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整风半月

在 1956 年 11 月举行的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准备在 1957 年开展整风运动。“整顿三风：一整主观主义，二整宗派主义，三整官僚主义。”采用“和风细雨”的方法。为了使震动最小，他甚至想预先出告示，到期再进行整风，中间隔几个月，给人留下改正错误的时间，希望到正式整风的时候，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官僚主义都大为减少。

1957 毛泽东谈到准备开始整风，又一次提出“和风细雨”，并且说这是党内整风，“党外人士可以自由参加，不愿意的就不参加”。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开展这一次整风运动的背景，这个文件提出：我们正处在一个新的剧烈的伟大的变革中，党在实现自己目标的斗争中必需同时改造自己；而执政党的地位使许多党员容易采取单纯的行政命令的办法去处理问题，一部分人还沾染了特权思想。因此决定进行一次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为主题，以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为内容的整风运动。《指示》对于“和风细雨”的整风方法作了具体说明，就是只开人数不多的小会，或者个别谈心，不开批评大会或者斗争大会，避免片面的过火的批评。对于整风中检查出来犯了错误的人，只要不是严重违法乱纪，一概不给以组织上的处分。

还有一条规定，也是毛泽东在宣传会议上宣布过了的，就是“非党员愿意参加整风运动，应该欢迎。但是必须完全出于自愿，不得强迫，并且允许随时自由退出。”5 告知省部一级的党组织，说：“现在整风开始。中央已同各民主党派及无党派领导人士商量好，他们暂时（至少几个月内）不要表示态度，不要在各民主党派内和社会上号召整风，而要继续展开对我党缺点错误的批判，以利于我党整风，否则对于我党整风是不利的（没有社会压力，整风不易收效）。”《指示》明确地说，“党外人士参加我党整风座谈会和整风小组，是请他们向我们提意见，作批评，而不是要他们批评他们自己”。

为了贯彻执行这两个指示，各地各系统都举行了许多座谈会。5 月 8 日

上海《解放日报》邀请了 22 位中、小学教师座谈工作中所碰到的各种问题，报纸以一整版刊出了他们的发言摘要。

上海第一师范学校王浩川说：我们的校长（也是党支部书记）站在云端上，只顾作经验介绍，而不抓学校内部的教学工作。在“评优”工作中也缺少民主气氛。

群众认为一位蒙领导百般偏爱，事事出风头在先、吃苦头在后的教师，不应该享受优秀教师的荣誉，校长不但不考虑这些意见，还批评大家“文人相轻”，还在区里介绍本校“评优”经验，说得头头是道哩。很多教师对工资改革预先定好级别，讨论时草草收场不满意。在评级中，全校党员除一人以外，都是评的最高级，而工作质量与教龄都超过他们的非党员教师却大都偏低。在生活福利方面，不公平的事情也很多。如房屋分配，真正有困难的

人得不到照顾，而暴跳如雷的人，或者是人事干部，却可以搬进新屋。校长搬进了新屋不算，还花了公家一百多元的装修费，据说这是有关组织同意的。

上海建筑工程学校林炳彰说：大家对领导偏听偏信，造成了“墙”，很有意见。

教师们说领导只爱听几个人的汇报，不爱听群众意见，以致校内歪风上升，影响教师工作情绪。一个教师说，我有话不愿在小组会上讲，情愿在大会上讲，怕汇报的人走了样。一位教师说：一个党员的假话胜过十个群众的真话。

风阳路第一小学吴蕴玉说：在小学教师提升中学教师时，许多团员都提升，但有教学经验的大学毕业的中老年教师却升不上。群众提出了意见，一个领导同志说：“党团员是要培养的。”第三师范学校过唯一说：我们这里有这样一个共产党员，一开口就是“我是吃过苦的”。他对待同志的态度是怎样呢？有一次他和教研室同志吵起来，那个同志哭了，我就跑进去和那同志谈了几句。当晚这位党员就找我去谈话说：“你在外面讲我坏话。”接着就两手插腰，眼睛一瞪。他生病了，有位教师说：“还是他生病的好，可以不发生什么事情，我情愿替他代课。”他和群众关系的坏，可见一斑。

上海市商业职工学校蔡大庆说：我们学校机构庞大，人事臃肿。全校有近千个教职员工，教员只有七十多个。科以上干部倒有一百多个。编制既不像军队，又不像机关，更不像学校。因人设事，官多兵少。因为校长是局长级干部，校长下面设处，处长下面又设科。

成都第二中学石昭泰说：去年教育局杭局长忽然到我们学校来了。原来是司机把车子开错了，把成都二中当做了成都中学，局长才发现我们这个学校，于是把这儿当重点搞了两个月纪律教育。可是局长下基层没有下到底，从来没有找一个教师谈过话，只是听两位视导的汇报。而视导又是包办代替，他们搞了两个月发现两大问题：成绩是基本的，缺点是次要的。大家都不同意这种看法，因为纪律问题根本没有解决。26 个班只有一个班纪律有好转，怎么能说成绩是基本的呢？总结修改了两三次完全要按领导的指示。教导主任说：“我一点自由都没有，这不是我们的总结，是教育局在做总结。”最近还要把我们的经验在五四中学推广，大家听了都哭笑不得！有些教师说，大概是局长下来不搞点成绩不好交代。最近有些教师看了《教育的诗篇》电影，都在说：“我们的杭局长和视导员是和电影里的教育局视察一样的官僚作风！”黎明中学杨泽民说：有一次我累得在课堂上痔疮血流满地，学生都劝我休息，我坚持上完了课，赶到了医院，医生说，“你们的党和行政太不关心人，人不是机器”。过了三天，党支书和一个党员来看我，听说我身体太弱，要休养一些时候才能开刀，党员马上说：“要两个星期呀！”同病房的病人听了都不满意。

