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章乃器与工商界的反右派斗争

要讲工商界的反右派斗争，就得从资本主义工商业全行业公私合营讲起。

1955 的社会主义高潮》的序言中说，资本主义工商业按行业实行全面

公私合营的速度方面的问题“已经解决了”。1956 年 1 月 15 日在天安门城楼上，北京工商界代表乐松生向毛泽东报喜：首都已实行全行业公私合营。北京市长彭真同时宣布：我们的首都已经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人民日报》说：“远大的理想，已经开始变成现实，在我们的国家里，已经出现了第一个社会主义的城市”。这消息广播开去，全国紧跟上来，各地敲锣打鼓，掀起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高潮。1 月 18 日，天津和西安也宣布进入了社会主义，接着又来了上海。到 1 月底止，全国大城市和 50 多个中等城市实现了全行业的公私合营。

此事的得失，薄一波在多年之后谈到，有这样三条“缺点和偏差”：第一，“由一家一户的核算改为全行业统一核算，实际上把注意精打细算的私营企业纳入了吃‘大锅饭’体系；实行定息之后，资本家的利润所得同企业脱钩，使资本家不关心原来企业的经营好坏了。这些缺点，从长远看对生产力发展不利，而且也是一个短时期内发生随意并厂并店，拆毁厂房铺面，丢弃原有设备而造成损失浪费的一个重要原因。我想，假使当时不搞得那样匆忙，多花一点时间探讨社会主义改造的多种形式，情况可能会要好些。”第二，“对于一部分原工商业者的使用和处理也不很适当。从‘高潮’开始，

党中央就明确宣布：公私合营之后，对原企业私方在职人员实行包下来给以安排的方针。但实际上这个问题一直没有解决好。”合营之后的公私关系，薄一波说：“少数公方代表态度生硬，缺乏协商精神，认为和私方人员商量不出什么名堂，分了工也负不了责，对私方人员的合理建议也往往是置之不理。私方人员中，尤其是资产阶级及其代理人中，有不少能干的人，他们有较丰富的经营管理知识和本领。对他们弃置不用，对发展经济和改善企业经营管理来说，都是一个损失。”第三，由于在“高潮”中对小业主、小商小贩的处理意见不明确，“因此全行业公私合营时，大批个体手工业者和小商小贩按行业卷人了公私合营，拿了很少的定息，没有想到，他们从此就戴上了资本家的帽子，不少人在后来政治运动中受到歧视，有的还受到不应有的打击，吃了不少苦头”[1]。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第 430～432 页。

这些问题薄一波说得很概括，本书下面就要写到的工商界座谈会上，对这些就谈得更具体、更尖锐，给人的印象也更深。如果要认真总结历史教训，工商业改造这一事件的根本教训当不止上述三条，当毛泽东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之时，这也就是人民内部亟需调整的重要矛盾之一。对于这些情况，毛泽东也逐渐有所了解。1956 年 12 月间他三次同来京

出席全国工商联代表大会的人士谈话，谈到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他说，作为一个阶级是要消灭的，但人都包下来。工商业者不是国家的负担，而是一笔财富，过去和现在都起了积极作用。中国资产阶级在经济上是现代化的，不是工业的。又说，譬如荣毅仁年纪轻轻的，这种人来日方长。在这几次谈话中，毛泽东流露了在中国实行“新经济政策”的想法。他说，上海地下工厂同合营企业也是对立物。因为社会有需要，就发展起来。要使它成为地上，合法化，可以雇工。⋯⋯这叫新经济政策。我怀疑俄国新经济政策结束很早了，只搞两年，退却就转为进攻，到现在社会物资还不足。

对于中国社会的经济成分，毛泽东甚至设想：可以搞国营，也可以搞私营。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2]。从这几次谈话中看，毛泽东是有意解决全行业公私合营中发生的一些问题的。

转引自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第 433～435 页。

整风运动开始，中共中央统战部在邀集民主党派负责人举行座谈会几天之后，又同国务院第八办公室联合邀请全国工商联和民主建国会的主要负责人以及正在北京参加全国工商联秘书长会议的各省市代表开座谈会。这个座谈会从 5 月 15 日至 6 月 8 换句话说，就是从毛泽东写《事情正在起变化）这一天开始，到《人民日报》发表《这是为什么？》社论这一天为止，正是反右派斗争从开始布置到公开揭幕这一段时间。关于这个座谈会，李维汉回忆说：“工商界人士座谈会开始于 5 月中旬。这时，中央要反右的方针在我脑子里已经清楚了。当时胡子婴从西北视察回来，在会上讲了上海一批工厂搬迁西北，办得不好。黄炎培从外地考察回来，也讲了一篇类似的话，我看到如果让他这样讲下去，将来要划为右派不好办，就宣布休息，请孙起孟去做黄炎培的工作，保护了他，工商座谈会期间，有人提出真正的资本家与会不多，代表性不够，于是又不断扩大规模，找了北京的吴金粹、天津的董少臣、上海的李康年等一些人到会鸣放，后来这些人都被划为右派。这个做法实际上是‘引蛇出洞’，把对敌斗争的一套用于人民内部，混淆了敌我。这

个教训是深刻的。”[3]

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下），第 834～835 页。

主持会议的李维汉是脑子里已经清楚了，可是到会的工商业者并没有想到座谈结束之日即反右开始之时，还是对前段私营工商业的改造工作提出了不少尖锐的批评。

一些人提出了公私合营企业管理上的弊病，沈阳市工商联副秘书长马春霖说，私方人员一向有精打细算的习惯和经验，在试制新产品、提高生产率和技术措施计划上，一般都能做到少花钱多办事。现在企业扩大了，好排场作风在企业中逐渐滋长，一般工厂都设有八大科，每个车间又在科的系统下设有八大员，机构庞大，人浮于事的现象非常严重。私方人员提过意见，但得到的不是尊重，而是讽刺，说小家子气，作坊作风，不借社会主义建设。

