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期青铜文化不断创新

商代晚期指公元前14世纪至公元前11世纪这一历史时期，其中河南殷墟遗址、墓葬发现的青铜器是商代晚期的代表。

另外从全国各地的青铜器来推断，青铜器冶铸业虽然是以王都为中心，但在各地奴隶主贵族统治下的都邑，也都设有大大小小不同的作坊。

殷商后期是我国古代奴隶社会的鼎盛时期，此时手工业中的青铜铸造业有了更大的发展，从二里头遗址看在青铜器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殷墟青铜器，不仅品类较全、形式多样，而且在造型设计和铸造工艺等方面都有较大的突破和创新，达到了我国青铜器发展史上的一个新高峰。

商代晚期从武丁后期至帝辛接近200年的时期内，又可分为殷墟时期的前、后两个阶段。

殷墟时期前段以小屯墓穴所发现的青铜器为代表，其他地区的以山西石楼二郎坡、桃花庄、后蓝家沟和湖南宁乡黄材等地发现的青铜器为代表。

殷墟前段青铜器的器形有方彝，高颈宽口椭扁体壶，敞口束颈椭扁扇体觯、觥等。殷墟墓出土有“偶方彝”，偶方彝的外形似两方彝合体，内为一长方形槽。高颈宽口椭扁体壶口宽而椭扁、颈较高、腹部膨大，颈两侧有贯耳，下有圈足，有的有盖。

石楼桃花庄扁壶也大约风行于商代晚期的前段，到晚期后段就迅速消失。

殷墟墓有一种敞口束颈椭扁体觯，有的无盖，颈部收缩都不是很小，有宽狭不同的做法；器多小型，也有做中型的。

另一种敞口束颈圆体似杯的觯，大约也在此时出现。上述两种觯在传世品中很多。

觥有做鸟兽形和圈足的两类。鸟兽合体造型的觥，前足与后足不相同，如妇好觥前为虎后为枭的合体，司母辛觥前为怪兽后为怪鸟的合体，另外还有一前为虎头后为鸭形而平喙的兽禽合体觥。

同时还发现有鸟兽形樽，如妇好鸟樽、湖南湘潭猪樽、醴陵象樽，都是前所未有的新形式。也有的设计成半容器半动物的式样，如双羊樽，中间是樽形，两侧为羊头，形状特殊。

值得注意的是，方器在这时大为发展。殷墟墓发现的有方爵、方斝、方樽、方罍、方壶、方缶等，而传世器中还有方觚、方觯，几乎主要的酒器都有方形。从整体上来看，虽然方器是很小的一部分，但却是富有特征的器物。

从商代中期就产生的器类，在本期内也有或多或少的变化，并且出现了一些新的式样。食器中鼎的变化较大，除了通常的式样外，新出现的形式有自器腰以上收缩、口唇外翻的鼎，这主要是中小型鼎。还有一种是容器部分很浅的柱足或扁足鼎。

袋腹似鬲的柱足鼎，俗称分裆鼎，是此时期流行的新式样，前段的特点是袋腹较深。晚期前段的方鼎都是槽形的长方状鼎，柱足粗而偏短，也有扁足方鼎。柱足和扁足方鼎在殷墟墓中都有典型的式样。

甗在商代早期黄陂盘龙城墓中发现有一例，之后再也没有见到过。晚期前段有较多的发现，均做甑鬲连铸形，甑体都大而且深。

甗口部的做法有两种：一种自口至腹都为直壁，口沿处有宽阔且加厚了的边条。如小屯墓中就有此种直壁甗；另一种口部侈大，殷墟墓有这类甗。前者大约主要流行于前段，后者成为固定的沿用式样。

妇好三联甗分左、中、右置于一箱形的釜上，是一种比较特殊的形式。

鬲这类器物不是特别流行，传世的有殷墟鬲，多为深袋足；安徽阜南月牙河发现的鬲，器颈处直而收缩，翻唇，也是深袋足。

簋在早期的黄陂盘龙城墓中曾发现过一件，为圈足双耳。晚期前段出现了无耳簋，这种簋形体比例较宽，圈足直而往往有小方孔，口微敛而翻唇。殷墟墓及武官村大墓都发现有无耳簋，后者比前者上口翻唇的曲度还要大。