延安东路小学刘霞英说，教育科对代课教师的态度可以说是“呼之即来挥之即去”。1955 年我就要分娩了，教育科来通知我去代课，结果在下雪天滑了一跤而早产。产后未满一个月，又通知我四川南路小学需要代课，我回答身体还未复原，他们说这是“缺额”代课，即代了一学期后可转正，我想了想就去了。搞了一学期工作后去教育科汇报，人事干事说现在奉局命令一概不吸收新人员。我说：“那么我不能转正了吗？”谁知这位干事马上脸孔一板，骂我：“原来你是找职业来的，你要明白我们这里是教育科，你要找职业到劳动局去找！”我写信给教育科说这位同志态度太欺人，教育科却

说我思想有问题。她还说，许多老年教师埋怨自己为什么早出世三四十年，不然现在也能争取入团入党，取得领导上的信任。

控江二中赵宝礼说：我是毕业班班主任。初三有 12 门功课，有些教材又重又深。

每门课又抓得很紧，差不多每天有测验。这学期还要考全年的课程。学生的担子已经很重了，跟随毕业来的是升学、自学、劳动等问题，于是又得进行思想教育等工作。这些工作教育局要管，青年团要管，管得学生更忙了，一听大报告就是半天，大会之后又是小组讨论。有些团员和干部还要先开干部会，弄得学生功课学不好，缺了课又无时间补，身体也累垮了。我们班上就有两个学生有严重的神经衰弱症。

医生要他们休息，有一个还死不肯休息。做班主任的对此感到很沉痛，我要叫：“救救孩子吧。”他还说，我们学校的党群关系也不好。党员的权威思想很严重，独断独行，不管下面行得通行不通，一个个命令往下发。比如工资改革，校委会和工会都不同意领导的做法，领导就是坚决不改。评选优秀教师也是这样。领导提出一个刚从小学教师升做初中教师的人为优秀教师，群众认为他是个四平八稳的人，业务也并不好，大家很有意见，可是领导置之不理。他还提到了校舍问题。他说，我们榆林区有些小学的校舍条件实在太差了，白天开电灯上课，60 个人挤在一间阴暗的小教室里，鼻子都碰得着黑板。应该照顾孩子们的健康。（5 月 10 日《解放日报》）毛泽东很重视这些意见。他要求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彭真都来看。

他在这张报纸上批示：这一整版值得过细一看，不整风党就会毁了。请你们注意看上海《解放日报》、南京《新华日报》、上海《文汇报）、《北京日报》、《光明日报》，集中看人民内部矛盾和我党整风消息，这是天下第一大事。这个批示明显表示出他对这些意见是持欢迎态度的。

当时更重要的，是中共中央统战部邀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举行的座谈会。《人民日报》逐日作了报道，下面，摘录一部分《人民日报》刊载的座谈会上的发言。

民盟中央副主席、农工民主党中央主席章伯钧谈到了党与非党关系问题。几天前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谈到民主人士有职无权的问题，现在章伯钧就用一些具体事例来证实这一点。他说到，选拔留学生，学校留助教，都是首先考察政治条件，有些有能力、有专长的人，常被认为历史复杂而不能人选，非党人士出国学习的机会不多。非党干部要得到提拔很困难，党员提升得快，好像只有党员才有能力，有办法。章伯钧大约是根据他在交通部任职的体会，分析说，在非党人士担任领导的地方，实际上是党组决定一切，这是形成非党人士有职无权的根本原因。

九三学社主席许德珩谈到“长期共存”问题时说：有人说民主党派害了“带病延年”症，我们九三学社带病是带病了，是否能够延年，还是个问题。去年以来，九三学社有二百多人参加了中国共产党，这是进步。但是他们入党以后，有些人就要退出原来在社中担任的工作，南京和杭州两位九三学社的主任委员入党后都退出去了。长期共存究竟怎样共存法？民革中央常委陈铭枢谈到了高等学校的党委制问题，这也是几天之前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谈到的题目，当时他是表示了有意在某种程度上改变学校党委制的想法的，提出应当集中在校务委员会或教授会。陈铭枢响应了毛泽东的这个提法，他说，机关中的党组同学校中的党委制有很大区别，机关中的党组今后仍应

该存在。

学校中的工作他认为应该更多地依靠教师和学生。

民主建国会副主任委员章乃器提出，要解决有职有权问题，必须克服宗派主义思想，这样就首先要明辨是非，现在有一部分党员，党内一个是非，党外一个是非，把“党党相护”当作党性。有人批评了党，明明提的意见是对的，党员也不承认。

有人提的意见尽管是符合党的政策的，但是只要党员负责同志一摇头，非党员要坚持意见也是很困难的。章乃器谈到他自己，说，不过，我是有职有权的。在粮食部里，党组和我的关系是正常的，党组管思想政治领导，我管行政领导，党组和我有了分歧意见，要能说服我，我才同意。但是我这个有职有权，是斗争得来的。经过斗争达到了团结的目的。

