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教育界的反右派斗争

教育界是反右派斗争的重点之一。毛泽东的《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说：“最近这个时期，在民主党派中和高等学校中，右派表现得最坚决最猖狂。”[1]

《毛泽东选集》第 5 卷，第 424～425 页。

当年高等学校划出的右派分子，许多却并不是以教授的身份被划的。像 6 月 6 日在全国政协文化俱乐部同章伯钧座谈的民盟六教授，曾昭抡、钱伟长、费孝通、陶大镛、吴景超、黄药眠，就是以章罗同盟骨干分子的身份，像山东大学教授陆侃如，主要就是以九三学社青岛市主任委员的身份，报纸上宣布他罪状的文章，标题就是“陆侃如想把‘九三’分社变成反共司令部”

（7 月 21 日《人民日报》）。还有一些教授，是因为攻击了肃反运动，例如孙大雨。

那么，教育界的反右派斗争有些什么独特的内容呢？一件大事就是撤销学校中的党委制问题。前面第二章已经说过，4 月 30 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同民主人士的谈话中，是说了“学校党委制恐怕不适合，要改一下，应当集中在校务委员会或教授会”的话。章伯钧罗隆基等人听了很觉得兴奋，就在 5 月 5 日民盟中央扩大座谈会上作了传达。随即又在 5 月 10 日出版的

《民盟中央工作简报》第 15 期刊出了章所作的传达。据章伯钧说，“毛主席说，大学校的管理工作如何办？可以找些党外人士研究一下，搞出一个办法来。共产党在军队、企业、机关、学校都有党委制。我建议，首先撤销学校的党委制，不要由共产党包办。请邓小平同志约集民盟、九三等方面的负责人谈谈如何治校的问题。”这些意见传播开去，立刻在高等学校引起了热烈的响应。北京师范大学教授陶大镛 5 月 20 日在该校民盟支部座谈会上作了赞成“民主办校”的发言。他主张将来在学校中有关教学和科学研究工作，教授有决定权。他说，为了加强党在高等学校中的领导作用，将来应把两种类型的工作分开，把行政工作交由行政会议处理；有关教学和科学研究方面的事项由学术委员会处理。他甚至提出学术委员会不一定要遵照党委的意见执行。不过，他没有忘记说：我们考虑改变一下党委制，绝不是要党委退出学校或削弱党的领导，而是要通过一个更好的形式来加强党的领导作用。

（6 月 4 日《光明日报》）因为毛泽东 4 月 30 日提到了民盟和“九三”，九三学社也就闻风而动。他们从民盟借抄了章伯钧关于“撤销学校党委制” 的传达记录，由九三学社的一些地方组织，像青岛分社，也从当地民盟组织得到这份传达记录，加以翻印传播。陆侃如后来交代，他看到这个记录稿，就觉得正中下怀。他在“九三”山东大学和青岛医学院支部联合召开的民主办校座谈会上说，党委制与“三害”不是两回事，而是互为因果。党委会不撤销，“三害”就永远除不掉。他在校刊《新山大》发表《我对学校党委制的看法》一文，表示赞成撤销学校里的党委制。在这篇文章里，他还说批评他的人“做梦也没想到这棵所谓‘毒草’还是毛主席亲手种下的”。（7 月 21 日《人民日报》）教育界的反右派斗争，一件重要的事就是否定这份传达记录。九三学社中央常务委员会在 8 月初连日举行扩大会议。会议的内容，据报道是“批判九三学社主席许德珩关于批发‘撤销高等学校党委制’的错误记录、近二年来他所一贯坚持的大发展和长时期以来他的个人专断作风等重大错误”。“会上很多同志指出：从民盟借抄的经章伯钧等右派分子篡改了的关于‘撤销学校党委制’错误的传达记录，是经过许德珩仔细批改后签发的，并且接着还批发了普遍布置传达讨论的通知。由于这一错误文件的下达，在鸣放期间给九三学社很多的地方组织、基层组织和社员引出了错误的政治方向，在不少高等学校起了点火作用”。（8 月 29 日《新华社新闻稿》）这也是陶大镛在反右派斗争中受到批判的重大问题之一。陶又是民盟北京市委副主

任委员，6 月 20 日他在民盟市委扩大会议上作检讨，第一个问题就是“民主办校”问题。他说：“章伯钧所作的传达，我从头到尾读了一遍⋯⋯于是，在我的思想深处，就把章伯钧的歪曲了的传达埋下了根，我坚信不疑，总以为高校党委制一定会撤销了，根本就没有考虑到其他问题。在这个错误思想的指导和支配之下，我以为已经摸到了‘底’，就比较放肆地在座谈会上附和与提出了关于‘民主办校’的一套错误的看法，对一些不正确的意见，也未能及时地予以分析和批判。”陶大镛的检讨继续说：“在这里，我必须向民盟市委的同志们表示深切的谢意，他们不但帮我发现了这次所犯错误的思想根源，后来又找来了一份毛主席 4 月 30 日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讲话的最可靠的原始记录。”他说的“最可靠的原始记录”是这样的：“党章有一条规定，工厂、农村、部队、学校要实行党委制，现在看来，学校党委制恐怕不适合，要改一下。应当集中在校务委员会或教授会，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有什么办法和意见，都到那里去讲，人家赞成的就作，不赞成的就不作。这个问题要研究，由邓小平同志负责找党外人土和民盟、九三等开座谈会，对有职有权和学校党委制的问题征求意见。”大家看一看，这一段话与章伯钧的传达相去多远啊？毛主席明明说是‘恐伯不合适’，章伯钧和罗隆基却篡改为‘首先撤销’！这不是在偷天换日吗？这是何等丑恶的歪曲！这是何等卑劣的伪造！这又是何等阴毒的手法！章伯钧和罗隆基为什么要搞这一手呢？很明显，他们企图混淆视听，夺取党在高等学校中的领导权。因为，在全国高等学校的教授中，民盟盟员占着相当大的比重，《民盟中央工作简报》既在全国范围的盟组织中发布，这就很容易在广大教授中散布谬论，说什么高校党委要不得啦，快撤销了，它势必会影响党的威信，削弱党在全国高等学校中的领导作用，这样，章伯钧、罗隆基所热中的所谓‘教授治校’的那一套就吃香了，它的结果当然只会把高等学校引向资本主义的道路。这是多么毒辣和阴险的勾当！”（6 月 24 日《北京日报》）宣布章伯钧的传达是歪曲，篡改，伪造，是错误文件甚至是谬论，当然大大有助于教育界反右派斗争的开展。不过，如果将章伯钧的传达记录和“最可靠的原始记录”对照来看，就会发现二者文字当然出入甚大，但在有意改变高等学校领导体制这一点看，却说不上有什么不同。语气上有所不同的原因，是章罗按照自己的愿望去理解，故意写得更确定一些呢，还是正式的记录稿为了不致贻人口实，故意写得不那么确定呢，这就不知道了。