无耳簋是在晚期前段较为盛行的式样，此时没有发现双耳簋。

爵、觚、斝仍是组合的酒器。扁体爵已大为减少，圆体爵盛行。觚的造型为颈部向细长发展，喇叭口扩大，斝鋬上开始有了较多的兽头装饰，三足有明显增高的趋势。

同时出现了圆体和椭方体不分段的斝，前者如殷墟武官北地墓圆体斝，后者如小屯墓的椭方体斝。

殷墟早期出现过的袋足斝，在晚期的前段又重新萌起。此时期内还出现了角，但很少，比如殷墟墓中发现有爵近50件，却未见有一件角。

大型的酒器如大口有肩樽和饔或瓿，形体也都有所变化。

大口有肩樽，原来比例偏低的体型在这时有显著的增高趋势，有的圈足特别高，圆体的如殷墟墓发现的有司柬母樽，方体的如湖南宁乡出土的“四羊方樽”。但这种樽也只是流行于晚期前段，以后就逐渐减少。

瓿这种器形可分为两类：短颈和无颈合口，后者主要是这一时期出现的，并且有的有盖。山西石楼后蓝家沟的百乳雷纹瓿、殷墟墓的妇好瓿及湖南宁乡出土的兽面纹瓿，都是极为典型的式样。

但是瓿这种器类如同大口有肩樽一般，在商晚期后段基本上不再铸造了。袋足斜流半封口的盉仍有所发现，安阳侯家庄大墓发现的铸铭左、中、右三盉都是袋足方形盉，是一种形体较为庄重的祭器，但是袋足盉这类酒器也是越来越少了。

水器类盂是新出现的器形，如小屯西北冈墓发现有附耳盂，上有铭记载：“寑小室盂”，器壁侈斜，是为盥洗用器。殷墟墓的盂直口翻唇，有附耳，并有对称的两系。

殷墟时期后段，由于青铜器上的铭文有所发展，根据内容记载可确定一批标准器或非标准器。这些器有小臣俞樽、戌嗣子鼎、小子茜卣等，都属于帝乙、帝辛时期。

体似觚形的无肩樽和椭扁体卣是此时期新出现的典型器物。安阳大司空村墓的卣都成组合；殷墟西区墓属于第四期，时代最晚，也有两觚形樽；小屯圆葬坑中有卣随葬。

前段的宽肩大口樽和后段的觚形樽，前段的高颈宽口椭扁壶和后段的提梁壶卣似乎表现出了一种兴衰的交替。

双耳簋在这个时期很流行，但容器部分还是与以前的神似，形体基本上为敛口翻唇形和敞口似碗形两种，双耳在口沿处下方，而且有垂珥。

有一种粗大双耳发达近口部或高于口部，并有长垂珥的簋，出现得更晚，无耳敞口簋仍继续使用。这一时期簋的圈足有增高的趋势，有的圈足下缘做出一道宽阔的边条以增加其高度。圈足上开孔的现象已基本消失。

