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余韵

对几十万右派分子作出了处理，他们在劳动教养场所、在农村、或是留在原单位，从事体力劳动。争取脱胎换骨，重新做人。其中名气大的，也都已经在公众面前扫脸出丑。作为一个历史事件来说，反右派斗争是结束了。历史又要揭开新的一页，写上新的事件了。可是这事又还没有完，它像一个摆不开的幽灵，不时在历史的新页上投下自己的阴影。

毛泽东的《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一文主要是讲反右派的。其中还说到：“十年至十五年以后的任务，则是进一步发展生产力，进一步扩大工人阶级知识分子的队伍，准备着逐步地由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必要条件，准备以八个至十个五年计划在经济上赶上并超过美国。”[1]向共产主义过渡，赶上并超过美国的口号，都提出具体的时限来了。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 462～463 页。

实际上是为反右派斗争作总结的中共八届三中全会，批评了 1956 年的“反冒进”，提出了“多快好省”，提出要恢复“促进委员会”，基本通过了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这就揭开了大跃进的序幕。

叙述大跃进的过程和情况，不是本书的任务。这里只说一下反右派斗争与大跃进的关系。1958 年 9 月 5 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说：“几亿劳动群众，工人农民，他们现在感觉得心里通畅，搞大跃进。这就是整风反右的结果。”周恩来在全国人大二届一次会议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说，“在政治战线思想战线没有取得革命性的胜利以前，也不可能发生一九五八年式的大跃进。”（1959 年 4 月 18 日）前面一章已经引用过，毛泽东在《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中说反右派斗争“是一个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所以周恩来的这句话，直截了当地说就是“在反右派斗争胜利以前，不可能发生一九五八年式的大跃进。”事实也确实同毛泽东周恩来说的一样：大跃进是反右派斗争的直接结果。能看出点问题，敢提点批评意见的人，这时多已被划为右派分子，被剥夺了发言权。那些没有被划为右派分子的知识分子和干部，眼看到不久前别人是怎样成为右派，落得怎样的境地，当然不敢再多说一句话。土法炼钢，打麻雀，高产卫星田，吃饭不要钱，对于这些层出不穷的新事物，没有谁敢说一个不字。大跃进就这样没有遇到一点抵抗，开展起来了。

右派分子被排除在正常社会生活之外。他们在旁边看着大跃进，看法还是有的。

有一种材料说，“章伯钧、罗隆基、龙云等，发表了许多尖锐的、讽刺

性的意见，即许多‘右派反动言论’。章伯钧说，1958 年搞错了，炼钢失败了，食堂办不起来了，大办水利是瞎来。罗隆基说，物资供应紧张是社会制度造成的。私营工商业改造有毛病。现在人民怨愤已达极点。共产党说唯物，实际上最唯心。龙云说，解放后只是整人，人心丧尽，内政还不如台湾。全国干部数量，比蒋介石时代成百倍增加。陈铭枢说，供求相差惊人，几年之内也难恢复正常供应。要是过去发生这种情况，早就该‘下诏引咎’了。他们实行的不是列宁主义，而是斯大林主义。于学忠说，共产党的政策忽冷忽热，‘大跃进’的成绩全是假话。天安门的工程，像秦始皇修万里长城。”[2]这样一些议论，已经起不到什么作用了。这时能够引起重视的批评意见，只能是来自共产党内，特别是党内高层，像彭德怀、张闻天了。

李锐《庐山会议实录》（增订本），第 45 页。

1959 年 7 月 23 日，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批评彭德怀，说他们重复了 1956 年下半年、1957 年上半年犯错误同志的道路，自己把自己抛到右派边缘，只差 30 公里了。