也是受到 4 月 30 日毛的这篇讲话的鼓舞，5 月 13 日，章伯钧、罗隆基约集民盟中央有关负责人参加的座谈会上，决定成立“党委负责制”、“科学规划”、“有职有权”和“监督、争鸣”等四个临时工作组。其中“党委负责制”工作组由黄药眠、费孝通、吴景超、褚圣麟（北京大学）、侯在乾（中国人民大学）、李西山（清华大学）、陶大镛（北京师范大学）、陆近仁（北京农业大学）等人组成。他们讨论的结果，由黄药眠执笔写成了《我们对于高等学校领导制度的建议》（草案初稿）。

这个文件说：“目前高等学校中存在有好些问题，问题之所以产生，我们认为主要是由于：“一、有许多党员同志对党中央的团结、教育、改造知识分子的政策认识不足；“二、有许多党员同志没有掌握到学术机关的特点，错误地把它和一般的政权机关等同起来；“三、有许多党员同志的民主作风不够，高等学校中的重大措施很少和群众商量，甚至有些人错误地以为一切由党员包办，才算是实现党的领导；“四、有些党员同志没有充分认识到知

识技术力量在近代国家建设中所起的重要作用；“五、有些党员同志对于目前要办好高等学校，究竟应该依靠谁，没有明确的认识。

“除了这些有关思想认识的原因以外，学校的领导机构也的确存在着一些问题。

“在解放初期，各高等学校是用校务委员会来执行领导的。后来学习苏联，采取一长负责制（实际上也并没有执行过）。党‘八大’以后又改为党委负责制。最近人们对于党委负责制表示了不少意见。但究竟什么是学校的党委负责制，直到现在我们还没有看到党中央对这方面的具体的规定。比方党委负责制和普通机关里面的‘党组’有什么分别，它和校长、校务委员会之间的关系如何？在系里面，党总支书记（党总支书记常常是兼系秘书）和系主任之间的关系如何？我们也很难说出一个轮廓。既然对于这个制度，我们还没有研究，因此我们也就很难对它表示意见。

“不过就目前的领导机构的情况看，的确已经显露出好些毛病。如严重

的以党代政和党政不分的现象，如校务会议多流于形式，如非党干部有职无权，如群众意见很难通过一个组织系统反映上去，发挥监督作用，如系秘书实际上领导系主任，如在教师中占相当大的比重的民主党派，直到现在还没有一定的地位等等。”在这样概念地叙述了高等学校的情况之后，这个文件对于今后的做法提了四点建议：“一、加强党在高等学校内的思想政治领导。党的中心任务是党内党外的思想政治工作，贯彻党的文教政策。党组是作为全校领导的核心。

“二、设立校务委员会作为学校行政的最高领导机构，它的中心任务是教学和学术领导。

“三、设立行政委员会处理学校行政事务，以便更好为教学和学术研究服务。

“四、在校务委员会和行政委员会之外，另行设立各种委员会，广泛的吸收教职员工参加，协助各有关单位工作。”关于党的领导方面，这个文件提了这样一些意见：党委或党组对学校内的工作只作一般原则性的规定，关于具体的工作应分别交由校务委员会和行政会议去作详细讨论。党通过党组保证党的方针政策能在校务委员会和行政会议中贯彻下去，但贯彻的时候必须注意灵活性和伸缩性，要耐心地用道理来说服人，不应强制执行。

党委或党组在讨论学校工作时，可以约请群众列席参加。党委负责人应抽出一定时间学习一门业务，指定负责人和各民主党派负责人以及无党派人士定期（假定每一个季度一次）举行联席会议，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如遇有重大事件，重大变革或措施可以召集临时会议。

关于校务委员会，这个文件提出：校务委员会是学校的最高领导机关，教授、副教授应在校务委员会占多数。校务委员会应着重讨论有关教学和学术研究的制度和人事问题。如学术研究计划、教学计划，如教师的聘任、升级，留学生的选拔等。

一般的行政事务工作，交由学校的行政会议去讨论。但其中比较重大的项目，如预算、决算，如基建，如重要的人事变动等，都必须交校务委员会讨论通过。校务委员会在制定规章制度的时候，党的负责同志应把党的政策方针加以说明，并陈述党委或党组的意见。（陈述意见可以精简扼要，不必长篇大论）校务委员会根据这个方针和意见加以讨论。（必须避免一切规章制度都由党委会决定，交由校务委员会形式地通过的办法。）学校内的一

切措施和重要的人事变动，必须经过校务委员会的通过才能发生法律效力。校务委员会的决定交由校长负责执行。党的校长或副校长，对于校务委员会的决议，持不同意见时，他可以有否决权。但如这个决议第二次再被通过时，则决议仍必须执行。

关于校行政会议，关于设置各种委员会，这个文件也都提出了一些诸如此类的意见。

《人民日报》在 6 月 8 日发表《这是为什么？》的社论，宣告了反右派斗争的开始。反右派的社论一篇接着一篇，空气一天比一天紧张。有意思的是，9 天之后，6 月 17 日，民盟中央办公厅还是把这个《建议》（草案初稿）印发给一些人，“请先审阅研究，容再另行订期举行第二次工作组扩大座谈会进一步来讨论修改”。难道他们对政治风向转变的反应如此迟钝么，是不是他们认为这个文件同变化了的形势并无不可调和之处呢？在反右派斗争中，民盟的这个《建议》当然遭到了批判。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胡锡奎在北京市人代会发言，批判说：“在这个以‘建议’作为幌子的彻头彻层的反动纲领的第一部分里，右派对党、对党员进行了恶毒的攻击，把在高等学校里工作的党员刻划为‘不借政策’，‘不学无术’而又‘独断独行’的‘独夫’。把党委制描写为产生‘以党代政’、‘党政不分’的东西，右派分子捏造了这些莫须有的罪状，正是为了给从各大学里赶走共产党员、消灭党委制的这个阴谋提供论据。

纲领的第二部分，穷凶极恶地干涉了党的内政，擅自规定限制党在各大学的活动范围的清规戒律，甚至限制共产党开会与说话的自由；这种限制有些类似国民党反动派的《防止异党活动办法》。纲领的第三、第四、第五部分中，右派更是挖空心思地制造了种种委员会，其目的是通过我们的活动，使共产党的领导权化整为零，全部消灭。其中最狠毒的是右派企图设立以教授、副教授占绝对优势的校务委员会，作为高等学校的最高领导机关，表面上是要扩大民主，而实际上他们的校务委员会是不要校长参加的，他们规定‘党的校长或副校长对于校务委员会的决定持不同意见时，他可以有否决权，但如果这个决议第二次被通过时，则决议仍必须执行’。

这就是资产阶级右派否定党委制代之以校务委员会的资产阶级的‘民主制度’，实行篡夺领导权的明日张胆阴谋计划。这个阴谋计划是要保证右派可以在高等学校中横行霸道，为所欲为，把高等学校变成资本主义复辟的根据地。”（7 月 30 日《人民日报》）只是胡锡奎的批判中加了引号的“不学无术”、“独断独行”、“独夫”等等，这在《建议》原文中是找不到的，这也是当年批判文章的通例吧。

教授中划出的右派分子，这里举钱伟长为例。他有些什么右派言行呢？一是关于高等工业学校的培养目标问题，他在接受《光明日报》记者采访的时候说了这样一些意见：高等工业学校的培养目标是工程师的这种想法是不现实的。如果培养目标是工程师，那就必须把有关的各项知识全部传授给学生，可是事实上是办不到的。