商代晚期的青铜器纹饰最为发达，样式和种类也比中期的丰富得多，在艺术装饰方面呈现出高峰，与青铜礼器的高度发展一致。

此时，器物纹饰丰富多彩、繁缛富丽，以兽面纹和夔纹为主，还有鸟纹、象纹、蚕纹、蝉纹等。兽面纹饰只是纹样结构规格化的形式，所表现的物象很多。

此时的装饰特点是集群式，以多种物象或作为主纹或作为附饰布满器身，甚至视线所不及的器物底部也有装饰，有的一件器物上有多达10多种动物纹。

商代晚期前段兽面纹中间的鼻准线，有的不接触下阑底线，兽吻常连成整体而中间不隔开；后段的兽面纹往往由于兽鼻尖通到下阑底线而被分割为两部分。

就表现手法而言，商代中期纹饰的形体基本上还有象征性，除了炯炯有神的双目外，其余部分即使是较精细的图像，也是主干底纹不分、轮廓不清。

商代晚期动物形象比较具体，有的甚至还带有写实感，纹饰主干和底纹明显地区分开来。底纹通常是繁密的细雷纹，与主纹构成了强烈的对比。

纹饰的主体采用浮雕的现象很普通，同时采用平雕和圆雕相结合的手法，层次更加细腻丰富。有的浮雕表现出几个层次，而且一个层次做成一面高的坡形，这种层叠式的浮雕被称为“三层花”。

商晚期青铜器纹饰以动物和神怪为主题的兽面纹得到了空前发展，成了古代装饰艺术的典范。商代的青铜器矗立于奴隶制时代文化的巅峰，它的创造经验不但直接影响了当时各个不同的艺术门类，而且直接为西周前期所继承。

比如商代双面神人青铜头像，呈半人半神形象，反映了商代巫风盛炽的状况。

巫师的职责乃贯通天地，上天见神，使神降地。商代双面神人青铜头像前后两面完全对称，一幅神秘诡异、威严慑人的面容，其半人半神的形象与通行于人神之间的巫师身份相符。

头像中空扁体，两面对称。人首造型，面呈倒置等腰梯形，额宽，顶圆，边直，颌方。眼眶窝凹，眼球突出，内开大孔。鼻梁修长，翼肥蒜状，两孔较小。嘴张齿露，中牙铲形，侧牙钩卷。上竖方管，旁安两耳，顶插双角。

顶上圆管插羽冠，下部方銎安装木柄，管銎相通。上管圆、下銎方的造型和古人天圆地方的理念正合，暗寓着其贯通天地之功能。

还有发现于湖南宁乡县黄材镇炭河里乡的禾大人面纹方鼎，通高0.38米，口长0.29米，宽0.23米。是唯一一件用真实人面作为装饰的铜器。

禾大人面纹方鼎长方形体、两直耳、4柱足。四角有较高的扉棱。整体颜色碧绿，器身外表四周饰形象相同的半浮雕的半人半兽的“超人”。

人面方圆，高颧骨，隆鼻，宽嘴，双目圆视，双眉下弯，双耳卷曲。人面周围有云雷纹，人面的额部两侧有角、下巴两侧有爪，躯干因器物平面表现的局限而隐去。

鼎腹内壁铸“禾大”两字铭文。此鼎器形雄伟，在装饰上又以人面为饰，更为独例。人面的形象极为奇异，给观者一种望而生畏、冷艳怪诞的感觉，是一件匠心独运的青铜器精品。

商、周青铜器以兽面纹作为主题纹饰较为常见，人面纹饰较为稀有珍贵，禾大人面方鼎以4个相同的人面纹装饰器体的主要部位，更加奇特。有人认为这组人面纹有爪而无身，属于传说中“有首无身”、贪吃人的凶兽饕餮一类怪神。

也有人认为，这种人面纹浮雕大概与“黄帝四面”的传说有关，对应了古代文献中黄帝有四面的描述；也有人说，鼎内空间正好可安放一个人头，人面纹方鼎的4个“人面”，反映了古代“猎头”和祭祀时使用首级的风俗。

总之，这个图像既不能纯粹归入人，也不能完全归为兽，姑称之为“半人半兽”。半人半兽是我国史前图腾中最普遍的祖神崇拜表现方式，凝聚的是敬祖情结。

我国古代传说中的英雄或文化英雄、始祖无不在人的形象之外被加上神的力量与动物的器官，《山海经》一书就为我们留下了大量有关这些也人也神的始祖或英雄们的形象描述。

传说中半人半兽的形象，是兽的形体与人的智慧的结合。因此，最原始的半人半兽可能是某种族群传说中的祖先，也可能是某个部族的英雄，可以托名为真实的或传说的“历史人物”，也可能是凝聚了某种部族精神寄托的凭空创造出来的“文化英雄”。

