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不采取极端的政策

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开了二十多天。从周恩来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直到大会的发言，多是慷慨激昂的批判右派分子；代表中的那些右派分子也都一个接一个走上讲台，声泪俱下地检讨自己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难怪《人民日报》的社论称这次会议为“反右派斗争的一次伟大胜利”。以此次会议作为象征或者标志，可以说反右派斗争已经大获全胜，现在是需要考虑怎么处理这许多右派分子的时候了。

毛泽东出席了 6 月 26 日人代会的开幕式。可是他不等大会闭幕就离开北京了。7 月 9 日，他在上海干部会议上讲了话，讲反右派问题。他表示，对右派并不是要一棍子打死。他说，我们并不准备把他们抛到黄浦江里头去，还是用治病救人这样的态度。他们是知识分子，有些是大知识分子，争取过来，让他们多少做一点事[1]。

这说明他是从这种倾向来考虑对右派分子的处理问题的。[1]《毛泽东选集》第 5 卷，第 455 页，第 456 页。

几天之后，他又到了青岛，在那里召开了省市委书记会议，着重讨论反右派斗争。毛泽东把他在会上谈话的一些要点写成《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一文。文章对于这一次反右派斗争的意义，作了这样的估计：“资产阶级右派和人民的矛盾是敌我矛盾，是对抗性的不可调和的你死我活的矛盾。”[2]

《毛泽东选集》第 5 卷，第 455 页，第 456 页。

“这一次批判资产阶级右派的意义，不要估计小了。这是一个在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单有一九五六年在经济战线上（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够的，并且是不巩固的。

匈牙利事件就是证明。必须还有一个政治战线上和一个思想战线上的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

“第一个决定性的战斗，在过去几个月，主要是最近两个月内，我们已经胜利了。但是还需要几个月深入挖掘的时间，取得全胜，决不可以草率收兵。要知道，如果这一仗不打胜，社会主义是没有希望的。”[3]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 461～462 页。

在这一次会议上，毛泽东谈了一些反右派斗争的政策和策略。对待民主党派，毛泽东说，打右派主要是打头子，把头子打了，就不好作怪了，以后采取剥笋政策。

唐僧这个集团，猪八戒较简单可以原谅，孙悟空没有紧箍咒不行。他在这里虽是以神话小说作比喻，确实也说出了需不需要划右派的一条分界线，如果像猪八戒一样简单，不必借助紧箍咒也可以领导得了，就没有必要给戴上右派帽子；如果是没有紧箍咒就不行的孙悟空，当然少不了给戴上一顶右派帽子使他就范了。

毛泽东还提出：各省市的共产党组织对当地民主党派组织的领导，要不管其中央，予以腰斩。“腰斩”这话，是有出典的：据吴晗说，章伯钧对于民盟北京市委接受中共北京市委的领导表示不满，说是“腰斩民盟”（见 7 月 7 日《人民日报》），毛泽东所要的正是这种办法。

毛泽东并且提出：广播、电话、电报、邮电要抓住，不让民主党派去发展。

对右派分子的处理，毛泽东表示无意采取极端的政策。他说，“只要他们不当特务，不再进行破坏活动，也给他们一点事做，也不剥夺他们的公民权。这是鉴于许多历史事件采取了极端政策的后果，并不良好。我们应当看得远一些，在几十年后看这个事件，将会看到我们这样对待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对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会有深远影响和巨大利益的。”[4]

《毛泽东选集》第 5 卷，第 456 页。

具体地说，这将要采取的并不极端的政策是怎样的呢？在青岛，毛泽东提出了对右派分子的处罚的上限：他说，要搞个劳动教养条例，除了少数知名人士之外，把一些右派都搞去劳动教养。他这话是 7 月 18 日说的，8

月 3 日，国务院就以命令公布了《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这个《决定》里并没有写明“右派”二字，但一看就明白，它的第一条第二款规定的，“罪行轻微，不追究刑事责任的反革命分子，反社会主义的反动分子，受到机关、团体、企业、学校等单位的开除处分，无生活出路的”，就是说的当前斗争中划出来的那一大批右派分子。这个《决定》宣称：这些人都是“应当加以收容实行劳动教养”的。

动教养》，对这一项措施作了这样的解释：“对于这些坏分子，一般地用说服教育的办法是无效的；采取简单的惩罚办法也不行；在机关、团体、企业内部也决不能继续留用；让他们另行就业又没有人愿意收留他们。因此，对于这些人，就需要有一个既能改造他们，又能保障其生活出路的妥善办法。根据人民政府长期的研究和考虑，把他们收容起来，实行劳动教养，就是最适当的也是最好的办法。”也许这真是长期研究和考虑的成果，要不然怎么毛泽东说了才半个月文件就弄出来了呢。从这篇社论来看，原来的意图是，凡是划为右派分子的，机关、团体、企业内部是决不继续留用了，这也同毛泽东提出来的除了少数知名人士之外，把一些右派都搞去劳动教养的意见相符。不过后来具体执行起来是更加宽大了，后来只把问题最大最严重的那些右派分子和极右分子投入劳动教养，其中问题特别严重的，在投入劳动教养的同时宣布开除其公职，作为对右派分子最重的处罚。这一部分人他日解除劳动教养也不能再担任公职，大约就是以前所说的永不叙用的意思。另一方面，原来说的机关团体企业内部决不继续留用，似乎后来也收回了成命，有些右派分子在降低工资若干级之后在原单位留用了。至于说在原单位留用的右派分子是不是一定比投入劳动教养的要更舒服一些，更幸福一些，那却是难说得很了。

这篇社论还说：“劳动教养同劳动改造罪犯是有区别的，它同救济鳏寡

孤独的教养院也不相同。”划了两条分界线。后一条分界线显然是陪衬。从那时直到现在，那种救济鳏寡孤独的教养院在中国也并不怎么普遍。而在接受劳动教养的右派分子中，大约也不会有人糊涂到把自己看作被救济的鳏寡孤独。要真有这样糊涂，那就比猪八戒还要简单，也就不必划为右派分子，不会投入劳动教养了。社论要着重强调的，是前一条分界线，即劳动教养和劳动改造罪犯的区别。强调这个区别，就表示没有将右派分子当作罪犯，没有给予刑事处分，也就是体现了“可以宽大为怀，不予办罪”[5]的精神，如果误以为这两者是没有多少区别的，岂不辜负了上面宽厚仁慈的用心了么。