他说，必须把培养学生具有独立工作能力和把全部知识传授给学生二者严格区别开来。高等学校不可能也没有必要把全部知识传授给学生，但是高等学校必须给学生打下一定的理论知识基础，训练学生在一定范围获取新知识的能力，为将来成为一个工程师作好准备工作。钱伟长认为，当前高等教育的特点是繁琐。课程门数花样繁多，又是基础课，又是专业课，又是专

门化课。学生一学期要学十多门课，每周学习时数在 30 小时以上，一天到晚在教室里换班子，上了这堂课，又是那堂课，以致走马看花，学得不深不透，更谈不上独立工作能力的培养了。他说，西德的高等学校每周只上课 17

小时，美国有的工业大学每周连上课带实验在内只有 20 小时，它们也同样培养出了相当水平的人才。他还说，中国学校的专门化设置是采用苏联的，可是苏联的工业水平要比中国大 20 倍，运用人才的灵活性也比中国大 20 倍，按中国目前的工业水平来看，分工还不可能过细，对于人才的需求还不可能算得十分精确。

因此，专业不宜分得过专过细，以免产生“学用不一致”的倾向。（1 月 7 日《光明日报》）在清华大学批判钱伟长的会上，张子高教授发言，说

1 月 7 日《光明日报》发表钱伟长关于教学计划、培养目标问题的谈话，实质上在总的方面否定了学习苏联的方针和教学改革的成绩，在教学环节方面是否定了学习、毕业设计，忽视了专业课和专业设置的意义。他离开社会主义教育制度，即有计划有目标地培养高级技术干部，而企图转回到资本主义教育制度，即通才教育。章名涛教授说，钱伟长说现在五年制的学生不如解放前四年制的学生。这就是说过去的英美式的教育制度比现在学习苏联的教育制度要好得多。难道说英美的教育制度是适应社会主义国家的么？（7 月4 日《人民日报》）在全国科联的扩大会议上，张维教授批判说，钱伟长在教育工作上一贯主张走资本主义路线。他否定教学改革的成就，认为是党带来了教条。关于培养目标的问题，钱认为工科可以不以“工程师”为培养方向，反对学生学专业课。张维说，钱伟长的主张实质上是培养“通才”，认为“学了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企图走解放前旧高等教育的老路。钱伟长反对在教学中政治结合业务，理论联系实际。

他主张学校里不需要党、团组织。钱的这种谬论在学生中影响很坏，有的学生一度把作毕业设计看成是“浪费青春”。（7 月 19 日《新华社新闻稿》）钱伟长的另一件事是煽动理工合校。6 月 1 日晚，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四年级 20 多个学生访问钱伟长，钱对他们说，我从一开始就是反对理工分家的。院系调整把理工分了家，是一个很大的错误。教学改革中，有人说我落后，不愿学习苏联，甚至说我有反党情绪，要我做检讨。我是很拥护学习苏联的，而且一个人如何能反党呢？我是不做检讨的。最近有人提出理工合校，有人提议把北大的文法学院合并到人民大学去，而把北大的理学院合并到清华，这是相当理想的方案。不过北大的领导上有些是不同意的，我出面提出这个问题不方便，北大周培源就是我的老师，你们搞好一些。这时，有学生说科学馆前已经有人签名主张理工合校了。钱问：有多少人？有人答： 600 多人。钱说：这太少，至少要搞 6000 人签名的名单还差不多，声势浩大，让高教部看看群众的意见。（7 月 6 日《北京日报》）就在这天晚上，清华园里贴出了第一批质问钱伟长的大字报。钱立刻贴大字报反驳，并且激动地说，今天一晚大字报贴了满墙，问题很清楚，就是要打我，反正抓不着我的小辫子。这件事我要去告诉周总理，不是我滚蛋，就是蒋南翔滚蛋。我向周总理辞职，允许我辞职，就算啦，不允许我辞职，就得说个明白。（7 月 14 日《人民日报》）批判钱伟长，还有一件事情要做，就是要肃清他在青年学生中的影响。有时候，他是以青年人的导师、代言人和知心朋友的形象出现的。例如，毛泽东说，右派“他们又知道许多大学生属于地主、富农、资产阶级的儿女，认为这些人是可以听右派号召起来的群众。有一部分有右倾思

想的学生，有此可能”[2]。钱伟长不同意这样的阶级分析。他在中共北京市委的一次座谈会上说，说学生百分之八十资产阶级出身，受资产阶级思想影响也是不对的，这是下了结论去找证明。（7 月 6 日《北京日报》）早在 1956 年，他就发表过一篇《过严地管教青年是封建教育思想的反映》，其中说：

《毛泽东选集》第 5 卷，第 425 页。

“几千年来封建社会残留下来的封建教育思想的影响还是很大的。封建社会对青年的‘教育’有一整套，现在我们虽然已经不用那一套‘老成持重’、‘温文典雅’的字眼，但是这些字眼的某些内容却在“服从”、‘虚心听取群众意见’等另外一套字眼内借尸回魂了，有许多对青年的不合理的要求，就是借助于‘服从祖国需要’这样的光辉的字眼里混了进来，新名词混进了旧内容，确实迷惑了不少青年。”“约束和管教太多，终究是和发挥青年积极性和创造性的要求不相符合的。”“我也曾看见过活泼的青年渐渐地变成沉默寡言，青年们自小在一起的好朋友因为怕被检查搞‘小圈子’而渐渐疏远了，正当的生活爱好和业务特长受到了限制，一切好像都有顾虑，甚至像吃根冰棍都可以算做生活浪费。这样动辄得咎的生活，显然只会伤害他们的锐气，是无益于青年的教育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在主要的原则性问题上友爱地进行是有好处的，如果是为了‘批评’而‘批评’，没有‘对象’找‘对象’，

则就会产生消极的作用。在目前，这样代表着友好和关心的字眼，像‘帮助’

和‘批评’，都变成了‘管教’的代名词，实在指出了我们的封建残余是根深蒂固的。”“在学生升学的问题上⋯⋯在不少地方⋯⋯硬性地过多地限制了学生的志愿。有一位爱好农业而具有一定基础农业生物知识的青年，在今年偏偏把他‘动员’到师范学院去了，而且限制在只能进某某省的师范学院，才算是‘服从了祖国的需要’。”“大学毕业以后，学非所用的人也不在少数。如有意见就给你扣上大帽子。我们强调了服从需要，很少照顾到个人的志愿和专业的培养，使青年在这些问题上受到了不应有的过多的限制。积极为这些问题提出意见的青年，总是被认为落后分子。”“总之，对青年的清规戒律是太多了，管得太紧太厉害了。我们反掉了自由主义，而让封建主义的残余从后门钻了进来。清规戒律就是不相信革命群众的积极性，就是封建社会教育思想的残余。”（《中国青年》1956 钱伟长说的，正是青年学生普遍关心的问题，正是他们想要说的话。这可不成。