（5 月 16 日《人民日报》）一些人谈到合营之后私方人员生计困难。四川省工商联秘书长李仲平说，成都市一个机电厂厂长（私方人员），有技术，每月收入 40 元左右，家里六口人，平均每人七元，去年有长支，今年没长支了，生活很困难，专业公司要他自己想办法，他说，我的资本都交了出来，我人在工厂，叫我到哪去想办法呢？（5 月 16 日《人民日报》）全国工商联副秘书长经叔平说，据湖南代表反映，高潮后，有少数小商小贩因生活所迫自杀了。经叔平提出，要解决小商小贩生活困难的问题，就要给他们适当自由经营的出路，不要把自发工厂叫“地下工厂”，叫“地下工厂”就意味着不合法，而他们做的事是人民需要的，为什么不让他们做呢？（5 月 19 日

《人民日报》）在公私合营企业中公方私方人员的关系上，全国工商联副主任委员盛丕华说，公私共事关系中最突出的问题是私方人员的职权问题。许多私方人员反映他们的苦闷说：多做了工作，怕被说成是争夺领导权；少做了又怕被批评为不负责任，觉得进退两难。（5 月 29 日《人民日报》）湖南省工商联秘书长彭六安说，公方人员以改造者自居，相处时总强调阶级关系，私方人员得不到企业和党以及社会舆论的支持，例如有个私方人员有了一件发明创造，但报纸发表时却说是工人的。有个民建会员提了一件合理化建议，已经试验成功并达到国际水平，但轻工业部对这件事评价很低。在私方人员的安排方面，有的有技术却安排搞一般工作，有的有管理经验却安排下车间。在福利待遇方面，私方家属生病就不能同公方人员、工人家属一样到医院去治疗。（5 月 16 日《人民日报》）安徽省工商联秘书长胡庆照说，安庆市国药总店公私合营时，公方让私方提意见，私方提了意见，公方代表说，我是政府派来的，我们对你们客气，你们却把它当成福气，神气起来了。私方人员就不敢再提意见。后来这件事反映上去，市工商局召集国药总店全体职工开大会对证，私方人员在这种场合下哪敢再说话。胡庆照还说，合肥市一个搪瓷厂的私方人员（民建会员），为了研究一件产品，不慎把仪器弄坏了，有个团员，不分青红皂白，说他是破坏分子，并把这事登在黑板报上，他气得跑到民建会去哭了一场。（5 月 17 日《人民日报》）广西省工商联秘书长张国英说，南宁和行腊味店的公方，是个转业军人，用军队的方法来管理企业，7 点钟上班，私方人员迟到一些马上批评；私方人员第二天 6 点半到店，他叫职工不要开门。职工问为什么不准私方人员提早进店，他说，他们是资产阶级，没有改造好，他们还会偷钱的。他整天站在柜台看着。私方人员为了避免嫌疑，就高声报告每笔营业收入。在工场里，私方人员听见公方代表的皮鞋声，工作已做完的还得东模西摸，表示还有工作做。梧州市兴华电池

厂私方人员是技术副厂长，厂里改变电池配方时，他提出在没有试验成功时不要大量生产。公方代表对他说，你是保守思想，是不是想破坏生产？不准你发言。结果因质量不好，损失四十多万元。（5 月 17 日《人民日报》）上海市工商联副主任委员胡子婴说她到西北视察，看到上海一批工厂搬迁西北以后的情形。她说，当初在迁厂迁店时就有盲目性，没有很好研究当地的情况。在提出迁厂迁店要求时，好像皇帝选妃一般，点着那一家就是那一家。例如迁到洛阳去的都是上海南京路上第一流的名牌店，这样并不是太合适的。迁到兰州去的丽华墨水厂实际上除了水是当地的以外，什么原料仍都从上海运过去，结果成本反比从上海运去的墨水价钱高。第二，动员时乱许愿，说什么住洋房，牛奶当开水喝等，而实际情况不是那样。第三，吃饭住房样样都分等级，以致造成很深的鸿沟。第四，凡是给领导提意见就认为是落后，甚至提合理化建议，也看成是捣蛋，兰州丽华墨水厂一位会计因为提合理化建议竟调到别的单位去。从上海迁到兰州去的王荣康西服店的私方人员王嘉明的兄弟因为提意见，被调到百货商店当办事员。兰州财贸部田广仁部长对信大祥的职工报告时说，“你要民主，我要专政；你要自由，我要纪律”。甚至在大会上骂王荣康的牌子不值二角钱。这位田广仁部长去买皮包竟打掉一个私方人员的牙齿，结果告到派出所给了六块钱的药费糊糊涂涂了事。第五，是非不明，例如洛阳有的机关买布不给布票，问题闹到专业公司，专业公司经理反把责任推到私方人员身上。此外，胡子婴还谈到兰州大中华菜馆勤杂工打私方人员、信大祥职工打私方人员，向专业公司、民建、工商联反映都得不到解决。谈到有些转业军人以功臣自居，转业几年仍不学习业务，认为过去有功，现在应该享福了。

等等等等。（6 月 5 日《人民日报》）这就是那篇李维汉听了觉得有些不

好办的发言。

李维汉是多年之后写的回忆，有记得不很准确之处。照他说的，似乎是黄炎培在胡子婴之后说了些类似的话，其实胡子婴是在 6 月 4 日才发言，

这时座谈会已经临近结束。而黄炎培的发言是在 5 月 25 日。至于李维汉说的两篇发言有类似之处，却是一点也不错的。黄炎培也谈到公方和私方的关系问题，他说，我在这次视察中，发现不少合营企业是对私方人员存在着歧视的。其中有些歧视的办法甚至到了荒谬的程度。例如在南京就有一个厂，今年清明去祭扫烈士墓的时候，到了祭扫完毕，工会的负责人要报告烈士的生平事迹的时候，就要求私方人员走开。无锡有一个协新毛织厂，今年春节，私方正厂长值班，到车间去巡查，厂内保卫科长竟然要求厂长拿出工作证才许进车间，而对公方副厂长就没有提这种要求。谈到这些事情，黄炎培情不自禁地拿他本人的经历来作类比。他说，我在轻工业部工作五年，关系搞得很好。当部长总想做些部长的事，我管八九十个厂，我想把局长、厂长的名单抄一份在办公室挂出来，秘书说，党总支不同意，要保密。我说政务院还要公布名单呢，这有什么保密。不久，我在一位党员司长办公室看见一个名单清清楚楚挂出来了。