《毛泽东选集》第 5 卷，第 438 页。

这两者究竟有怎样的区别呢？1958 年至 1962 年，本书作者根据这个《决定》被劳动教养；后来，1970 年到 1973 年又被劳动改造。两者都亲身经历过，可以作一点简单的说明。这篇社论在讲这两者区别的时候，是这样说的： “劳动教养管理机关必须制定一套带有强制性的行政制度和纪律，不能允许被劳动教养的人破坏这些制度和纪律。例如不准他随便离开农场和工厂而自由行动，不准破坏公共秩序，不准破坏生产，否则就要受到处分，情节严重的还要受到法律制裁。”这些，与劳动改造其实没有多大差异，反正都是在剥夺了人身自由（即社论说的“不准他们随便离开农场和工厂而自由行动”）的情况下，在警戒线之内，在枪兵的看管之下劳动。

在这一点上，委实说不出这二者有多少区别。社论在紧接着这一段文

字之后来了一个“但是”，这“但书”才是说出二者区别的所在（反过来正好证明“但是”之前是并无区别的）。“但是”什么呢？社论说：这些被劳动教养的人，“在劳动生产中，对他们同样实行按劳动成果给工资报酬的原则，具体地说就是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不劳不得。”这里，确实显出了二者的区别。

这里就来看一看这区别的具体情况。劳改犯是没有工资报酬的。每个

月只发很少一点零花钱，以供购买手纸、肥皂、烟卷等等之用。我当劳改犯的时候，开始时每个劳改犯每月零花钱是一元五角，后来提高为二元。可是，囚粮、囚服概不计价，真正实行了吃饭不要钱的制度。而且，夏季的蚊帐，冬季的棉被，谁要是缺了什么，也都免费发给。而劳动教养呢，在劳动一两个月之后，就根据实际表现出来的劳动力强弱评定工资等级，分甲乙丙丁四等，那时，甲等每月是 28 元，每等递减四元。

像我这样低能的人只评得个等外，每月工资 14 元。扣除伙食费十元，所馀也就无几。

就是评上甲等乙等的，如果他要登记购买一套棉被之类，也就颇感拮据了。就经济状况来看二者的区别，有人说笑话：劳动教养是按劳分配，劳动改造是按需分配。

这劳动教养与劳动改造却有一个极重要的区别，是这篇社论所没有说的。这是一个十分可怕的区别。如果是劳动改造，先得判刑，无期徒刑或者有期徒刑。有期徒刑，或者十年八年，或者三年五年，开始服刑之日即可以知道刑期终了之时，心里有个底。而 1957 年 8 月公布的这个《决定》，却对劳动教养期限的长短没有作出任何规定，它的第四条说：“被劳动教养的人，在劳动教养期间，表现良好而有就业条件的，经劳动教养机关批准，可以另行就业；原送请劳动教养的单位、家长、监护人请求领回自行负责管教的，劳动教养机关也可以酌情批准。”这就是这个《决定》对于解除劳动教养条件的全部说明，表现良好，酌情批准，这都是弹性极大的规定。那时，我们谁也不知道这条路还有多长。直到 1979 年 11 月 29 日国务院公布的《关于劳动教养的补充规定》，才宣布“劳动教养的期限为一年至三年。必要时得延长一年。节日、星期日休息。”我衷心赞美这个补充规定。我想，许多被劳动教养过的右派分子都会想，如果这时被劳动教养，就不会再有那么多的悬念和失望了。

回头再说 1957 年的事。当年所划的右派分子究竟有多少被劳动教养，这里没有直接的数字，却有一个可供推算的数字。李维汉说，“全国五十五万余被划为右派分子的人半数以上失去了公职，相当多数被送劳动教养或监督劳动。”[6]前面已经说过，劳动教养是对右派分子最重的处罚，其中问题尤其严重的才同时宣布开除其公职。监督劳动是次一等的处罚，就没有同时开除公职的了。所以，不问可知，凡是开除了公职的，必定是送劳动教养的。而且这只占劳动教养人数的一部分，因为被劳动教养的右派分子中还有若干是保留公职的。如果李维汉所说的数字是有根据的话，五十五万余人半数以上失去了公职，即有二十七万五千以上的人被开除公职送劳动教养。再加上未开除公职者，劳动教养的人数就比这更多了。

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下），第 839 页。

1957 年 9 月 20 日至 10 月 9 日举行的中共八届三中全会是一次与反右派斗争关系极大的会议。虽然还有另外几项议程，但主要议题是反右派。作为处理右派分子的前提，会议讨论通过了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更重要的，会议对这一斗争作出了总结，把斗争中的一些做法和提法，提升到了“理论” 的高度。

从 6 月 8 日公开宣布反右派开始，到这时刚好三个半月。邓小平说， “经过了三个多月的斗争，情况已经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在各民主党派、高等学校、其他知识界和省市以上机关，斗争一般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当前的任务是把反右派斗争进行到底。”对于这一场斗争的性质和意义，这个报告接受了毛泽东《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所作的估计。报告说：“这一次批判资产阶级右派的意义，不要估计小了。这是一个在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时期，资产阶级反动右派和人民的矛盾是敌我矛盾，是对抗性的不可调和的你死我活的矛盾。”关于知识分子，这个报告又有了新的提法。它说：“资产阶级，特别是它的知识分子，是现在可以同无产阶级较量的主要力量。”这就改变了周恩来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中说知识分子“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的论断。

这个报告还说，“就我国目前的情况来说，多数的知识分子是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家庭出身的，所受的教育也是资产阶级式的。所以，为方便起见，同资产阶级放在一起说。”1956 发言，谈到执行对民族资产阶级又团结又斗争的政策的几点成功经验，其中有一条就是“把民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同民族资本家区别开来”[7]。在“八大”时候，这种区别被认为是一项成功的经验；到了八届三中全会上，为方便起见，这种区别不再是必要的了。