阮铭写的批判文章，题目就是《钱伟长和党争夺青年的伎俩》。这篇文章说：“由于思想战线上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斗争胜负未决，青年学生又大部分出身于非无产阶级家庭。因此，灭资产阶级思想、兴无产阶级思想，是党在青年思想工作中的长期方针。⋯⋯钱伟长对抗党的这一方针，否认学生中存在资产阶级思想。他说过：‘说学生中百分之八十资产阶级出身，受资产阶级思想影响是不对的，这是下了结论去找证明。’并且大肆攻击对学生思想情况进行阶级分析的所谓‘分类问题’。⋯⋯他否认学校中存在思想战线上的阶级斗争，说什么‘教育和土改不同’，认为阶级教育不能适用于青年学生。”“兴无产阶级思想、灭资产阶级思想；还是兴资产阶级思想、灭无产阶级思想？这是青年思想工作问题上二条道路的尖锐斗争。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互相争夺青年一代的你死我活的斗争。钱伟长的所谓‘超阶级’ ‘超政治’其实都是假的。他只是反对我们分左、中、右，反对我们进行无产阶级立场教育。但自己却有着鲜明的资产阶级的阶级路线，顽强地向青年进行资产阶级立场教育。他的阶级路线就是依靠右派，煽动中间群众，孤立

打击左派，以夺取党的领导。譬如，钱伟长和社会上、和学校中的右派分子亲如兄弟，共同策划向党进攻。煽动中间群众离开党的领导。（鼓动六千学生签名搞理工合校）对进步分子和党团员表现了露骨的仇恨。说什么：‘进步的人也不过是口头说说，会说几句漂亮的话。”大家都要求入党入团，原因是国家今天几乎有这么个制度，团和党是个台阶，小知识分子又想向上爬，不当党员，不走这条路，其他的路没有。’对党员进行了恶毒诬蔑。”“钱伟长宣扬自由主义，在这次整风中更加露骨了，他说什么‘我们的青年人太不豪放了，束缚太多，我年纪比你们大得多；我不怕束缚，人家给我戴帽子，我就不戴，把它扔了。’‘现在对青年压缩得太厉害了，要求循规蹈矩，所以要发作’，钱伟长在这里把信任党，服从组织，自觉的纪律性都当作‘束缚’来加以反对。而且要求青年‘发作’。这种论调已经不仅仅是一般鼓吹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思想，而且已经发展到煽动青年追随他一起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活动了！”“否定无产阶级立场教育，宣扬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思想，宣扬脱离政治、脱离实际的资产阶级观点，篡夺党对青年运动的领导，这就是资产阶级右派‘教育家’钱伟长在青年工作中的资产阶级路线。如果他的目的得逞，那么我们的年青一代将不能成为社会主义的建设者，革命前辈的接班人，而成为替资产阶级殉葬的金童玉女。”（《中国青年》1957阮铭当时的身份是共青团候补中央委员、清华大学团委书记，由他来批判钱伟长和党争夺青年，是很合适的。因为他在反右派斗争中的积极态度，使他成了右派分子的一个攻击目标。清华大学马列主义政治理论课教研组的右派分子贴出大字报，要求撤销他团委书记的职务。（见 7 月 22 日《人民日报》）毛泽东说：“大学里，一个中文系，一个历史系，唯心论最多。”换句话说，也就是要划右派分子也最多。各大学中文系教授划为右派分子的有程千帆、董每戡、许杰、徐中玉、施蛰存、吴奔星、詹安泰、穆木天、彭慧、张默生、林焕平、蒋锡金等等。历史系有向达、雷海宗等等。

这里只讲一下武汉大学中文系教授程千帆的情况。早在 1952 年的思想改造运动中，武汉大学党委书记、副校长徐懋庸在执行已经够左的知识分子政策中还要别出心裁，给一些老教授以打击和羞辱。只是弄得太过分了，徐因此也就被撤了职。程千帆也是受到徐懋庸打击和羞辱的一人。对于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的整风运动，他是欢迎的，他有话要说。整风鸣放期间，他在各种座谈会上说了这样一些话[3]：

有关程千帆材料，全部引自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编《右派言论选集》，湖北人民出版社
1957 年版。

“总说三反、思想改造的成绩是主要的、伟大的，伟大个屁！我在北京碰到很多人一说起思想改造就摇头，什么成绩是主要的，赶快收起吧！

三反思想改造的时候，要我作检讨，撤我的职，都是当众搞的，以后徐懋庸撤职，若干党员在这件事上作检讨，却是悄悄地搞，待遇太不公平。有人说人事处简直是警察特务机构，我们几十岁的人的一切就操在他们十几岁的小孩子手里，今后我要看人事材料，我不同意要由我写不同意。‘三反’、思想改造的检讨是苦打成招，我不承认，要重新写过。群众为什么不可干人事工作，为什么非党团员不可。”“我们历次运动中常常捕风捉影，就去搜家，结果只道个歉。但有教条主义和特权思想的人，是不知道思想上有创伤是不能一下子磨灭的。宪法规定人民权利不受侵犯，但民法、刑法都没有公布，人民无权，宪法没有保证，这是肯定的违法，是不能保障宪法的实现的。”“人

事工作全是党员，人事处、科变成了独立王国，加上腐朽，变成了黑暗的王国。系主任要查学生的档案袋不行，一定要党员去查。他们犯了错误别人无法监督，而他们可以随便处治人，使人身加上了阴影，食欲缺退，工作不起劲。人事工作干部应该是德才兼备，不一定非是党团员不可。”“知识分子迫切要求信任，老是像对民族资产阶级一样改造、改造，什么时候才信任我们。”“刘真（注：武汉大学党委书记）问向谁争自由民主，他自以为问得很巧妙，其实这问题很好回答。向谁争人权？向侵犯人权的人争人权。向谁争民主？向不民主的人争民主。向谁要自由？向不给人自由的人要自由。

现在事实如何呢？选先进工作者，选人民代表，什么代表都是指定的，这民主么？‘三反’时×××教授被叫做×犯××，随便把人家关起来，这自由么？”“肃反时有些青年人当时的态度粗暴，这些错误可以原谅，不能容忍的是在这次运动中，还有借机报复陷害无辜的嫌疑，当时公安局带手枪逮捕了图书馆专修科两个教员（其中一个上校特务），但×××说，武大敌情严重，还有更隐蔽更高级的反革命，现在才开始露头，希望大家提高警惕，以后烟消云散，没有了。这只可能有两种解释，一种是×××容忍还有超乎上校的特务存在，没有查出，一种就是×××胡说。原来×××、××、×