经过说明工作需要，我的办公室里才挂上了局、厂长的名单。在这篇发言中，黄炎培还就私方人员病假工资问题提出了批评，他说，在这一问题上，我认为国务院第八办公室实在是充分地表现出不关心工商界人士的疾苦，高高在上，十足官僚主义的作风。他认为，在目前私营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还充满着问题。（5 月 26 派的发言。所以，这座谈会 5 月 26

日休会一天，由孙起孟去做他的工作，这以后，就再不见黄炎培的发言了。座谈会上，有好些人谈到人事工作。上海制笔工业公司副经理宁思宏

说，本来人事部门是职能科室之一，应为生产服务，但现在这些部门的人都整天忙忙碌碌不知所事何事。有人讲人事科已成了公安部门的派出所，有人甚至把人事科的干部看成“打手”。他希望中央劳动和人事部门，对劳动和人事部门的干部下功夫进行教育；各级劳动人事科室，都应开放，让非党人士进去。（5 月 23 日《人民日报》）全国工商联办公室副主任寿墨卿说，现在做人事工作的都是党团员，而且多数是青年干部，他们年纪轻轻的，面孔冷冷的，同群众离得远远的，他们学会一套老成持重的样子，却不懂人情世故，我认为这些年轻人做人事工作是不适宜的。他说，人事部门应该联系群众、关心群众，同群众打成一片，而现在的人事部门却成为机关企业的保密部门，一种特殊的部门，只管追查历史，却不关心群众生活，成为群众的怨府，成为党和群众之间的墙和沟。全国工商联的人事部门也不能例外。因此，他提出：人事部门应从组织上、任务上以及工作方法上进行必要的改革。第一，一般肃反工作已经结束的机关企业人事制度完全公开，使“贤者在位，能者在职”，不管党员、团员或群众都要平等看待。第二，人事任免调动要有请示批核制度。第三，人事工作应该让非党干部参加，而且应该让群众有可能进行监督，否则，必然要产生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这次整风，人事部门应该是每个机关的重点。听他说到这里，主持会议的李维汉问全国工商联党员副秘书长黄玠然说：“你们那里人事部门是不是也都是党团员哪？”黄答：“差不多吧，我不太了解。”李说：“回去了解了解。向大家作个交代。工商联的人事工作不要都全由共产党员担任。”（5 月 21 日《人民日报》）这次整风运动提出反对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参加座谈会的工商界人士都表示拥护，但他们对此也不是没有顾虑的。江苏省工商联副秘书长谢惟安说，目前私方人员在百花齐放声中还不敢大胆放，他们有些话所以不敢公开讲，是怕给戴落后分子的帽子，怕鸣了以后在工作中遭到歧视，怕与阶级本质联系起来，怕以后另一个运动来时作为批判的典型，批判的根据。（5 月 16 日《人民日报》）河北省工商联秘书长高振声说，有人怕提了意见解决不了什么问题，又怕招来麻烦。过去有个私方人员提出有职无权的问题，公方人员就把文件都给他批，弄得这位私方人员吃不消，血压也高起来了。他还说，共产党到一个阶段有一个阶段的工作，如过去的三反五反，这回又来个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什么名堂，是不是诱敌深入聚而歼之呢？（5 月 18 日《人民日报》）在这个座谈会上谈得最热烈的是定息问题。早在 1 月间上海市人民代表大会会议上，鸿兴织造厂董事长、中国钟表厂总经理李康年提出了一份建议书，建议政府发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工商企业改造赎买存单，发行额定为人民币 22 亿元，于 1958 年 1 分 18 年 72 期兑现。其性质为无记名式的定期存单。到期只兑本金，逾期不给利息。每一季度兑现一次，计人民币 2750 万元，每年 11000 万元，到 1975 年第四季度满 18 周年，全部兑讫。对资本家赎买，是根据核资后的核实资本，确定其实占数字，减除 1956 年、1957 年二年定息，而以赎买存单一次向资本家赎买清楚，收回其企业股票，停止定息制度。在此项存单发行基本上完成后，国内公私合营企业，一律改为国营，私方人员职务即蜕变而为公家职位[4]。他的这个被称为主张定息 20 年的建议，在工商界座谈会上引起争论。

见《上海工商》，1957 年第 10 期。

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委员邓季惺谈了她在定息问题上的意见。她说，定息既然是作为国家赎买私营企业和为了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而支出的一笔费用，而且这笔费用又不管企业是否有盈余都要支付，为什么不可以由国库支出，一次赎买呢？这样可以使工商业者单纯以工作人员的身份参加工作，企业内部重重矛盾也就可以得到解决。她参考了捷克斯洛伐克1945 年颁布的工矿企业国有化条例，建议政府发行“公私合营企业国有化公债”，用来收回合营企业的股票，合营企业即改变为国营企业。公债发行总额可定为六亿至八亿元，每半年兑付一次，五年或七年还清。她认为这个方案有四个好处：一、“私方”一词不存在了；工商业者在国营企业中完全以公家人的身份出现，积极性创造性可以充分发挥，有利于企业内部的团结；二、免除现在 3 个月付一次“定息”的手续，可以大大节省人力；三、私方不再从企业领取定息，可以简化企业经济核算方法；四、更利于工商业者的改造，如中小户不愿意要的可不要，从而摘掉“资本家”的帽子，大户可以割掉尾巴，对定息不再存有延长的希望。她不同意李康年提的定息 20 年的

