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前苏联解体前后航天政策的变化

早在前苏联解体之前，戈尔巴乔夫为了振兴经济，推行了一系列的改革政策。在航天领域，他们决心充分利用自己的技术优势，积极开展以赢利为目的的商业性国际合作，取代以往以宣传为主要目的的提供免费或低价飞行的国际合作航天活动。

例如，1990 年 3 月在瑞士蒙特举行的展览会上，前苏联的展台是展厅中最大的展台之一。展出的模型有“和平”号轨道站复合体、“能源” 号火箭、“暴风雪”号航天飞机及许多其他型号的卫星和运载工具。出席展览会的前苏联代表团的官员，从航天管理总局副局长到“暴风雪” 号航天飞机的设计师，当场回答了人们提出的各种问题，努力寻找做生意的一切可能和机会。展览会上，戈尔什科夫博士还提供了有关使用“和平”号轨道站的价目表。他说：“每搭载比重为 0.5～0.6kg/L、体积不超过 300mm×300mm×300mm 的 1kg 设备，须支付大约 20000 美元的费用。如果比重增加到 0.6kg/L 以上，那么所需费用就可以呈比例地随体积的减小而减少。”至于航天员工作时间的收费，则视航天员实际投入的工作量来决定。如果需要航天员出舱活动，那么每小时的收费为 400000 美元。假如飞行计划中已有出舱活动的内容，则该项收费可以大幅度减少。关于货物回收的要价问题，主要取决于货物的体积。该项收费从每千克20000 美元到 60000 美元不等，具体数额须通过详尽的分析才能决定。

在航天商业化政策的推动下，前苏联航天管理总局、能源设计局、联合图象公司等机构和部门均踊跃跻身国际市场。就连一向非常传统、保守的科学院，也开始大谈空间政策和空间目标。许多航天机构和地面设施，如拜科努尔发射场、航空流体动力学研究中心、加里宁格勒航天控制中心等都向西方敞开了大门。

以往，前苏联的发射场是封闭式的。各种运载火箭的构造也都对外保密。在改革大潮推动下，帷幔徐徐拉开，一切都迅速从封闭、保密状态向开放、公开化过渡。1987 年 5 月 11—13 日，戈尔巴乔夫视察了拜科努尔发射场。舆论界对此作了连篇累牍的报道，说一种新的、全能型运载火箭正在进行发射前的准备工作，该火箭能把可重复使用的航天飞机，或大型研究性及商用货船（包括太空实验室轨道舱）送入低地轨道。后来，在电视新闻节目中还报道了该“能源”号巨型火箭的发射过程，显示了一幅长达 10 分钟的完整画面，暴露了相当一部分细节。就连草原上的郁金香和马匹都上了镜头。

拜访拜科努尔发射场的第一位外国人是法国的戴高乐总统。那是1966 年 6 月，他仅由私人医生陪同，观看了“宇宙—122”号卫星的发射。

4 年后，蓬皮杜总统出现在“宇宙—368”号卫星的发射现场上。1975 年

为实施“联盟”号—“阿波罗”号联合飞行计划，拜科努尔发射场曾向 3 组美国航天员和技术人员开放。但他们都是夜间飞进和飞出。

现在，拜科努尔发射场已向所有可能成为运载工具和发射服务的顾客们敞开了大门。外国元首、官员可以应邀来此观看航天器的发射场面以饱眼福，西方记者也可以到发射场进行采访和作现场报道。但是大多数参观者要交费 1900 美元，就连航空航天组的成员和大使们，也要交费

4900 美元。

前苏联甚至开展了“航天一日游”、“航天七日游”的创汇旅游项目，安排国外旅游团参观航天器发射，或沿途经过莫斯科、卡卢加和列宁格勒参观航天员训练中心、飞行控制中心和一些博物馆。头几个月接待的西方旅游观光者达 1000 多人次。

推行航天商业化的另一个活生生的例子，是在 1988 年 6 月，当保加利亚的第二位航天员搭乘“联盟 TM—5”进行航天活动时，现场出现了保加利亚和前苏联两国的广告牌。瑞士广告社甚至同航天管理总局、对外贸易部签署了一项合同，要求在“和平”号轨道站表面刷上二块 2m × 3m 的广告牌，广告图案和标记贴在航天员的航天服上，广告招贴板悬挂在发射架上。这项广告交易的费用是 62 万美元（合 1 百万瑞士法郎）。从戈尔巴乔夫到叶利钦，积极利用出访或接待外国高层领导人的外