《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献》第 495 页。

这种将知识分子定性为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并不是反右派以后出现的新提法。

3“我们现在的大多数的知识分子，是从旧社会过来的，是从非劳动人民家庭出身的。有些人即使是出身于工人农民的家庭，但是在解放以前受的是资产阶级教育，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他们还是属于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8]开完宣传工作会议，毛到天津、济南、南京、上海、杭州，又把这意思说了几遍。邓小平以总书记和整风领导小组组长的身份来作这个报告，大约也不能有另外的提法。毛死后，他就表示了不同意这样的提法。他在 1977 年和 1978 年说的是：“‘四人帮’把知识分子一概称为‘臭老九’，并且还说这是毛主席说的。应该承认，毛泽东同志曾经把他们看作是资产阶级的一部分。这样的话我们现在不能继续讲。”“‘四人帮’把今天我们社会里的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分工歪曲成为阶级对立，正是为了打击迫害知识分子，破坏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的联盟，破坏社会生产力，破坏我们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9]

《毛泽东选集》第 5 卷，第 409 页。
《邓小平文选》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43 页，第 89 页。

这篇报告认为，现有的几百万知识分子现在多数是中间派，“因此要用大力团结、争取和教育他们，纠正他们的错误观点，帮助他们实行自我改造。”

——完整地重新提出了“争取、团结、教育、改造”的知识分子政策。

具体到当前的反右派斗争，什么人应该划为右派分子呢？这篇报告提出：“他们在政治上的主要论点是：1、宣扬资产阶级的经济政治制度和资产阶级文化，反对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制度和社会主义文化。2、反对国家的基本政策如外交政策、统购统销政策、知识分子政策、五大运动等。

3 否认人民民主革命、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的成绩，否认党和无产阶级能够领导国家建设。4、反对党对国家工作的领导，反对党在各个部门（特别是文教科学技术部门）的领导，要求取消党在若干基层单位（特别是高等学校和新闻出版机关）的领导。

“右派在学术文化方面的主要论点是：外行不能领导内行。马克思主义

就是教条主义。社会主义国家没有科学文化，有也不如资本主义国家。

要求资产阶级的社会学、经济学、历史学、唯心论哲学复辟。向党和人民政府要求‘独立’和‘自由’：‘新闻自由’、‘出版自由’、‘文艺自由”等。”右派有这样一些论点。换句话说，有这样一些论点的就要划为右派分子了。

这篇报告的另一处地方说：“党的领导、无产阶级专政、民主集中制绝对不容动摇。党的各项基本政策等，绝对不容动摇。”反对了，或者说动摇了这些的，都应划为右派分子，是不用说的了。

显然，所有这些规定，都是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增补的六条标准的具体化。

这个报告还提出了党内反右派问题：“在反右派斗争中，必须像对待党外右派分子一样，一视同仁地严肃地对待党内的右派分子。但是，现在还有一些同志，在反对党内的右派分子的斗争中，表现了比较严重的温情主义，特别是对一些应该划为右派的老党员更加惋惜、心软、下不了手。这种情绪必须加以克服。”“对于党内的右派分子应该开除他们的党籍。如果因为情节较轻，转变较好而不开除，就可以摘掉他们的右派‘帽子’。”这里的一些字句，曾出现在 9 月 11 日《人民日报》社论《严肃对待党内的右派分子》之中。

这篇报告还提出：“必须大力加强文教战线的领导骨干”，怎样加强呢？据 10 月 22 日新华社报道：中共中央决定从中央一级党政机关中抽调一千名高级、中级党员干部，派往大、中学校和若干科学、文教单位去工作，以加强党对文教战线的领导。各省市也都抽调了一批党员干部到文教战线上工作，反右派斗争之后，党外和党内划出了那么多右派分子都不能再留在原来的岗位上，这许多空缺得有人填补才成。

毛泽东在八届三中全会上讲话，是根据他对反右派斗争的看法重新考虑中共“八大”的路线。“八大”的提法是“我国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现在已经解决了。”经过了反右派斗争，就不再这样说了。10 月 7 日，毛泽东在全会组长会议上说，“八大”那时“对阶级斗争强调得不

够。”[10]9 日，他在全体会议上，更正面提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并且批评说，“‘八大’决议上有那么一段，讲主要矛盾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这种提法是不对的。”[11]

据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第 627 页。
《毛泽东选集》第 5 卷，第 475 页。

在这篇讲话中，毛泽东对反右派斗争采用的一些方法作了很高的评价。他说：“今年这一年，群众创造了一种革命形式，群众斗争的形式，就是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现在我们革命的内容找到了它的很适合的形式。⋯⋯我们找到了这个形式，适合现在这个群众斗争的内容，适合现在阶级斗争的内容，适合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抓住了这个形式，今后的事情好办得多了。大是大非也好，小是小非也好，革命的问题也好，建设的问题也好，都可以用这个鸣放辩论的形式去解决，而且会解决得比较快。”[12]他的着眼点，是今后的事情好办得多了。反右派斗争在很短的时间里就大获全胜，足见这是个行之有效的方法，他以为可以用这个方法解决今后的一切问题。他是这样说了，也是这样做了。例如他在 1958 年写的《工作方

法六十条》中，就有好几条提到了“鸣放辩论”的妙用。比如像农业合作社的积累和消费的比例问题，他引述了“湖北同志”即王任重这样的意见：以1957 六成作为合作社积累）、对半分、倒四六分（即以四成作为合作社积累，六成分配给社员）。如果生产和收入已经达到当地富裕中农的水平的，可以在经过鸣放辩论取得群众同意后，增产的部分三七分（即以三成分配给社员，七成作为合作社积累），或者一两年内暂时不分，以便增加积累，准备生产大跃进。”通常大概没有人会愿意减低自己的收入的，可是通过鸣放辩论就能够取得群众的同意。他是这样的喜爱这方法，后来在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时候，在规定公民基本权利那一条里，在“公民有言论、通信、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罢工的自由”后面，添上了“有运用‘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权利”这一句。

