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在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

邓小平《关于整风运动的报告》中说：“右派分子活动的主要场所是知

识分子成堆的地方，如高等学校、某些国家机关、新闻出版机关、文艺团体、政法界、科学技术界、医药界等。”（10 月 19 日《人民日报》）教育界、新闻出版界、文艺界反右派斗争的情况已经简单说过了，这里来说一说其他几个界别。

先说科技界。前面已经说过，5 月 13 日民盟中央决定成立四个临时工作组，其中一个组是研究“科学规划问题”的。这个组由曾昭抡、千家驹、华罗庚、童第周、钱伟长五位科学家负责。他们向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提出了一份书面意见。到了反右派斗争中，这事也被宣布为章罗同盟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阴谋活动。这一篇《对于有关我国科学体制问题的几点意见》受到了集中的批判。最早来批判的是郭沫若，他以中国科学院院长的身份，在全国人大一届四次会议作大会发言，题目就是《驳斥一个反社会主义的科学纲领》。人家不过是提了几点意见，一共才谈五个问题吧，而批判者称之为一个“科学纲领”，真是抬高它了。

这个《几点意见》提出的第一条意见，是关于“保护科学家”的问题。郭沫若批判说：“这个意见书中提出了所谓‘保护科学家’的口号。这显然是企图造成一种印象：我国科学家受到威胁，或者迫害，需要加以‘保护’。事实上有人说过这样的话：‘解放以来，中国知识分子遭了浩劫’。他们这样不顾事实危言耸听的目的，不外是想离间科学家同党和政府的关系，引诱他们走上错误的道路。”这样的批判很有分量。只是这意见书的原文中并没有“解放以来，中国知识分子遭了浩劫”这样的话，原来这是批判者从别处移来以坐实“危言耸听”这个断语的。而且，原文说“保护”，并不是指受到威胁或者迫害的意思。原文对“保护”所作的说明是：“我国目前科学家还很少，科学基础还相当薄弱，要开展科学研究，争取十二年内使我国最急需的科学部门接近世界先进水平，必须‘保护科学家’，就是采取具体措施保证科学家，特别是已有一定成就的科学家有充分条件从事科学工作，扭转目前科学家脱离科学的偏向，首先要协助他们妥善地解决时间，助手，设备，经费以及合理安排使用等问题，使他们真正能够坐下来，好好安心工作。” 可见这里所用的“保护”一词，只不过是一种特别强调的修辞手法，意思不过是格外强调保证科学家工作条件的意思。其实像保证工作时间，解决图书资料和工作设备，配备助手等等问题，都是周恩来在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中已经提出来了的。[1]周提出这些，是改善党同科学家的关系；民盟跟着提出这些，郭沫若就说是离间科学家同党的关系了。说相同的意见都不行，就更不要提不同的意见了。

《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171 页。

这意见书说，“科学研究工作应该有领导地进行，国务院成立了科学规划委员会，这对加强科学研究的领导有积极的作用。⋯⋯至于学术领导和科学研究的‘火车头’，我们认为应该在实际工作中逐渐形成，不要主观地先行规定谁是领导、谁是‘火车头’。”又说，“科学研究工作除少数必须集中外，应尽可能把研究工作去‘就人’，科学家在那里，研究工作就放在那里。”郭沫若批判说，这就是“反对有计划有重点地发展科学工作，反对对科学工作的统一领导，其结果就是要使我国不能充分利用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来发展科学事业，就是要使我国科学工作长期停留在落后的状态。”这前提和这结论之间有着怎样的逻辑关系，郭沫若没有说。

意见书说，“过去在升学、升级、选拔研究生、留学生时，有片面地强

调政治条件的偏向，我们认为今后应当业务与政治并重。人民内部在培养机会上应一视同仁，对于有培养前途的青年都应当平等地看待。”主张的只是业务与政治并重，而且一视同仁的仅限于人民内部，属于敌我矛盾性质的当然不包括在内，应该说是下笔时很有分寸感的。可在郭沫若看来还是不行，认为这是“企图以资产阶级虚伪的‘平等’观，在青年中进行挑拨和煽动，指望造成一部分青年对党和政府不满。”资产阶级虚伪的平等观当然不行，与之对立的，应该是无产阶级真实的不平等观才是好的了。郭沫若阐述了这种无产阶级观点，他说，“如果要‘一视同仁’，那倒真正是不平等了。先说工农学生吧。大家知道旧中国在反动统治之下，工农女子被剥夺了受教育，特别是受高等教育的权利。现在，反动统治已经推翻了，对于这个不合理的不平等的状况，难道我们不应该尽最大力量来加以改变吗？”关于社会科学的问题，意见书提出，首先要改变对待旧社会科学的态度。它说，某些学科解放后竟被废除，或不成为独立科学。过去研究社会学、政治学和法律学的人很多转业了。过去许多课程因为苏联没有就被取消了。意见书认为，对待旧社会科学应当是改造而不是取消。因此应当恢复的应即采取适当步骤予以恢复。对于这种意见，郭沫若批判说，“在我看来，今后为了发展社会科学，首要的任务就在于继续扩大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科学的队伍，提高马克思主义的水平，而不是什么发展资产阶级社会科学。那种‘恢复’资产阶级社会科学的主张，实际上是开倒车，反对用马克思主义来研究社会科学。如果按着这个主张去做，其结果是削弱马克思主义的思想领导，而使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重新泛滥。”这个意见书中还有这样一段：“在社会科学方面的另一偏向是往往把政策措施或政府法令当成客观规律，例如，有些财经上的重要政策问题，如果政府部门的负责人作过报告，学者们也就只能作些宣传解释工作。这样是不够妥当的。开国以来，在政法、财经等方面所采取的方针政策，基本上是正确的，但也不能说每一措施、每一阶段或每一环节都是毫无缺点的。我们认为应该鼓励社会科学研究工作者重视调查研究工作，根据实事求是的精神，对政府的政策法令提供意见。”对于这段话，郭沫若在这次大会发言中却没有加以批判。不是不想批判，而是一时还没有想好怎样立论。过了两个多月，他想好了，9 月 18 日他在中国科学院召开的座谈会上这样批判说：“他们在这里，一方面污蔑共产党和政府的政策措施等等都是盲目的，而不是依据客观规律的，另一方面又污蔑共产党和政府不准‘学者们’从事科学研究，只准他们作些政策方面的‘宣传解释工作’。事实是这样吗？暂且不说党和政府的政策法令是体现着客观规律的，也暂且不说许许多多的社会科学研究工作者，是把宣传解释党和政府的政策，作为自己光荣的职责的，现在我们只问问右派先生们：党和政府究竟在什么时候禁止过‘社会科学研究工作者’对客观经济规律进行研究呢？”（9 月 19 日《人民日报》）一个说是“偏向”，一个说是“光荣的职责”，同右派分子真不可能有共同的语言了。不但要批判意见书写了什么，还要批判它没有写什么。郭沫若在人代会的那篇发言说：“党和政府的方针是，科学研究工作要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意见书中对于这点一字不提。”据此就定性说，这“意见书是一个彻头彻尾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科学工作纲领”。没有提到什么就是反对什么！