建议，她说，赎买给价是照顾性质的，国家财力有限，付给 22 亿是不合理

的。而且定息再拖 20 年对各方面都没有好处，中小户也不愿意。不过她认为李康年的建议也有可以吸取的地方。

这当是指简化支付手续这些方面。她这发行公债的建议同李康年发行存单的建议在形式上也确有某些相似之处。当然，发行总额和兑讫期限是大为缩小和缩短的。

（5 月 21 日《人民日报》）上海永新雨衣染织厂副经理潘仰尧在书面发言中说，他认为李康年关于定息 20 年的建议，是个极大胆、极虚心、极有价值的建议，他同意这个建议。但在具体实施方面有些不同意见。主张赎买时间应该从 1949 年算起。他说，私方接受了赎买存单，并不是就摘下帽子，而应该继续加强学习，认真改造自己。（6 月 5 日《人民日报》）全国工商联副主任委员陈经畲说，定息 20 年的问题，就我们湖北省和武汉方面的情况来说，绝大多数人都不同意。而且中小户对陪着大户领定息七年，不能把帽子早日摘掉意见很多。因此我个人在这里提个建议，凡是自觉自愿放弃定息的，不拘大、中、小户或数目多寡，是否可以请政府考虑予以接受，但是不登报不搞高潮。至于李康年同志建议中，为免除领息人的种种困难，将领息方法简化一些手续，我是同意的，请政府考虑。但是，简化手续不是变更定息的性质。（6 月 7 日《人民日报》）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委员、山东省副省长苗海南说，他不同意李康年定息 20 年的说法。他肯定说定息还是剥削。

果真定息 20 年，势必造成大中小工商户的不团结，同时，放松了对自己的思想改造，家庭子女也不会和睦。（6 月 7 日《人民日报》）座谈会上许多人都发言反对李康年的主张，倒并不是因为他反党反社会主义，代表资产阶级索要 22 亿元这样巨额的国帑，而是因为对于中小工商户来说，定息已经成

了有名无实有害无益的东西，再拖 20 年怎么受得了。云南省工商联副秘书长聂叙伦说，昆明饮食业有一户照算半年只有七厘钱的定息，有的行业一户每季只有四分钱的定息。因此有些人要求摘掉定息户的帽子。（5 月 18 日《人民日报》）天津市第四机械工业公司生产计划科副科长王金标说，天津百分之九十的青年工商业者不同意李康年提出时延长定息 20 年的意见，他们非

常愤怒，不愿意多扣 13 年的帽子。

（5 月 25 日《人民日报》）北京市第二五金工业公司副经理于熙钟说，

中小户青年工商业者看了李康年提出的延长定息 20 年的意见都很生气，有的甚至说再提就咬他的耳朵。（5 月 23 日《人民日报》）全国工商联副主任委员毕鸣岐在书面发言中说，提出定息延长 20 年，工人阶级反对是理所当然；民族资产阶级中多数的人也不会接受，而我们民族资产阶级的子女也不会答应。（6 月 8 日《人民日报》）对于一些定息只有很少一点钱的中小工商业户想放弃定息的愿望，毛泽东是有所了解的，并且作过同情的表示。1956 年 12 月他在同工商界人士谈话中说：“现在资本家当中大体有百分之七十左右对定息没兴趣。一个月拿几毛钱，他们要求放弃定息，摘帽子入工会，享受劳保待遇。我看也可以放弃吧！”“把小的占百分之八十到九十的不划入资产阶级范围内，拿到的定息只能买几包香烟的，就叫他们小资产阶级。资方代理人也是属于小资产阶级范围，叫上层小资产阶级。”[5]

转引自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第 435 页。

座谈会上许多人发言反对李康年的主张，是因为延长定息对中小工商户有害无益，这反对是从切身利害出发的，并不是一种理论的批判。从理论上批判了李康年的，是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委员、经济学家千家驹。他在 5

月 24 日的座谈会上作了长篇发言。他虽是中央工商行政管理局副局长，但他首先声明，他不是代表工商行政管理局，而是以私人资格来发言的。他从资产阶级依然存在两面性这一点谈起。

他说，所谓消极一面，即指资本主义一面，仅就李康年主张定息 20 年这一点来说，不就是消极性的一种表现吗？自然，同意李康年的主张的，在工商界中占很少数，这也证明消极性一面今天已不占主要的地位，但不能说这种思想仅是李康年一个人的主张。定息 20 年，除了想吃剥削饭吃一辈子的思想以外，同时还包括一个对赎买政策认识错误的问题。李康年提议赎买应有 20 年才够本，这根本不了解赎买政策的意义。赎买政策体现党和国家和平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方针，这是马列主义创造性的发展，不是修正马列主义。要建设社会主义，必须消灭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所有制，这是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苏联采取没收政策，我国历史条件不同，采取赎买政策，方式不同，目标则一。在马列主义者看来，资本家生产资料是剥削所得，为过去剩余价值的积累（指整个资产阶级说，非指个别人说，个别分子可能是劳动积累来的，但经过若干年后，亦早已收回原投资了）。我们要搞社会主义革命，就必须消灭资本主义所有制。本应没收，照理亦可没收，但由于我国民族资产阶级历史条件，我们不采取没收而采取赎买。应该认识，这些生产资料不是天生属于资本家的，而是工人阶级所创造被资产阶级所掠夺去的，现在是物归原主。宪法上保障资本家所有制，但又规定要经过国家资本主义改变为全民所有制，这证明在人民中国，生产资料资本主义所有制并非神圣不可侵犯。国家付给定息，其目的在资本家可以安心改造，安心工作，就这一点说，定息有其积极的意义。但是现在有些工商界朋友却曲解了赎买的意义，在他们看来，赎买是国家欠了资本家一笔债，由国家分期还清，既然赎买就要赎买到底，否则不如干脆说是没收。李康年提议 20 年，还有的说“我们拿定息是共产党要给我们的，是维持政府的面子，为了国际影响”。这些思想都是完全错误的。其错误在于把赎买视为国家欠了资本家一