26 大有猖狂进攻之势。不过，他说，“这种情况远没有达到一九五七年党内外右派猖狂进攻那种程度”。庐山会议通过的《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的决议也作了这种区别，说“但是这种矛盾现在还是人民内部的矛盾，不是如同一九五七年资产阶级反动右派猖狂进攻那样的敌我矛盾。”1959“关于全国四十五万右派分子分期分批摘帽子的问题，据江西省委杨尚奎同志说，是一个重要的政策问题。他说，已经向你说过了，你答应回北京统一考虑此问题。我认为，积以时日，至少可以争取百分之七十的右派分子改变过来。例如说，在今后七年中（或更多时间），每年争取转变和摘掉帽子百分之十左右，是有可能的。请你提向常委和书记处讨论一次，由中央发一个指示，在国庆十周年时机，根据确有改变的情况，给第一批改造好了的右派分子，摘掉四万五千人左右的帽子，即百分之十，对于教育右派分子，一般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民主党派成员，将大有作用，他们会感到确有前途。对于目前反右倾、鼓干劲也甚有利。摘去帽子后，旧病复发，再次、三次⋯⋯右倾，也不要紧。给他再带上右派帽子就是了。”根据毛泽东的这个提议，中共中央于 9 月 17 日下发了《关于摘掉确实悔改的右派分

子的帽子的指示》，11 月 2 日又下发了《关于摘掉右派帽子的人员的工作分

配和生活待遇的规定》。12 月 5 日，报纸公布了中共国家机关和民主党派中

央机关摘掉一批确已改造好的右派分子帽子的消息，共 142 人，其中有费孝通、潘光旦、沈志远、徐铸成、浦熙修等等。各地也都这样摘掉一些右派分子的帽子。

那时正是反对彭德怀的庐山会议刚开过不多久，正是阶级斗争更进一步加紧之时。这时摘掉一批右派分子的帽子，以及同时特赦一批在押犯人，都不是政治空气趋向缓和的表现，而是为了国庆十周年做的应景文章。和本书作者同在一处劳动教养的几百名右派分子，也有几十个被宣布为确已改造好了，摘掉了帽子。按说，摘帽之后，即不再存在当初送劳动教养的前提，该可获释回家了吧？可是不成。他们只不过是把称号由劳教人员改变为新工人，从宣布摘帽子之日起即换到新办起来的新工人食堂吃饭，每月工资也比劳教人员的多了几块钱了。

时间进入了 1962 年初，已经渐渐从大跃进造成的困难中走了出来，可

以冷静地总结一下这几年的经验教训了。年初中共中央在北京开了扩大的工

作会议（七千人大会），毛泽东在会上表示了自我批评的意思，他说：“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3]

在这前后一段不很长的时间里，政治空气显得比较宽松，对于 1957 年的一些提法不再坚持了。例如关于知识分子，周思来在全国人大二届三次会议上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又说中国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是“属于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1962 年 4 月 27 日），而不再说是“同无产阶级较量的主要力量”了。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822 页。

1962 年 3 月 2 日，周恩来对广州召开的全国科学工作、戏剧创作两会议代表的讲话中，对于当年批判右派分子的一些论点重新作了说明。例如关于共产党的领导，周恩来说：“我们说党领导一切，是说党要管大政方针、政策、计划，是说党对各部门都可以领导，不是说一切事情都要党去管，至于具体业务，党不要干涉。党领导不是党员个人领导。党是一个集体，是有组织的。党的领导是组织领导，不是个人领导。党员个人怎么能领导？一个单位的个别党员，怎么能说他就是党的领导？党章没有规定党员有这样的权利，实际上也不可能有这样的本事。例如一个学校，党的领导是指学校党委的领导，有些事情学校党委也不能解决，要请示上级党委决定。至于支部，如系支部、剧团支部、车问支部，只是起保证的监督作用，不是指挥，下命令还是要行政首长才行。行政上的事由行政决定，书记也无必要去干涉。”[4] 如果当初就是这种提法，1957 年黄绍竑、谭惕吾辈也就可以少提许多意见了。

《周恩来选集》下卷，第 365～366 页。

又如外行领导内行的问题，周思来说，“外行领导内行要有个范围，以前我们讲过外行能领导内行，这是讲的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的领导。党委书记、委员有些不懂专业，但可以超脱专业，看到全局，通过党委集体研究作出贯彻党的方针政策的决定或贯彻上级指示的决议。我们说外行能够领导内行，不是要外行去干涉业务，对业务确实不借嘛。外行变成内行，要经过学习，就是学会了，也要尊重专家，尊重群众意见。”[5]提出了“不是要外行去干涉业务”，如果当初就是这样解释的，整风鸣放当中人们也就不必去提那许多意见了。