郭沫若总结说：“这不是一个孤立的文件，而是章伯钧等右派分子企图夺取国家领导权，首先是文教工作的领导权的阴谋的一部分。”最后，他代表中国科学家们宣誓：要对右派分子进行坚决的斗争，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

和政府的周围。（7 月 6 日《人民日报》）意见书的五位作者中，曾昭抡和钱伟长二人被划了右派分子。另外三人联名在 6 上发表检讨《我们也被右派分子利用了一次》。承认自己政治警惕性不够，也为自已作了点解释，说是他们因事因病没有完全参加会议，特别是最后由不在五人小组之内的费孝通修改过的文件没有征求大家的意见就送走了。

华罗庚在听了郭沫若的批判发言之后，表示完全接受。他在这次人代会上的大会发言中说，“郭老这些意见是完全正确的。并且远远地比我们 6 月的初步检讨更为深刻。”（7 月 14 日《人民日报》）他还说，虽然他和童第周只参加了两次碰头会，并没有参加定稿，但是在见到该稿并且发现其中有一些原则性错误的时候，却未加否认，这是不能容忍的自由主义态度。他说，以自由主义态度来对待政治生活，是随时会上右派分子的当的。他表示愿以这个事件作为教训，加强马克思主义的学习，逐步建立共产主义的世界观，坚决与右派分子斗争到底。

7 中国科学院召集在北京的科学家一百多人开座谈会，批判民盟提出的这个文件。主持座谈会的郭沫若说，民盟中央“科学规划问题”临时研究组提出的《对于有关我国科学体制问题的几点意见》，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科学纲领。郭沫若问曾昭抡、钱伟长说，你们身为科学院学部委员，唯恐中国科学院工作不陷于无政府状态，是何居心？曾昭抡、钱伟长在会上交代了起草意见书的过程。曾昭抡说，他一再热心发起对于科学体制问题的讨论，主要是想让民盟抢先一步走，是与共产党分庭抗礼的思想在作怪。钱伟长说，他的错误主要是出于个人野心，他十几年来打算在中国办一所像美国加里福尼亚理工学院一样的理工大学，这所学校在各方面都起领导作用，这个学校以科学研究为主，教学为辅。在科学规划问题上，他是耍两面派，为了个人野心，他不同意把科学研究集中到科学院去，但他在科学规划委员会说了谎话，只说高等教育部不重视科学研究。

参加起草意见书的另外三个人也在这天的座谈会上发了言。千家驹质问曾昭抡搞科学体制问题是否有不可告人的动机。童第周又说了一下他参与此事的经过。华罗庚又一次表示了悔恨：我嗅觉十分不灵，犯了错误，对不起人民，要作为教训，今后下功夫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站稳立场，明辨是非。他并从他的亲身经历说明今天有了党的领导，科学家的工作条件，比解放前不知要提高了多少倍，而右派分子竟提出要“保护科学家”的口号，是一种血口喷人的诬蔑。在这天的会上，李达、王亚南、茅以升、杜国庠、何作霖等人也对民盟的这个意见书作了批判。（7 月 15 日《人民日报》）座谈会在 7 月 16 日、22 日、24 日这几天继续举行。几天里共有的人发言还有 90 人作了书面发言。发言的有赵九章、钱学森、杨石先、张光斗、黄子卿、张维、翦伯赞、冯德培、陈望道、侯德榜、傅鹰、陈建功、石志仁、郑奠、王葆仁、杜庆华、傅承义、严济慈、杨钟健、柳大纲、侯外庐、关肇直、范文澜、施履吉、范长江、尹达、郭永怀、吴有训、罗常培、刘东生、巫宝三、陆远九、林鸿荪、林榕等人。

作书面发言的有郑振铎、罗尔纲、陆学善等人。

千家驹在 22 日的会上作了《接受惨痛教训，深刻检查自己》的检讨。他承认在提出这个反社会主义的科学纲领上负有一定的政治责任。他说，这一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科学纲领，在政治上是章罗联盟向党进攻的第一炮；在思想上，这是资本主义思想体系和社会主义思想体系谁战胜谁的问题。他说，

我是研究社会科学的，而且一向研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竟至于政治麻痹到这样不可救药的程度，可以解释的唯一理由就是在我思想深处有和这个反动纲领相通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东西，可以和这个反动纲领起共鸣，还不只是“和平共处”而已。他说，反动纲领中的反动论点和我在今年 4 月底在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大会中的一次发言对照，可以看出它们是互相合拍的。第一，我在学部大会发言中主张培养年青一代的科学家要搞点“自由市场”，作为社会主义统一调配的补充。我主张对于研究工作干部的人事调配，应决定于指导研究的科学家，而不是决定于人事部门。我反对过去人事部门对科学研究工作者“统”的太死，主张开放科学研究工作者的“自由市场。”这不就是反动纲领中所谓培养干部一视同仁等论调的张本吗？搞点“自由市场”，这就是否定国家对科学研究工作有计划的调配人力的必要性，也就是反对集中的民主。

这种思想发展下去，就是无政府状态，也就是主张无领导的绝对的“自

由”。第二，我在学部大会发言中提出“有的人就只能以领导的发言或政府的政策措施当成客观的经济规律。找点材料来引证一下或宣扬一番，即算尽研究之能事。固然，政府制定政策方针是十分慎重的，基本上也是以客观情况做依据的。但亦不可能设想政府的经济政策或经济措施，在每一阶段每一环节都是完全符合客观事物发展规律，尽善尽美。”这一段话就是反动纲领中所提出关于社会科学的问题第三段话的根据，我在发言中还有一段说：“有人说，今天做经济工作只有三条路，一搬弄教条；二研究经济思想史或解放前的经济史料；三研究外国经济问题。”这里，虽反映有的人有这样一种看法，但这样看法显然不符合事实的。第三，反动纲领中错误严重的就是提出首先要改变对待资产阶级社会科学的态度和“恢复”资本主义社会科学一段话，这是典型的资本主义复辟思想赤裸裸的暴露。这一段话虽然是费孝通的得意之笔，“应当恢复”和“应当重视”两句是费孝通亲笔加入的，但在我的思想深处也是有共同的基础的。我在学部大会发言中曾经说：“对于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科学，不要采取一律否定，一棍子打死的办法。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科学，基本上属于资产阶级思想范畴，为资产阶级服务的，但是其中，也不无可取的地方，如能加以吸收，错误的加以批判，正确部分加以继承，即可发扬马列主义，丰富马列主义。