笔债，非还不可；拿定息是理所当然的，是光荣的事。这种想法是不利于改

造的。因为他们把剥削可耻的根本道理都忘记了。（5 月 25 日《人民日报》）千家驹作这篇发言的时候，他点名批评的李康年并没有到会。他是到了“梁

山泊英雄排座次”的前夜，发觉少了他不行，才临时从上海找来参加座谈会的，找他来当右派分子的。6 月 5 日他在座谈会上出现。他说：我是上海工商业者公私合营鸿兴织造厂董事：长，中国钟表厂总经理，萃众织造厂经理李康年，就是最近报上标题所谓“定息 20 年”或者“赎买 20 年”的建议者。他对他的建议的内容作了扼要的介绍之后，说，自从我的建议书提出后，所受到的，多半是无理的漫骂，而得不到真理的帮助与批评。这一次到京以后，读了千家驹同志的发言，他是中央经济理论权威，也是我们工商界行政管理领导，他谈到了李康年主张定息 20 年就是消极性的表现，定息 20 年除了想吃剥削饭一辈子的思想以外，同时还包括一个对赎买政策认识错误的问题。李康年说，我没有想吃剥削饭一辈子的思想。我今年 60 岁了，难道我一定

能活到 80 岁么，孩子们多已大学毕业做医生了，他们也不会要的，况且我的定息每月不过二三百元，目前都已买公债了，我的家境也不很困难，何必要计较这些呢，千家驹同志认为我想一辈子吃剥削饭未免武断。李康年说，他提出这个赎买存单年期分 20 年，赎买金额应为人民币 22 亿元的建议，是

根据 1955 年 11 月 23 日《人民日报》社论《统一认识，全面规划，认真地做好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工作》。

他详细引证社论的内容来解释他的建议，逐条反驳千家驹的论点。例如千家驹说赎买应自 1949 年算起，他反驳说：这个主张无非欲减少赎买金额，兼可减少定息数字，但事实恰恰与此相反，因为当时通货膨胀，物价高涨，财产数字是最高的一年。李康年还引证了毛泽东 1956 年 11 月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说的“从去年夏季以来，社会主义改造，也就是社会主义革命就以极广阔的规模和极深刻的程度展开起来”[6]。

据以推论说，可见得社会主义改造是 1955 年夏季以来开始的，1955 年夏季以前，至多说是准备时期，更说不到是赎买开始时期。（6 月 6 日《人民日报》）李康年这篇 4000 材料。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717 页。

同李康年一样，天津造纸公司经理董少臣也是在座谈会进行的中途临时找来参加的，找他来当右派分子的。他被选中的原因是 5 月 17 日（人民日报》以《天津工商联常委董少臣建议撤出合营企业公方代表》为题刊登了他的谈话。他在这篇谈话中指出，公方代表光有政治资本没有技术经验，是搞不好生产的。私方人员自己觉得并不是饭桶，过去他们也曾管理好自己的企业；况且合营已经一年多了，国营企业的管理方法也学到了不少。因此他主张：在一个企业里，只要有党支部的，在党支部领导和支持下，把生产管理权交给私方执行一年，试试看行不行？他说，把职权交给私方，把私方这笔“财富”挖出来，把公方代表调到真正需要的岗位上，这也是增产节约。董少臣在“财富”一语上加了引号，表示这是有出典的，出典就是 19565 他说，自从《人民日报》登出我对公方代表的主张以后，有人说我想篡夺工人阶级的领导权，说我要造反，说胆子太大了。后来有人帮我做了解释，说明这个标题和我的原意有些出入，又有人责怪我说了话不承认。因此，思想上有些沉重，本想申明一下，也有人劝我不要申明，为了“鸣、放”起个带头作用。他说，本来《大公报》记者访问的时候，我并没有系统的准备，就随便说了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我们资本家接受党的教育已经七年了。合营后，虽然安排了工作，但作为国家公职人员，总觉得无事可做；衡量自己的能力，又不是干不了。这反映了私方人员有职无权的苦闷心情。我想，要使私方人

员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不能只靠空洞的语言教训一番，必须让私方人员在企业管理的实践中去锻炼才有可能。因此，我建议在企业党支部领导和支持下，把国家计划、具体业务交给具有才能的私方人员负责，让公方代表放到更重要的工作岗位（后来新华社播出来是撤出公方代表），这对私方人员是有积极意义的。我不主张不加区别地把公方代表完全撤出，那样做是有害的，我只是说选择几个点以一年为期进行试验，成熟后，再全面推行。我认为这样做有几个好处：第一，私方人员可以有条件学会社会主义管理技术，成为名副其实的劳动人民；第二，可以精简机构，公方代表可专做党的工作；第三，党的领导可以掌握全面情况，可以密切私方与党组织的关系，把生产搞得更好。

董少臣发言后，民建天津市委会秘书长、天津油漆颜料公司副经理车重远表示响应。他说，我个人认为在个别合营阶段，公方代表是非派不可的，但是全行业合营以后，情况不同了，一般都成立了专业公司，小的企业变成了车间，层层都派公方代表是否必要，值得考虑。（5 月 31 日《人民日报》）可见董少臣这意见还有市场，这就更是不能放过了。

北京公私合营裕生祥电机厂副厂长吴金萃也是座谈会进行的中途临时找来开会的。所以会找上他，是因为他在 5 月 7 日（大公报》上发表了《怎样看工人阶级？向工人阶级学习什么？》一文，对当时提出的“向工人阶级学习”的口号表示了异议。

文章认为：“中国资产阶级向工人阶级学习是没有问题的，但不是具体到每个工商业者都可不加分析的向每个工人去学，也可以说学的时候不能把每个工人的各个方面都笼统的，一概的去学。”为什么呢？这篇文章说，因为，工人阶级“存在于我们国家里，当然也存在于我们自己所存在的工厂、商店里。阶级是由人集成的，我们就找到了这个阶级里的人——工人和店员，要向他们学习，然而发现他们（也可以说原来就知道他们）并不那样理想，他们的品质并不那样高贵，他们的言行当中有很多我们看来不能去学。比如工厂里的工人有的常常是不爱惜公共财物，浪费材料，损毁工具，有的不遵守劳动纪律，有的请病假去逛公园遛商场，有的打人骂人，甚至偷东西⋯⋯ 不一而足，在商店里有的店员服务态度很不好，有的工作不积极⋯⋯具体表现出来不是理想的工人阶级品质，相反恰恰是所谓的资产阶级品质。这些品质在我们身上去之犹恐不及，万万不能去学”。这篇文章还表示不能把这些现象说成是“个别”的现象，因为“在他们当中犯有这样毛病的实在已不在很少数”。

