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期青铜工艺日趋成熟

除了禹铸九鼎之外，有关夏朝的史料上还有夏禹之子夏启炼铜的记载，说明夏朝中期，我国青铜器铸造技术已经趋于成熟，我国历史正式走进了青铜器时代。

夏代青铜器铸造手工业作坊遗址和青铜器的大量使用，是当时社会进入青铜器时代的重要标志，也证明夏代是我国青铜文化发展的重要阶段。

夏代青铜器的纹饰，除了乳钉、圆饼和几何纹以外，就是牌饰上的兽面纹，它也是已知青铜器上最早的兽面纹。

夏代青铜制品的器类很少，主要以小件的工具和兵器为主，并且是仿照陶、木、蚌器而制作的。二里头发现的青铜器不多，都是一些小工具和兵器，如矢镞、戈、戚等，另外还发现了青铜礼器爵。

爵的整个数量虽然还不足10件，但在铸造史上却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从铸造简单的兵器、工具到铸造容器，都是技术上的飞跃。

二里头的青铜礼器，仅限于饮酒器爵。

其基本特点是：爵的流部狭而较平，尾短、无柱，或有柱状的雏形，底平。体较扁，下承三足。体型可分为长体束腰式、长体分段式及短体束模式等数种。

足有长短两类，长足为三角尖锥形，短足为三角段形，有些短足可能是使用时因损坏或腐蚀所导致。有的鋬做成镂空状。

夏代青铜器一般没有纹饰，但有些爵的杯体正面有一排或两排圆钉状纹饰，一些器物上也出现了简朴的云纹、弦纹和网纹。

除此以外，值得重视的就是镶嵌绿松石的牌饰了，牌上的兽面纹除两眼之外，其他部分都是抽象而不写实的。它也是已知的青铜器上最早的兽面纹。

如在二里头遗址发现的镶嵌圆铜器，此器直径0.17米，厚0.005米，器物的边缘镶嵌61块呈长方形的绿松石。再如二里头一座墓葬中发现的长圆形兽面纹铜牌饰，牌饰凸起的一面以绿松石粘嵌成异常精致的兽面纹图案。

这两件器物是我国所见到的最早的复合物质铜器，其熟练程度已经脱离了该种类技术的最初阶段，从中可以看出夏代的青铜铸造技术有了较大的突破。

虽然二里头青铜礼器上没有见到动物形纹饰，但是青铜戈内部已经有变形的动物纹饰，因此不能排除此时青铜礼器上出现动物纹的可能。

除了传说夏禹铸九鼎，史料中更有夏禹之子炼铜的记载，而且在偃师二里头和洛阳东干沟遗址中也有夏代炼渣、炼铜坩埚残片、陶范碎片，这些也证明二里头已经有了冶炼和制作青铜器的作坊。

二里头遗址处于青铜时代初期。一般来讲，铸造实体器远远不如铸造空体器难，实体口袋只需要单扇范即可；而空体器的铸成不但要有外范，还要有内范才可。从发现的铜爵的铸造痕迹来看，当时已能采用多合范法了，充分代表了当时青铜铸造工艺的水平。

二里头的夏代青铜爵是我国发现最早的青铜容器，形体单薄，束腰，平底，细三足，流部和尾部都较长，个别的还在流与口的接合处有两个矮小的柱。铜铃形体不大，一侧还有一个近似半圆形的扉棱。

二里头青铜器的形体都较小，粗糙、单薄，说明青铜器的制作正处于初级阶段。尽管发现的这一时期的青铜制品数量不多，但它代表了新的生产力，在生产、生活及战争中所表现出的优点，远远超过石、木、蚌、骨器，起到了划时代的作用。