人面方鼎表现的这个半人半兽，无疑是这个神系中的一位。

人面方鼎铸造的时代，已是有国家的文明时代，图腾只是祖先留下的一个文化遗产或精神主宰而已，他到底见证、纪念了什么？

从艺术形式上看，禾大人面方鼎运用反复、对称的装饰手法，布局严密，写实与抽象纹饰结合。4组相同的纹饰集于一身，不仅强化了装饰主题，而且给人视觉上以强烈的冲击，达到特定的装饰效果，反映出商代晚期青铜制作者已具备了较强的写实能力和形象概括能力。

禾大人面纹方鼎虽然配置了角爪，但都是象征性的，小到几乎可以忽略的程度。人的形象也和真人一般，与青面獠牙、半人半兽的人面纹饰相比，不但不显得可怕，还能给人以肃穆崇高的美感。

商代晚期的铭文有鲜明的时代特色，表示人体、动物、植物、器物的字，在字形上有较浓的象形意味。

以人体形象的文字为例，头部常做粗圆点，腿部呈下跪形状，这是一种美化手段，是郑重的表示；绝大多数笔画浑厚、首尾出锋，转折处多有波折。

字形的大小不统一，铭文布局也不齐整，竖画虽然基本上成列，但横画却不成排。

这些铭文反映了当时社会的家族形态、家族制度与宗教观念等重要问题，但其中一些深刻的内涵仍是人们无法确知的。

殷代青铜器中也有少数有较长的铭文，但时间已到了殷代晚期。这些较长的铭文内容多涉及商朝晚期的重要事情、王室祭祀活动、王室与贵族关系等，其中铭文中一些字词的含义，以及所反映的一些当时制度的状况，仍然所知甚少。

商代晚期又发明了分铸法，即将青铜器分成多个部件，分别制出内范与外范，在铸主件时将铸件嵌入泥范中铸接合成。最适合制作体积较大、器形复杂的青铜器，如后母戊鼎。

后母戊鼎是商代后期王室祭祀用的青铜方鼎，是商朝青铜器中最重要的代表作。

后母戊鼎器型高大厚重，形制雄伟，气势宏大，纹势华丽，工艺高超，又称后母戊大方鼎，高1.33米，口长1.1米，口宽0.78米，重832.84千克，四足中空。

后母戊鼎用陶范铸造，鼎体包括空心鼎足浑铸，其合金成分为：铜84.77%，锡11.44%，铅2.76%，其他0.9%。

鼎腹长方形，上竖两只直耳，发现时仅剩一耳，另一耳为复制补上，下有4根圆柱形鼎足，是世界上发现的最大的青铜器。

后母戊鼎是商王武丁的儿子为祭祀母亲而铸造的，用陶范铸造，铸型由腹范、顶范、芯和底座以及浇口范组成；鼎腹的纹饰有可能使用了分范；鼎耳后铸，附于鼎的口沿之上，耳的内侧孔洞是固定鼎耳泥芯的部位。

也有人认为鼎耳先于鼎体铸造，然后嵌入铸型内和鼎体铸接。

鼎身呈长方形，口沿很厚，轮廓方直，显现出不可动摇的气势。后母戊鼎立耳、方腹、四足中空，除鼎身四面中央是无纹饰的长方形素面外，其余各处皆有纹饰。在细密的云雷纹之上，各部分主纹饰各具形态。

鼎身四面在方形素面周围以饕餮作为主要纹饰，四面交接处，则饰以扉棱，扉棱之上为牛首，下为饕餮。鼎耳外廓有两只猛虎，虎口相对，中含人头。耳侧以鱼纹为饰。4只鼎足的纹饰也匠心独具，在3道弦纹之上各施以兽面。