吴金萃的这篇文章还运用了一点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的方法，具体地分析了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和中国的工人阶级的情况。关于前者，文章说： “中国既没有构成资本主义社会，只是从封建社会进入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原就是具有革命和反革命的两面性的资产阶级，解放后又经党和政府不断的教育，以及职工群众的带动和感染，加以自觉自愿的学习，在思想上已有很大的提高，特别是在社会主义改造高潮后，全行业公私合营，生产关系已根本改变，基于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决定思想意识的道理，思想上又有根本的改变，虽仍具有两面性，已是先进和落后的两面，并且从一年来工商界在生产经营上的成绩来看，在参加社会主义竞赛当中获得先进光荣称号和得奖人数来看，都能说明先进的因素已经居于主要的地位，而落后的因素只占次要的地位，并且先进的一面在不断地增长，而落后的一面在

不断减退。所以我认为：现在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已经根本背叛了资产阶级，并且已经具有比重相当大的工人阶级思想。党把这个阶级看作财富，不看作是包袱的道理也正在于此。”末了这一句，看作财富不看作包袱，是引证毛泽东 1956 年末同工商界人士的谈话。

关于后者，这篇文章说：“同样由于中国没有构成资本主义很发展的社会，所以就没有很多规模宏大的工厂，因而从全面来看中国工人阶级在生产过程中所培养成的集体性、组织性、纪律性⋯⋯就较弱，同时因为我国工业落后、文化落后，所以就缺少传统的工人，工人中绝大多数是从农民来的。而农民本身就具有浓厚的小资产阶级自私自利的思想意识，和工人阶级的思想自有很大区别。若从去年一年来我国工人阶级队伍空前壮大的情况来分析，职工增加的主要来源仍是农民，其次是解放前长时间没有从事工作的，或从来没有做过工作的社会无业人员和家庭妇女。

（参看 1 月 19 日《北京日报》）那么由于历史的和目前的这些原因，

中国工人店员当中，不能不具有很大分量的资产阶级思想或农民小资产阶级思、想。这些思想表现在行动上就是我们所看到的不遵守劳动纪律，不爱护公共财务等等。”因此，吴金萃认为：“我们不要把说工人阶级思想好看成就是每个在我们面前的工人都很进步，我们也不要把说资产阶级思想不好，看成就是说我们自己很落后。”千家驹在座谈会上针锋相对地批评了吴金萃的这种意见。他说，有人提出，民族资产阶级向工人阶级学习什么？好像说工人阶级缺点多得很，如不爱惜公物，不遵守劳动纪律，自私自利⋯⋯难道我们还要向它学习吗？这里面其实就意味着一个对工人阶级领导不服气的问题。资产阶级向工人阶级学习什么，我认为应该学习工人阶级大公无私、集体主义、纪律性、革命性的优良品质，应该学习他们自食其力的劳动习惯，应该学习社会主义的经营管理方法⋯⋯总之一句话，学习社会主义。

学习工人阶级就是学习工人阶级的立场、观点、方法以及社会主义的经营管理方法。

这些都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东西。有人举出某些企业工人某些缺点，认为中国工人是不值得学习的。显然这是以局部代替全局的片面性观点。为什么不举出一些中国工人阶级的优良高贵品质做例证来学习呢（这种例证也是很多的）？对于某些工人所表现的缺点，我们（引者按：用这两个字就不是以私人资格而是以领导干部的身份了）应该进行教育，站在工商业者（引者按：这当然就是你们了）立场，就应该本着“团结——批评——团结”的原则相互教育。千家驹还谈到合营企业中的劳资关系问题，他说，劳资双方长期以来是死对头，今天要变成好同志，这决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做到的。我们工商业者必须有最大的耐性，不怕碰钉子，从工作和生活上去改变职工群众对民族资本家的观感。工人同志对私方确有些不大公平的地方，这一方面要加强对职工的教育，但工商业者如把解放前所作所为设身处地想一想，也就会心平气和一些了。（5 月 25 日《人民日报》）吴金萃不接受千家驹的批评，5 月 31 日他在座谈会上发言，说：千家驹先生的发言吓了我一跳，他虽声明他是以私人资格发言的，但几年来他是经常教育、领导我们的，谁都知道他是理论专家，他一发言很能影响或引导我们工商界的思想。他一扣帽子，很多人不敢鸣了。他说这里面其实就意味着一个对工人阶级领导不服气的问题。我曾一再强调工人阶级的高贵品质，不过分析了若干工人店员还不完全具备这种品质，并没有想把若干工人店员的落后思想推广到整个阶级

上，为什么千家驹先生却硬说我们把它扯到一起了呢？更何况“不服气”的人根本不会想到向工人阶级学习的问题，只有对工人阶级领导服了气的人们，才会深入研究如何向工人阶级学习和学什么的问题。请问难道不许举出这些缺点么？举出来某些工人的缺点就是不服气，那么我们今天帮助共产党整风，提出许多党员的缺点岂不成了更大的“不服气”？对于千家驹谈到的合营企业中劳资关系问题，吴金萃也表示不能赞同他的意见。他说，这就是说我们遇到“工人阶级对私方不大公平的时候”，不要提意见了，只要想以前，不要想公平，而要安心于不公平。吴金萃反问道：事实上这样解决得了问题么？吴金萃的发言，除了固执地为他发表在《大公报》上的这篇文章辩护之外，还谈了他对定息问题的意见。他认为，定息是合营以前的剥削，而绝对不是现在的剥削行为。他主张按七年计算定息，一律用普通公债票一次付给，企业改为国营，资本家的帽子也随着一律摘掉。当时规定界线是资本超过 2000 元的就算资本家。吴金萃说，像我是个 4000 元股本的资本家，每