《周恩来选集》下卷，第 365～366 页。

这时，陈毅也在广州，他也在全国科学工作会议和戏剧创作座谈会上讲了话，戏剧性地向与会人员行了“脱帽礼”。他说：“工人、农民、知识分子，是我们国家劳动人民中间的三个组成部分，他们是主人翁。不能够经过十二年的改造、考验，还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项帽子戴在所有知识分子的头上，因为那样做不符合实际情况。”陈毅批评说，“过去没有从团结他们、体谅他们出发，有很多事情做得太粗暴、太生硬。”[6]不知道陈毅说的太粗暴太生硬的事情是不是包括反右派斗争。

不过在他说这话之前，也没有什么比这更粗暴更生硬的事情了。 [6]转引自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第 998 页。

只是这宽松的政治空气持续的时间并不长。到这年 9 月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又提出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了。作为这次中央全会的准备，先在北戴河开了一个月的中央工作会议。薄一波回忆说， “1962 年 8 月 9 日，当有人在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中心小组会上提出‘摘

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帽子是否合适’时，毛主席便说：‘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有些阳魂过来了，但是阴魂未散，有的连阳魂也没有过来。’这表明毛主席对摘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帽子的做法是不同意的。

…… 陈毅同志 9 月 11 日谈到他在广州着重批评了知识分子问题上的‘左’的倾向时，小平同志明确表示‘陈总讲的是对的’。而毛主席却表示了不同看法，他说：人家请你讲话总是有目的的，总要沾点光，没有利益他不干。我对总司令讲过，你到处讲话要注意。”[7]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第 1006～1007 页。也是在 1962 年，中共中央统战部提出了给右派分子进行甄别的问题。

李维汉回忆说，“1962 年，我们在《关于在右派分子工作中几个问题的报告》中进一步提出：如果领导上认为需要和右派本人或家属申请甄别的，可以甄别。对于确实划错的，予以平反；对于可划可不划而划了的，可以从宽摘掉他们的右派帽子。由于‘左’的影响，这一案当时未能解决，以后又经过十年‘文化大革命’，一拖就是十六年。”[8]

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下），第 839 页。

李维汉说的这件事，薄一波的回忆录讲得更详细。他说：“统战部曾几次提出对划成右派的本人及其家属要求甄别的，应该进行甄别。他们 1962

年 7 月 26 日给中央的报告，再次提出这个意见，可是 8 月 17 日《中央关于右派分子工作的几个问题的复示》，虽然同意‘对于其中个别确实完全搞错了即确实不曾有过右派言论、行动的，才作为个别人的问题，实事求是地予以改正’，但是明确表示‘对右派分子不应当一般地提出甄别平反问题’，认为统战部报告所说如果右派分子本人和其家属要求甄别的（包括已摘掉右派帽子的人员）应该进行甄别的意见‘是不妥当的’、‘这样做起来，实际会搞成一种对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普遍的甄别，或者对很多右派分子进行甄别。这是没有必要的，也是对党和人民不利的。’当国家机关党委确定以冯雪峰等人为右派甄别试点对象，进行甄别试点工作时，毛主席 9 月 29 日在反映这

一情况的中央宣传部《宣教动态》增刊第 63 期上做了如下严厉的批示‘刘、周、邓三同志阅。请邓查一下此事是谁布置的？是组织部，中直党委，还是国家机关党委自己？此事出在中央机关内部，右派分子本人不要求甄别，而上级硬要试点，以便取得经验，加以推广。事件出在六、七月。其性质可谓猖狂之至。阅后付还。查后告我。’这样，对右派分子的甄别工作就不可能再进行下去了。”[9]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第 1007～1008 页。

这件说起甄别又忽然中止的事，黄秋耘的回忆录中也举了一例。他说： “顺便提一下，在三年国民经济暂时因难时期的后期，大概是 1962 年年初，中共中央曾经非正式地提出复查甄别右派案件。北京中直机关打算以冯雪峰、曾彦修、武经天等人作为试点。中国作家协会打算以杨觉一案作为试点，进行复议。杨觉一案确实是一桩根本不能成立的假案。杨觉是《文艺学习》的一个编辑，请假到他的爱人潘漪的娘家河北省雄县去探亲。潘漪所在的生产队是一个富队，他们认为跟邻近的穷队合并成一个生产队，吃大锅饭，未免吃亏太大。要求分开来独立核算，按照当时的农业政策规定，这也是可以允许的，至少是可以考虑的。那个生产队的干部写了一份请求‘分队’的报告，一式两份，托杨觉替他们送交中共河北省委农村工作部和人民日报社读者来信部。不管这个请求本身的是非曲直如何，都与杨觉本人并无关系。他