据考证，后母戊鼎应是商王室重器，其造型、纹饰、工艺均达到极高的水平，是商代青铜文化顶峰时期的代表作。

后母戊鼎的提手文饰同样精美。两只龙虎张开巨口，含着一个人头，后世演变成“二龙戏珠”的吉祥图案。一般认为，这种艺术表现的是大自然和神的威慑力。

也有人推测，那个人是主持占卜的贞人，他主动将头伸入龙虎口中，目的是炫耀自己的胆量和法力，使民众臣服于自己的各种命令。

这完全是可能的。当时的贞人出场时都牵着两头猛兽，在青铜器和甲骨文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图案。

后母戊鼎形腹部铸有“后母戊”3个字，字体笔势雄健，形体丰腴，笔画的起止多显峰露芒，间用肥笔。铸造这样高大的铜器，所需金属料当在1000千克以上，而且必须有较大的熔炉。

另外比较有代表性的还有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的鸮樽，为一对两只，铸于商代后期，通高0.459米，外形从整体上看，为一昂首挺胸的猫头鹰。通体饰以纹饰，富丽精细。

喙、胸部纹饰为蝉纹；鸮颈两侧为夔纹；翅两边各饰以蛇纹；尾上部有一展翅欲飞的鸮鸟，整个樽是平面和立体的完美结合。樽口内侧有铭文“妇好”两字。

安徽阜南县发现的商代龙虎樽，高0.50米，口径0.45米，重约20千克，是一件具有喇叭形口沿，宽折肩，深腹，圈足，体形较高大的盛酒器。

龙虎樽的肩部饰以3条蜿蜒向前的龙，龙头突出肩外。腹部纹饰为一个虎头两个虎身，虎口之下有一人形，人头衔于虎口之中。虎身下方以扉棱为界，饰两夔龙相对组成的兽面。圈足上部有弦纹，并开有十字形镂孔。

龙虎樽纹饰的主题是“虎口衔人”。关于这一主题，有人认为：在这里，“人”应是那些奴隶，“虎口衔人”反映奴隶社会的残酷、恐怖。

而另外有人认为这应该是在表现一种巫术主题，青铜器在当时是十分重要的礼器，这样的纹饰应是巫师作法的情景纪实。张开的虎口在古代是分割生死两界的象征，虎口下的人很可能就是巫师。

巫师在祭祀中通过老虎的帮助而表现出一种能够通天地、感鬼神的能力。

这一时期最大的方樽是四羊方樽，属于礼器，祭祀用品，高0.58米，重近34千克，发现于湖南宁乡县黄村月山铺转耳仑的山腰上。

四羊方樽器身方形，方口，大沿，颈饰口沿外侈，每边边长为0.52米，其边长几乎接近器身0.58米的高度。长颈，高圈足。颈部高耸，四边上装饰有蕉叶纹、三角夔纹和兽面纹。

樽的中部是器的重心所在。樽四角各塑一羊，肩部四角是4个卷角羊头，羊头与羊颈伸出器外，羊身与羊腿附着于樽腹部及圈足上。樽腹即为羊的前胸，羊腿则附于圈足上，承担着樽体的重量。

羊的前胸及颈背部饰鳞纹，两侧饰有美丽的长冠凤纹，圈足上是夔纹。方樽肩饰高浮雕蛇身而有爪的龙纹，樽四面正中即两羊比邻处，各一双角龙首探出器表，从方樽每边右肩蜿蜒于前居的中间。全体饰有细雷纹。

四羊方樽的四角和四面中心线合范处均设计成长棱脊，其作用是以此来掩盖合范时可能产生的对合不正的纹饰。

据分析，四羊方樽是用两次分铸技术铸造的，即先将羊角与龙头单个铸好，然后将其分别配置在外范内，再进行整体浇铸。整个器物用块范法浇铸，一气呵成，鬼斧神工，显示了高超的铸造水平。