××等是准备把法律系主任×××当作最大的特务来狠狠地整一下的，为什么要整他呢？×××是一个很有威望的教授，前后担任过副秘书长、副教务长，法律系系主任，在工作中常常不同意宗派主义的作法，选人民代表时，他虽非上级指定的候选人，却得了很多票，这就犯了宗派主义的忌，为了陷害他，就组织人伪造材料。例如×的太太骂李校长这个老先生好拐等等（× 的妻子是江苏人，不会讲湖北话）。这也算是×的反革命理由之一，幸而上级了解他，没有批准，否则，×就要当成反革命来整了。×××不是反革命，你一定要动员人家写材料，人家不好不写，但他们也有他们的办法，以两面派的办法对付之，即白天写了材料，晚上又告诉××先生。所以谁写了材料，写些什么，他全部了解。”关于高等学校的党委负责制、共产党员和群众的关系等等问题，程千帆说了些这样的意见：“上海有人提出取消党委制，这是好的——他们想把工作搞好，不是想把工作搞坏，等到群众不提意见就完蛋了。领导上应该明确一个东西，在学校里应该依靠专家教授来搞好学校。共产党应该认识这点，中国乃中国人之中国也，非共产党之中国也。如果中国共产党把全中国人都赶到维吾尔自治区，你共产党也活不了。”“在武大入党的人，人们并不向他学习。我对×××的入党是很有意见的，为了培养他入党，指定他为先进工作者，并替他伪造材料，他当时新文学史稿还没有出版，就说出版了。党要捧什么人，就要为他搞什么名堂，选先进工作者是活见鬼，要就和清朝一样，钦赐文正公，现在分明是赐的，还要说是群众选的，善良的人选上积极分子自己也感到惭愧。”程千帆在一次座谈会上的发言中尖锐地批评了系主任和副校长。《学习简报》刊出的他的发言被修改得温和一些了。他不同意，写信给《学习简报》编者说：“《简报》第一期第 4 版所登载我的谈话有××在‘业务上并不突出’一语和我的原意不符。我是说：

××的政治水平不高业务也很坏，根本不配当中文系主任。他当主任，乃是武大中文系的耻辱。试举一个例子。有一次开会，××忽然引了几句《吕氏春秋》，将音乐的乐，念成‘洛’，将‘阕’字念成癸。连最普通的学识都没有，还不如一个学生，除了凭党员的特殊以外，还凭什么作主任呢？此外，这篇报道还暴露了这位‘作者’对官僚主义的回护。谁不知道是总务处某些

阿谀逢迎的人出些坏主意逼迫刘老将房子让给了×××副校长，座谈会上谈得很清楚，为什么在报道中连×××的名字都不敢提；×××的名字又不是封建皇帝的御讳。”这态度颇有一点凌厉。大约是因为受到当时整风鸣放气氛的鼓舞吧。他对形势的估计比较乐观，在座谈会上说，“看来领导上有决心把这次学习搞好”，“自从同学大鸣大放后，运动显然起了大的变化，增加了新的血液，同学们很英勇，今后运动不能忽视这个力量，有人看见过漫画中讽刺，觉得似乎有问题，我认为目前运动进展得很健康，与历次运动比，这次运动很正常，群众有理智，也很有节制，虽然个别地方看来有点脓疮，但是主流是正确的，同学们丝毫没有错，不要气馁。”可是程千帆错了，他没有预料到整风运动会突变为反右派斗争。6 月 8 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这是为什么？》的社论，这天他在中文系学习分会上发言，说：“帮助党整风我现在才明白，我们是客人，主人请我们吃馒头，你却要吃面，主人要你提三大主义，你却要提争民主，主人自然不高兴。群众在整风中究竟处于什么地位？现在我才明白，我们是做客的，这像主人出门，请客人看门，也好像请人炒菜。党请我们帮她洗脸，我们却是全身洗到了，一直洗到脚，这当然不合规格。主人要你提三个主义，三个主义以外，你就不要多嘴。我们这些人在迷魂阵中积极地钻了一个多月，现在比较看清了自己的地位，痛心的是我的讲义没有写。现在有三条出路，一条是自动退出，我现在还没有决定，将来是要自动退出的。”程千帆又错了，他以为还要实行非党员自愿参加整风运动允许随时自由退出的章程，不知道国务院就要发出一项决定，要求所有工作人员都要积极参加整风和反右派斗争，已经不能自动退出了。眼前在他面前并没有可以听凭他自由选择的三条出路，而只有当右派分子这样一个前景了。他终于明白了这一点，对同事说：我是关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程千帆被划为右派分子，徐懋庸很觉得开心。在他的感觉中，当年他

在武汉大学的作为，就是今天反右派斗争的彩排，他就是被向党猖狂进攻的右派分子弄下台的党员干部。这时他已经调到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了，还是未能忘怀旧事，写了杂文《大学里的右派》（笔名弗先），说武汉大学的右派分子如程千帆等人，早在 1953 结果是那个党员干部下台了。这在党是严肃处理，在党员是重新锻炼，而在右派则是“革命的成功”。（7 月 24 日《大公报》）徐懋庸写这篇文章，只起了聊以泄愤的作用，为自己翻案的目的却没有达到。程千帆攻击党员；攻击历次运动，攻击人事工作，当然要划右派；而徐懋庸闹翻案，就是对上级党委的处分不服，同样是反对党的领导，同样要划右派。

毛泽东在《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这个内部指示中作了这样的布置：“最好让反动的教授、讲师、助教及学生大吐毒素，畅所欲言。” [4]接着，他又在《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这篇社论中谈到右派分子，说：“这是一小撮人，民主党派、知识分子、资本家、青年学生里都有，共产党、青年团里面也有，在这次大风浪中表现出来了。”[5]这就是说，高等学校的反右派斗争，不但要在教师中划右派，还要在学生中划右派。

《毛泽东选集》第 5 卷，第 432 页。
《毛泽东选集》第 5 卷，第 438 页。

中国的大学生从来都是以年轻人的敏感和热情关注着国家的命运。近代如清末的维新运动，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一直都是这样。对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讨论，对人民内部矛盾的揭露，同样激起了大学生的政治热

情，他们活跃起来了，这也就为在大学生中划右派准备好了条件。5 月 19 日下午和晚上，北京大学学生开始在大饭厅三面墙上贴出了大字报。一些学生把这说成是“五·一九”运动的开始，调干学生、共产党员龙英华的大字报说，“五·一九”运动是现阶段马克思主义的启蒙运动。现阶段的马克思主义就是两个体系共处时期的马克思主义，与列宁时期的马克思主义不同。五四运动是解决阶级斗争的任务，“五·一九”运动是阶级斗争消灭以后产生的新思想运动。到 20 日下午，一天时间里学生贴出的大字报中，就提出了团委会无权向学生发号召、反对必修政治课、取消党委负责制、彻底开放一切禁书、言论集会结社绝对自由、党委不能以教育者自居、开辟自由论坛、对肃反被错斗的人要道歉等等主张。

沈泽宜和张元勋合写的诗《是时候了》，也抄在大字报上贴了出来：“青年放开嗓子唱，把我们的痛苦和爱情一齐都写在纸上。不要背地里不平，背地里愤慨，背地里忧伤。心中的酸甜苦辣都兜出来，看一看天光。批评和指责，急雨般落到头上，新生的草木从不怕太阳照耀。我的诗是一支火炬，烧毁人世的藩篱。它的光芒无法遮拦，因为它的火光来自‘五四’。昨天我还不敢弹响沉重的琴弦，我只能用软和的调子唱和风和花瓣。今天我要唱起心里的歌，作为一支巨鞭，鞭笞阳光中的一切黑暗。

为什么有人说集体没有温暖？为什么有无数墙壁隔在我们中间？为什

么你和我不能坦率交谈？为什么⋯⋯为什么？⋯⋯我含着愤怒的泪向我辈呼唤：歌唱真理的兄弟们，快将火炬举起，火葬阳光下的一切黑暗！”[6]