我国青铜器时代开始于夏代晚期，多发现于二里头遗址第三期，遗址与墓葬遗物除有陶、玉、石、骨、蚌器外，更重要的是不少的青铜制品。

河南西部地区属夏代晚期遗址，另外还有郑州洛达庙和上街、陕县七里铺、洛阳东干沟、临汝煤山、淅川下王岗等地。山西夏县的东下冯遗址、河南的新郑望京楼和商丘地区也有个别发现。

夏朝二里头青铜器在铸造技术和工艺水平上，较铜石并用时代已有重大突破和发展，这时除小件的实体器工具和兵器仍用简单的单扇范铸成外，铜爵等青铜空体器的制作变得要复杂得多。

二里头遗址和墓葬发现的铜器成分，据测定，除少数为纯铜器外，大部分为青铜器。其中的一件爵，含铜92%，含锡7%；另一件爵，含铜91.89%，含锡2.62%，含铅2.34%；一件铜锛的成分为铜91.66%，锡占7.03%，铅占1.23%，这些表明当时已能铸造出含锡量较大的青铜容器和工具了。

从某种意义上说，夏朝已经能冶铸铜、锡、铅元素的合金了。

在二里头遗址宫殿基址的附近发现了多处手工业作坊遗址，其中以铸铜作坊遗址规模最大。在这里发现的铸铜作坊遗址共有3处：一处位于宫殿区南部四区，面积达10000平方米以上。在这里发现了炉壁残块、铜渣块、范缝扉边铜块、陶范等。

炉壁用黏土制成，已烧成红烧土块里面有极少谷粒或植物叶痕，土质坚硬。内壁黑灰色，有的内壁保留一层或多层的铜痕。

陶范也用黏土制成，经过火的烧烤，胎内有谷粒或草叶痕，使用面敷有一层细泥，十分光平，陶范的背面阴刻有符号。在这里清理了4处较完整的铸铜工作面，其形状皆为长方形，最大长16米，宽6米左右。

陶范由许多层路土叠压堆积而成，每层路土内有若干片红烧土面和成片的铜绿锈。在路土层中，还有一些分布不太规则的柱洞，并夹有少量的铜渣、铜片、炉壁残块。

在这些遗址周围的灰坑中，则有更多的块状铜渣、小件铜器、炉壁残块、陶范碎片和黑色的木炭等。这些多是当年从铸铜遗址中清理出来倒入灰坑内遗存下来的。

陶范数量多，形体大，有的长或宽在0.1米以上。有大刀范，有单线条花纹范。从铸器的弧度看，直径为0.36米。有的炉壁可看出炉子的形象。

夏代青铜器除极个别小件生产工具是出在洛阳遗址之外，绝大多数都是在偃师二里头遗址内发现的。在二里头遗址中，小件生产工具基本上都是在遗址的灰坑之中，而较大的兵器和礼器等则都是出于二里头的中小型长方形成竖穴土坑墓葬之中。

在遗址中采集的部分青铜礼器和兵器，很大可能都应当是出自破坏的墓葬之中。铜器成组或与其他玉器同时出现的墓葬主要有下面8座：

遗址有铜铃、铜牌饰各一件。该墓位于宫殿区北面，墓底随葬品丰富，两件铜器放在北中部，大致位于墓主人的胸部。此外在墓室北部同时还出有柄形玉器、玉管、绿松石管和漆器等。

位于宫殿北约550米遗址墓穴中，有铜爵、铜戈、铜戚、圆泡形铜器和圆形铜器。与铜器同出的还有陶器、玉器、绿松石等。

墓中的随葬品有两件圆形铜器和玉钺、玉戈、绿松石饰、骨串珠及海贝等。其余的随葬器则放在棺的上部和二层台上，铜爵与陶盉放在南边，圆泡形铜器、石磬放在北边，铜戈、铜戚放在中部东西两侧；铜戈、铜戚的附近各有一堆散乱的绿松石片。玉柄形态饰放在正中。