四羊方樽集线雕、浮雕、圆雕于一器，把平面纹饰与立体雕塑融会贯通、把器皿和动物形状结合起来，恰到好处，以异常高超的铸造工艺制成。

在商代的青铜方樽中，四羊方樽形体的端庄典雅是无与伦比的。此樽造型简洁、优美雄奇，寓动于静。被称为“臻于极致的青铜典范”。

还有一件羊父丁方鼎，通高0.21米，宽0.17米，重3100克。鼎长方体，口沿外折，口上有双立耳，直壁，深腹，平底，腹下有4柱足。口下、腹部的四角及足上均有凸棱，腹部中央饰勾连雷纹，左右及下方各饰3道乳钉纹，口下和足部饰兽面纹。

器内壁上有铭文一行4字：“做父丁羊”。即“为父亲丁做器”。“羊”为族名。

羊成为青铜重器着力表现的对象，有其独特的象征意义。

首先，羊在祭祀礼仪中的地位仅次于牛，商代国都所在的河南安阳小屯发现大量祭祀坑，最多的就是牛、羊、犬，商王武丁时期有一关商王室对武丁祭祀的材料中说道：“卜用百犬、百羊”；另一材料中说道：“十五羊”“五十羊”，可见羊作为祭祀的牺牲用量很大。

羊的个性也使之成为人们喜爱的对象。先秦时期，人们对羊的个性有两个归纳：善良知礼；外柔内刚。羊“跪乳”的习性，被视为善良知礼，甚至被后世演绎为孝敬父母的典范。

羊的外柔内刚也被引申出许多神圣的秉性，传说的始祖皋陶敬羊，《诗经·召南》中也有“文王之政，廉直，德如羔羊”的说法，我国古代一种独角怪兽獬豸也被认为与羊有关，能看出人是否有罪，能分辨是非曲直。因此，后世以独角兽表示法律与公正。

羊最通俗或民间化的象征意义便是“吉祥”，至少从汉代开始，羊就与吉祥联系在一起，汉代瓦当、铜镜等铭刻中多见“宜侯王大吉羊”，吉祥有时直接写成“吉羊”。在这里，“羊”与“祥”不仅仅是字的通假，而是羊身上被赋予的上述种种秉性使然。

羊是带角的动物。角是许多民族尤其是原始民族崇拜之物，人类创造的神里许多带角，如我国古代战神蚩尤就是著名的带角的神与祖先。

甲骨文中的羌字，字形即为人头上戴羊角，世界各原始民族习见用羊角、牛角、鹿角为饰物。

古人有“水之精为玉，土之精为羊”的说法，羊是各种艺术形式着力表现的对象。新石器时代有陶塑的羊，安阳殷墟商代妇好墓、山西曲沃北赵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晋侯夫人墓都有玉羊，后来还有用“三羊”组成工艺品，意寓“三阳开泰”。

小臣艅犀樽制作年代约在帝乙、帝辛时期。据考证，我国古代黄河及长江流域的气候比较温暖湿润，当时广泛分布着犀牛和其他生活于热带亚热带的大型生物。

根据小臣艅犀樽推测，殷商人是见过犀牛的，否则不可能造出如此写实的作品。而且古生物的发现也证实了这一点，安阳殷墟、浙江河姆渡、广西南宁、河南淅川下王岗等地的遗址中都曾发现过犀骨的存在。

此外，商代甲骨文中所称“兕”即为犀牛。至东周时代，长江流域仍生存着大量的犀牛。

小臣艅犀樽器高0.25米，器口开于背部，盖已失。

整体造型为双角犀牛形象，几乎为圆球形，胖乎乎的，由四条粗壮的短腿支撑，憨态可掬；它的头部前伸，两只圆睁的小眼，透着机敏与可爱；大嘴微张，就像是得意的微笑；两只夸张的大耳朵竖在头的两侧，好像在好奇地倾听着周围的声响。