章乃器认为，4 月 22 日《人民日报》社论《工商业者要继续改造，积极工作》中教条主义不少。社论中说，“从一个资本家变为一个自食其力的劳动者，这不像孙悟空要变就变那样轻而易举，而是一个脱胎换骨的过程。”章乃器认为，脱胎换骨这说法不只是教条主义，而且是宗教上的信仰主义和神秘主义。照道教的说法，脱胎是脱凡胎，换骨是换仙骨。现在工商界已经过了五关（战争关，土地改革关，抗美援朝关，“五反”关，社会主义关），

脱胎换骨的改造也改造过了，还要脱胎换骨，只能使工商界增加无穷的忧虑。5 民主建国会副主任委员胡子昂说，工商界有人怀疑，“放”、“鸣”与

“整”是三部曲，“放”、“鸣”以后有被“整”的危险。他说，党与非党的关系中间，好像有一堵墙，一道门槛，有些党员一副严肃的“政治面孔”，使人敬而远之。

致公党主席陈其尤谈到不久以前的那一场肃反运动，2 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也谈到了肃反中的问题，他并且提议要进行一次检查。陈其尤说，机关肃反时民主党派成员有被捕的，但是民主党派根本不知道，或者知道了也不清楚到底因为什么而被捕。致公党有一成员，在科学院工作，被捕了。他被捕后几个月，致公党一直不知道，等到知道了，就决定开除他的党籍，但是，不久他又出来了，而且恢复了工作，至于到底为什么被捕？又为什么释放？致公党根本不知道。究竞为什么不给民主党派知道呢？是不信任？还是以为民主党派与他的成员不相关？农工民主党副主席黄琪翔在发言中高度评价了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工作部对民主党派的帮助。他说，过去参加民主党派的一些共产党员，一般地都起了团结和密切两党关系的作用，给过他们党一些帮助。因此，近来共产党要把参加了民主党派的共产党员都抽回去，只能使人感到失望。现在，各民主党派同共产党的政治目标越来越接近了，共产党应该切实地把民主党派当作兄弟党来对待。

5 民革中央常委邵力子谈到党政关系问题。他说，党在政府部门的领导，最好是通过党组。一切重大问题，党组决定后，交由党员去运用，使能贯彻执行。如果直接由党发号施令，就会差一些。特别是县以下的领导机关，党政关系问题就较大，这主要是以党代政。县长，一般是不被看重的，而县委权力极大。县人民委员会各部门的工作同样不被看重。一切工作由县委决定。党中央、省委，因为工作繁重，下设许多工作部门，是有必要的，但县级是否有此必要？当然，县委的机构还是要存在的，但权力应该放在县人民委员会，县委主要是推动工作，而不是发布政令。

在过去，党中央有时同国务院联合发布指示，当然起作用很大。但今

后可否考虑分别发布指示，国务院向各政府部门，党中央向党的系统。

民盟副主席罗隆基说，民主党派和共产党长期共存，首先要解决民主党派长期存在的问题。现在有些知识分子不愿意参加民主党派，怕别人说他 “落后”，而愿意争取加入共产党。有人问：加入民主党派是否影响加入共产党，如果有影响，就不参加。党如果吸收了这样的人入党，不但影响党的威信，而且势必使民主党派发展的人都是挑剩下的。共产党在工农群众中发展，而民主党派就不能在工农群众中发展，主要在旧知识分子中发展，而他们多是三四十岁以上的人。这个矛盾应该尽快解决，否则就很难共存下去。谈到互相监督，罗隆基说，现在各民主党派都参加了政权，但是过去

有很多重大的政策问题，往往都是在领导党内讨论以后才拿出来协商。他希望今后这些问题要在党内讨论的同时，也交民主党派去讨论，并由有关方面事前提供情况和资料。

又说，现在党决定的很多事情，都不通过行政，而从党的系统向下布置，只能使担任行政工作的民主党派成员感到有职无权。

罗隆基说完，民盟的另一位副主席史良立刻表示，她要和罗隆基争鸣一番。她说，民主党派能不能与共产党长期共存，并不在于民主党派成员人数的多少，而在于民主党派是否能在社会上发挥作用。不能说共产党发展快，民主党派就不能“长存”，也不能说所有的知识分子都只能是民盟的盟员，不能加入共产党才叫“长存”，这两种看法都是不对的。史良还用她自己的体验来说明不参加共产党党也是信任的，并不发生所谓对党外人士就不信任的问题，也没有感到在党的领导下不能发挥作用。

最后史良表示，她认为各民主党派也应该参加这次整风，通过整风可以使民主党派更加团结。

对于史良的这个提议，主持座谈会的统战部长李维汉立即作了说明。他说，现在共产党内的整风运动刚开始，在这次整风运动中，要集中地批判共产党的缺点。

因此，我们已经同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商量好，在一个时期以内，不要号召民主人士整风，而着重地发动党外人士来给共产党提批评意见，帮助共产党整风。

民盟中央常委楚图南接着发言，他谈到各学校党政领导上对民主党派能够发挥的作用估计不足，民主党派不能在高等学校充分地发挥作用，不但是民主党派的损失，而且是国家的损失。

民盟另一位中央常委曾昭抡的发言中，在谈到互相监督问题时，他提出的要求没有罗隆基的那么高，他说，领导党对国家重大问题先讨论，是没人反对的；不过，民主党派是不是也可以比较早一些参加讨论，早了解些情况？5 农工民主党中央执行局委员王一帆说，毛主席说党内有百分之九十的人对“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思想不通。以共产党员的思想水平，尚且如此，民主党派的成员和群众就会有更多的人思想不通。他希望中共党员和民主党派党员有更多的交叉关系，共产党员不但不应该从民主党派中逐步撤退，而且更要在民主党派成员中多多培养发展党的对象，以改变大家的看法。