不幸过去几年，有些学科，只要苏联所没有的，我们就一律否定，认

为一无是处，如社会学、政治学、心理学、法律学等等全部加以否定，这种故步自封的办法，实在是十分幼稚可笑的。”这一段话虽然与费孝通的有辞句上程度上的不同，本质上却是一样的。这真是我自己资产阶级思想最突出的表现。社会科学是阶级性最强的科学，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学、政治学、法律学是完全为资产阶级服务，是巩固资产阶级专政的思想武器，我们要加以“恢复”，这不是为资产阶级复辟打掩护是什么？我虽然没有提出要“恢复”的话，但主张不要全部加以否定，这和费孝通的“恢复”论也不过五十步笑百步之差而已。第四，我把解放后旧知识分子的进步性估计过高，这一点虽然没有在反动纲领中反映出来，但我在科学院发言中却特别暴露了我这一错误观点。我说：“对于我国解放前学习资产阶级社会科学的旧知识分子，我们也是对他们的作用和进步估计不足的⋯⋯把旧知识分子看成永远是旧知识分子，这是十足的形而上学的观点，不是辩证法的看法。”现在看来，对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不是估计过低而是过高的问题。从这次对右派分子反

党、反人民的斗争中，暴露出来的右派分子绝大多数不是高级知识分子吗？以自己来说，我平时是以进步的知识分子自居的，但从这次作为民盟五人小组的一成员，竟不认识这样重大的反党反人民的科学纲领的反动性质，我是否还是一个进步的知识分子，也就大成问题了。这证明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是一种脱胎换骨的改造。千家驹说，这一事件给了我生平一次最深刻的阶级教育。我要以这件事件为教训，进一步改造自己的思想，学习马列主义，彻底抛弃资产阶级的世界观而树立无产阶级的世界观。（7 月 23 有些段落是以他的一篇发言为张本的。然则他同这一文件的关系不可谓不深了。可是他没有因此而被划为右派分子。这是又一个例证，证明有无右派的思想言行与是否被划为右派分子并无必然的联系。

在座谈会上作检讨的还有中国科学院副院长陶孟和，他说，我在《大公报》（6 月 16 日）上发表的谈话里，可以说全篇充满了不能容忍的错误；我说“阻碍高级知识分子发展的原因之一，是过去执行政策中的一些错误和偏向，如‘三反’‘五反’，思想改造等运动伤害了一些高级知识分子，院系调整、教学改革也伤害了一批人。”在这里我强调了我们国家重要政策执行中的错误和偏向，而不说它们的重要性和成绩。这是因为在我的心目中，只注意到旧社会科学工作者，以至连国家的五大运动、文教政策的优越性都忘掉了。我承认这是完全错误的。我说“特别是社会科学一门科学等于连根都拔掉了。”我没有考虑整个院校调整教学改革是有计划的，有步骤的，并且完全是正确的，而偏偏举出社会科学学科来说是连根拔掉，这是我偏爱社会科学。我说“文教政策没有照顾接受过去遗产，在原有的基础上发展，特别是社会科学更惨。”这是诬蔑党的文教政策。接受民族遗产、发扬我国民族文化的优秀传统，是党的文教政策的重要内容，这方面的成绩也是十分巨大的。”我说“过去对高级知识分子的做法是：否定过去一切，割断历史。如果把过去一班人弄掉，而能把接班人搞好也好。但是最大的错误是对留学生的政策。”我这里笼统地批判了留学生政策是错误的。我说否定过去一切，割断历史完会是违反事实。

党和政府对从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包括资产阶级的社会科学家在内，

对他们的安排和照顾是十分周到的。这些是我所身受的，但却诽谤国家的知识分子政策。对于 12 事实上，我们现在有许多门学科已经赶上世界先进科学水平了。我说“我们在科学上几乎缺五代”（按：陶孟和把大学四年毕业算为一代，从抗战算起共五代）。把解放以来八年间所培养的一大批一大批的青年都给抹煞了，这是荒谬的。我说“无知，实在害人不浅。”我用这种字眼嘲弄社会科学领导方面，乃是态度极端恶劣的表现。这说明了我自己还保存着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自高自大目空一切的卑劣作风。

陶孟和说，通观他在《大公报》上发表的全篇谈话，实际上起了为右派分子张目的作用。他还检讨了 6 月 8 日在中国科学院党组召开的座谈会上说的“知识分子遭受了一次浩劫”，他说，用“浩劫”两字形容旧社会学家是十分荒谬的说法。陶作检讨之后，严济慈、杨钟健都对他作了批判。杨钟键说，陶的检讨是不深刻的。陶发表的一些反动言论，实际上是给反动的科学纲领作了注脚。

民盟的意见书中有这样一句：“除少数例外，有领导科学研究能力的科学家，尽可能不担任行政工作，特别是六十岁以上的老科学家，急需传授后代。更应如此。”在这天的座谈会上，化学研究所研究员王葆仁把这一项原

则性的建议具体到人。他批判说，科学院的院长、副院长除了张劲夫副院长以外，都是六十岁以上的人。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要六十岁以上的院长、副院长下台，让六十岁以下的曾昭抡、钱伟长上台。张副院长不满六十岁也还是要下台，因为曾昭抡还有另一条所谓“外行不能领导内行”。（7 月 23 日《人民日报》）中华全国自然科学专门学会联合会（简称科联）全国委员会从 7

月 17 日开始，连续开了四天扩大会议。批判民盟提出的这个意见书是会议的重要内容。发言的有钱三强、吴有训、秉志；任鸿隽、陶述曾、方石珊、李宗恩、张维、涂长望、程孝刚、黄子卿、陈一得、赵祖康等人。据报纸报道说，曾昭抡、钱伟长向到会科学家作了交代，“他们在交代中表示愿意向人民低头认罪，并将向组织彻底交代他们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行。但是他们对自己的罪行只重复了报纸上已经揭露过的一些内容。科学家们对曾、钱今天的交代表示愤慨，严正地要求他们作彻底交代，不要自绝于人民。”国务院副总理聂荣臻在会议开幕时讲了话。他说，在发展科学事业中，走社会主义的道路，就是一定要有党对科学工作的领导，而走资本主义道路则反对党对科学工作的领导，认为党不能领导科学工作。前一条道路就是我们现在正在走着的道路，我国大多数科学家也是赞成走这条道路的。几年来我国在科学事业中取得成绩正证明了这条道路的正确。今后我们还要继续走这条道路。主张走后一条道路的可以民盟反社会主义的科学纲领作代表。聂荣臻说，右派分子的反动纲领是以对有关科学体制问题提供意见的方式提出来。其实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对这点郭沫若院长早就揭穿了。可是有的右派分子被揭露后，在他们作检讨时，仿佛人民批判他们，仅仅是因为他们对工作不该提出这种或那种意见，这种说法是必须予以驳斥的。任何善意的意见和批评一向都是为我们所欢迎的。右派分子的言论之所以必须反对，决不是由于他们提供了意见，而是因为右派分子的这些言论包含了对社会主义的深厚的敌意，是因为他们企图反对社会主义，反对共产党领导，篡夺国家领导权。