《毛泽东选集》策 5 卷，第 467 页。

邓小平在这次中央全会上作的关于整风运动的报告，也肯定了这种方法。报告说：“实行大鸣大放大争，摆事实，讲道理，出大字报，开座谈会和辩论会，这是最广泛的社会主义民主，是资产阶级民主所不能梦想的。” 这些话恐怕应该认为是反映了毛泽东的意见。多年之后，邓小平说，“‘四大’，即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这是载在宪法上的。现在把历史的经验总结一下，不能不承认，这个‘四大’的做法，作为一个整体来看，从来没有产生积极的作用。”[13]他说的是“从来”，这只能理解为他是说即使在反右派斗争中这“四大”也没有产生积极的作用。

《邓小平文选》第 2 卷，第 257 页。

本书第一章已经说过，中共的“八大”接受了苏共二十大批判斯大林、扩大民主自由的新路线的影响。在“八大”之前和之后，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新方针，决心开展一场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的整风运动，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这些都可以看作是有意告别斯大林的道路而跨出的试探性的一步。而一年之后的八届三中全会宣布反右派斗争的胜利，同时也就是宣告这一次对新路线的试探的失败。这时就只能回到“八大”以前的路线上去了。对于这一转变的原因和后果，薄一波是这样说的：“毛主席和我们党为什么修改八大关于主要矛盾的论断？有国内原因，也有国际原因。从国际方面讲，波匈事件，特别是匈牙利事件，对毛主席和我们党影响和震动太大了，仿佛中国也存在着这种现实的危险，再加上国内有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利用帮助党整风的机会发动进攻，就更加重了这种危机感。由于偏重于从阶级斗争的角度去观察问题，于是就认为八大关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已经基本解决的论断不妥当了，重新提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这种受国际和国内暂时情况的影响而修改党的基本理论和实践的做法，是一个很深刻的教训。实践证明。八届三中全会修改党的八大关于我国主要矛盾的论断，动摇了八大路线的根基，从此开始了对八大路线的偏离，助长了‘左’的指导思想的发展。”[14]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第 631～632
页。这里对于这一偏离的原因所作的分析，作为一种粗线条的描述来看，

薄一波这样说并没有错。如果说得更细致一点，不错，匈牙利事件是发生在中共“八大”之后，可是这时并没有下决心放弃“八大”的路线。《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中第一次公开提出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社会矛

盾的问题，一方面可以看作是总结匈牙利事件的历史教训的结果，另一方面也可以看作是试探新路线时跨出新的一步，带有中国特色或者说毛泽东特色的一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关于人民内部矛盾的讲话，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都明白无误的表明，直到这时，直到整风运动开始之时，他都无意回到“八大”以前的路线上去。当然，思想上的矛盾是有的。这种矛盾就反映在开完宣传工作会议之后他在天津、济南、南京、上海和杭州等地巡行时的讲话中。但这些思想上的矛盾，并没有妨碍他发动一场反对三个主义的整风运动。由此可见，反右派斗争才是促成这一转变的真正原因。而总结反右派斗争的八届三中全会，就是偏离“八大”路线的岔道口。反右派斗争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还不是几十万右派分子和他们的几百万家属受到了多少苦难，而是从此扭转了历史发展的趋向，从这里，就只能走到“以阶级斗争为纲”，走到“文化大革命”去。邓小平也是把反右派斗争当作历史的分水岭看的。他说：“1957 年以前，毛泽东同志的领导是正确的，1957 年反右派的斗争以后，错误就越来越多了。”[15]

《邓小平文选》第 2 卷，第 294～295 页。

八届三中全会讨论通过的《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对于反右派斗争来说，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文件。这个文件的第一部分规定，凡言论、行动属于下列性质者，应划为右派分子：一、反对社会主义制度。反对城市或农村中的社会主义革命，反对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关于社会经济的基本政策（如工业化、统购统销等）；否定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坚持资本主义立场，宣扬资本主义制度和资产阶级剥削。

二、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反对民主集中制。攻击反帝国主义的斗争和人民政府的外交政策；攻击肃清反革命分子的斗争；否定“五大运动”的成就；反对对资产阶级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改造；攻击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人事制度和干部政策；要求用资产阶级的政治法律和文化教育代替社会主义的政治法律和文化教育。

三、反对共产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领导地位。反对共产党对于经济事业和文化事业的领导；以反对社会主义和共产党为目的而恶意地攻击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机关和领导人员、污蔑工农干部和革命积极分子，污蔑共产党的革命活动和组织原则。

四、以反对社会主义和反对共产党为目的而分裂人民的团结。煽动群众反对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煽动工人和农民分裂；煽动各民族之间的分裂；污蔑社会主义阵营。煽动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人民之间的分裂。

五、组织和积极参加反对社会主义、反对共产党的小集团；蓄谋推翻某一部门或者某一基层单位的共产党的领导；煽动反对共产党、反对人民政府的骚乱。

六、为犯有上述罪行的右派分子出主意，拉关系，通情报，向他们报告革命组织的机密。

毛泽东在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时候添上的六条标准，全都包括在这个《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里面了。这里的第一条关于社会主义制度的，即毛泽东的第二条；这里的第二条关于无产阶级专政和民主集中制的，即毛泽东的第五条；这里的第四条关于人民团结和社会主义阵营的，即毛泽东的第一、第六条。毛泽东只是提了个纲，这里添上了子目。

这里的第五条说的是：“某一部门或者某一基层单位”，在邓小平的《关

于整风运动的报告》中说得更加明确，是“特别是文教科学技术部门”和“特别是高等学校和新闻出版机关”。这里就是重点所在。

这里的第六条说的多是共产党内部的右派分子，例如清华大学党委常委袁永熙。

他们才有条件将反右派的机密泄漏出去。

这个文件的第二部分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应划为极右分子：一、右派活动中的野心家、为首分子、主谋分子和骨干分子。

二、提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纲领性意见，并积极鼓吹这种意见的分子。三、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活动特别恶劣、特别坚决的分子。