唯一的行动就是代人家送出了两份既非出自他的手笔又与他并无直接利害关系的报告。可是当时作协的领导小组为了多凑几个右派（其实早己超过指标），就以‘反对农业集体化’为名，把他划为‘右派分子’，行政处分是降了五级，调到河北省张家口地区怀安县广播站工作。第一次甄别复议时大多数人（包括原来《文艺学习》的主要领导人韦君宜和我）都主张给杨觉平反改正。只有经办这一案件的同志投了反对票，理由是杨觉很难说完全没有错误，他介人了一桩跟他毫无关系的事，可能是由于偏袒他的爱人所在富队。隔了几天举行第二次复议时，会议一开始，作协党总支副书记王翔云就宣读了一个中共中央文件，声称所有右派案件今后一律不准再甄别复议，还是维持原来的决定，即使处分过重，至多早点给当事人摘帽子就算了，党籍不准恢复。这一件假案直到 1979 年才获得改正。”[10]

黄秋耘《风雨年华》，第 183～184 页。

甄别的话虽然不能再说了，可是给确已改造好的右派分子摘掉帽子的工作还是一年一度进行。薄一波提供的数字是：“1959、1960 年两批摘掉约九点九万人的‘右派分子’帽子的基础上，从 1961 年起，又分批摘掉了一

部分‘右派分子’的帽子。到了 1964 年，已先后五批共摘掉约三十多万人

（其中主要是知识分子）的‘右派分子’帽子。”[11]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第 1001 页。

中共八届十中全会把阶级斗争强调到前所未有的高度。通向文化大革命的道路打开了。

1966《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这个文件中不止一次出现了“右派分子”一词，例如关于干部问题，就说在干部中有“少量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说是“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要充分揭露。要斗倒、斗垮、斗臭，肃清他们的影响。同时给以出路，让他们重新做人。”又如，这文件说，“不许用任何借口，去挑动群众斗群众，挑动学生斗学生，即使是真正的右派分子，也要放到运动的后期酌情处理。”这些地方说的，似乎不大像是 1957 年划出的五十五万右派分子。那年所划出来右派分子，少有留在干部队伍里的了，时间已经过去九年，更不会有留在学生队伍里的了。那么，这里所说的似乎是这次运动中新划出来的一批右派分子了。总之，没有说明白。

这个文件中有这样一段：“有些学校、有些单位、有些工作组的负责人，对给他们贴大字报的群众，组织反击，甚至提出所谓反对本单位或工作组领导人就是反对党中央，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就是反革命等类口号。他们这样做必然要打击到一些真正革命的积极分子。这是方向的错误，路线的错误，决不允许这样做。”这个意思，1966 年 8 月 23 日《人民日报》社论《工农兵要坚决支持革命学生》说得更加明白：“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顽固派，荒谬地把自己本单位的领导，同党中央，同整个党等同起来。⋯⋯如有革命学生批评他们，起来造他们的反，就被说成是什么‘反党中央’，说成是什么‘反革命’。

“任何一个地区，任何一个单位的党组织，都必须无条件地走群众路线，接受群众的监督和批评，决不允许以任何借口拒绝和压制群众的批评，更绝对不允许把批评自己的群众打成‘反党’，‘反党中央’的‘反革命分子’。党中央就是党中央。任何一个地区，一个单位的党组织，如果违背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违背了毛泽东思想，为什么批评不得？为

什么反不得？为什么人家一批评，就叫做‘反党’，‘反党中央’，‘反革命’？”这就正好同 1957 年的说法相反了。1957 年的说法，党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而是由一个一个具体的基层组织组成的，因此，凡是“蓄谋推翻某一部门或者某一基层单位的共产党的领导”的，就应划为右派分子了。这差别是因为 1957 年是全党一致地要在右派猖狂进攻面前保卫党的领导；而