民主建国会中央委员千家驹谈到有职有权问题，说，共产党是领导党，党员要在工作中多负些责任，党组要保证机关工作任务的完成，这是应该肯定的，没有人反对。但事实上现在党委或党组代替行政，党组的决定有时不

通过行政而下达，有些决定，担任科员、秘书工作的党员都知道了，而非党的领导干部还不知道。党的系统应该是一条粗线，但是行政系统不应当是虚线。

谈到知识分子，千家驹希望能够深入地了解高级知识分子的思想情况，而不要专听党员的片面汇报。他说，中国高级知识分子有高度自尊心，服从真理而不慑于权威，“士可杀不可辱”，这是优良传统，不应该打击。解放后唯唯诺诺靠拢党，这是不好的。千家驹还认为在“三反”“思想改造”或“肃反”中斗错了的人，应向他解释清楚，这不是算老账。中国高级知识分子是有自尊心的，伤了他的自尊心，积极性长期内不能恢复。

致公党中央常委黄鼎臣也谈党政关系问题，他说，过去党组常常直接代替行政布置工作，使非党领导人员感到有职无权。现在民主党派成员也可以参加某些党组会议，但是讨论以后仍由党组直接向下布置。我以为今后行政方面的工作，还是由行政上下达命令较好。

5 农工民主党中央执行局委员严信民谈长期共存问题时说，总的说来，共产党是强大进步的，民主党派是弱小落后的，在这种情况下谈平等是很困难的。当然，并不要求一切和共产党平等，也不应该这样要求。但现在“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方针提出来了，民主党要担负一部分政治任务，总得像个样子。否则不但任务完不成，而且共存也共存不下去。

农工民主党另一位中央执行局委员李伯球提出有些共产党员的特权思想问题。

这也正是中共中央《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提出来了的问题。李伯球说，许多党员忘记了党这种教育，机械地用阶级斗争的原则，来掩护他的特权思想；靠着党和党中央、毛主席在人民群众中的崇高的威信来行使自己的特权。

在谈到党与非党关系的时候，李伯球举了这样一个例子：天津有一个医院副院长是共产党员，院长是非党员。副院长常常不经大家讨论自己决定问题，非党院长批评他，他还说：有什么事，我负责任好了。非党院长说，这样要我干什么。

谈到人们对民主党派的看法。李伯球讲了自己一段这样的经历，他说，我在 1954 团员看待，我只得请以后介绍我时不要介绍我是民主党派，介绍我的政府职务好了。

担任教育部长的无党派民主人士张奚若谈到，有不少党员知识水平太低，不够他现在所担负的工作所需要的水平。谈到宗派主义，张奚若说，有些党员认为“天下是咱家打的”，于是老子天下第一，以革命功臣自居。他们认为“给你一碗饭吃，给你官做就够了，一切不过是为了团结，并不是你真有什么本事”。因此，他有事情就照他的办法办，正是“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

在这里，张奚若批评了有些党员认为“天下是咱家打的”这种思想，显然他是不知道 3 月 18 日毛泽东在济南党员干部会议上讲的一段话。毛泽东说：“这些同志，你说他有没有道理，我看也是相当有道理。民主党派有什么资格监督共产党？究竟江山是谁打下来的呀！所以听他们的话是有不少道理的。”如果张奚若早知道毛泽东认为这种论调有不少道理，大约他不会针锋相对地提出这一点吧。’在这次整风宣布要反对的三个主义之外，张奚若还提出了一个教条主义，他说，有些人知识水平低，经验不足，为了解决

问题，想不出办法，就搬教条，搬苏联经验，依靠教条解决问题。对某些党员来说，教条成了他办事的唯一蓝本。教育部许多工作没有做好，教条主义之害实在是“大矣哉，大矣哉”。

5 担任北京大学校长的无党派民主人士马寅初在发言中说，目前有些批评不够实事求是，有否定一切的现象。从团结的愿望出发，不能光讲坏处，好处一点不讲，如现在对北京大学的批评，坏的地方说得很详细，好的地方一点也不说，这是无法令人心服的，也不好共事。

马寅初不赞成取消学校党委制。他说，学校党委制有他的好处，以北京大学为例，北大有 8000 个正规生，这 8000 个正规生的思想、家庭情况，党委都知道。如果党委退出去，我是无法了解的，叫我做校长，我也管不了，而且我管得多了，俄文也不能念了，研究工作也不能作了，山也不能爬了，身体也不能锻炼了。他说，单纯批评党委制不好是不对的，党委制好的地方也要表扬。“墙”必须从共产党和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两方面拆，单靠一方面拆是不成的。他的结论是：学校中的党委制无论如何不能退出学校。不过他认为现在的情况也要改变，只要党与行政合作，开诚布公，互通声气，相信一定可以办得好。他说，照我想，北京大学的教授是靠近共产党的，因为他们都亲眼看到共产党的好处，只要共产党接近他们，他们一定愿与党合作。

民革中央常委陈铭枢在这座谈会的第一天就发表了赞成取消学校党委制的意见，他在听了马寅初发言之后，又把自己的意见再说了一篇。他说，我是同意实行校务委员会，取消学校中的党委制。他认为，机关中的党组与学校中的党委会性质不同，他不赞成取消机关中的党组。