四、在历史上一贯反共反人民，在这次右派进攻中又积极进行反动活动的分子。

这里第四条说的这些人，后来大多算做反革命分子，而不算做右派分子了，例如葛佩琦。

就是根据这个标准，全国划出了几十万个右派分子。确数是多少呢？前面所引李维汉提供的数字是五十五万余人，这是个概数。细数是 552877 人。[16]在德国乌利·弗朗茨的《邓小平——中国式的政治传奇》中提出了另一个数字：“从 1957 年到 1958 年间，就有八十万党员和非党人士被定为

右派，据 1980 年透露有二百九十万人受到株连。”他没有说明材料来源。两

个数字相差约二十五万人。不过，这两个数字可能都是对的，因为前者是 1980 年复查时的数字，这和当年实际所划的数字有出入是很自然的事情，本书采用不会有人责备我夸大的 552877 这个数字。

转引自丛进《曲折发展的岁月》，河南人民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61 页。

邓小平说：“1957 年的反右本身没有错，问题是扩大化了。”[17]薄一波对这扩大化的情况作了这样的说明：“反右派斗争中所划的五十五万人中，除极少数是真右派外，绝大多数或者说百分之九十九都是错划的。在这些被错划的人当中，有许多参加革命多年的党的干部，许多同党长期合作共事的爱国人士和朋友，许多学有专长的知识分子和富有经营管理经验的工商业者，以及许多政治上热情但不成熟的青年学生。”[18]薄还提出了几条为什么会扩大化的原因，其一是：

《邓小平文选》第 2 卷，第 244 页。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第 618～619 页。

“对右派分子数字的估计，在很大程度上带有主观随意性，并不是建立在严肃的事实基础上的。6 月 29 日，毛主席估计需要在各种范围内点名批判的右派，北京大约四百人，全国大约四千人。仅仅过了十天，即 7 月 10

新的估计又翻了一番，到 9 月八届三中全会时，全国已划右派达六万二干多人，据会上的透‘底’估计，全国大约有右派分子十五万人。而到整个运动结束，全国共划右派分子五十五万人，比八届三中全会的透‘底’估计还多四十万人。这说明，我们对右派情况，并没有一个确实可靠的估计，而基本上是跟着群众运动走，整出多少算多少。”[19]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第 619～620 页。

这种事先就确定数字的主观随意性，并不是自反右派斗争才开始的。例如 1951 年“三反”运动时的编制“打虎预算”，也是清查之前就预算出贪污分子的数目，其主观随意性也并不见得比反右派斗争时小多少。只是在几

个月之后运动结束之时，那些错打的“老虎”都得到了解脱。反右派斗争却不同。黄秋耘说，“过去，每一次政治运动的后期，都有一个甄别定案的阶段。但是在反右派斗争中，划谁当右派，只要领导小组，甚至仅仅是领导小组的第一把手，三言两语就定案了。由于每个单位都要完成一定的比例，只许超过，不许达不到。有些单位，例如中小学校，实在找不出几个合适的对象，只好用抓阄的办法来决定‘右派’的人选，或者像选举代表一样，提名投票表决，这样的做法简直如同儿戏，但一个人甚至一个家庭的命运就从此决定了，假如再来一个甄别定案，原定的任务肯定无法完成，所以这样一道手续，就一律免掉了。”[20]

黄秋耘《风雨年华》，第 183 页。

就毛泽东来说，他确定右派的数字，是从他对中国知识分子的总的估计出发的。

《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说：“社会上的中间派是大量的，他们大约占全体党外知识分子的百分之七十左右，而左派大约占百分之二十左右，右派大约占百分之一、百分之三、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依情况而不同。”[21]

《毛泽东选集》第 5 卷，第 424 页。

7 月间的一次讲话中，他对这数字作了更具体的分析：“像刚才讲的北京大学，只有百分之一、二、三。这是讲学生。讲到教授、副教授，那就不同一些，大概有百分之十左右的右派。”[22]

《毛泽东选集》第 5 卷，第 441 页。

10 月 13 日他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说：“现在，全国究竟有多少人不赞成社会主义？我和许多地方同志摸了这个底。在全国总人口中间，大概有百分之十的人，是不赞成或者反对社会主义的。这里包括地主阶级，富农，一部分富裕中农，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一部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一部分城市上层小资产阶级，甚至个别的工人、贫下中农。六亿人口的百分之十是多少呢？是六千万人。这个数目不小，不要把它看小了。”[23]

《毛泽东选集》第 5 卷，第 482 页。

对这六千万人可以作这样的分析：已经说明，在全人口中占了一个相当大数量的工人和贫下中农，只有个别的不赞成或者反对社会主义，这一部分人肯定没有达到百分之十，这六千万人主要是由其他社会成分组成的。正像在高等学校右派的百分比教授副教授的要大大高于学生一样，在这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百分比就必定要高于其他社会成分的了。

各地的反右派斗争，看来就是按照毛泽东的这种估计确定划右派的指标，最后的执行结果和这项算非常接近。据毛泽东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的讲话中提供的数字，中国各类知识分子，“包括高级知识分子和普通知识分子在内，大约有五百万左右”[24]，五十五万右派分子约占各类知识分子总数的百分之十一稍强，与毛泽东的预算相符，可说并未突破，也就是说，不能说扩大化的。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 404 页还有另一种说法，说右派分子

划多了一些，即扩大化了，是因为“1957 年 10 月 15 原因，这个通知实际上没得到贯彻执行。”[25]这就是说，有一个很好的文件，可惜没有得到贯彻执行。如果贯彻了，执行了，就不致划出这么多的右派，可免扩大化了吧。这个《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第一第二两部分，已经在前面引用了。按照它的规定，要当一名右派分子是很容易的事情，比如第一项的“否定社会主义