年定息 200 元，除去百分之四十买公债，百分之十交互助金，余下百分之五

十为 100 元，每月合八元多。为了这八元多，资本家的帽子戴着不提（因为还，有八角的⋯⋯），病假工资、医药费、家属医药费就没有人管了。对这样的资本家放弃定息不行，享受劳保不行，中国人的健康条件又是如此，究竞这定息是照顾呢？还是惩罚呢？是使我们安心呢？还是心慌呢？所以我想还是都允许摘了帽子吧！

吴金萃的最后一段话，显然是含沙射影攻击千家驹。他说，自然科学家必须把实验品拿到实验室里来做研究工作，不能光靠书本。社会科学家们若是不深入实际，必然脱离实际。小说家、画家坐在屋里写作，不体验生活，弄出来的东西就是不伦不类的，我们真怕研究工商界工作的人们把我们搞得不伦不类。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固然可怕，但更可怕的是理论家们的教条主义，因为教条主义是从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来的，并且在制造新的更厉害的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6 月 1 日《人民日报》）他有这一篇文章和这一次发言，就足够划为右派分子了。

这种右派言论，不但在中央统战部召开的座谈会上有了不少，外地也

有。例如中共天津市委统战部召开的工商界座谈会上，天津市工商联常委荣子正说，党对待中国民族资产阶级问题，都是根据马列主义理论办事，可是许多马列主义的理论著作，都是很早的时期写成的，把这些理论搬到中国来运用，很多地方对不上号。譬如，政治经济学里面说，独立劳动者上升为剥削者之后，原来的资金，很快就花光，然后则不劳而获。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则不然，我们是勤劳肯干，赚的多，花的少，而且在我们上升为剥削者之后，也不是坐享其成，不劳而获，而是操劳更重。因此，我们学政治经济学，很多地方是听而不信，不能接受。他还谈到，中央说要赎买到底，不会是半赎买半没收。但事实上，赎买代价的实际等于没收私方剥削的大半。

在企业合营以前，税务局为了多收税，查账稽征时，把每件东西都估

得很值钱。而工业、商业管理部门在企业合营时清估财产，又样样估得不值钱，结果减少了私方的股金。这些部门进行上述工作时，都说要实事求是，公平合理，这两种工作也都是在工人监督下进行的。可是两个“实事求是”，两次监督，却使全国私营企业财产由 45 亿元变成为合营后的股金 22 亿元。

（5 月 31 日《天津日报》）当年被看作资产阶级最大代言人的，还不是李康年、董少臣、吴金萃这几位，而是章乃器。毛泽东说，右派的老祖宗就是章

伯钧、罗隆基、章乃器。[7]章伯钧罗隆基的情况前面说过了，这里讲一下章乃器其人的情况。

《毛泽东选集》第 5 卷，第 448 页。

章乃器（1897～1977），浙江青田人。16 岁时考入浙江甲种商业学校。 5 年毕业，入浙江实业银行，当了一名每月只有生活津贴二元的练习生，从此进入银行界。

在这家银行里，他被逐次提升为营业员、营业部主任，直到副总经理兼检查部主任。

他自幼能文，在商业学校念书的时候就在《学生杂志》发表过文章。后来在业余广泛阅读各类社会科学书籍，就凭着自修得到的学力，使他得以当上光华大学和沪江大学的教授。

他很早就有向社会发表意见的强烈欲望。1927 年他写信给胡适，说：“我是一个银行里的职员，我因为晚上有点空，我的精神又极好，我不愿意把他消磨在无聊的地方，而我的进款，又稍微有一点敷余，所以我想要利用这一点空闲的光阴和敷余的进款，去办理一种适合个性，而有益于人类、国家和社会的事业。我经长时间的考虑，我决计去办一个小规模的言论机关，就是

《新评论》半月刊。”[8]

《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第 444 页。

他希望胡适介绍一批作者为刊物写稿。这件事不知道胡适办了没有。但胡适题写的刊名，表明他对刊物的支持。邹韬奋也谈到，章乃器为了创办这刊物的事去找他商谈过[9]。

韬奋《经历》，三联书店 1978 年版，第 117 页。

1927 年底，这个几乎是一人唱独角戏的刊物问世了。封面上，印着“要做潮流的指导者，不要做潮流的追逐者”这样两句口号，是反映着这位主编的志向的。因为言论激烈，刊物只存在一年多就被查禁了。后来他自己评论说：“尽管刊物水平不高，立论是那末天真而幼稚，但勇气和毅力是得到一般的好评的。”[10]

章乃器《七十自述》，见《文史资料选辑》第 82 辑，第 39 页。

后来他在邹韬奋编的《生活》周刊、《大众生活》、杜重远编的《新生》周刊、金仲华编的《永生》周刊等等上发表的那些政论，是更重要，影响也更大些。从这些文章里可以看出他当时的政治态度。

例如，《永生》周刊第一卷第八期（1936 年 4 月 25 日）发表章乃器的

《民族解放斗争中的几个最低要求》一文，针对国民党提出的“先安内后攘外”的口号，尖锐地说：“这是亡国灭种的政策，是中了敌人‘以华灭华’的毒计！因此，对于这整个的国策，应该有彻底的纠正。我们应该以攘外求安内，以抗敌求统一，以举国一致对外觅取民族的生机。”这个“举国一致对外”正是中国共产党“八一宣言”的精神。

这时，章乃器积极参加了救国会的创立和活动。他在《七十自述》中回忆往事，说：“救国会的文件几十万言，十分之九是我执笔的。所有的重大活动，如筹措经费直至群众上街头的部署，都需要我参加，工作通宵达旦是常有的。”毛泽东 1936 年 9 月 18 日写信给他以及陶行知、沈钧儒、邹韬奋几位救国会领袖，说，“先生们抗日救国的言论和英勇的行动，已经引起全国广大民众的同情，同样使我们全体红军和苏区人民对先生们发生无限的敬意！”并表示愿意跟他们“更亲密的合作”。

[11]

