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录四

一个重大事件的不同记载同一件事，可以有若干种不同的记述，对照来看，是一件颇有趣味的事情。

为纪念周恩来诞生 80 周年，夏衍写了一篇《巨星永放光芒》，其中有这样一段：“总理的平易近人、和蔼可亲，这是举党皆知，举世皆知的，可是，在路线问题上，原则问题上；他却是针锋相对、寸步不让的。有一个突出的例子：1946 年在南京，当国共谈判濒于破裂，全面内战即将爆发的关键时刻，一个民主党派的负责人背着中共代表团，背着民主党派中的左派，向马歇尔提出了一个极端不利于我党我军的所谓‘调处’方案。当周总理看了这个‘民主人士’交来的文件之后，平时总是春风满面的总理，在他浓眉下的那双锐眼发出了忿怒的光芒指着那个背信弃义的‘朋友’大声地说：‘过去人家说你是伪君子，今天我说你是真小人！’这时，总理不仅生气了，而且可以说是暴怒了。他说，你们爱怎么做，那是你们的自由，但是中国共产党是不会受骗的。可是，当这个人讷讷地承认了错误，和另一个年迈的民主党派负责人匆忙地赶到马歇尔总部去撤回这个‘方案’时，人们看到总理的眼眶里是带着激动的泪水的。”（《夏衍杂文随笔集》，三联书店 1980 年版，

第 716 页）。

夏衍是文学家，他这段文章的目的是通过这件事显示出周恩来的性格，这个总是和蔼可亲的人有时候也会暴怒的。应该说，要求写出人的性格来这目的是达到了的。原原本本叙述这件事的始末不是这篇文章的任务。如果用许多字去说明这事的原委，对于这篇文章来说，就离题远了。有历史癖的读者想要弄清楚这件事，可以去读另外的书。

童小鹏在《追思周总理在发展革命统一战线方面的丰功伟绩》一文中也说到了此事。他说：“当时民主党派中的一些人，以和平调解人自任，帮着蒋介石假戏真唱，明知‘和平已经死了’，还硬要把‘死马当活马医’。民盟中的右派梁漱溟、罗隆基等企图牺牲人民的利益，向国民党妥协退让，捞个一官半职，竟违反有重要主张和行动要事先共同商讨的协议，提出了一个有利于国民党而不利于人民的‘折衷方案’，送到孙科和马歇尔那里。思来同志看到这个‘方案’以后，极为愤怒，当面痛斥了他们：现在国民党已经全面向解放区进攻，他们要以武力消灭我们，你们还想在我们背后捅一刀子！国民党要把我们打倒在地，你们还想在我们身上踩一脚！但是，我们共产党是什么也不怕的，最后的胜利必然是我们的！你们这样做，倒要考虑你们自己的前途！经过一场斗争，梁漱溟等人不得不收回那个方案，从而粉碎了国民党拉拢民主党派中的右翼分子，为其政治骗局效劳，妄图孤立我党的阴谋。”（《怀念敬爱的周总理》，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7 年版，第 100～101 页）

两篇文章都写了周的“暴怒”、“极为愤怒”，这是相同的。童小鹏把这事的经过写得详细一点，但也有不如夏衍写得多些的地方，像“伪君子真小人” 这话，分量是很重的。

还有一点重要的不同。夏衍说了他们“背信弃义”，说了他们的“错误”，可是并没有说他们是存心“帮着蒋介石假戏真唱”，没有说他们是想到国民党那里“捞个一官半职”。这其实是不难明白的，如果真是向着国民党，即使发再大的脾气也不会回头的。正是因为至少在自我感觉上是更向着这一方面，看到发脾气才感觉事情办坏了吧。至于说捞个一官半职，如果真有此意，岂不也就捞到了吗？青年党民社党的一些人，不论声望才具都远不及梁、罗，不都去当上了部长吗？当年国民党确实出过交通部长或者经济部长任挑一个这样的价钱来拉过罗隆基的，罗并不必自己设法去捞。

夏衍的文章是写得更客观一些。对于童小鹏的这一篇也不必深责。他吃亏是写得早一年，那时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尚未举行，还没有清算“以阶级斗争为纲”，“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这些提法，还没有着手解决历史遗留问题，那时，对民主党派，对民主同盟，对梁漱溟、罗隆基，就还是这样一种提法。这个例子也告诉读者们：读书最好注意一下那书是何时写的，再想一想那时是怎样的政治气候，想一想那时作者只能怎样写和不能怎样写，这样想就比较能够准确把握书中的内容。

童小鹏文章提到了梁漱溟罗隆基二人。正好这两位当事人都留下了有关的记载，梁在《过去和谈中我负疚之一事》一文中说：“这天清早同人集会于交通银行之前，忽得一消息说，政府对共党决取断然处置；国大制宪行宪合并举行；十月初旬在沪频与民盟中共洽谈之某院长（孙科），已内定出任副总统。本来 21 日蒋飞台湾，25 日国军下安东，国人早有政府和谈是骗局之感。至此消息传来，大家心理更动摇了。