（7 月 18 日《新华社新闻稿》）对于这个受到猛烈批判的“科学纲领” 过了二十多年之后才有了一个新的说法，1980 判‘章罗同盟’时，曾经把民盟中央的《对于我国科学体制问题的几点意见》和《我们对于高等学校领导制度的建议》，说成是‘章罗同盟’的反动纲领，事实上，这两份意见书不是章、罗二人提出的，而是民盟中央分别由曾昭抡和黄药眠负责的两个小组起草的。在这次复查中，我们和有关部门及民盟中央都认为，这两份意见书的基本内容是可取的，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不是‘章罗同盟’的纲领。”在反右派斗争中，对一些自然科学家，是有意识地保护过关了，比起另外一些界别来，划出的右派分子要少些。例如，据报纸报道，在 7 月 23 日北京

科学界的座谈会上“许多科学家对华罗庚 22 日的检讨提出了一些批评”。（7

月 25 日《人民日报》）批评的内容没有报道，显然含有保护的意思。9 月 8 日，中共中央更发出了《关于自然科学方面反右派斗争的指示》，《指示》说，在科学界高级知识分子中间必须认真开展反右斗争，决不能有温情主义，但要区别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不同情况，区别对待。特别是对于那些有重大成就的自然科学家和技术工作人员，除个别情节严重非划不可者外，应一律采取坚决保护过关的方针。在反右派斗争中，对挂帅点火的，进行深入地揭露批判；对有较高科学成就的，不可轻易划为右派，必须划的，也应“斗而不狠”；对有的人，“谈而不斗”。对于老右派，主要应该拿过社会主义这一关的政治标准来衡量；而不可简单地拿他们在民主革命阶段是否右派来衡

量；对在日内瓦会议后争取回国的欧美留学生，一般要“不划不斗”。

社会科学界可没有这样幸运了。在批判民盟关于科学体制问题意见书的时候，着重提出了一个资产阶级社会学复辟的问题。中国人民大学计划统计系教授吴景超在 1957 年 1 月号《新建设》杂志上发表《社会学在新中国还有地位吗？》一文，其中说：“在解放以前，中国许多大学中都设立了社会学系。1952 年院系调整之后，这些社会学系都一概取消了。过去搞社会学的人，大部分都改业了。”“整个地说来，资产阶级的社会学，其立场、观点与方法，基本上是错误的。但是在百家争鸣的时代，我认为在我国的哲学系中，还有设立社会学一门课程的必要。在这一门课程中，可以利用历史唯物论的原理，对于资产阶级社会学进行系统的批判，同时也尽量吸收其中的一些合理部分，来丰富历史唯物论。”“旧社会学还有其他一些部分，如人口理论及统计，社会调查（都市社会学与乡村社会学都可以并入社会调查之内），婚姻，家庭，妇女，儿童等问题，社会病态学中的犯罪学部分，都可酌量并入其他学院有关各系之内。开设这些课程，当然不能采用旧的课本，讲授时也不能采取旧的立场观点与方法。但是以历史唯物论的知识为基础，来研究这些问题，对于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建设，也还是有用的。”4 社召开的关于社会学的座谈会上，吴景超更提出设立社会学系或社会学专业的主张。反右派斗争中他写的一份书面交代中说，“在百家争鸣的口号提出之后，恢复旧社会学的思想，逐渐发展起来。我是第一个人提出社会学在中国是否还有地位这一问题的。”6 孝通、吴景超、陈达、李景汉等人开了社会学工作筹备委员会，推陈达为主任，提出要团结和联系原来社会学界同人成立社会学会。所有这些，就被指摘为图谋复辟资产阶级社会学的阴谋活动。“在反右派斗争中，这是社会科学界批判的一大目标。

郭沫若在中国科学院召开的座谈会上批判说：“中国共产党和一切马克思主义者对于现代资产阶级的反动的哲学和反动的‘社会科学’，包括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法律学、历史学等等，不论过去和现在，都只能采取原则否定的态度。但是资产阶级右派居然公开要求我们改变这种态度，并且用一切卑鄙的手段，来辱骂、污蔑和丑化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企图打倒马克思列宁主义这面战斗的旗帜，以便为资产阶级‘社会科学’的复辟，为资产阶级反动统治的复辟，铺平道路。在这个问题上，我们难道能够作丝毫的让步吗？”对于费孝通的一些具体论点，郭沫若批判说：“关于资产阶级右派所谓‘恢复’旧社会学的问题，我想请大家看一看费孝通 2 月 20 日发表在《文汇报》上的一篇题为《关于社会学，说几句话》的文章。在这篇文章里，费孝通表示，‘社会学’这块牌子是否恢复，他并不重视，他所真正关心的是要在实际上用资产阶级社会学来进行‘社会调查’，来‘研究’‘有关人民民主专政的一系列问题’，例如：‘党和非党的共事合作关系’，‘阶级消灭后的人和人的政治关系’，‘人民代表大会制的运用’，‘民主党派的相互监督’，‘知识分子的思想变化’，‘人才的使用和安排’与‘人事管理制度’等等问题。费孝通的这些文章充分表明了主张‘恢复’社会学的真正用意，这种主张和章罗联盟的整个政治阴谋完全合拍。正如大家所知道的，费孝通所提出的这些问题正是资产阶级右派这个时期中反共反社会主义的主要题目。右派所以注意‘党和非党的关系’，‘人和人的政治关系’，就是要煽动党外人士起来反对共产党。右派所以注意‘人民代表大会制的运用’，就是要用资产阶级的国家制度，来代替我们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例如采用‘两

院制’之类。

右派所以注意‘民主党派的相互监督’，就是为了用民主党派来和共产党分庭抗礼，以至使民主党派成为反对共产党对国家的领导的工具。右派所以注意知识分子问题，就是为了反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把知识分子引上反共反社会主义的道路。右派之所以要讨论什么‘人才的使用和安排’，‘人事管理制度’等问题，意思那就更明显了。他们不是大喊大叫我们没有充分‘发挥’右派知识分子的‘力量’吗？他们不是集中火力来攻击我们的人事制度，造成口实，好让资产阶级右派知识分子出来染指国家工作的决策吗？”

（9 月 19 日《人民日报》）在这次座谈会上作批判发言的还有夏康农、侯外庐、齐燕铭、孙定国、陈翰笙、孙冶方、邓初民、金岳霖、黄子通、吴半农、王学文等人。关锋发言批判吴景超的《社会学在新中国还有地位吗？》一文，说这篇文章写得文不对题和不合逻辑，这是吴景超故意这样做的，例如他提出院系调整时取消若干大学的社会学系的问题，但他不从正面来反对，却拐了一个弯，说是在旧社会学中，有人口理论及统计、社会调查等八个课程可以分别在大学里的各系开课。接着吴景超说，旧社会学中的这八个项目，要以“历史唯物论的知识为基础”来进行研究。试问：像人口理论和统计、社会调查这样的问题，既然用历史唯物论的知识来研究，那么这又和“旧社会学”有什么关系呢？如果这些问题，要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上进行研究，那就根本不发生什么没有地位的问题。吴景超在这里不是故意混淆视听，欺骗读者吗？（《新华半月刊》）1957 年第 20 号，第 85 页）关锋过去并不是一个怎样知名的人物。