转引自迟蓼洲编写《1957 年的春天》第 37
页，书中此诗原未分行排印。本章有关北京大学学生中反右派材料，凡引自该书者不另注明。

物理系四年级学生谭天荣贴出了《一株毒草》的大字报，说马克思主义从 1895 年起就开始走向“自身的反面”，说《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是赤裸裸的唯心主义，说《人民日报》是“封锁真理的长城”，说三好学生是白痴。（6 月 28 日《人民日报》）到 21 日，大字报由几十张激增到几百张。谭天荣是当时最活跃、最有影响的人物。他组织了“百花学社”，还参加了《广场》编委会，这些几乎可说是当时活动的指挥机构。

在大字报中，有严仲强贴出的《疯子的话》，其中说过去几年来的错误， “绝不是个别的偏差，它是一次根本的路线的错误，其严重性和几次左倾的错误是不相上下的”。他说几年来“人与人的关系方面也是恶劣到极点了，一方面是民主、自由、友爱等口号的积累，另一方面是人们实际上不自由、不平等、苦闷的积累，自上而下的官僚主义、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形成一条大山，沉重地压迫着人们的心情。可是现在人们愤怒的火炬已从每个裂缝中进发出来，‘五四’的火已将重新燃烧起来。老爷们，公子们，尽管你们道貌俨然，一本镇静，但是掩饰不了你们的罪行，历史是不容抹杀的。让你们发抖吧！让你们从宝座上滚下来吧！⋯⋯现在该是人民向你们清算的时候了！”不仅有大字报。在那些日子里，北京大学每天晚上都有数百人甚至上千人的辩论会，辩论的题目有“要不要必修政治课”、“新社会人与人的关系”、“胡风是不是反革命”等等题目。还开了一些控诉会，有两个在肃反中被错斗的学生的控诉，据费孝通说“有人听了流泪”。（7 月 4 日《人民日报》）各校学生之间还有串联。5 月 23 日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四年级学生程海果

（笔名林希翎）在北大露天讲台上发表了演说。她说，对斯大林的评价，不

能归到个人崇拜，要从制度本身去找，斯大林之所以能产生在俄国，要按历

史条件看，苏联没有典型资本主义基础，社会发展没有按规律来的，这和中国有共同之处，在一些封建制上建立社会主义。这些错误大部分受封建之害，如“三害”就是这样。又说“三害”的根本原因，就在于上层建筑的某些政治制度不好，不适合公有制经济基础，如等级制度、人事制度与保密扩大化。说到胡风，她说，胡风向党中央提的意见书，郭沫若说是“反社会主义纲领”，实际上那些意见是对的，现在这些鸣、放都是从胡风处抄来的，如反对宗派主义、反对庸俗社会学皆是。胡风骂人骂党中央这是不对的，下流的，但骂人也反革命吗？三批材料中张中晓对毛主席的延安座谈会的报告做了批判，是否惹主席大怒了，冒犯了，等等。除了有到北大来的，北大也有人走出去，谭天荣和他的五个同学到天津，在南开大学、天津大学、天津师范学院活动。据陶大镛说，北大还有人到了北京师范大学，要求联合罢课。（7 月 4 日《人民日报》）这样的相互串联当然是很叫当校长的头疼的事。人民大学副校长邹鲁风作报告，要求同学不要与外校联系。程海果不同意，她反驳说：我校同学未患流感，为何要隔离？北大先搞起来了，交流一下经验为何不可以呢？号召不要和其他校联系这是没有理由的，这个整风在我国还是新问题，不和兄弟学校交流经验是错误的。主席讲，学生闹事要闹个痛快，而现在还没有闹事就这样封锁。她说，有人神经衰弱，对北大问题做歪曲的报告，说北大闹的混乱不堪，怕引起波匈事件，这是无根据的。

北大没有要推翻社会主义的人。

鸣放高潮跌落，反右派斗争高潮起来，这些大学生中的右派分子当然受到了集中火力的批判。北京大学 6701 名在校学生签名，写了致全国高等学校同学的一封信，其中说：“现在我们正对右派分子展开全面的、系统的批判和反击，我们要从骨子里揭露右派分子的反动本质。目前，揭露批判右派分子的大字报和小册子更大量出现了，广播台天天播送着批判右派分子的稿件，全校召开群众大会，全面批判了谭天荣、龙英华等右派分子。战斗的洪流正以排山倒海之势，冲洗着前进道路上的一切污秽，奔向那浩瀚的社会主义海洋。”（6 月 28 日《人民日报》）关于这件事，毛泽东是这样说的：“拿学生来说，北京大学有七千多人，右派只有百分之一、二、三。什么叫百分之一、二、三呢？就是坚决的骨干分子，经常闹的，闹得天翻地覆的，始终只有五十几人，不到百分之一。另外百分之一、二的人，是为他们拍掌的，拥护他们的。”[7]

《毛泽东选集》第 5 卷，第 440～441 页。

在人民大学，程海果（即林希翎）也受到了批判。历史系讲师许征帆批判说：林希翎毫不吝啬地用了英明的、伟大的等等形容词来形容毛主席。然而，她又一口咬定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成员之所以被逮捕，是因为他们竟敢于批判《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一句话就把我们敬爱的领袖，勾画为胸襟狭窄、意气用事、无法无天的“小人”。这还不够狠毒吗？对毛主席进行这种人身攻击，我们是绝不能容忍的。这位批判者还说，林希翎不看具体的历史条件，用今天党的“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方针攻击了过去党的文艺政策。还说，林希翎惯于从极其个别的事实，得出一般的结论。例如，她看到石家庄法院判错一个农民，人民大学在肃反运动中斗错了个别的人，她马上就得出了我国肃反扩大的结论。甚至捏造了所谓无辜杀了 72 不要以为大学生里划出的右派分子都是像谭天荣、林希翎那样的飞扬跋扈桀骜不驯的人。亡友包子衍是在山东大学历史系毕业的前夕被划为右派分子的，当时

他还不满 23 岁。在学校领导看来，他从来是个好学生，让他当了学生会宣传部副部长兼山大广播站站长。他这个右派分子是怎么当的呢？同班同学章振华在纪念他的文章里说：“1957 年春天，党的整风运动开始，山大因‘青岛日报事件’出现鸣放高潮。校园内大字报铺天盖地，‘民主讲坛’的辩论日夜进行。当时已显露了一些偏差，像大字报里出现了人身攻击；‘民主讲坛’秩序很差。

对此，子衍与我等都有看法。山大党委组织部长和团委书记分别找乔幼梅（现任山东大学副校长。当时为全校学生会主席，共产党员，班团支部书记）、包子衍谈话，要他（她）们扭转混乱局面。要包子衍控制广播站，使大辩论秩序正常。同时暗示在必要时可以成立一个组织，由团委直线领导，所需物资也由团委供给。一天夜晚，小乔、子衍等来我的寝室议论怎样贯彻党委、团委的指示。最后由乔幼梅、包子衍及我等七人发起成立‘鸣放社’。当时我们只知道以往在各项运动和活动中我班一直跑在前面，这一次却落后了。既然党委、团委要我们积极投入，就应该迎头赶上。在‘鸣放社’成立大会上，包子衍被推举为社长，我被选为秘书。也就在这次会议上，同学们讨论了使鸣放正常健康发展的意见，最后汇总成三项十三条。此意见公布后，全校大部分师生都表示赞同。校园内乱糟糟的状况有了改观。广播站在子衍的努力下也趋于正常。应该说‘鸣放社’是在党、团的关心、指导下诞生的。社员中绝大多数是党、团员，也为帮助党整风做了一些对党和人民有利的事。可在以后 6 月份的反右斗争中，我班一部分人却硬说‘鸣放社’是右派组织，乔幼梅、包子衍以及重要骨干近十人都是右派分子。”[8]

