父亲斯旺卡特牧师十分势利。他不顾女儿的青春与幸福，强迫女儿嫁给露克希里勋爵当填房。艾尔弗雷德性情懦弱，优柔寡断。屈从父命出嫁了，但不久就郁郁寡欢而死。她的两个追求者仍然痴心不改。她去世后，史蒂芬和亨利在教堂放置棺材的地下室又一次相遇，但艾尔弗雷德那双美丽的蓝眼睛已经合上了。他们默默地向她的遗体告别，然后迈着沉重的步伐向山谷走去。

这部小说涉及到人们的社会地位与恋爱结婚的关系问题。作者鄙弃婚恋中门第观念，提倡婚姻应以纯真的爱情为基础。这在当时的英国是难能可贵的。

（三）《伊沙贝塔的才能》（1876）

出身微寒却又虚荣心极强的女子伊沙贝塔不甘心过穷苦的生活。为了个人的“前途”和家庭的生计，她凭自己的美貌和非凡的交际手段混入上流社会，嫁给了蒙特克利尔勋爵，实现了自己的宿愿。伊莎贝塔的举动并没有得到家人的理解，全家都反对她的婚事，并坚决拒绝伊沙贝塔的钱财资助。

勤劳而又善良的青年克里斯托夫深深地恋慕伊沙贝塔。然而，他也是一个贫穷人家的子弟，无力使伊沙贝塔和她的家庭摆脱贫困，后来，他和伊沙贝塔的妹妹皮卡蒂结了婚。皮卡蒂不崇尚虚荣，珍惜纯真的爱情，婚后同丈夫感情很好，生活幸福美满。

相形之下，伊沙贝塔的命运要悲惨得多。蒙特克里尔勋爵不能满足她感情上的渴求，地位和金钱难以填补她精神上的空虚。她不仅失去了一个青年纯真的爱情，而且失去了父母和兄弟姐妹的亲情，同时也失去了宁静安逸的乡村生活乐趣。为此，伊莎贝塔心情非常郁闷，终日郁郁寡欢。

总的说来，这部小说写得不很成功，全篇充满道德说教的意味，且作者不熟悉伦敦上流社会的生活方式，也不善于写城市题材，因而小说中人物的对话显得矫操造作，颇令人失望。

（四）《号兵长》（1880）

这是继《还乡》获得成功之后，哈代写的又一部长篇小说。

十九世纪初，拿破仑称雄欧洲大陆，并准备进犯三岛。在与法国毗邻的维塞克斯海滨地区，人们投入了紧张的备战工作。战争的乌云笼罩着，但这并未影响年轻人谈情说爱。号兵长约翰·洛弗特和他的弟弟鲍勃·洛弗特，及民兵费斯塔斯·德里曼三人同时爱上女主人公安妮，并向她求婚。安妮喜欢洛弗特兄弟，但对选择约翰还是鲍勃感到左右为难。约翰为人诚而善良，相形之下，鲍勃则显得虚伪、狡诈、好耍小聪明，犹柔寡断的安妮爱鲍勃甜言蜜语的欺骗，投进了他的怀抱。号兵长约翰则由于失恋而远走他乡。后来，他同许多战友战死在西班牙战场上。

这部小说艺术水平和故事情节都很一般，这不禁使崇拜哈代的读者深感失望。与《还乡》相比，《号兵长》结构松散，情节平淡无奇，缺乏戏剧性的高潮，文学价值不高，不过小说中穿插的历史故事和民间传说还值得一读。

（五）《冷漠的人》（1881）

这部小说写于 1881 年。作者以“一个今天的故事”作为它的副标题，用以说明这部小说旨在探索社会变革时期人们意识形态上的变化。

贵族小姐波拉·鲍尔受过良好的教育。但她性情冷漠，过分注重理性，无端地克制自己的感情和欲望。对人、社会和宗教都抱一种漠然的态度，被人称为冷漠的人。

波拉继承了一幢她父亲生前买下的古老宅邸。这座宅院原是一个没落贵族家的。该没落贵族的继承人威廉为了重新获得这所住宅，想同波拉结婚。青年建筑师乔治来修缮这座古老的建筑物时，对波拉一见钟情。而另一个建筑师哈维尔却想同乔治争夺这项修缮生意。这样，围绕着这处宅院和冷漠的波拉，乔治同威廉和哈维尔展开了一场激烈的勾心斗角。