反右派斗争给了他脱颖而出的机会，到了 1966 年 5 月 28 日成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组，他是成员之一，成了文化大革命前期能够呼风唤雨的人。

经济学界反右派斗争的一件大事，就是批判陈振汉等人的意见书。陈振汉是北京大学经济系教授，民盟北京大学支部副主任委员。1957 年 5、6 月间，他和北大经济系的徐毓丹、罗志如两位教授（都是民盟成员）、邮电部副部长谷春帆（民革）、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巫宝三（民进）以及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干部学校副校长宁嘉风（九三）六人，集会两次，座谈经济学的现状及今后发展方向问题，座谈的结果，写成《我们对于当前经济科学工作的一些意见》一文。此文已写出第二次稿，因为反右派斗争起来，没有最后定稿即中止了。作为一种供批判用的反面材料，在《经济研究》1957 年第 5 期上将这篇文章的第一次稿（原稿）、第一次稿（修正稿）和第二次稿同时刊出。在这里，人们可以看到这样一些话：“一个国家应当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经典作家不可能留下来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具体方案。因为关于社会主义建设我们不能从马列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中找到现成的和四海皆准的规律。”“从全国解放以来的八年中间，我们国家在国民经济的恢复，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工作基本上是在摸索着前进的。”“我们的各项具体工作，无可讳言，多半是从摸索着前进的，我们的财经政策和设施，不少是盲目地搬用苏联成例，即是碰碰试试，主观主义，盲目行事，并未遵循什么客观经济规律，也不知道有什么规律可资遵循。

由此，我们的工作并非没有错误，甚至是严重的错误，也并非不出偏

差，往往是幅度很大的偏差。也因为如此，虽然总的说起来，我们这些年来经济建设突飞猛进，获得了灿烂的成就，虽然错了就改，偏了就纠，而因此造成的损失却是影响不小。”“我们目前的经济科学还是停滞在相当幼稚的阶

段，除了教条地搬运苏联教科书的一些东西以外，就是一些现行制度的描述。因而也还不能起指导实践的作用。”“如何对待经典著作问题：现在的风气是经典著作上的一字一句都是金科玉律，只能引证训诂，逐字逐句转述背诵，甚至连手民排校的错误或翻译上的错误、诘屈聱牙的译文也神而敬之的能完全摒除。诸如此类的界限的存在我们认为这样是不利于发挥党外经济科学工作者的积极性的。我们认为党内经济科学工作者，不论是在业务部门，在高等学校和在科学研究机构的，应该加强和党外同行的联系，增进对于他们的认识和了解，欢迎他们参加适合参加的工作，和他们分享自己所能享受的工作便利。”意见书还提出了对待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态度问题：“马克思列宁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大特色，便是批判地吸收和利用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研究成果。马克思的《资本论》和列宁的《帝国主义论》是这方面的最好的典范。马克思和列宁以后，随着帝国主义形势的发展，资产阶级经济学也有了很大发展，其中是否还有某些地方反映了（那怕是歪曲地反映了）现代资本主义的实际情况，可供我们批判吸收和利用呢？资产阶级经济学所用的一些方法，是否也可以用来替社会主义经济学或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服务呢？”“泥古不化本身是违反马克思主义的。适用于一定历史时期的理论解释或理论总结，不一定适用于另一段历史时期。例如货币的购买力（价值）是否必须以黄金的价值来解释，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人阶级的实际工资是否不断下降，产业预备军的百分比是否必然扩大，这些问题都可以根据现实情况重新研究，这些问题是客观存在的，过去大家回避它，不谈它，实际并未解决，我们觉得只有在马克思主义和党在科学方面的领导下好好展开研究与争辩才能解决这些问题。”有意思的是，这篇意见书是在 6 月 19 日毛泽东公布《关于正确处理人内部矛盾的问题》的修改本之后写出第二次稿的。所以它的结尾处写了这样几行：“我们有毛主席的六条标准，紧紧掌握这六条标准就可以解决问题而不会陷入修正主义的泥淖里。我们坚决反对修正主义，我们肯定社会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必然性和必要性，但是我们同时也主张：对于现实经济问题要作现实的探讨，不能固步自封。是敝屣就要摒弃。”尽管表明了拥护六条标准、肯定社会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态度，还是过不了关。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 9 月 3 日到 5 日连续开会批判陈振汉和他们的意见书。会上有二十多人发了言。中国人民银行总行金融研究所杨培新批判说： “陈振汉说马列主义没有一套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方案’是毫无事实根据的。《共产党宣言》、《哥达纲领批判》等著作以及中国共产党关于对工业、农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政策都说明马列主义经济学在这方面是有一套完整的理论的。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实现工业国有化、农业集体化，有计划地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文化，逐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准备条件向共产主义过渡，这就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恩格斯在 1877 年在《反杜林论》中提出的理论，已预见到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80 年来，这个规律已为实践所证明。陈振汉把马克思主义嘲笑为‘和尚念经’，这只能证明陈振汉的反动立场。马克思主义指导了九亿人口的国家完成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这些国家的经济建设的速度远远超过资本主义国家，马克思主义的这个伟大胜利，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是生气勃勃的行动的指南。”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王亚南批判说，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以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为指导的，是在工人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革命斗争实践中生长起来的，是为苏联、中国和其他人民民主国家的经济建设的经验所

丰富和发展起来的，说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教条，只是一种无耻的污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严中平揭发说，陈振汉在十多年前就主张：在中国

的外国资本和外国工厂增加的结果并不阻碍而且帮助民族资本的积累，说是因为外国资本输入或外国人在中国办工厂的结果，与民族资本一样，是增加本国人民的生产能力，也就是增加他们的所得。严中平认为这是陈振汉由来已久的买办资产阶级的反动观点。

北京大学教授樊弘揭露陈振汉以主张“竞争平衡论”来宣扬资本主义的优越性，说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通过竞争可以使生产中偏差得到平衡，而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经济建设却会产生严重的偏差，并且因为社会主义必然产生官僚主义，所以这种偏差不可能消除。