担任文化部长的无党派民主人士沈雁冰说，宗派主义的表现方式是多种多样的，比方说，一个非党专家，在业务上提了个建议，可是主管的领导党员却不置可否，于是非党专家觉得这位党员领导者有宗派主义。可是在我看来，这是冤枉了那位党员了。事实上，这位党员不精于业务，对于那位非党专家的建议不辨好歹，而又不肯老实承认自己不懂（因为若自认不懂，便有伤威信），只好不置可否，这里确实并无宗派主义。可是，隔了一个时期，上级党员也提出同样的主张来了，这时候，曾经不置可否的党员，就双手高举，大力宣扬，称颂上级党员英明领导，但是压根儿不提某非党专家曾经提过基本上相同的建议，是不是他忘记了呢？我看不是，仍然是因为若要保住威信，不提为妙。在这里，就有了宗派主义，如果那位非党专家不识相，自己来说明他也有过那样的建议，但未被重视，于是乎百分之九十很可能，那位党员会强词夺理，说那位专家的建议基本上和这次上级的指示不同，或者甚至给他一个帽子：诽谤领导，诽谤党。这里，宗派主义就发展到极严重的地步。从这样的例子，是不是可以说：不懂装懂，念念不忘于什么威信，于是促成了像上面所说的宗派主义，但是通常可以把这种情况称之为官僚主义，可见两者有点亲戚关系。

沈雁冰在这里说得很具体，很生动，很带一点感情。大家都知道，当时他正是以非党专家的身份出长文化部的。这里说的非党专家的遭遇，是不是包含了他本人工作中的经历呢？如果他真是在说自己，骨鲠在喉，不吐不快，那么，他是一位部长，能够管得着部长的主管的领导党员是什么人，那一位上级的上级又是谁，谁才够得上英明领导这样的赞颂，所有这些他都没有说，人们也就不必去猜测吧。

沈雁冰还谈到官僚主义。他说，据我所见，中央几个部的官僚主义是属于辛辛苦苦的官僚主义，这个官僚主义产生的根源是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的思想方法，而滋长这种官僚主义的土壤却是对于业务的生疏乃至于外行。拿文学艺术来说，究竟是专门学问，没有这门学问的基础，专靠几本“干部必读”不能解决业务上的具体问题，不能解决，可又等着你的主张，怎么办呢？捷径是：教条主义、行政命令。

有一个时期，没有学问而靠教条主义办事的领导者，用各种帽子来压服提意见的人，使得本来沾染教条主义比较少的人也加紧学习教条主义，而结果反被称为“进步”。

这个时间是不是一去不复返了，还不敢这样说。

沈雁冰在这里提到的“干部必读”，需要作点说明。这是 1949 年二三月间经毛泽东审批的一套书目，共 12 种，即《社会发展简史》，列昂节夫《政治经济学），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列宁三本，即《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国家与革命》、

《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斯大林《列宁主义基础》，《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列宁斯大林论社会主义建设》，《列宁斯大林论中国》，《马恩列斯思想方法论》。

50 其实当时也并没有多少干部当真遍读了这 12 部书，沈雁冰把这些人还稍微估计高了一点。

沈雁冰最后说，宗派主义、教条主义也同知识水平低、业务不通有关系。而官僚主义，如就辛辛苦苦的官僚主义而言，则主要是或大部是业务不通之故。光了解情况还不够，你没有这门学问，拿不出自己的主张，于是举棋不定，今天听甲的话，明天听乙的话，主观上要把事办好，客观上却是官僚主义。

民盟中央常委兼妇委主任刘清扬表示赞同马寅初的意见，她以为马寅初提出的不能光讲共产党的缺点，不讲优点，学校中的党委制不能取消，这个意见各民主党派应该很好考虑。她认为应设法让在各方面担任工作的民主党派成员不光是揭露矛盾，也要提出解决矛盾的建设性意见。她觉得不能使党员消极，不能使党员受委屈，因为揭露矛盾是为解决矛盾，是为了更加团结。

张奚若再次发言，讲四种偏差。这四种偏差是：第一，好大喜功；第二，急功近利；第三，鄙视既往；第四，迷信将来。

他说，好大喜功分两方面。第一是大：一种是形体之大，另一种是组织之大。

形体之大最突出，很多人认为，近代的东西必须是大的，大了才合乎近代的标准。

拿北京的一些新的建筑物来说，北京饭店新楼礼堂，景山后街的军委宿舍大楼，西郊的“四部一会”办公大楼，王府井百货大楼。这些从外表看来，似乎是很堂皇，而实际上并不太合用。很多人对“伟大”的概念不大清楚。伟大是一个道德的观念，是一个质量的概念，不是一个数量的概念。体积上尺寸上的大，并不等于精神上的伟大。大是大，伟大是伟大，这两个东西并不相等。可是，他们把形体之大误会为质量之大，把尺寸之大误会为伟大。另一种是组织之大，就是庞大。很多入把庞大叫做伟大。在他们看来，社会主义等于集体主义，集体主义等于集中，集中等于大，大等于不要小的。

由于有这个基本思想，所以工商业组织要大，文化艺术组织要大，生活娱乐组织形式也要大。不管人民的生活和消费者的需要如何，只要组织规模大才过瘾。本来这些工商业和社会组织都是为人民服务的，但现在这个办法不管人民的实际需要，好像人民为他们服务。