1966 年却是要从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手中夺权，就唯恐天下不乱了。

同样的言行，在 1957 年要划右派，在 1966 年却被看成是革命。右派分子也不必悲叹自己生不逢辰，不该“超前”了几年。因为文化大革命初期颇为风光的造反派，到 1982 年整党中，其中不少人都属于受到清查和处理的“三种人”了。

“文化大革命”是一场夺权斗争，主要的冲击目标是所谓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即现在还掌握权力的人。可是早已失去权力和从来没有掌握过权力的右派分子也未能幸免。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右派分子自在必扫之列。1967 年 1 月 13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一个《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简称《公安六条》。其中宣布右派分子同地主分子、富农分子、反革命分子、坏分子以及叛徒、特务、走资派等等二十一种人是加强专政的对象。

右派分子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了怎样的冲击，下面节录一点章乃

器写的回忆文字：“1966 年 8 月 24 日的灾祸。这是我有生以来所遇到的最

大的灾祸，是对我一次最严峻的锻炼和考验。从 24 日到 31 日，整整八个昼夜，我在绝食中受到了百般的拷打、凌辱和威胁。后来看到北京六中‘劳改所’的材料，那里面所用的酷刑，十分之八九都已在我的身上预演过了。”“我已经体验到，正面用毛主席的话去对抗他们，是会招到邪恶分子的反感的；而在无统一组织、无统一纪律的情况下，邪恶分子是可致个别人死命的。于是，我就用婉委规劝方式，这样，既可争取善良分子的同情，也使邪恶分子无所借口。如我问‘毛主席会不会打人、骂人？解放军八项注意中的第五项是什么？打人、骂人、罚跪是什么时代风俗习惯？毛主席的优待俘虏政策是为俘虏治伤、治病，现在怎么可以不为我的爱人治病，不为我治伤？’这一系列问题的提出，是起到应有功效的。”“我这时候除了遍体鳞伤之外，右目的拳伤特重。看出去有个红色的外围带锯齿形的椭圆圈，经常在眼前闪现，可能是瘀血所致。内伤也相当重，右胸、背、股、尾闾和膝部均经常疼痛。”“8 月 25 日以后七天的遭受，是每天总有几批人来拷打、凌辱我。门是开着的，又没有人管，拷打和凌辱的自由是很充分的。值得记述的，是有人用钢丝包橡皮的鞭子打我，所得的伤肿特别不容易消退。还有人划了火柴烧我的手，更有人用汽枪射击我的头面。此外，如用冷水挠头，如用水壶灌鼻孔，如硬要我吃肮脏的食物，等等，就算是轻微的了。可怕的是居然有人主张用辣椒水灌我的鼻腔。大概是因为我家里找不到辣椒，所以没有实现。但到最后我们要迁出之前，竟有人在用油彩涂抹我的面部之后，用氨水灌我鼻孔，我真不知道这坏人是怎样教育出来的。”“在遇难前，我因为看到《续孽海花》对于魏伯阳的《参同契》评价甚高，特取几年前所作摘记重加研究。结合中医阴阳五行的学说，我看懂了那中间的许多隐语遁辞，理解了它的理论体系。我正在另写一篇破除迷信、揭发真理的有关气功的文章，而灾祸已突然袭来，我所收集的资料、写下的笔记和未完的文稿统统散失了。”“柳老（亚子）写的一个立轴，已装帧收藏，8 月 24 日事变中被毁了。”[12]

章乃器《七十自述》，见《文史资料选辑》第 82 辑。

章乃器是这样含垢忍辱，熬过了十年文化大革命。也有熬不过来的，像傅雷，1957 可他回到上海之后不过几个月就划成了右派分子，屈辱地过了几年。到了文化大革命开始，他受不了那种凌辱，就夫妻双双自杀了。

还有田保生。凌其翰在他的回忆录中说：“田保生是我在国民党外交部同事多年的老友。他青年时代肄业于清华大学，为钱端升教授的高足，后来应第一届高等文官外交官的考试，录取后分配在国民党外交部欧美司。当时在国民党政府驻联合国办事处工作。