这篇报道还说：“在会上发言的人对陈振汉的两次交代表示不满，指出他的态度是极不老实的，没有接触问题的实质。”（《新华半月刊》1957 年第20 号，第 82 页）郭沫若在中国科学院 9 月 18 日的座谈会上也批判了陈振汉。他说：“陈振汉秉承章罗联盟的意旨，首先对中国共产领导的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工作大肆攻击，说我们国家的经济建设工作，其中包括计划工作、财政工作、金融工作等等，都是‘盲目的’，根本没有遵循什么客观经济规律，以致偏差颇大，错误很多，损失不小。其所以如此，据陈振汉说，一方面是因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政治经济学已经成为‘过了时’的‘敝屣’，不能指导当前的国家经济工作，另一方面是因为，我们的国家经济部门的负责人员不懂得经济学常识，是一些教条主义者、官僚主义者和宗派主义者。这个局面岂不是糟糕透顶吗？那末怎么办才好呢？陈振汉代表资产阶级右派回答：这好办得很！他的办法的第一条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既然早已过时，‘是敝屣就应摒弃’，干脆把它扔掉，改用资产阶级的经济学，特别是现代垄断资本的辩护人凯恩斯的经济学说，把它作为国家经济工作的指导思想就好了。办法的第二条是：现在的国家经济工作的指导人员，既然不能担负领导的重任，那末干脆请他们下台，让这批资产阶级右派的‘经济学家’ 或者喜欢这批‘经济学家’的人上台就好了。经济工作方面应该如此这般，经济科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方面，也应该如此这般。陈振汉的‘意见书’数易其稿，洋洋数千言，其主要内容，事实上就是这样。”（9 月 19 日《人民日报》）经济学界的大批判还有一项重要的内容，就是人口问题。费孝通、吴景超、陈达、李景汉这几个右派分子都是就人口问题发过议论的，吴景超在《新建设》3 月号上发表了《中国人口问题新论》，认为过多的人口不利于提高劳动生产率，不利于社会主义建设。农业科学院的研究员陆钦范写了一本《人口问题抛砖集》的小册子，自己花了三百数十元印了一万份送给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报纸说他用危言耸听的笔法强调了人口问题的极端严重性。陆钦范说：“假如我是蒋介石或杜勒斯，我就希望大陆上每一个十五岁到五十岁的妇女以每年生一个孩子的速度进行生育。这样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比匈牙利事件规模更大的骚乱，就会在我国发生了。虽然这种假设的极端情况，仅是寓言性质的，我希望文艺工作者，在此百花齐放之春，可以取材于此，写一些产妇群众们如何不满，砸医院，砸牛奶场，砸工会要求福利等，这是第一阶段，接着是父母们为了要求送孩子入学，砸学校，城市青年们要求就业，砸工厂，农村青年们为了扩大不了耕地面积，纷纷离开合作社，以至牲口们为养犊育驹，要求饲料地等等。”农业科学院在两个多月的时间里开了三十多次小大会议斗争他，说他是一个以人口问题为幌子、企图在我

国挑起匈牙利事件的右派分子。可是他固执己见。据报道说：“反右派斗争开始后，当群众驳斥他的反共反社会主义谬论时，他就出大字报，一一反抗，诡辩，谁批判他，他就找谁争吵，态度十分横蛮，妄想把批评者压下去。后来他看到形势不对，就大喊‘要退出整风’，扬言今后不参加会议，不看大字报，不订《人民日报》，并且闭门不出，企图逃避斗争；⋯⋯群众到他办公室去找他参加辩论会，他竟敢叫群众‘滚出去！’并想把群众推出门去，还用棉花塞住两耳不听别人劝告，耍无赖态度。”这篇报道还揭发了陆钦范其他一些言论，例如“污蔑共产党‘已成为一个权利集团’，恶毒地说共产党是‘世袭”‘比起土地私有制来更是真正的封建’；诅咒党‘终究会被时代的车轮所抛弃’。”等等。不过，据这篇报道说，陆钦范最后还是承认了错误。

（9 月 8 日《人民日报》）可是，在人口问题上的代表人物并不是吴景超、陆钦范这些右派分子，而是马寅初。他向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提交的书面发言，就是一篇洋洋一万六七干字的学术论文《新人口论》。其论点与吴景超等人的并无原则的不同，只是更系统，更有科学性。要批判右派分子在人口问题上的主张，就不能不批判马寅初。可是他的学术地位，过去他对蒋介石不买账的名声，特别是现在在政治上的合作态度，以北大校长的身份为学校党委制辩护，都是不能划为右派分子的。于是只是在批判在人口问题上发表过意见的右派分子的时候，不点出姓名地附带批判一下。10 月 4 日的《人民日报》发表专文《不许右派利用人口问题进行政治阴谋》。点了费孝通、吴景超、陈达、李景汉、陆钦范等右派分子的名，说他们是利用人口问题、节育问题来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说费孝通、吴景超等人是“用算账的办法，来证明社会主义是搞不成的”。文章接着说：“算账的还有一位经济学家，他算的面更宽。他不仅从资金积累的状况，扩大积累的要求，并且从扩大外汇和工业原料的来源，以及推进科学的研究等等方面，算了一大堆的账。结论是：因为人口过多，资金积累太少，不敷分配，所以不能搞很多的大型工业，而只能多搞中小型工业。然后他抬出列宁的一句话来画龙点睛地点清了他这些话的意义。他说，列宁说过，‘没有大工业，就没有社会主义’。这就是说，中国因为人口太多，所以搞不成社会主义。”“右派要走资本主义道路，这些很明显。现在问题在于，究竟怎样走法？这点，章罗联盟的人不敢公开说出来。可是前述那一位经济学家的文章，倒无意中透露了一点消息。他说：要解决中国资金少，人口多的矛盾，不亦难矣哉。他指出了两条道路。他说： ‘我们不屑向美国借款，我们亦不能用帝国主义剥削殖民地的方法来榨取资金；亦不能仿效日本，以甲午赔款作为工业化的本线。我们只得自力更生、依靠自身的积累。’这确实是两条截然相反的道路，这点完全没有问题。不过他接着就说道：‘但自身的积累与消费的比例，是百分之七十九与百分之二十一之比，可否把消费减少一些呢？一看我国的实际情况，这是带有危险性的’。我们看，既然是这样，那就只能走前一条路了。”这篇批判文章认为，这样提出人口问题，就是“把中国出卖给美帝国主义”的“理论根据”。

批判文章中所引“那一位经济学家”的意见，都是摘引自马寅初的《新人口论》一文。还有马寅初的文章中并没有写出而让批判者看出来的。例如文章批判陆钦范，说他“很注意挑拨农民，挑拨工农关系”的时候，捎带一笔，说“这点，从吴景超和前述那位经济学家的文章都可以看出来。”这“挑拨工农关系”可是一顶颇有分量的政治帽子。马寅初虽没有划为右派，也可算受了一次严重警告的处分了。

史学界也是反右派斗争的重要战场。毛泽东在《打退资产阶级右派的进攻》这篇讲话中说，“大学里，一个中文系，一个历史系，唯心论最多。” [2]