小臣艅犀樽滚圆敦实、憨厚可爱的造型完全打破了人们以往对犀牛原本沉稳、威严的印象，让人们驻足观看的同时，能够感受到一丝滑稽和幽默。

周身光洁不施纹饰。体积感很强，表现出犀牛蹒跚行进的动态，显得纯朴稚拙，妙趣横生。

犀牛自身躯体庞大笨重的感觉与作为容器的实用功能要求自然和谐一致。它表现出了商代艺术工匠在观察自然和提炼概括生活方面所达到的水平。

小臣艅犀樽还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它有铭文4行27字：“丁巳，王省夔京，王锡小臣夔贝，隹王来征人方。隹王十祀又五？日。”铭文记述了商王征伐夷方的事情，有关这次战争也见于殷墟卜辞。

夷方是当时商朝封地外围的许多方国部落中的一个。这些方国有的臣服于商王朝，有的则称霸一方，同商王及其诸侯相对抗，双方经常发生战争。

铭文中还记载了商王赏赐小臣裓夔贝。小臣裓的职务为奴隶总管，能得到商王的赏赐而感到很荣耀，于是制作了此器用以作为纪念。

在商的晚期和西周早期，青铜冶铸业作为生产力发展的标志而达到高峰。

[旁注]

武丁　姓子，名昭，我国商朝第二十三位国王，商朝著名军事统帅。庙号为高宗。武丁在位时期，曾攻打鬼方，并任用贤臣傅说为相，妻子妇好为将军，商朝再度强盛，史称“武丁中兴”。

帝辛　商朝末代君主，后世人称殷纣王。天资聪颖，闻见甚敏，材力过人，有倒曳九牛之威，具抚梁易柱之力，深得帝乙欢心。帝辛继位后，重视农桑，社会生产力发展，国力强盛，把商朝势力扩展到江淮一带，国土扩大至山东、安徽、江苏、浙江、福建沿海。

妇好　商朝国王武丁的妻子，我国历史上有据可查的第一位女性军事统帅，同时也是一位杰出的女政治家。她不仅能够率领军队东征西讨为武丁拓展疆土，而且还主持着武丁朝的各种祭祀活动。因此武丁十分喜欢她，她去世后武丁悲痛不已，追谥曰“辛”，商朝的后人们尊称她为“母辛”、“后母辛”。

蝉纹　我国古代青铜器纹饰之一。也说取蝉居高食露，精洁可贵之意。青铜器蝉纹，蝉体大多做垂叶形三角状，腹有节状条纹，无足，近似蛹，四周填云雷纹；也有长形的蝉纹，有足，也以云雷纹作地纹。蝉纹还有象征死而转生之意。

图腾　是原始人群体的亲属、祖先、保护神的标志和象征，是人类历史上最早的一种文化现象。运用图腾解释神话、古典记载及民俗民风，往往可获得举一反三之功。图腾就是原始人迷信某种动物或自然物同氏族有血缘关系，因而用来做本氏族的徽号或标志。

《山海经》　先秦重要古籍，是一部富于神话传说的最古老的地理书，内容包罗万象，主要记述古代地理、动物、植物、矿产、神话、巫术、宗教等，也包括古史、医药、民俗、民族等方面的内容。除此之外，《山海经》还记载了一些神话寓言故事。

牺牲　我国古代原指供祭祀用的纯色全体牲畜。色纯为“牺”，体全为“牲”。后用来指供盟誓、宴享用的牲畜。再引申为舍弃，或特指为正义事业舍弃生命。

三阳开泰　在我国传统的历法中，春是万物萌发的季节，正月是春的第一个月，在地支上配为寅，寅属木，而且是三阳，冬去春来，阴阳消长，万物复苏。故“三阳开泰”便成为岁首人们用来互相祝福的吉利之辞，也常用“三羊”来代替“三阳”，乃取其谐音而已，有好运即将降临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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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母戊鼎是我国商周时期青铜器的代表作，新中国建立后，收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是国家一级文物。

重832.84千克，是世界迄今出土最重的青铜器，享誉“镇国之宝”。

此鼎初始被定名时，专家释读其上铭文为“司母戊”，然而随着更多同时期青铜器被发现，目前专家多认为应当释读为“后母戊”。但由于中小学历史课本的广泛宣传，目前司母戊鼎、司母戊大方鼎等名称更为有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