小说女主人公波拉是一位很复杂的人物。她虽说受过良好的教育，但在很多方面又很保守。她有现代的审美观念，喜欢资本主义的物质文明，却又对封建时代的古老建筑产生深深的依恋，新旧世界观的冲突使她在许多问题上左右摇摆，犹豫不决。不过最后她终于冲破心灵的壁垒，千里迢迢奔赴欧洲大陆，与心爱的乔治结了婚。

（六）《塔里的两个人》（1882）

贵妇人维薇艾特爱上了出身低贱、生活窘困的青年维斯因，并出资助他自学成才，成了天文学家。她深信出国多年杳无音信的丈夫布朗特爵士已不在人世，决定同维斯因结合，但她又没有充分的证据证明丈夫确实去世，这使她内心感到十分矛盾。不久，她发现自己已经怀孕，维斯因又离她远行，杳无音信。为保持名节，她嫁给了梅尔彻斯主教。当她和维斯因重逢时，青春已逝，往昔那份感觉也唤不起来了。她经历了感情上的种种折磨后黯然辞世。

这部小说情节稍为荒诞离奇，但寓意很深。小说以大量篇幅叙述天体和天体运行，描写维斯因在天文学方面的成就和发现。渺小的人体同巨大的天体形成鲜明的对比。作者旨在暗示：在科学技术为代表的理性日益占主导地位时，人们不能忘记人类固有的感情。维薇艾特对维斯因的几句话可能正是这部小说的主旨之所在：“你所研究的学科天地广阔，把我所关心的问题压得粉碎！你的学科是天体，我的课题是可怜的人情！”

（七）《林地居民》（1887）

勤劳能干的青年农民贾尔斯爱上了富家小姐格蕾丝，想同她结婚。格蕾

丝对贾尔斯虽有好感，但在门第观念和虚荣心的支配下，她嫁给了虚伪、狡诈的菲茨皮尔斯。婚后，格蕾丝发现菲茨皮尔斯并不是她理想的丈夫。他不爱格蕾丝，凭自己的英俊外表和如簧利舌四处寻求婚外恋情。这使格蕾丝感到十分痛苦，但苦于当时婚姻法对离婚限制极严而一筹莫展。

农家女玛蒂暗暗地爱着贾尔斯，但直到贾尔斯死后她才吐露自己那份未了情缘。留给读者的只有沉重的失落感和深深的遗憾。

这部小说旨在批判当时英国违背情理的婚姻法。其中的人物贾尔斯、玛蒂、格蕾丝等都是不合理婚姻制度的牺牲品。书中对大自然绚丽多姿的描写，依然闪现出作者对田园风光和农村宗法社会的留恋。

（八）《心爱的人》（1896）

这是作者继《德伯家的苔丝》获得空前成功后写的又一部长篇，不过其水平却与《德伯家的苔丝》相去甚远。

皮尔斯顿是一位颇有名气的青年雕刻家。他执着地追求艺术上的成功，在生活中则追求柏拉图式的恋爱。

皮尔斯顿青年时期爱过少女爱维丝，却并不向她表白。爱维丝同别人结婚后，他才幡然悔悟，觉得失去了世界上最完美的妻子。十多年后，爱维丝的女儿小爱维丝长大成人，皮尔斯顿因其相貌酷似她母亲而爱上了她，但小爱维丝拒绝了他的爱情。时光飞逝，小爱维斯的女儿小小爱维丝又长大成人，容貌与外祖母和母亲很相似，皮尔斯顿又钟情于她。小小爱维斯可怜这位老人的一片痴心，口头上答应同他结婚，却暗地里跟一个青年私奔了。这样，皮尔斯顿同爱维丝三代人的精神恋爱遂宣告破灭。

这部小说在故事情节、艺术风格和表现手法上都同哈代的其他作品有很大的区别。这无疑给这小说涂上了扑朔迷离的色彩。不过它却因此而引起了哈代研究者的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