他为人质朴诚实，素为我所器重。⋯⋯新中国诞生了，当时钱端升教授去美国，暗中劝田回国，他毅然辞去了驻联合国办事处的职务，奔归新中国。

先在华北革命大学政治研究院第二期学习了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知识，继就分配在中国人民外交学会担任国际法的编译工作，埋首苦干，举凡奥本海国际法巨著，希金斯和哥伦伯斯合著的海上国际法等英文原著译成中文，都有他的一份辛劳。不幸 1957 年他被错划为右派，十年浩劫初期，

又遭受严重的冲击。1966 年 8 月 28 日，他因不堪‘造反派’的百般凌辱，

与夫人双双含冤而死。1979 年 8 月 28 日才获昭雪。”[13]

凌其翰《我的外交官生涯》，中国文史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202～ 203
页。

劝他回国的钱端升教授也划了右派，前面已经说过了。记述这事的凌其翰本人，在担任国民党政府驻法大使馆公使的时候，于 1949 年 10 月带领使馆和驻巴黎总领事馆的九名馆员，发表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宣言，轰动一时。1957 年也被划成了右派。

有自杀的，还有被杀的。一些 1957 年划出的右派分子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处决了。

当然加上了一些新罪名，例如恶毒攻击文化大革命，恶毒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之类。

亡友刘凤翔和我同时被划为右派分子，同在一处劳动教养。1970 年 4

月 4 日以反革命集团案处死。同案还有几个同时被处死的，是其他一些机关划出的右派分子，我不认识，现在也记不起他们的姓名了。1985 年我收到湖南日报社务委员会寄来的一份文件，照抄如下：湖南日报编委会文件湘社发（1985）028 号关于刘凤翔同志被错划右派的改正决定刘风翔同志原为湖南农民报编委。1949 年 10 月参加工作，1952 年 11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57 年被划为右派，受到开除党籍、开除公职、送劳动教养的处分。根据中央[1978]55 号文件精神进行复查，刘风翔同志原被划为右派属于错划，应予

改正。经研究决定，恢复其党籍，恢复一切政治名誉。鉴于刘风翔同志 1970

年 4 月被判处死刑，1984 年 11 月，经省高级人民法院复查，决定“撤销原判，宣告刘凤翔无罪”，其善后问题按职工死亡对待。

刘凤翔同志在农民报工作期间，兢兢业业为党报工作，为办好《湖南农民报》作了一定的贡献。他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事业，为人忠诚耿直，是一位好干部，过去强加于他的一切不实之词，应予彻底否定。

湖南日报社务委员会（印）1985 没有遗骨安葬仪式。正如分不清他遭遇的究竟是个人的灾祸还是民族的灾祸一样，在一丛死刑犯的白骨中也无法鉴别那些是他的遗骨了。一切都混成一团了。他已经化解、溶合在历史之中。

这是明正典刑的，至少在形式上经过了一些法律程序。还有完全无法无天的。

亡友蒋养毅，在湖南省航运局子弟学校担任语文教师的时候被划为右派分子，和我同在一处劳动教养。1962 年解除劳动教养以后凑巧住处邻近，同局长沙市城东区文艺路派出所管辖，编在同一个右派分子学习小组，每星期和节假日集中“学习”一次。文化大革命开始之后，他被遣送回原籍道县。不久，道县发生了“贫下中农最高法庭”处死全县阶级敌人的事件，所有地主分子、富农分子、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分子等等阶级敌人，包括他们家里的老人和婴儿，悉数处死，靡有孑遗。

后来我听说，蒋养毅是被用扁担打死的，那就比枪决更加惨苦了。

我今天用我的笔记下这一页历史，而他们却早已经用他们的血记下这一页历史了。

愿他们的灵魂得到安息。

1976 于 1957 年反右派斗争一案，李维汉回忆说：“1978 年 4 月，中央统战部协同公安部、中组部等有关部门召开了烟台会议，产生了中央五十五号文件，决定全部摘掉右派分子的帽子。我看到文件后感到不解决问题，因此写信给胡耀邦同志，主张对错划为右派分子的人要复查平反，并提到 1962

年中央统战部当时的意见。中央采纳了我建议。当年 9 月 17 日，中央又批发了《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决定的实施方案》，指出：对过去错划的人，要做好改正工作，恢复政治名誉，恢复原来的工资待遇。