我处在这种环境中，亦随着众人失去定力（有时我更急躁）。大家都说今天这方案定稿后，即为最后定案，各人签名之后即行送出，接受不接受，随他们；我们不管了。我亦不曾有何异议。——大约即有异议，亦无人理睬。当下共清缮三份：一份给政府，一份给中共，一份给马特使。政府一份推定张君劢、左舜生、缪云台三位送去。中共一份则推莫德惠、李璜及我三人送去。我奉命而行，对于方案究竟是否妥当，送去的后果如何，似皆未考虑。

“我同莫、李二位到梅园晤周，以文件交他。声明这是最后之折衷方案，并由我分条加以讲解。第二条刚提说两句，周面色骤异，以手阻我，说：不用再往下讲了！我的心都碎了！怎么国民党压迫我们不算，你们第三方面亦一同压迫我们？今天和平破裂，即先对你们破裂。十年交情从此算完。今天你们就是我的敌人！态度愤激，泪落声嘶。我茫然不知所措，只有两眼望着他。他更诘问我：25 日晚约好，彼此有所决定，事先互相关照，今何失信？我顿忆前事，自觉理短，更无话可说。在我正不得主意之时，幸莫、李二位提醒，赶紧把文件从各方收回再说。我愁着全体同人签名之件，两三个人岂有权收回？又幸李先生表示青年党方面由他负责。我这才跑出把黄炎培、章伯钧、罗隆基三位均寻来梅园商量。大家齐声说：收回！收回！莫李黄罗四位急急奔向孙科公馆，居然取回了原件。马歇尔那一件，他还没有拆，亦取回。各件均请周过目，说明作废，周先生方才收泪息怒。我亦才如释重负，感谢李幼椿（璜）不已。这富于剧情之一幕，在梅园新村客厅内外都挤满了人，人人都看见了。”（梁漱溟《忆往谈旧录》，中国文史出版社 1991 年版，

第 239～240 页）夏衍和童小鹏那时想必就在梅园新村客厅内外挤满的人群之中，目睹了这一件事的吧。

梁漱溟在这里写的，都是他本人在场的情景。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所编《周恩来传》写到此事（第 657 页），就是引据梁的这段文字，在文献研究室看来，它说得实在，同事实无大出入吧。

梁还在他的其他著作中说过这事，谈到赴孙科处收回文件的情形。我们知道，去孙处办这事是莫德惠、李璜、黄炎培、罗隆基四人，梁没有去，他写，只能写事后听说的情况，还不如看看罗隆基的记述，是第一手材料。罗隆基的《从参加旧政协到参加南京和谈的一些回忆》一文十分详尽

地写下了此事的始末和背景，用了五千多字。下面只摘录其中讲述收回文件的段落：“主客寒喧几句以后，孙科就面带喜容，向我们夸赞提案的公正不偏，细密周到，并且说‘国民党方面刚才开会，已决定接受了，蒋主席亦在电话中同意了’。黄炎培代表马上用从容而严肃的口气说：‘好是很好，可惜我们做事不细心，还抄漏了一条呢。’孙科马上问：、“漏了什么样一条？很重要吗？’黄说：‘重要，要紧极了！’李璜忙插嘴说：‘有了那一条还更周到呢！’孙科又问：‘是什么样的一条？”黄就说：‘请你拿文件来，我可以告诉你遗漏了什么条文。’孙科就从衣袋中把文件拿出来交给黄炎培委员。黄接了过来，打开文件，用手指着，口中不断地说着‘喏、喏、喏⋯⋯，。黄正在‘喏’不出下文来的时候，孙科见他有为难的样子，就说：‘你记不清楚了，就另外抄一条送来好了！’我马上从黄手中抢过文件来说：‘我记得，你给我，我来说。’我把文件拿到手后，立即将文件插进西装袋里，并且说： ‘这种正式文件怎能补抄一条呢，还是赶快回家另外誊写一份正式的送来吧！’文件到了手，于是黄、李、莫三人齐声说：‘对，对，对，还是重抄一份的好！’孙科亦搞得莫名其妙了，只是一再问：‘要重抄吗？要重抄吗？’说时迟，那时快，我们四人已经一齐站起来向孙科告辞了。我们离开孙宅后，就直奔梅园，反原函送交周思来代表看了，安他的心。我立即离开梅园乘车跑到马歇尔寓所。这时马歇尔尚未回来。我从他的秘书那里取得了原封未开的文件，又回到了梅园送给周恩来代表看了。这个收回文件的事，总算是大功告成了。在梅园客厅里的人也大家都转闷为笑了。（《文史资料选辑》第二十辑第 270 页，第 273～274 页）周恩来发怒的一幕，罗不在场，他没有写；孙科寓所的一幕，梁不在场，他写不好。把梁罗二人的记述合起来看，就可清楚此事的全貌了。

童小鹏文章将梁罗并提。粱漱溟是这个方案的倡议者和主要执笔者，

祸是他闯下的。罗隆基不过是十一个签名者中之一人，不是倡议者，又不是执笔者，他的过失与责任，恐伯不能说比另外十人中的谁更多些。在挽回事态这方面说，马歇尔处的那一份，是他独自取回的，取回孙科处的那一份，他也出了些力。比较起来，夏衍更会写文章，他只是在材料的剪裁取舍方面显露其倾向性，而小心避免越过事实这条界线。

（原载《同舟共进》1994 年第 1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