为什么这些人喜大呢？除刚才说的把尺寸上的大和精神上的大米分开而外，还有一种是幼稚的表现，也是思想笼统、脑筋简单的表现。

第二，急功近利。这个态度与好大喜功似乎是不一致的，实际上一面是好大喜功，另一面又是急功近利。急功近利的一种表现就是强调速成。在某种情况下速成是需要的，但要把长远的事情用速成的办法去作，结果是不会好的，事情应该分长远与一时的，百年大计与十年小计自有不同。急功近利，不但对有形的东西如此，对无形的东西，尤其对高深的学问，也是如此。现在高等学校培养人才的办法，似乎没有充分认识到这一点，以为大学毕业，作了副博士、博士就差不多了，其实除个别人以外，一般的还差得很远。旧学问如此，新学问也如此。

第三，鄙视既往。历史是有继承性的，人类智慧是长期积累起来的。但许多人却忽视了历史因素，一切都搬用洋教条的。他们把历史遗留下来的许多东西看作封建，都要打倒。他们认为，新的来了，旧的不能不打倒。其实，我们的历史给我们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而他们对中国历史和新社会都很少了解。

第四，迷信将来。当然，将来要比现在好。但不能说将来任何事情都是发展的。

将来有的发展，有的停滞，有的后退，有的消灭。而发展也有不平衡的，不是机械地等速的发展。总之，将来的事情，不是不分青红皂白，事无巨细都是发展的。因此，否定过去，迷信将来，都是不对的。

张奚若说的这些，是就他所见的一些事例所作的概括，并不是专门说毛泽东的。

陈铭枢也说了一些类似意见，却是针对毛泽东了。7 月 14 日民革中央小组批判陈铭枢的会上，吴茂荪揭发陈铭枢不久以前写给毛泽东的一封信，信中用了四句类似的话批评毛泽东，就是“好大喜功，喜怒无常，偏听偏信，鄙夷旧的”。吴茂荪揭发说，陈铭枢“把毛主席说成是‘个人修养上的热而不淡，疾而不舒，躁而难宁，察而难周之失，也难免影响到察人听言，决策定计的睿断，以及在政策措施上的畸轻畸重，失缓失急’”。吴茂荪还揭发： “陈铭枢污蔑毛主席‘好大喜功’，并要毛主席‘更加深入体察，以求究竟’。他说毛主席有时‘为喜怒所乘，在一个浪潮之下，轻于挫伤高级干部的自尊心和他们的固有地位。’他说毛主席‘轻信干部的虚假汇报与教条主义的分析方法，未经郑重细致的研究，即作过激的决定。’他认为毛主席‘过分鄙夷旧的’，‘对古典文学尚有不尊重之处’。”（7 月 15 日《人民日报》）张奚若和陈铭枢的这些话很使毛泽东反感。在 1958 年 1 月 28 日第十四次最高国务会议上，毛泽东说，有一个朋友说我们“好大喜功，急功近利，轻视过去，迷信将来”，这几句话恰说到好处，“好大喜功”，看是好什么大，喜什么功？是反动派的好大喜功，还是革命派的好大喜功？革命派里只有两种：是主观主义的好大喜功，还是合乎实际的好大喜功？我们是好六万万人之大，喜社会主义之功。“急功近利”，看是否搞个人突出，是否搞主观主义，还是合乎实际，可以达到平均先进定额。过去不轻视不行，大家每天都想禹汤文武周

公孔子是不行的。对过去不能过于重视，但不是根本不要。外国的好东西要学，应该保存的古董也要保存。南京、济南、长沙的城墙拆了很好，北京、开封的旧房子最好全部变成新房子。“迷信将来”，人人都是如此，希望总得寄托在将来。这四句话提得很好。还有一个右派说我“好大喜功，偏听偏信，喜怒无常，轻视古董”。“好大喜功”前面已说过。

“偏听偏信”，不可不偏，我们不能偏听右派的话，要偏听社会主义之言。君子群而不党，没有此事，孔夫子杀少正卯，就是有党。“喜怒无常”，是的，我们只能喜好人，当你当了右派时，我们就是喜不起来了，就要怒了。“轻视古董”，有些古董如小脚、太监、臭虫等，不要轻视吗？1959 说，“偏听偏信”，就是要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左中右，总有所偏。同右派作斗争，总得偏在一边[1]。可见他对这些话一直耿耿于怀了。

[1]李锐《庐山会议实录》（增订本），河南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57页。

5 月 16 日民革中央常委黄绍竑谈到党政关系问题，他说，他所以提党政关系问题，绝不涉及党的领导权问题，而是领导方法问题。我觉得过去某些地方某些工作上，没有通过人民，通过政府，而直接向人民和政府发号施令，各地方或机关党委五人小组在肃反运动中直接处理案件，如党和政府共同发布决定而没有把党对各级党委的指示和政府对于人民的指示分开来，这样就可能导致人们或某些党员认为党的领导方法就是直接向人民发号施令，这样对于动员和团结全国人民完成国家过渡时期总任务是有妨碍的，这样会造成很多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问题。

谈到法制问题，黄绍竑认为，我们的立法是落后于客观形势的需要的，刑法、民法、违警法、公务员惩戒法都尚未制定公布，经济方面的法规更不完备，五年计划快完成了，但是度量衡条例还没有制定。他说，公务员惩戒法和各机关的组织条例办事规则是与整风最有密切关系的法规，必须早日制定。