现在全国被划为右派分子五十五万余人中，己改正的五十四万余人。

（其中有些是从宽处理的），维持原案不予改正的只有五千人，而且还在陆续甄别。”[14]

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下），第 839～840 页。

这里，李维汉有一点小小的误记。1978 年 4 月的文件，是第十一号文件，即中央统战部、公安部关于摘掉全部右派分子帽子的请示报告和中共中央的批复。他说的 9 月 17 日中共中央批发的《贯彻中央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决定的实施方案》才是第五十五号文件。

第十一号文件提出：从 1959 年到 1964 年，先后已有五批摘掉了右派帽子。右派分子中的上层分子，绝大多数都已摘掉右派帽子，尚未摘帽子的，主要是原中下层干部、中小学教员和一部分大学生。他们多数都在农村、街道或劳教场所劳动，有的被管制，有的原来工作的取消了工作和工资，生活发生困难。自从 1975 年特赦释放全部在押战犯和宽大释放国民党县、团以上人员以来，特别是粉碎“四人帮”以后，各项政策逐步得到落实，右派分子和他们的家属迫切要求摘掉右派分子帽子。

我们认为，全部摘掉右派分子的帽子的条件已经成熟。

这个文件规定：被遣送到农村的右派分子，摘掉其右派帽子后，一般不再返回城市，但工作有需要的或确属年老病残，在农村无依靠，而在城市有亲属赡养的，可准其返回城镇落户。

文件还规定：遵照中央 1962 年的规定，对于右派分子一般不搞甄别平反，只是对于其中个别确实完全搞错了的，才作为个别人的问题，实事求是地予以改正。

这样一个文件，李维汉看了，当然会感到不解决问题。五十五号文件有了很大的进步。它提出了受理要求改正的申诉，凡不应划右派而被错划了

的，应实事求是地予以改正。贯彻执行这个文件的结果，用薄一波提供的数字，是百分之九十九的右派分子都得到了改正。

在二十七名最知名的右派分子中，改正了二十二人：章乃器（故）、陈铭枢（故）、黄绍竑（故）、龙云（故）、曾昭抡（故）、吴景超（故）、浦熙修（故）、刘王立明（故）、沈志远（故）、彭一湖（故）、毕鸣岐（故）、黄琪翔（故）、张云川（故）、谢雪红（故）、王造时（故）、费孝通、钱伟长、黄药眠、陶大镛、徐铸成、马哲民（故）、潘大逵。不予改正的五人：章伯钧（故）、罗隆基（故）、彭文应（故）、储安平（故）、陈仁炳。

在复查的过程中，民盟中央的一些负责人曾提出对章伯钧、罗隆基二人也应予改正。这个意见未被采纳。

改正右派分子的过程中，意见也是有分歧的。这里以公安部的情况为例：“新华社北京 1 月 12 日电公安部坚决贯彻执行中央关于对错划右派分子进行改正的指示，实事求事，解放思想，这项工作做得又快又好。经过复查，原划的六十三名右派分子都属于错划，在去年年底前已经全部进行改正。

“错划右派的改正工作刚开始时，有些同志顾虑这样做会否定反右派斗争的成绩；有的办案同志怕将来被扣上‘右倾’、‘一风吹’的帽子。

经过反复学习中央有关文件，大家认识到，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应当坚持实事求是这一党的根本原则。不能认为对错划的右派进行改正就是否定反右斗争的成绩。专门负责这项工作的复查小组还提出，要设身处地为被错划的同志着想。二十一年来，这些同志背着沉重的思想包袱，时刻盼望着党对他们落实政策。早一天解决他们的问题，就可以早一天调动他们及其亲属的社会主义积极性，进一步发展安定团结的大好形势。