《毛泽东选集》第 5 卷，第 444 页。

南开大学历史系教授雷海宗 4 月 14 日在天津教授座谈“百家争鸣”的会上说：“对马克思和恩格斯树立的新的社会科学的看法，大家在理论上是一致的，承认马列主义应该发展，可是实际上是停止了发展，还停留在恩格斯死时 1895 年的地方。1895 年以后，列宁斯大林在个别问题上有新的提法，但他们主要谈当前革命问题。从了解整理几千年来人类历史经验，建立新的社会科学来说，基本上停留在 1895 年。教条主义者就是这样。马克思恩格斯生平也是经常修改他们的学说，他们注意到当时每个社会科学部门的发展情况，掌握科学研究的材料和成果。可是以后人们就认为他们已解决了一切问题，社会科学不能再发展了。事实上并不如此。1895 年以后社会科学上新材料很多，对旧材料有很多新的认识。我们今天的任务，就是要把 1895 年到今天六十二年的课补上。这不是那一个人个人的问题，而是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问题，工作艰巨得很。⋯⋯另外历史问题，如希腊史，六十二年来发现了好多材料。1890 年在埃及发现的雅典宪法，可以说明好多问题。这本书恩格斯末看到，他如果看到，他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在有些问题的提法上就会不同。社会科学是需要不断发展的；在理论上大家都这样说，在实践上却认为社会科学是停留在 1895 年的了。⋯⋯我们要体会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问题的方法，而不是光揣摩他们的结论。马克思恩格斯是掌握六十二年前的材料做出的结论，如果他们掌握了今天的材料，就会另作结论。如果拿六十二年前马恩研究希腊史时的结论来解决中国古代史问题，这当然解决不了问题，而只会把问题搞得越来越糊涂。”（4 月 22 日《人民日报》）翦伯赞的《右派在历史学方面的反社会主义活动》一文批判了史学界的几个右派分子，第一个就是雷海宗：“雷海宗用一本所谓《雅典宪法》作武器，向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科学进攻。他发表了荒谬绝伦的马克思主义停滞论、过时论和不合国情论等等陈腔滥调。他诬蔑地把社会主义国家的科学说成一钱不值，而在另一方面则把他心爱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所谓‘社会科学’ 捧上了天。他说：‘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社会科学太薄弱、太贫乏。’‘苏联历史科学水平之低是惊人的，苏联学者的著作，在资本主义学术界看来连评论的资格也够不上，可以说不是科学作品。’甚至说：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写历史的书很少，仅有几本也是赶任务的书’。而在资本主义国家则‘可以清楚地指出它有那些学派，那些代表性的著作。’又说：‘最近六十年来，世界（资本主义世界）的社会科学仍在不断的有新的发展，不断地增加新的材料，对旧材料不断地有新的认识新的解释。但这些对我们社会主义阵营的社会科学界来说是等于不存在的。我们今天仍满足于六十年到一百年前马克思和思格斯在当时的认识条件和资料条件下对问题所说的个别的语句’。他对于马克思主义真是极尽诬蔑之能事。雷海宗的谬论，主要的是说马克思主义过了时，实际上过了时的，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资产阶级的所谓科学方法。

慢说资产阶级已经临于没落的时代，就是在这个阶级的青年时代，资产阶级的所谓科学方法，也是像马克思所说的，‘好像是一匹笨重的驮马，面临本质与现象，结果与原因，就一筹莫展了’。而雷海宗却说这匹‘笨重的驮马’到了垂死的时候反而出现了一日千里的奇迹，岂不是神话。”翦伯

赞不但批判了雷海宗的马克思主义停滞论，还批判了他对现实的一些看法： “对于党的领导雷海宗也放射了毒箭。他诬蔑‘中国知识分子一言不发的本领在全世界的历史上可以考第一名’。他说解放后知识分子‘一般地是一言不发的，或者只能希望他们发的一套假言’，大家请注意雷海宗在解放以后所说的都是‘假言’没有一句‘真话’，大家都知道历史学最基本的要求就是真实性，一个言不由衷的专说假话的人，怎么能给学生以正确的历史知识。我们希望他把心里的真话说出来。雷海宗在文章中还谈到不要党‘发号施令’，并威胁地说，不然，知识分子就要说假话，或者‘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地消极怠工了。”翦伯赞的这篇文章，还批判了荣孟源和向达。说荣孟源“主张复古主义，企图用主要是封建主义的历史学来代替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证据就是他《建议编撰辛亥革命以来的历史资料》一文中“没有一个字提到马克思主义，而是以一种隐晦的笔调反对马克思主义。”关于向达，翦伯赞批判说，“向达在很多会议上的发言中对科学院的党的领导大肆攻击。他说科学院的领导是外行领导内行。一些行政领导的党员干部都是外行， ‘根本不懂业务’。他说科学院的党的领导‘有如张宗昌带兵’，把共产党比作北洋军阀。他所谓外行就是共产党。向达说：‘现在史学界之所以奄奄一息是和范文澜的宗派主义分不开的。’又说：‘这几年史学界的人意气消沉。’他闭着眼睛问：‘历史界解放后这样不行，党里负责的人要不要负责。’请问向达，你从那里看出现在的史学界是‘奄奄一息’，‘意气消沉’？又从那里看出是和范文澜的宗派主义分不开？”（10 月 4 日《人民日报》）文物界也反右派，郭沫若在 9 月 16 日文物界反右派的会上发言，批判了文物界的右派分子叶恭绰、宋云彬以及湖南的陈裕新。郭沫若反驳这些右派分子说：革命的破坏是在所难免的。经历一次像土地改革这样伟大的革命运动，古书文物那能没有一点损失！中国地方大，文物多，保护起来，很有困难。而且是否一切古物都碰不得，也值得研究。譬如城墙，在中国几乎到处都有，往往一个小市镇也有城寨。

除了必须保存、可以保存者外，我看有很多城墙是可以不必保存的。凡是古物一律都动不得的思想，是一种封建的拜物狂，偶像崇拜的思想。宋云彬把龙泉拆塔事件夸大起来，好像天下文物都被共产党破坏了，这样看问题是不合逻辑的。（9 月 30 日《人民日报》）法学界。

复旦大学法律系教授杨兆龙在 5 月 9 日《新闻日报》发表长文《我国重要法典何以迟迟还不颁布？》，共分三节。第一节“立法和社会主义的关系”，其中说：“社会主义法治是社会主义民主的构成部分，同时也是它的体现；社会主义民主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指导原则，同时也是它的内容。无产阶级的专政，虽然对于阶级敌人不必讲民主，但在人民内部却必须实现真正的民主；至于法治，那就是对于阶级敌人，也是不应该有例外的。”第二节“苏联及欧洲人民民主国家立法的经验”，称赞了保加利亚的刑法典，“在某些方面，比苏联的更合理，表现了更高的立法水平。例如，关于刑事被告无罪推定的原则，该法典第八条规定：‘刑事被告，未经证明有罪前，被认为无罪。他有诉讼防卫权’。这无疑地为社会主义的立法树立一个民主法治的先例，不能说不是一大贡献。”还称赞了捷克斯洛伐克的刑法典，说“它可以说是到现在为止社会主义国家最完美的一部刑法典。它第一个废除刑法上的类推解释的制度，第一个对刑法的原则及犯罪的构成要件与处罚作比较细密精确的规定。”第三节“对我国立法应有的基本认识”，首先谈到 1949 年“废除