关于以往成绩的宣传，黄绍竑认为：“成绩是主要的，偏差错误是个别的”已经成为工作报告中的一种公式，任何工作报告都套上这个公式，我认为这样会意味着强调成绩掩盖错误，造成更多错误的危险。个别错误即仅仅是百分之二三，也不能用百分之九十七八的成绩来掩护它、忽视它。就司法方面来说，百分之二三的错误案件，在全国范围内不知要造成多少人家家破人亡、流离失所。就国家经济建设来说，百分之二三的错误不知要造成多少亿元国家的财政损失，而人民间接的损失也是可观的。我觉得宣扬成绩、夸耀成绩、掩护错误、忽视错误都是官僚主义的作风，也是铺张浪费的来源。成绩说得保守一些，错误偏差放在成绩的前面，并不等于掩没了成绩。而是成绩更加可靠，更加巩固，是有后备力量的成绩。人民对于政府的成绩是心中有数的，不强调的说，他们也会知道；说得有一点漏洞，一点不确实，他们也会知道的。强调的说，并不增加他们的信仰；稍微有一两点不确实，就会减少他们好几分的信仰。

最后黄绍竑谈了两个具体问题，一个是受劳动教养的据说有两万人，大多数是机关干部，知识分子，他们既够不上刑事犯罪，已经劳动教养了一年多。应该定出一个整个的解决办法，不宜拖下去。一个是解放战争时期有些国民党人倾向革命，为奔走和平或参加工作，多少出了一些力；但因历史的关系被怀疑，判了重罪，希望彻底检查，无辜的平反，历史上有罪的应酌

情处理。

全国工商联主任委员、无党派人士陈叔通谈到党与群众之间的墙与沟，他说，有些党员以为天下是自己打下来的，非党人士在革命胜利以后，吃现成饭，享现成福，而且高高在上，当然气不过。党员还认为非党人士不懂政治，即使有其他长处，不懂政治，也没有用处，并且在这些长处之中，都含有毒素。因此，看不起非党人士。有些党员认为工人阶级同工商界、小资产阶级是阶级问题，搞在一起，就会受侵蚀，他们怕受传染，因此惹不得，还是同他们生疏好些。这样不知不觉地就在党群之间有了墙和沟。为了推翻墙，填平沟，要请党员先伸出手来。

陈叔通希望党在整风中能检查两个问题。一个是检查一下，八年来的工作中，究竟是由于保守所造成的损失大，还是由于冒进所造成的损失大。这里陈叔通看来似乎对这两个方面无所轻重，但他心里的倾向还是很明确的，他说了，一般说来，非党员多是比较保守，党员多是比较激进。他提出这个问题，显然是受到 1956 年反冒进的影响，对于毛泽东来说，这是个很犯忌讳的题目。陈叔通提出的另一个是检查一下全面和个别两个方面的问题，是不是有忽视个别问题的情况。他认为，非党员往往扩大个别问题，抹煞全面，而党员却容易忽视个别问题，强调全面看问题。

陈叔通说，对于个别问题，如果还有类似的个别问题，就不是个别的

了，并且有的个别问题，可能发展成全面的问题。就是以个别问题而论，要是性质严重的，也不应忽视。何况这些个别的问题，落在一个人、一个村、一个乡上，就受不了。诚然，非党员不应该扩大个别问题抹煞全面，另一方面党员也不应该忽视个别问题。

陈叔通认为非党员要多了解些新东西，党员也要多了解些旧东西，就可以晓得旧的历史时期的事物和社会情况。现在的党员对旧社会太生疏了，不能理解那时确实存在的一些事实。

陈叔通又说，有些格言成了金科玉律，我看值得怀疑。比如“矫枉必须过正”，在解放初期这样提是正确的，因为土地改革、“三反”、“五反”等大运动，不如此是搞不起来的，但是是不是永远是金科玉律，有没有毛病？领导上能不能加以考虑？还有“克服困难”，当然应该克服困难，但是不能任何问题都抬出这四个字，都叫人克服困难。三个人的饭五个人吃，这个困难可以克服；如果三个人的饭要十个人吃，这个困难就很难克服了。讲大道理不能当饭吃，吃了饭讲大道理可以，但饿着肚子讲大道就不行。不能把“克服困难”当成口头禅，什么问题都叫人“你去克服困难吧”！

陈叔通最后谈到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联合发布指示的事，他说，我不懂为什么要这样做。当然，国家是由党领导的，党可以抉择方针政策问题，但国务院是最高行政机关，我以为有关行政方面的问题应由国务院发指示。因为联合发指示容易在人民中造成一种印象：党和政府一道发的指示就是重要的，国务院单独发就不重要，这样就无异削弱了国务院的权力。

致公党中央副秘书长严希纯说，合作共事关系搞得好不好，党与非党两方面都有责任，今天本着“春秋责备贤者”的精神，党员应该负主要责任。许多党员不了解解放前在白区工作的艰苦，不了解当时共产党和民主人士一同斗争的血肉关系，仅仅把今天对民主人士工作的安排当做照顾，当做点缀；至于工作，则于这些人无关。谈到机关中如何体现党的领导问题，他说，党的领导并不等于不管党员称职不称职，就把他放在什么“长”的位置上，就

