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康王铸大盂鼎诫贪酒

西周早期常见的青铜礼器、食器有鼎、方鼎、鬲、甗、簋、簠；酒器有觚、爵、觯、角、觥、斝、盉、樽、卣方彝、罍、盉、壶；水器有盘、匜等。

西周早期食器中鬲、豆不多见，而爵、觚等各种酒器虽然品种很齐全，但数量较商代大大减少了，这与西周王朝吸收了商纣“酒池肉林”疯狂酗酒，最后导致灭亡的教训有关，因而西周王朝禁止贵族饮酒，《尚书·酒诰》和康王时代的大盂鼎铭文都有这方面的记载。

大盂鼎高一米，口径0.78米，重153.3千克，鼎身为立耳、圆腹、三柱足、腹下略鼓，口沿下饰以饕餮纹带，三足上饰以兽面纹，并饰以扉棱，下加两道弦纹，使整个造型显得雄伟凝重，威仪万端.

腹内壁有铭文19行，共291字，内容为周王告诫南公的孙子盂，殷代因酗酒而亡国，周代要禁酒图兴，要盂一定要很好地辅助他，敬承文王武王的德政；同时记载了康王给盂的赏赐。

铭文的内容大致可分为三段：

第一部分用较多文字说明商人纵酒是周兴起和商灭亡的原因，赞扬了周代文武二王的盛德。表示康王自己要以文王为典范，告诫盂也要以祖父南公做榜样。

第二部分主要是康王命盂帮助他掌管军事和统治人民，并且赏赐给盂香酒、礼服、车马、仪仗和奴隶1726个，并叮嘱盂要恭敬办政，莫违王命。

第三部分说明盂做此宝鼎以祭祀其祖父南公。

铭文内容翻译成现代文为：

9月康王在宗周册命盂。

康王这样说：“伟大英明的文王承受了上天佑助的重大使命。到了武王，继承文王建立了周国。排除了那个奸恶，普遍地保有了四方土地，长久地治理着百姓。办事的人在举行饮酒礼的仪式上，没人敢喝醉，在举行柴、烝一类的祭祀上也不敢醉酒。所以天帝以慈爱之心给以庇护，大力保佑先王，广有天下。”

“我听说殷朝丧失了上天所赐予的大命，是因为殷朝从远方诸侯到朝廷内的大小官员，都经常酗酒，所以丧失了天下。你年幼时就继承了先辈的显要职位，我曾让你就读于我的贵胄小学，你不能背离我，而要辅佐我。现在我要效法文王的政令和德行，犹如文王一样任命两三个执政大臣来任命你，你要恭敬地协调纲纪，勤勉地早晚入谏，进行祭祀，奔走于王事，敬畏上天的威严。”

康王说：“命你盂，一定要效法你的先祖南公。”

康王说：“盂，你要辅助我主管军队，勤勉而及时地处理赏罚狱讼案件，从早到晚都应辅佐我治理四方，协助我遵行先王的制度治民治疆土。赏赐给你一卣香酒、头巾、蔽膝、木底鞋、车、马；赐给你先祖南公的旗帜，用以巡狩，赐给你邦国的官员四名，大众自驭手至庶人659人；赐给你异族的王臣13名，夷众1050人，要尽量让这些人在他们所耕作的土地上努力劳动。”

康王说：“盂，你要恭谨地对待你的职事，不得违抗我的命令。”

盂颂扬康王的美德，制作了纪念先祖南公的宝鼎，时在康王在位第二十三年。

铭文中语句“丕显文王受天有大命”体现了周人的天命观，而另一语句“我闻殷坠命，唯殷边侯甸与殷正百辟，率肆于酒，故丧师矣”，则是周康王告诫盂，商内、外臣僚沉湎于酒，以至于亡国，透露出周人对于商人嗜酒误国这一前车之鉴的警示。

铭文中“有”、“厥”、“又”等字波磔分明，得于用笔过程中自觉的提、按意识。通篇文字布局规整，书风凝重。

大盂鼎铭文书法体势严谨，字形，布局都十分质朴平实，用笔方圆兼备，具有端严凝重的艺术效果。开《张迁碑》、《龙门造像》之先河。以书法成就而言，大盂鼎在成康时代当居首位，是西周早期金文书法的代表作。

盂铸造的青铜鼎有大、小两件，分别被称为大盂鼎和小盂鼎。小盂鼎已失，只留下铭文拓片，大盂鼎堪称西周前期著名重器。

[旁注]

《尚书》　又称《书》、《书经》，为一部多体裁文献汇编，长期被认为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史书，是儒家五经之一，是我国最古的记言的历史。相传由孔子编撰而成，但有些篇是后来儒家补充进去的。

康王　即周康王姬钊，周成王之子，姬钊在位期间，国力强盛，天下统一，经济、文化繁荣，社会安定，史书记载，“成康之际，天下安宁，刑四十余年不用”。后世将这段时期和成王末年的统治誉为“成康之治”。

《张迁碑》　篆额题《汉故毂城长荡阴令张君表颂》，也称《张迁表颂》，刻于186年，和《曹全碑》都为汉末名碑。碑中字体大量渗入篆体结构，字形方正，用笔棱角分明，具有齐、直、方、平的特点，堪称汉碑中的上品，可谓汉碑集成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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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道光时期，岐山首富宋金鉴把大盂鼎买下，因为器形巨大，十分引人瞩目，鼎很快被岐山县令周庚盛占有，他把鼎转卖到北京的古董商人。

宋金鉴在考中翰林后出价3000两白银又购得了宝鼎，在他去世后，后代以700两白银买给陕甘总督左宗棠的幕僚袁保恒，袁深知左宗棠酷爱文玩，得宝鼎后不敢专美，旋即将大盂鼎献给上司以表孝心。

左宗棠被永州总兵樊燮谗言所伤，遭朝廷议罪。幸得时任侍读学士的潘祖荫援手，上奏咸丰皇帝力保宗棠；而且多方打点，上下疏通，左宗棠才获脱免。潘祖荫乃当时著名的金石收藏大家，左宗棠得大盂鼎后遂以相赠，以谢当年搭救之恩。此后，大盂鼎一直为潘氏所珍藏。

新中国成立后，潘家后人见人民政府极为重视对文物的保护，认为只有这样的政府才可托付先人的珍藏。全家商议后，由潘祖荫的孙媳潘达于执笔，于1951年7月6日写信给华东文化部，希望将大盂鼎和大克鼎捐献给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