《包子衍纪念集》，非卖品，第 53 页。

就这样，这个 37 名学生的班，划出了七名右派分子。包子衍、乔幼梅都在内。

他接受不了。同班同学李道铭写的悼文说：“包子衍也不是那么好讲话的。他挺胸而出，在全班反右斗争会上，他舌战了十几个回合，辩论了两天半。终于，子衍从报上看到丁玲、艾青、冯雪峰都成了右派，就被迫承认‘糊里糊涂地成了右派’，但仍然坚持动机是好的。”[9]

《包子衍纪念集》，非卖品，第 56 页。

我同他是在共同参加新版《鲁迅全集》的编注工作中成为朋友的，1980 年我们朝夕相见，共事一年。他于 1990 年 7 月 4 日以癌症去世，终年 56 岁。我在这里写到他，还不全是为了对亡友的怀念，也是为了让读者知道：当年大学生中所划的右派分子还有这样一种类型。那时，大学生中的右派分子中，有不少都是跟他一样“糊里糊涂地成了右派”的。

学生闹事的，更要加以打击。例如，上海交通大学于 1955 年内迁西安，一些人对此感到不满。整风鸣放期间，该校有人提出了这个问题，要求迁回上海去。这些人闹到深夜里敲锣打鼓，鸣放鞭炮，闹得学校停课一周。这样闹的人后来多被划为右派分子。

真正的学生闹事发生在汉阳。汉阳县第一中学发生了 800 多学生罢课游行的事件。这一事件是学生的升学要求引起的。这一年，中小学毕业生的升学确实是个大问题。4 月 8 日《人民日报》社论就明确宣告了“今年高中毕业生大部分升学、小部分不升学，初中和高小毕业生小部分升学、大部分不升学的情况”。社论承认，“现在全国各地今年应届毕业的学生情绪都紧张”，“这是一个现在全国人民普遍关心的问题”，有人“责备政府今年的教

育计划订得过低”。为了回答这种责备，《人民日报》发表了这篇题为《关于中小学生毕业参加农业生产问题》的社论，全文长达 11000 字，是《人民日

报》创刊以来最长的社论之一。后来人们才知道，这篇社论是根据刘少奇 3

月 22 日在长沙市中学生代表座谈会上的长篇讲话整理而成的，现在就作为他的著作收入《刘少奇选集》下卷[10]。社论告诉失去了升学机会的中小学毕业生：“最能够容纳人的地方是农村，容纳人最多的方面是农业。所以，从事农业是今后安排中小学毕业生的主要方向，也是他们今后就业的主要途径。”这篇长篇社论翻来覆去地开导它的读者，到农村去是如何的有面子，有出息，有前途，不吃亏，因此他们“应该毅然决然地、愉快积极地”去当“中国第一代有文化的新式农民”。文章写得很恳切，道理也说得很透，很有说服力。只是有一件事情，社论没有向读者解释。自从粮食统购统销以后，农业人口转变为非农业人口，人们熟知的简称是“农转非”，是越来越困难了，农村越来越变成一个无法脱离的可怕的地方。生活在现实中的汉阳县一中的应届毕业生们，不但看了《人民日报》的这篇社论，更看到了现实的农村。就多数学生来说，他们总是尽一切可能力避下农村的这样一个前途。

见张黎群《青年一代的严师益友》，载《缅怀刘少奇》，中央文献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357 页。

这一年暑期，汉阳县第一中学初中有九个班 459 人毕业，他们就为了

升学问题，于 6 月 12 日闹起事来了。8 月 8 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记者曹

葆铭采写的《马哲民策动的“小匈牙利事件”》一文，以 8000 字的篇幅报道了这一事件的始末。事件的起因，据这位记者说是，“12 日上午最后一节课快下堂，化学教员李穗在三年级第四班造谣说：‘今年招生很少，二十个人中取个把。你们班成绩不好，顶多取两个。’学生一听，便哄了起来”。记者说化学教员在“造谣”。可是同一篇报道中又说，县文教局副局长胡平轩却故意向学生说：“省里决定是百分之三十左右，最少不得少于百分之五。”记者没有说他造谣，只说他“故意”说，大约是故意向学生泄露内部掌握的机密数字吧。可是，这百分之五和“二十个人中取个把”岂不是同一个意思么？所以，与其说是“造谣”，还不如说是“泄密”。当然，泄密是比造谣更可恶也往往要受到更重的惩治的罪行。其实，《人民日报》社论早就说了，这一年大部分初中高小毕业生将不能升学，要转入农业生产，这根本算不上什么秘密了。

即使化学教员没有提起此事，难道毕业生的情绪就不紧张吗？正是在这种紧张情绪之下，有人一提起，“顿时在三年级九个班都贴出了罢课的标语”，闹事开始了。

事态在继续扩大，《人民日报》的这篇报道说：“有些教员也写出标语： ‘支持你们的正义行动！“争取受教育的权利！’这一来，学生的劲头更大了。一些学生马上就打钟聚集起来，要到县人民委员会去找文件看。他们又集体向高中同学喊话，到初中一二年级教室旁边丢石子乱哄，把高中一年级第三班学生和初中一二年级的学生也哄出来了。校长韩建勋要召集教师紧急会议研究如何劝止，这时也召集不起来。学生们就乱哄哄地涌出学校了。”“学生们一上街，一些学生就贴出和喊出了‘欢迎国民党回来’、‘欢迎蒋介石回来’、‘到台湾去’等反动标语口号。学校地上也画了个很大的国民党党徽。”“他们到了县人民委员会，首先冲进文教局打东西，翻文件，然后又拥到别的办公室乱打乱闹，把县长办公室的门也打破了。”“有的学生在县人民委员

会打电话给邻近的二中、三中，要他们罢课响应；没有摇通，便将电话机毁了。有些学生就抢了县人民委员会三辆脚踏车骑下乡去。”“学生这才提出了三个要求：一、公布招生比例；二、全国统一招生；三、城乡招生比例一致。但是，李副县长出来答复，他们不听，县委派宣传部长等来解释，他们也不听。有个学生喊了一句：‘头头们都在县委会！’学生们又涌向县委会去了。学生们一到县委会，就冲进各个办公室乱打乱闹。有的学生还冲进去抢组织部里的档案，被干部拦住。学生们又把县委会的牌子反过来，写上：‘以革命的手段打倒反革命！’”“住在邻近的兵役局上官明显大尉赶来劝止学生说：‘现在已发现反动标语，你们要提高警惕！’团县委干部胡子樵也解释说： ‘你们不要上了反革命的当！’学生顿时就哄起来：‘什么？你说我们是反革命分子！’立即从兜里掏出绳子来，把胡子樵捆到学校去了。”“学生马上就拥到兵役局去。找不见上官，顿时有人指着楼上军火库说：‘他躲在这里面！’学生就往军火库拥，被干部们拦阻了。这时，有的学生说在县委会看到上官，一声吆喝，又拥到县委会去，架着上官就往外拖。一到学校⋯⋯就把上官关在花园里。晚上，县委派了十几个干部劝说学生把上官局长等人放了。”“13日早晨，学校里黑板上又贴出了大标语⋯⋯早饭后，三年级第九班学生首先排队绕校一周，喊各班学生出来，大骂不肯参加的学生是‘叛徒’、‘无耻’，并说：‘谁敢反对，拳头领教！’结果，全校除了高中一年级第一、二、四等三个班继续上课外，八百多名学生都停课上街了。