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就是不承认“成绩是主要的”这个公式，而指摘许多缺点的人，宣称今不如昔的人，就得划为右派分子。反对了统购统销政策的，也是右派了。这里还提到了工业化政策也不容反对，可是没有作出说明，远不像统购统销政策这样确定。不知道说的是从苏联照搬过来的以发展重工业为中心的政策呢，还是毛泽东调整过次序为农轻重的政策。不过这种不明确正好给单位领导人随意掌握的自由，他所要划的人就无可逃遁了。比如第二项，攻击肃反运动的，是右派，那一百三十多万肃错的人要诉说冤苦，大抵就够划为右派了。还有，攻击人事制度和干部政策的，也是右派。那些在前一段座谈中就反对宗派主义发表过意见的人，大抵都犯了这一条。比如第三项，恶意地攻击领导人员，污蔑工农干部和革命积极分子，是右派分子。整风会上批评过单位领导的，大都可以套上这一条。第四项，关于社会主义阵营。这一条也不难闯上，湖南就有一个小学教师，只是因为不能从长期歌颂斯大林的气氛中突然转过弯子来，表示不能接受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批判，因此被划为右派分子，此人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当了造反派，闹得很凶，她的问题提得很尖锐：或是为她平反，或是为赫鲁晓夫平反。又比如第五项，蓄意推翻某一基层单位共产党的领导的是右派。基层单位共产党的领导即党支部书记。党支部书记也是不能反对的。要说这个文件后来并没有严格贯彻执行也可以，因为网开三面，让不少可划右派的人成了漏网之鱼。如果严格执行起来，当年所划右派必不止 552877 冤屈。鲁迅之后最重要的杂文作家聂绀弩，也是被划为右派分子的，事后就在一封信中说过：“我认我所经历为罪有应得，平反为非分。”[26]在他，这也许是杂文笔法，是忿激的反语。如果我们来一个“反面文章正读法”，拿这《标准》来对照他的言行，未始不可将这话看做他认罪态度良好的表现的，可见用这个文件来逐个检查，也不能说有什么扩大化的。

丛进《曲折发展的岁月》，第 65 页。
《聂绀弩诗全编》，学林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426 页。

这个《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还有个第三部分，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其错误应予批评纠正，但不应划为右派分子：一、在根本立场上并不反对社会主义和党的领导，而只是对于局部性的工作制度，局部性的不属于根本原则的政策，工作中的问题，学术性的问题，共产党的个别组织，个别工作人员表示不满，提出批评的人，即使意见错误，措词尖锐，也不应划为右派分子；同样，在根本立场上并不反对社会主义和党的领导，而只是在思想意识上有某些错误的人，也不应划为右派分子。

二、有过类似右派的思想，但是并未发表过或散布过，而且已经认识错误、自动检讨出来的人，或者偶然讲过类似右派的话，现在已经承认错误，而在历史上一贯不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人，不应划为右派分子。

三、对于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制度或共产党的领导发表了错误的言论，但是并未积极宣传，事实证明不是出于敌意，经过指正表示愿意转变的人，不应划为右派分子。

四、一度盲目地附和右派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行，或者一度被蒙蔽参加了右派小集团，或者一度被右派利用，在了解右派错误以后，迅速地站在正确立场，同右派决裂的人，不应划为右派分子。

五、历史上曾经站在反动立场，现在也没有显著的转变，但在右派进攻时期并未进行反动活动的人，不应划为右派分子。

六、凡是界乎右派分子和中右分子这间的疑似分子，在尚未查出足以确定为右派分子的充分材料之前，一概不划为右派分子，并且不用斗争右派分子的方法来对待他们。

这里规定了不应划为右派分子的政策界限。有人说，如果严格遵守这些界限，就不至于有反右派的扩大化了。可是当年一再反对温情主义和右倾情绪，怎么可能遵守这些政策界限呢？薄一波在他的回忆录中说，这个文件中规定的政策界限，“无疑是正确的，但在当时强调反对‘右倾情绪’的气氛下，却是很难做到的，实际上很多这样的人都被划成了右派分子。如把说了几句错话，属于认识上的问题，说成是反党反社会主义；把几个人在一起的自由议论，说成是反党小集团；把对某个或某些领导人的正常批评，说成是向党进攻；把向党交心，检查自己的错误思想，说成是恶毒攻击，思想反动，把在理论问题研究中的不同见解，说成是反对马列主义等等，这就不能不导致反右派的严重扩大化。”[27]薄一波在这里说的把交心材料、自我检查作为划右派的依据，是直接违反文件规定的第二条政策界限的。即并未发表过或散布过的错误思想，自动检讨出来，是不应划为右派分子的。事实上却大量划为右派了。甚至可以认为，这是当年打右派的一种十分常见的方法。即第一步，宣布其为右派分子；第二步，责令其作深刻检讨；第三步，据检讨中所写的定案。这是你亲笔写的，亲自承认有这些反动思想，划你为右派难道冤屈了吗。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第 621～622 页。

这里举两个例。一个是王蒙。据黄秋耘说：“王蒙的《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是毛泽东同志亲自表过态，认为没有政治错误的，结果还是成为‘右派’的罪证。事后中共北京东城区区委还反复对人说明，王蒙之所以被划为‘右派’不是由于他写了这篇小说，而是根据他自己坦白交代出的‘反动思想’定罪的；他上交给组织的日记中写到，英国还有海德公园式的民主，中国连这个也没有⋯⋯等等，他们认为，这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思想，王蒙定右派，一点也不冤枉。其实他的最大错误在于得罪了东城区区委的领导，骂他们是官僚主义者。虽然毛主席表过态，还是可以用别的罪名来给他定罪的。这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28]

黄秋耘《风雨年华》，第 185～186 页。

另一个例子是舒芜说的：“1957 年，党中央决定整风，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号召广大群众提意见帮助党整风。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多数同志觉得王任叔同志身上这三风都比较明显，于是对他的批评比较集中，而这中间自然又是古典文学编辑室的同志提的最多，最尖锐。不久，风云突变，‘反右’开始，王任叔同志代替冯雪峰同志领导人民文学出版社的运动，‘右派’纷纷被揪出来，其中以古典文学编辑室的为最多，据说这是一个以我为首的‘右派小集团’，差不多包括了古典文学编辑室的全部业务骨干，我们的目的据说是要拥护‘大右派冯雪峰’，打击排斥正确体现党的领导的王任叔同志，夺取党在人民文学出版社的部分的领导权。在王任叔同志领导之下，对我们一直是按这个口径反复批判的，我们也一直是按这个口径反复检讨交代，一次比一次深刻，终于被允许过了关。可是 1958 年定案