国民党的六法全书及一切反动法律”这事，作者认为，“就当时国内的形势来讲，国民党统治集团还未完全屈服，他们还想标榜旧‘法统’以和人民政府对抗。为了端正大家的视听起见，采取这个原则，也是可以理解的。”“我们过去八年的立法成就及欧洲人民民主国家在 1952 年左右所达到的一般水平相比，还差得很多。”这篇文章说：”“我们过去在立法方面的努力实在跟不上实际的要求。例如，平常与人民的基本权利的保障及一般社会关系的调整最有密切关系的刑法典，刑事诉讼法典，民法典，民事诉讼法典等至今还没有颁布。什么是合法的，什么是违法的，什么不是犯罪，什么是犯罪，以及应如何处罚等等，在好多场合，一般人固然无从知道，就是侦查，检察，审判人员也没有一明确的标准足资遵循。这就使得我国法律制度的建设，在整个社会主义建设中，变成了最薄弱的一环。上述这些法律的不及时颁布使大家不能于事前在这方面得到应有的教育。因此就发生一些无根据的控告和不应有的错捕、错押、错判的情况。无论在刑事或民事方面都难免使坏人感到无所顾忌，好人感到缺乏保障，因而引起不必要的矛盾。在过去的七、八年中既没有及时地颁布过一部完整的法典，又没有设法弥补这个漏洞（如由主管部门颁布一些有系统的条例规程等），使许多事情长期没有法规可以遵循，因而造成某些混乱现象，这不能不说是一种严重的事态。这种情况，如果继续存在下去，很可能成为制造不安与矛盾的一个重要因素。”杨兆龙的这篇文章还对立法工作进展慢的原因提出了他的一些看法。例如他说，他在一位高级干部处听到过，主张立法，尤其主张及早系统地立法，就是“旧法” 或“六法”观点，甚至于就是立场有问题。杨认为这种论调是幼稚可笑的。又例如他说有人误认立法必须一劳永逸，而不知它是应该随时配合国家的需要，随时加以修改的，要想订立一种一劳永逸的法律是不可能的。又例如他说，有人认为如果制定一套完密的法律，难免限制政府机关的应付事情的灵活性，杨兆龙指出，政府机关那种无明确的法律限制的办事的“灵活性”有时颇足以破坏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治，因而影响人民对政府的信仰。

杨兆龙的这些论点在反右派斗争中都遭到了的批判。周恩来在一届人大四次会议作的政府工作报告，就为“无法可循”这一点作了辩解，一方面提出这几年里制订了多少法律和实际上起了法律作用的决定和指示，一方面也说明在过渡时期政治经济情况变化很快，在各方面都制订带有根本性的、长期适用的法律是有困难的。

中国政治法律学会理事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吴德峰在中国科学院召开的座谈会上发言，也就这一点作了批判。他说，“建国以来，我们国家先后颁布了数千件的法规，这些法规，曾经有效地指导和保障了我国各项工作的胜利开展。而右派分子硬不承认这个事实，叫嚣什么‘无法可依’、‘有法难依’，那又是什么原因呢？原来我们的法律是保护人民、镇压反革命分子的；而那些自命为‘黄文正’‘谭青天’所要的却是压迫人民、保护反革命的法律，自然，这就难怪他们说什么‘无法可依’、‘有法难依’了。我们应该正告右派分子，你们要求的那种法律，在人民的国家里，是永远不会有的。”这里说的“黄文正”和“谭青天”，是对积极为平反冤狱奔走呼号的右派分子黄绍竑、谭惕吾的调侃的称呼。

对于杨兆龙称赞的“无罪推定论”，吴德峰把它当作一种右派言论加以批判。

他说：“值得严重注意的是，有些右派分子窃据了专政机关的工作岗

位，他们不仅到处散播什么‘无罪推定论’、‘审判有利于被告论’以及繁琐的‘证据论’等荒谬的有害的观点，而且还公然以这些论点作为审理案件的‘理论’根据，利用职权，以各种借口为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各种刑事犯罪分子开脱罪责，轻纵罪犯（这种事例在不少地区均已发现）。这种情况不仅说明法学界反右派斗争的严重性，而且还说明这种斗争的更直接、现实的重要意义。”（10 月 4 日《人民日报》）由吴德峰出面来批判右派分子的这些法学观点是很有意思的事情。早几年他担任武汉市市长的时候，发生了一件诬陷武汉市第二医院工作人员纪凯夫的事件，当办案人员向他汇报发现不少反证的时候，这一位担任过红二方面军保卫局长、中共中央晋察冀局敌工部长的人，根据自己多年从事锄奸保卫工作的经验提出：反证越多就是证据越多。他就是因为这件诬陷案中的责任被撤销了武汉市市长的职务。比起《老残游记》里所写的刚弼办案来，不知谁的水平更高一点。都决不会轻纵罪犯，二人却是相同的。像“无罪推定”这样的右派论点，当然就必须批判了。

在首都法学界，到 9 月中旬，共开了 41 次批判右派分子的会议，批判了北京政法学院院长、中国政治法律学会副会长、民盟中央常务委员钱端升，最高人民法院顾问俞钟骆，国务院参事、《政法研究》副总编辑杨玉清，北京市司法局副局长楼邦彦，国际法研究所所长王铁崖，国务院参事、前法制委员会委员吴传颐，国际关系研究所研究员陈体强，国务院参事谭惕吾等人。

《人民日报》还发表社论《在政法战线上还有严重的斗争》，批判政法界右派分子的论点，例如，社论说：“右派分子为了抗拒我们党对政法工作的领导，还提出了所谓‘司法独立’、‘审判独立’等口号，企图把司法系统同人民民主专政对立起来。

他们说，如果不让司法独立就是违反宪法。其实，我们现行的司法审判等制度是完全符合宪法的；倒是右派分子要在我国搬用西方资产阶级国家的所谓‘三权分立’的做法，这才是真正的违反宪法。右派分子自认为只有他们懂得法律，他们自称‘专家’，并且公然说，‘现在谁够条件就由谁来干’。事实证明，他们除了死守住反人民的旧法观点以外，对于人民的法律根本无知。”（10 月 9 日《人民日报》）这样，“司法独立”，“审判独立”也是必须反对的右派分子的主张了。

三十八年过去，弹指一挥间。时间到了 1996 年，八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修改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五条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人民检察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检察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第十二条规定：“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因此全国人大关于修改《刑事诉讼法》的决定第三十四点说：“向人民法院提起讼诉前，原‘被告人’的称谓修改为 ‘犯罪嫌疑人’。”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还注意保障了被告人的权利。当年《人民日报》社论的作者是不是预料到了“人民的法律”会有这些变化的呢？当年法学界被批判的一些右派言论，错就错在出现的时间：超前了几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