有许多学生还买了新绳子，准备捆人。”“学生们到了县人民委员会。县长韩茂林接见了他们的代表。⋯⋯学生代表就在下面哄。⋯⋯这时候，杨松涛又在外面唆使学生捆县长。学生几次往里拥，都被站在县长周围的干部挡住了。⋯⋯韩县长刚一动身，学生就围拢来，暗中打他并将他挤倒在地上。这时，干部来扶县长，学生们就指着干部骂：‘你们是县长的狗腿子！’后面的学生就丢绳子，前面就捆干部，顿时捆走了滕良知等三个干部。⋯⋯闹事能手许斯武（学生）跳上凳去煽动大家要求韩县长领着学生去省里请愿。”“学生就一股劲往里冲。冲破了县委会的门，见了干部就打。学生们把干部李邦祯打晕了，四肢抽搐；把干部陈吉逵捆得浑身血印；学生们抓住干部丁玉乔的头发，压在地下，拳打脚踢。⋯⋯有的学生就把县委书记赵连吉逼到墙角，准备捆打。”《人民日报》的这篇报道不但如此细致地记述了学生闹事的场景，还报道了学生进一步闹事的计划：“学生们也准备冲进县广播站，向全县广播‘县委会组织工人打学生的真相’。他们还阴谋打电厂；等全镇电灯一灭，便抢军火，劫监狱。”幸好事态并没有发展到这地步，闹了两天就平息了。

群众闹事，通常是不在报纸上报道的，只写成内部参考材料供高级领导干部阅读。这一次却作了相当详细的报道。因为文章一开头就对事件作了这样了定性：这是“在章罗联盟驻武汉的大员马哲民的策动下，以汉阳县民主党派联合小组长、民盟盟员杨焕尧和民盟发展对象、汉阳县一中副校长王建国为首的反革命集团，在汉阳县机关所在地蔡甸镇制造的一次他们自称的‘小匈牙利事件’”。这王建国虽然还不是民盟盟员，但已经是民盟发展对象了。县文教局副局长胡平轩已经内定担任县民盟的负责人了。学校里的杨松涛、钟毓文、张良绍等又是王建国的亲信。这件事就完全可以记在民盟的账上。民盟煽动学生闹事，或者说，策动“小匈牙利事件”，这是最合时宜的材料，自不可轻易放过。可能还有一层考虑，就是这年百分之七十的初中高

小毕业生无法升学的问题是断然无法解决的，汉阳有学生对此不满，其他地方同样也有人不满的，公开宣布对这事的严厉处理，对其他地方心怀不满的学生可以起到儆戒的作用。

8 了反革命分子王建国、杨松涛、钟毓文、胡斌、余心平等利用汉阳第一中学学生的升学要求，煽动和组织近千名学生举行罢课和游行的暴乱事件。9 月 6 日在蔡甸镇举行了有一万群众参加的宣判大会，当场处决了王建国、钟毓文、杨焕尧三人。杨松涛等四人被判处了有期徒刑。

对大学生中的右派如何处理，在 1957 年暑期毕业这一届的分配工作中

就有了一个反映。国务院发布了一个《关于高等学校 1957 年暑期毕业生分配工作的几项原则规定》，其中第六项是：“在这次整风运动中发现高等学校

（包括中等技术学校、中等专业学校）本届毕业生中有极少数思想行为严重反对社会主义的分子和其他坏分子。对于这种分子，一般地国家仍应该给以生活的出路和继续改造的机会。

他们之中，凡是考试及格的，同样发给毕业文凭；凡是考试不及格的，不要留级，只发给结业证书。对本届毕业生，各校都应该根据他们的日常表现，特别要根据这次整风运动最后的表现给他们作出政治审查结论。今后每届毕业生，都应该作出政治审查结论。其中思想行为严重反对社会主义的分子和其他坏分子，除了有反革命罪行和违法乱纪行为的应该依法判处劳动改造或者劳动教养以外，其他都应该给以工作考查。考查的期限可以分别为一年、两年或者三年，考查期间，分配他们做辅助工作，不给名义，不正式评级评薪，只给以生活补助费。他们之中错误严重的，应该留校考查；其他则由国家统一分配，由用人部门负责考查。他们不愿意或者不服从国家分配，可以由他自找职业，由他们所在地区的政府机关负责考查。”（7 月 12 日《人民日报》）当初布置整风运动，是只在县团级以上机关、大的厂矿和大专学校进行。中小学校属于基层单位，并不在这个规划之内。那时主张在基层单位也要进行整风的，就被认为是右派的存心煽动。整风运动转变为反右派斗争了，开始也只在上述范围内划出右派分子。拿教育界来说，是在专业学校和中等专业学校。可是中小学教师也是一支人数甚多的队伍，这也是不应该忘记的。10 月 15 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中等学校和小学的教职员中开展整风和反右派斗争的通知》。《通知》说，全国中等学校和小学校现有教职员二百多万人，其中大多数人都是好人，但是，队伍很大，社会出身和政治思想情况可能比大专学校还要复杂。城市学校教职员可以采用机关整风的办法。农村学校教职员可以参加当地农村中的社会主义大辩论。思想政治问题，利用寒暑假集中起来解决。要做到整风和教学两不误。

据我所知，湖南一些县的小学教师，是在 1957 年寒假期间，也就是 1958

年 1 月或 2 月间，集中到县城里进行整风学习。这时不但章伯钧罗隆基早已划了右派，城市里那些机关单位的反右派斗争也都早已结束。可是这些乡村小学教师，一年到头忙忙碌碌教一点书，平日连报纸也少看，他们竟是如此闭塞，不知忌讳。套用金圣叹的名言，他们的这项右派帽子，可说是于无意得之，大奇！我的妻子当时在湖南湘阴县黄柏峡小学（现属汨罗县）教书，就是这样在 1958 年初的寒假里成了一名右派分子。我问过她，究竟是因为说了一些什么话才划为右派的，她只记得，她所在的那个学习小组里，开头一个人说了些什么，于是大家接着话头说下去，结果全组只有担任记录的一人没有被划为右派分子，因为他专门记录别人的发言，记录本上没有他的发

言。

当过小学教员的毛泽东是这样谈论这件事的。他在 1958 年 5 月中国共

产党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说：实际上去年 12 月以后还在小学

教员中搞出十几万右派，占全国 30 万右派的三分之一。他们还猖狂进攻，你说章罗划了右派，就不进攻了吗？他照样进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