墓穴遗址还有有铜爵、铜刀各两件。墓底中部有长方形腰坑。随葬铜器和其他的玉圭、玉钺、陶爵、陶盉、陶盆等。

另外墓穴遗址还有铜爵一件。随葬还有玉石器和陶器等。铜爵与陶盉放置于北中部，柄形玉器在中部西侧，绿松石串珠置于南中部。

六区墓穴有铜斝、铜爵各一件。随葬品丰富，除两件铜器外，还有陶器、海贝、鹿角等。铜斝置放东南角，铜爵置西壁靠南，陶器簋、盉、圆腹罐、大口樽器盖等以及漆觚、玉柄形饰、海贝全都放置于北中部。

六区墓穴遗址还有铜爵、铜铃和铜牌饰各一件。随葬品除陶铜器外，还有陶器、玉器、和漆器。陶器爵、盉、圆形陶片大部在南头，玉器圭、刀、戚、壁、管状器、柄形饰等。

六区另一墓穴遗址还有铜爵、铜铃、铜牌饰和铜刀各一件。随葬品除铜器外，还有陶器、玉石器等20件。

铜爵出在墓底西侧中部，铜铃、铜刀在墓底中心部位，铜牌饰在东侧中部。玉器刀、戈、柄形饰和石铲、绿松石片等都放在墓底或东西两侧的中部。陶器盉、簋、盆和贝壳、绿松石珠等均放置在北部，圆腹罐放于西南部。

五区墓穴遗址有铜鼎、铜斝和铜觚3件。

在青铜器的铸造技术上，大规模铸铜作坊遗址的发现，既表明二里头遗址的青铜器就是当地的，又说明夏代的青铜铸造业已经颇具规模；铜兵器中消耗量较大的远射程武器铜镞的出现，进一步说明当时青铜器铸造已经能够解决大批铜锡原料的供应。

从铸铜坊遗址坩埚和大熔铜炉的发现，表明当时的铸铜技术已进入冶炼与铸造分工的阶段，夏都铸铜作坊使用的铜应当是从外地冶炼好运送来的。

遗址出土的圆形铜器和长圆形铜牌饰，其上的纹饰均是由绿松石镶嵌而成。这些镶嵌铜器是我国铜嵌玉石器物的代表，既反映了当时熟练的铸造工艺，又反映了当时熟练的金属镶嵌技术。

铜器化学成分的合金比例，铜锡含量的比例和后期相比，显然是铜多锡少，但是它说明了当时已初步掌握了铜工具铸造中铜、锡或铅配制方法。

因为铜工具与铜容器的用途不同，它不仅需要有硬度，而且需要有抗张力；加锡或铅的合金就增加了硬度，但抗张力却减少了。生产工具的含锡、铅量如果超过25%，就容易破碎，没有使用价值。

[旁注]

云纹　我国古代青铜器上一种典型的纹饰。基本特征是以连续的“回”字形线条所构成，作为圆形的连续构图，单称为“云纹”，与雷纹常作为青铜器上纹饰的地纹，用以烘托主题纹饰。也有单独出现在器物颈部或足部的。

绿松石　工艺名称为“松石”，因其形似松球而且色近松绿而得名，是我国“四大名玉”之一。自新石器时代以后历代文物中均有不少绿松石制品，是有着悠久历史和丰富资源的传统玉石。

戚　指按照尺寸从上至下、从大至小依次排列的战斧系列，也是斧钺的别称。引申义是亲属，因为古代氏族组织既是军事组织又是血缘组织，氏族首领也是军事首领，氏族首领的军权用斧钺体现，故兄弟氏族互相称为“戚”。

[阅读链接]

夏代青铜器铸造手工业作坊遗址的发现和相当数量青铜器的出土，是当时社会进入青铜时代的重要标志，也是我国青铜器发展的重要阶段。

青铜比红铜熔点低，硬度高，可塑性强，可以根据不同需要制造出多种用途不同的器具，在奴隶社会的经济文化的发展中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并且为我国夏代以后青铜器发展奠定了雄厚的铸造技术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