时，给我们每个人作的结论，却完全不是按照这个口径写的，⋯⋯直到 1978 年讨论给我‘改正’，重新看到我自己签过字的结论，才大吃一惊，原来那上面一个字也没有涉及那些事，根本没有提‘右派小集团’，写上去的差不

多全是当时我自己‘挖反动思想’挖出来的，例如对社会主义商品供求关系的看法之类。显然是写结论的时候才发现运动中着重批判的那些事，个人之间的冲突的痕迹太明显了，写进结论，将来很可能翻案，不如写上这些大题目，堂而皇之，难以翻案。然而，二十年后重看，就显得特别空洞，有些年轻的同志说，真没有想到当年的‘右派’，就是凭这几条空洞的罪名定的，这又是写结论时未能料到的。”[29]

舒芜《历史需要我们作证》，见《未免有情》，上海东方出版中心 1997
年版，第 316～317 页。

从这里也可以知道：一个人被划为右派分子的真正原因，和写在他的定案材料中的那些划他为右派的依据，和在报纸刊物上公开揭露他的右派罪行，常常是不相干的三件事。划一个人为右派，可能是为了凑人数，也可能是为了泄私愤，报私仇，也可能是为了明心迹，等等等等。这些事情当然心照不宣，不宜说穿，更不会写入结论。写入结论的，常常是经确定划右派之后收集到的材料，主要是自我检查的交心材料。而登报的材料呢，却一般都不照结论来写，因为这是一种宣传文字，主要从宣传效果这个角度来选材，尽量选用能够使被写者难堪的材料，以及生活上的隐私之类，这也就是让他们“在公众面前扫脸出丑”的意思。

就用诸如此类的办法给这五十五万余名右派分子定了案。到了处理右

派分子的时候了。讨论了这些事情的中共八届三中全会结束以后几天，10 月 13 日，毛泽东召集最高国务会议，他在讲话中就提出了处理的问题。他说，反击右派总要告一个段落嘛！比如，现在北京这个反右派的空气，就比较不那么浓厚了，因为反得差不多了，不过还没有完结，不要松劲。现在有些右派死不投降，像罗隆基、章乃器就是死不投降。一部分死硬派，他永远不肯改，那也就算了。摆他几十年，听他怎么办。

谈到处理右派的方针，毛泽东说，是不是要把右派分子丢到海里头去呢？我们一个也不丢。我们采取不捉人，又不剥夺选举权的办法，给他们一个转弯的余地，以利于分化他们。具体到人，毛泽东也作了一些考虑，他说，章伯钧的部长恐怕当不成了。比如丁玲，就不能当人民代表了。比如钱伟长，恐怕教授还可以当，副校长就当不成了。还有一些人，教授恐怕暂时也不能当。对右派如何处理，如何安排，这个问题请诸位去议一下。

1958 毛泽东又提到这问题。他考虑，大学生中右派如何处理，或者开除百分之二十，留百分之八十；或者根本不开除，百分之三十劳动考察。

1 国务院第九十六次全体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关于在国家薪给人员和高等学校学生中的右派分子处理原则的规定，规定了处理右派分子的六条办法，最重的一条是劳动教养，其中问题尤其严重的还同时开除其公职。第二条的监督劳动。另外还有留用察看、降职降级降薪等等几条处理办法。

毛泽东提出，各地要在处理之前开一次右派分子大会。1958 年 1 月 28 日他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说，要开一个右派分子大会。在大会中，第一向他们致谢，第二想帮助他们。所谓感谢他们，是指他们向工人和党进攻，当了教员；帮助他们，是想在其中使五成或七成的人，经过五年或十年时间，逐渐变过来，为人民服务。总有不变的人，即使如此，也有用处，用处就是在他不变。容许社会上有一部分人，不变不强迫。对右派批判必须严肃、深刻、全面，处理要比较宽大，当然宽大无边是不好的。要有处分，但要留一条路让他们走。第一是为了许多思想上还未解决问题的中间分子，第二是为了这

些右派本身，使他们有可能回到人民的队伍里来。当然首先要他们自己下决心，但是还要我们帮助。毛泽东说，右派大会要开，那一天开要研究，不只是北京开，各地也要开，先开小的，然后开大的。

最先开这样的会的，是共青团中央机关。2 月 14 日、15 日两天分批开了右派分子会议。团中央第一书记胡耀邦在两天的会上都讲了话，指出他们的错误是十分严重的，是从根本上反对党、反对社会主义、是大是大非问题；但是，只要能真正地低头认罪，决心悔改，前途仍然是光明的。还向他们宣读中央关于处理右派分子的六条办法，说明严肃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指出只要他们愿意悔改，党对他们是采取宽大政策的，可以一不按反革命处理，不杀不关，二不剥夺公民权，三大部分不开除公职，给饭吃，给工作做，而且组织上还准备诚恳地帮助他们改造，鼓励他们要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并指出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都很年轻，来日方长，只要愿意继续为人民服务，还可以取得人民的信任，不少人还可能变成好干部。

前面所引李维汉的话，是“半数以上失去了公职”，这里胡耀邦说，是 “大部分不开除公职”。二说之所以不同，一种可能是胡是在处理之前说的，说的是他的意愿；李是多年之后的回忆，说的是实际的战绩。另一种可能是，李说的是全国的总数，而胡是就团中央机关的情况说的。青年团的干部年纪轻，政治条件好，需要开除公职的相对说会少些。再说，当年胡耀邦对待右派就比较温和，曾经竭力保护一些干部，就说他在这次右派大会上，还说什么来日方长，还以变成好干部相期许，可以看出他的温情主义。所以他要大部分不开除公职。