交场合，游说包括中国、德国、法国、英国、日本、意大利、西班牙、伊朗、以色列、智利及南朝鲜等选派航天员参加“和平”号轨道站上的考察飞行。每次收费大约 2500 美元（包括训练费和飞行费）。实验设备和样品基本上自备。

俄罗斯独立后，在航天领域（也包括军事卫星系统在内）更是彻头彻尾地朝着商业化的方向努力，把国际合作都变成有利可图的交易。主张无论对国内用户还是国外用户，一切提供都是有偿提供，一切服务都是有偿服务。如有偿发射卫星，出租、出售航天设备，保证跟踪国外卫星、交换航天探测数据以及提供从本国航天器接收这些数据的能力、出售航天遥测信息和航天照片、出租航天器的舱位等等。此外，还进行一系列的“我出技术、你出钱”的航天研究国际合作。这包括联合研制和实验航天装置，对近地空间、太阳和行星的研究，对航天材料、半导体和航天制药技术的研究等。

无疑，大张旗鼓的航天商业化活动，必定会为本国换取可观的硬通货，也为航天活动的继续进行筹措到一些资金。但是，应该指出的是，无论是前苏联，还是俄罗斯，其航天商业性活动是在一种思想准备不足、未进行认真的研究、缺乏必要的知识和经验的情况下展开的，又是在某种“迫不及待”和“饥不择食”的心态下进行的。这种情况不可避免地会使自己在交易活动中蒙受损失，而让西方一些国家趁机捞取便宜。西方国家充分利用这种千载难逢的机会，引进航天技术，购买航天硬件，多快好省地充实和促进了本国航天事业的发展。

为了招揽生意，吸引外商，促进航天商业化，在前苏联解体的前后开始执行一种“公开性”的、“开放性”的政策。过去，为了竞争的需要，航天技术对外绝对保密。在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执政时代，宣传部门受到严格控制，新闻媒介不得透露任何与失败有关的蛛丝马迹，以表明“社会主义的苏联”对于“帝国主义的美国”在航天技术方面的优势。这种政策使前苏联人民长期处于被蒙骗状态，而且无形中形成这样一种根深蒂固的观念，即前苏联的航天计划是相当成功的，而在众目睽睽之下执行航天计划的美国，却屡遭失败。

除了前面提到的发射场、航天员训练中心、飞行控制中心等机构对外开放外，航天“公开性”政策还体现在基本上完全公开了昔日保密的每一个航天计划，比较实事求是地承认失败的事件，允许国内有批评性意见。

“公开性”政策除了能促进航天商业化之外，也有利于争取国内各级领导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因为他们有权知道，国家把那么多资金投放在某项航天计划上值不值得？结果如何？

与美国间的冷战、对抗、争霸太空的关系，使前苏联长期、坚定不移地执行了一种重军轻民的航天政策。随着前苏联的解体和新的政治格局的出现，以及由于国内经济的衰退，使一贯倍受青睐的航天军事领域受到强烈的冲击。1992 年 2 月俄罗斯的航天局成立后，立即提出航天活动非政治化、非军事化、转向商业化的方针，并着手削减军事航天预算，增加民用航天活动的经费。

各自作为两种社会制度的代表和两大盟邦的盟主，美国和前苏联长期以来相互敌对抗衡，激烈争霸太空。这在一定的意义上成了一种动因，大大刺激了载人航天事业的迅猛发展。前苏联的解体和自我崩裂，使航天领域两大撑天柱之一大伤元气，使一个庞大的完整的航天体系四分五裂，雄厚的航天基础被严重削弱。

为了挽救航天事业，继续协凋发展，独联体各国已纷纷成立航天管理局，并且准备建立一个类似欧洲空间局的协调性机构，负责空间活动的管理和资金分配。为此，独联体 9 个成员国的政府代表于 1991 年 12

月 30 日在白俄罗斯首都明斯克会晤，并签署了一项航天协议。该协议既提倡航天合作，又允许各国单独执行计划，特别强调了在使用分布于各国领土上的航天设施方面应坚持相互支持和互利的原则。

1992 年俄罗斯航天局、国防部、科学院、地矿部、邮电部、交通运

输部及其他有关部门一起研究并制订了“俄罗斯在 2000 年前的航天计划”，确定了俄罗斯近期航天活动的主要目标和重要任务。

尽管前苏联的解体对航天事业造成了巨大创伤，但以俄罗斯为首的独联体的技术水平仍在，工业基础仍在，所以航天活动会继续进行，而且可能会有朝一日东山再起，再度辉煌。技术和人才的严重流失，对独联体的航天业肯定是一个重大损失，但“肉化在锅里，养分不减”。流动的结果也会促进技术交流，带动西方航天技术的发展，对于整个人类航天业来说未必不是一件大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