体现了党的领导。严希纯举出了这样一件事例：一个图书馆内有一个图书馆专家，做了十几年工作，但领导上却派一个文化不高的党员作他的科长。严希纯说，有的在科学机关作领导工作的党员，自己不懂科学，又不虚心学习，尤其不好的是不懂还要装懂。有些党员还把领导科学技术机关看成带军队一样，把科学家、教授、工程师，一律当成自己的下级，不尊重他们的意见，也不给以应有的礼貌。他还说，科学技术工作在研究过程中是允许失败的，但现在则一遇失败就要追查科技人员的责任，甚至怀疑有政治问题，加以逮捕。

这样专家们如何敢于负责呢？严希纯还谈到当时推广先进经验中的一些问题，例如混凝土用竹筋代替钢筋。

他说，听说有些地方已经用竹筋造了三四层楼的房子，我很担心，幸而最近国务院否定了这种所谓先进经验。又例如北京筑了很多质量不好的马路，今年全部翻浆，据说原来认为以少数的钱造很多的路是先进经验，其实这是常识都通不过的事，根本不应认为是先进经验。

最后谈到人事工作，他说，党外领导人对人事工作是无权过问的。人事部门往往只重政治，选派一个留学生，就挑了一个考试成绩最坏的学生，就因为他是党员。

这是很大的浪费。有一党外干部出国路经苏联，回来说红场没有天安门广场大，竟叫他当众检讨。严希纯还希望早日解决那些在国民党时期因失掉革命的关系自己去创造条件进行革命工作，今天因肃反、审干中的偏差而抬不起头的共产党员和民主人土的问题。

民盟中央副秘书长叶笃义谈到长期共存的方针，他说，民主党派的组织不是要学习共产党，把组织搞得更加严密，由于民主党派成员的成分不同，组织松懈一些，反而有利于党派的长存。而目前民盟、民进、农工民主党和九三学社，都是团结不同方面的知识分子的党派，工作对象互相交叉，因而发生“争人”的现象。从团结五百万知识分子着眼，他建议把四个党派解散，另组一个知识分子的政党。

民进中央常委金芝轩谈党与非党的关系问题。他以为适当安排职位是次要的问题，首先是要信任党外人士。党外人士都知道党员是代表党来领导的，要是以用人不疑的态度，而且诚恳地帮助他们，知识分子就认为是知己者，问题就可以少一些。

要是以“主人”自居的态度，抱纯粹使用观点，来对待非党人士，那么，非党人士就自然会有雇佣观点。更严重的是，有些党员专谈他们的缺点，说他们落后，那问题就多了。像这样的党员往往喜欢听好话，有这样一批歌功颂德鼻子抹白粉的“积极分子”来灌迷魂汤，而自己社会经验又不足，他还以为有群众基础，渐渐地就投入官僚主义、宗派主义的迷宫。上级当然应负主要责任，现在的确有小官僚欺骗大官僚的，因为大官僚也喜欢这一套。

陈铭枢就昨天沈雁冰和刘清扬的发言作了书面发言。他说，昨天听沈雁冰同志说，一些干部由于成了教条主义者，也就成为进步分子了。这句话使我想到了我们国家对于使用干部的标准——德才资。若单就抽象的政治进步而定为德，就会失之毫厘，差之千里。因为一个人的政治思想是否真正进步，必须结合他的思想品质和生活作风来考查，也需看他是否真正完成了任务。抽象的进步是没有的。

他又说，昨天刘清扬同志说，整风不应单提干部的缺点而不提优点。

她以为这样做会使党员干部在群众中丧失威信。我认为她这意见与党中央的整风精神不符，而且不符合事实。谁都知道党对人民的贡献，是没有什么可比拟的。纵使党员干部犯了任何严重的错误，也不会抵消党的功绩。但是党员干部中有了歪风，将会影响和危害党的事业的发展，故歪风必正是有绝对意义的。歪风有如人身的毒菌，不及早预防，必致蔓延，必须除去而后安，如果一个身体健康的人有毒菌，你反而对他说：你的身体健康，毒菌莫奈你何。或说：你可以抵消他。这不是“虽曰爱之，其实害之”吗？陈铭枢说：从延安整风以来，以至这次整风，党与非党人士提出的批评，都谈缺点，没有谈到优点，这是符合党的整风精神的。我认为这是好现象。至于说，单提缺点，怕影响干部的威信这一点，恰巧与延安整风以来的事实相反，人愈能揭发缺点，并认真修正错误，愈能在群众中提高威信，反之则降低威信。这已是共产党员久已行之有效的一个真理，一个公式，用不着怀疑。党之所以伟大，也就在此。

发言完毕，到了散会的时候，主持会议的李维汉宣布：从明天起，这个座谈会将休会几天，成立一个小组，把大家所谈的问题加以排队，准备以后继续开会。

在场的人大约没有谁意识到，事实上刚才李维汉是宣布整风运动的终结。

4555 要求党外人土提出批评意见以帮助共产党进行的整风运动；一句话，就是本来意义上的整风运动，热热闹闹的进行了半个月之后，是到此为止了。

这样的座谈会开了七次，每次开会的翌日，《人民日报》都作了详细报道。正如李维汉在散会前说的，“对全国整风运动起了推动作用”。中共中央整风指示公布之后，全国各地各机关团体学校等等，都开始整风。一些人以这些民主人士的发言为范本，一些人得到这些发言的启发，在自己所在单位的整风会上慷慨陈辞⋯⋯就在这七次座谈会上，一些最重要的右派分子已经出场，一些后来遭到集中批判的右派言论，例如说党不应直接发号施令，外行不能领导内行，成绩是不是主要的，等等，也已经或显或隐的提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