这五十五万右派分子，一个个都按照这六条处理办法受到了处罚，他们有的在劳动教养场所，有的在农村从事劳动。即使留在原单位的，一般也不能当作知识分子使用了，只能干点粗笨活。不但不能当作知识分子使用，甚至还不当作普通人使用。例如 1958 年 11 月中共湖北省委（按：第一书记是王任重）关于做好当前人民生活的几项工作规定，其中有一条是：“不准地主分子、富农分子、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分子在公共食堂担任任何职务。”在公共食堂里都没有右派分子的岗位，其他也就可以类推了。

由于毛泽东无意采取极端的政策，右派分子最严重的处罚只要劳动教养就够了，没有判刑的，像葛佩琦被判无期徒刑，是算了他的国民党军队少将的老帐，算是反革命分子了。右派分子当时也没有处死刑的。像汉阳县第一中学学生闹事一案处决的三个人，就不称为右派分子而称为反革命分子。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之前和之中，各地都有一些右派分子被判徒刑和死刑。当然除了反党反社会主义右派这个“前科”之外，还添上了一些新的罪名。像被毛泽东提到过的北京航空学院的马云凤，划右派之后受不了那些折腾，逐渐变成一个阿尔志跋夫笔下的绥惠略夫式的人物，从受社会迫害一变而成为向社会复仇，最后竟要去制造一起交通事故，因而也被处决了。

各民主党派中央都在 1958 年 1 月间先后开了会，宣布撤销右派分子在

各党派内担任的领导职务，被宣布撤销职务的有：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副主席龙云，中央常委陈铭枢、黄绍竑、谭惕吾、李俊龙；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副主席章伯钧、罗隆基，中央常务委员叶笃义、沈志远、马哲民、郭翘然、潘大逵、钱端升、韩兆鹗、曾昭抡、费孝通、黄药眠、潘光旦，中央委员李伯球、陈仁炳、彭文应、黄琪翔、钱伟长；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章乃器，中央常务委员毕鸣岐，中央委员钱孙卿；他们在全国工商联

担任的领导职务同时也被撤销；中国民主促进会副主席林汉达；中国农工民主党主席章伯钧，副主席黄琪翔，中央执行局委员李伯球、杨逸棠、王一帆、张云川、李士豪；九三学社中央常务委员陆侃如、董渭川、袁翰青、薛愚，中央委员储安平，顾执中虽然只是个候补中央委员，却列为榜首，并且撤销他“社内的一切职务”；台湾民主自治同盟主席谢雪红。（2 月 1 日《人民日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在 1958 年 2 月 1 日至 11 日举行，会议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公开宣布对右派分子头面人物的处理。会前由原选举单位正式撤销代表资格的有：钱端升、沈志远、杨逸棠、江丰、刘兰畦、沙文汉、杨思一、王国松、李士豪、宋云彬、姚顺甫、冯雪峰、曾昭抡、向德、谭惕吾、雷天觉 16 人。另外，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认为，章乃器、潘大逵、曾庶凡、黄绍竑、陈铭枢、黄现璠、费振东、乔传珏、马哲民、章伯钧、叶笃义、程士范、潘锷鏱、罗隆基、费孝通、储安平、钱伟长、钱孙卿、欧百川、王天锡、韩兆鹗、丁玲、张东木、谢雪红、杨子恒、郑立斋、黄琪翔、李伯球、徐铸成、黄药眠、王毅斋、张珍、张云川、朱君允、毕鸣岐、谭志清、龙云、李琢庵 38 人，已经丧失继续执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职务的合法根据，不应出席本次会议。

这次会议，罢免了黄绍竑、龙云、陈铭枢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职务；罢免了费孝通、黄现璠、欧百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民族委员会委员的职务，罢免了张云川、陈铭枢、黄绍竑、黄琪翔、谢雪红、罗隆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法案委员会委员的职务；罢免了龙云国防委员会副主席职务；罢免了黄琪翔国防委员会委员的职务。

1 毛泽东主席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决定签署命令：撤销章乃器粮食部部长职务、撤销章伯钧交通部部长职务，撤销罗隆基森林工业部部长职务。2 月 11 日宣布了新的部长人选。交通部是原任副部长的王首道（中共中央委员）接任部长。粮食部是调原任轻工业部部长的沙千里出任部长。这时沙千里的共产党员身份还没有公开，人们只知道他也是当年救国会七君子之一，显然是接替章乃器的理想人选。只是森林工业部没有必要任命新部长了，因为这次会议决定将这个森林工业部重新并入了林业部。这个部的存在，和罗隆基的部长生涯，是同始同终。

这三位部长撤销职务的情况，我只看到章乃器留下的一点记录。他回忆说：“大概是 1 月 28 日上午，周恩来总理召见我，我就乘车到西花厅去见他，当时在场的还有习仲勋、徐冰两位秘书长。周总理对我说，要撤我和章伯钧、罗隆基的职，马上就要提交国务会议讨论，已经告诉了伯钧、隆基二人，而且不让他们出席会议，但可以让我出席会议申辩。我问，我写的《据根事实，全面检查》的文件有没有看过，他说没有，我说，那是很遗憾的。我问，撤职的事情是否最后决定了。他说，党中央决定了。我说，那还申辩什么呢？我愿意放弃出席权利。他说，那也好，辩论起来我们人多，你说不过我们的。他又说，也曾考虑过是否让我们辞职，可是又何必那样转弯抹角呢？我说，撤职倒没什么，但为什么要扣上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罪名呢？这是违反事实的，是宁死不能承认的。他说，那你可以保留思想，我们党是准许保留思想的。于是，他又谈到和罗隆基谈话的经过，他曾问罗作何打算，罗答要么就自杀，否则便只好接受。总理说，你可以去美国。罗问，是否意味着驱逐出境？总理答，绝不是。总理问我作何打算？我说，我是全心全意，全力投向党的，党给我处分，我愿积极接受下来，作为党对我的锻

炼和考验。我和党共事已经三十年了，仍然没有被了解，那就请再看五年吧；五年不够，也可以看十年，到那时我也不过七十岁；我现在开始就好好地锻炼体格，充实头脑，准备那时再为党工作十年。总理笑着说，你倒真乐观呀。”[30]

章乃器《七十自述》，见《文史资料选辑》第 82
辑。到这时，反右派斗争的任务可说是圆满完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