“在对被错划为右派的同志进行改正的工作中，公安部坚持在弄清事实的基础上，以中央关于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为准绳，依靠各单位群众讨论，分清大是大非。凡错划的就坚决改正，不附加任何条件，不纠缠具体问题。对属于给本部门的领导和工作提意见，改正结论就写上‘没有右派言论’；对说过一些错话，但不是从根本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结论就写为‘不是右派言论’，而不再纠缠具体问题，不搞烦琐哲学；对确有类似右派言论而当时很快作了深刻检查的，结论就写为‘有错误，但不应定为右派分子’。对于一些全部闻名的、难度较大的案件，由部领导同志主持召开有各局负责同志参加的典型案例讨论会，引导大家不要仅仅凭当事人几句尖锐的话下定论，而要分析他通篇言论的基本思想，严格按照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办事。有一个干部对在肃反中自己被审查有意见，1957 年整风鸣放时曾写文章批评本单位的肃反运动是‘无反也肃，有错不纠，言者有罪，闻者不成’，因而被错划为右派。有的同志认为这个人出身剥削阶级家庭，社会关系复杂，他的上述言论是阶级本能的反映，他被划为右派的问题不能改正。经过典型案例讨论会和本单位党支部会、群众会上下多次讨论，大家统一了思想，认为这位干部的文章是在充分肯定全国肃反运动的成绩的前提下，对本单位的肃反工作提出批评，言词虽然尖锐一些，但按《标准》衡量，仍属于错划，不能以他出身不好作为附加条件而不予改正。还有一位干部被错划为右派，前几年‘四人帮’在公安部的亲信曾利用这一错案整老干部。有人担心改正这个错案会使问题复杂化。但大家认为，这个同志既属错划，就不能因为‘四人帮’的亲信曾经插手而放弃实事求是的原则，因此，也坚决改正了错划他为右派的结论。

“公安部对待被错划为右派的同志满腔热忱，改正的结论批准后，就立即通过口头或打电报、电话通知他们本人。部里还派出专人到这个部被错划为右派的同志居住比较集中的青海省，向他们当面宣布改正结论，和他们谈心，并对经济困难的同志给予了补助。这些同志对这次改正的决定都表示满意，特别为党恢复、发扬了实事求是的光荣传统而欢呼，表示要为实现四个现代化出力。

“目前，公安部正根据这些同志的专长、健康状况、本人要求和工作需要，着手安排他们的工作。有一个懂三种外文的同志，已经上班工作。

对于过去家属受到株连和影响的问题，公安部正根据本人提出的名单，分别发函到有关单位，消除影响。”有一种传闻，说公安部的右派改正工作，最后是在胡耀邦直接过问之后才这样解决的，并以此为范例，由新华社详细报道。看了这一例，也就可以知道各地右派改正工作是如何进行的了。

当年所划的右派分子，宣布改正之后，回到了正常的社会生活中。多数都能重新从事自己的专业工作，有些人甚至得到比反右派斗争之前更高的地位，像王蒙，就成了中共十二届中央候补委员，十三届中央委员，还当了一任文化部长，是沈雁冰之后唯一以作家身份担任这一职务的人。

1981 决议》，其中关于反右派斗争作了这样的叙述和评价：“这一年在全党开展整风运动，发动群众向党提出批评建议，是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正常步骤。在整风过程中，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乘机鼓吹所谓‘大鸣大放’，向党和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放肆地发动进攻，妄图取代共产党的领导，对这种进攻进行坚决的反击是完全正确和必要的。

但是反右派斗争被严重地扩大化了，把一批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和党内干部错划为‘右派分子’，造成了不幸的后果。”在这决议起草的过程中，邓小平就提出：“1957 年反右派斗争还是要肯定。三大改造完成以后，确实有一股势力、一股思潮是反社会主义的，是资产阶级性质的。

反击这股思潮是必要的。我多次说过，那时候有的人确实杀气腾腾，想要否定共产党的领导，扭转社会主义的方向，不反击，我们就不能前进，错误在于扩大化。统战部写了个报告给中央，提出错划的都要改正，没有错划的不改正。但是，对于没有错划的那几个原来民主党派中的著名人士，在他们的结论中也要说几句：在反右派斗争前，特别是在民主革命时期，他们曾经做过好事。对他们的家属应该一视同仁，在生活上、工作上、政治上加以妥善照顾。”[15]《决议》通过之后，就“要在这个统一的口径下来讲话。思想不通，组织服从。”[16]

《邓小平文选》第 2 卷，第 294、第 383 页。
《邓小平文选》第 2 卷，第 294、第 383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