《毛泽东书信选集》，第 63 页。

章乃器在救国会的活动，使银行受到了压力。上海市长吴铁城，威胁浙江实业银行总经理李铭：银行里不应容留章某，否则对银行不利。于是李铭找他谈话，希望他到英国去留学三五年，费用由银行供给。章乃器回答说：我愿意辞职以免银行受累。救国会是一件关系国家民族存亡的大事业，我不能离开它。

1936 王造时、史良、沙千里和邹韬奋，世称“七君子”。到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才放了出来，关了八个多月。在这期间，起诉，答辩，审判，辩护，抗议，慰问，牵动了千百万爱国公众的心，围绕这一事件形成了一股新的救国热潮。章乃器在这一事件中，同难的邹韬奋为他留下了一帧简单的剪影：“⋯⋯上海文化界救国会成立以后，我们晤谈的机会才渐渐地多起来。

我们的友谊的加深，唯一的媒介可以说是救国运动。尤其使我肃然起敬的，是他为着参加救国运动，虽牺牲二十年辛苦所获得的行长位置而毫不顾惜。

自从他和我一同被捕以后，从捕房的监狱起，中间经过上海特区第二监狱，上海地方法院看守所，我们总是羁押在一起。他所念念不忘的只是民族解放的前途，救国运动的开展；至于对他自身的遭遇，我从未听见过他有一言一语的自怨自怼。”[12]

韬奋《经历》，第 117 页。

抗日战争爆发，举国一致对外的局面已经出现。这正是他和救国会同人几年来追求的目标。1937 年 9 月 1 日章乃器发表了《少号召多建议》一文，说明他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开始形成时的政治主张。他说：“在国策还未确定的时候，我们不能不多作政治的号召，使国策能够早点确定下来。在国策已经确定的今日，我们却应该少作政治的号召，多作积极的建议，使国策可以早点充实起来。国家到了生死存亡的时候，政府既然已经有确定的国策，有点心肝的人，谁还愿标新立异以鸣高？大家应该是集中力量、培养力量之不遑，那能再存彼此派别之见，在明争暗斗中再消耗一丝一毫的国力。”[13]毛泽东认为，章乃器发表此种言论，是“小资产阶级急进分子在政治上的投降举动”[14]。因为毛泽东从始至终牢记统一战线中的独立性，章乃器在这里却是放弃了独立性。这是章乃器的言论第一次受到毛泽东的批评。

转引自周天度主编《七君子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216～217 页。
《毛泽东选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392 页。

1938 年 1 月章乃器应李宗仁的邀请出任安徽省政府财政厅长。那里正是新四军集结和活动的重要地区之一，他以换取统一税收的名义，每月由省财政补助新四军三万元。1939 年 5 月他被免职，即在重庆经营实业，同时继续从事救国会的活动。

1941 为保证两国和平与友好邦交起见，兹特郑重宣言，苏联誓当尊重满洲国之领土完整与神圣不可侵犯性；日本誓当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国之领土完整与神圣不可侵犯性。”这个严重损害中国领土主权的完整的条约，在重庆立刻引起了强烈反应。中国政府郑重宣布，条约涉及中国的部分是无效的，并指示驻莫斯科大使要求苏联方面澄清。一些长期同共产党合作的对苏联态度一贯友好的民主人士都觉得困惑，不但无法答复他人的质问，甚至无法解

开自己心中的疑问。黄炎培在他的日记中说：“1941 年 4 月 13 日下午 2 时，

日松冈与苏莫洛托夫在莫斯科签订中立协定。4 月 17 日 11 时，招周恩来、董必武来，舜生、伯钧亦到，请中共表示态度。周极言苏联此约乃其一贯之政策，与对华毫无关系；至中共态度，决不因此变更云云。董略同。”[15]

转引自周天度主编《七君子传》，第 660 页。

在重庆的救国会的一些领导人，对此也深表愤慨。而且，救国会作为一个有影响的政治团体，对于这一举国上下严重关切的事件，不能不表明自己的态度。他们集会讨论之后，于 4 月 19 日发出致苏联领导人斯大林的信，同时将此信在中国报纸上公开发表。这封信是公推王造时起草，张申府审查，集体通过后发出的。签名的是沈钧儒、刘清扬、王造时、李公朴、张申府、沙千里、章乃器、胡子婴、史良九人。信中说：“今贵国于 4 月 13 日与我们的侵略者日本帝国主义订立中立协定，并发表宣言相互尊重所谓‘满洲国’ 及‘蒙古人民共和国’领土之完整与不可侵犯性，显然妨害我中国领土与行政的完整，我们不能不表示莫大的遗憾。故对于我政府宣布其无效的郑重声明，绝对拥护，且深信这是我国四万万五千万同胞的公意。”应该说，这封信措词还是很温和的，只表示了遗憾却没有抗议，而且对“友邦一时的苦衷” 表示了理解，表示了依旧对苏友好的态度，信中说：“我们亦为景仰贵国之人，并且自信今后亦为能同情贵国之人。对于中苏两大民族携手向人类解放途上迈进，尤具无限的期望。”[16]

转引自周天度主编《七君子传》，第 658、659 页。

这件事情，站在一个中国人的立场上看，是非常自然的，可以说是一种责任。

可是如果从国际主义的立场看，发出这封信就是一种严重的错误甚至罪行。什么是国际主义呢？斯大林有一个简明扼要的公式：“谁决心绝对地、毫不动摇地、无条件地捍卫苏联，谁就是国际主义者，因为苏联是世界革命运动的基地，不捍卫苏联，就不能捍卫并推进世界革命运动。要知道，谁想撇开苏联、反对苏联而捍卫世界革命运动，谁就是反对革命，谁就必然要滚到革命敌人的阵营里去。”[17]

《斯大林全集》第 10 卷中文版，第 47 页。

按照这个公式，救国会的这封信使苏联处于尴尬的境地，当然也就是“滚到革命敌人的阵营里去”了。

那时共产国际还没有解散，作为共产国际一个支部的中国共产党必须对救国会的这一行动表明自己的态度，并设法加以补救，要不然在斯大林那里不好交代。那时周恩来正在重庆，就来解决这个问题。关于这事。当时是章乃器妻子的胡子婴回忆说：“1941 年，苏联因战略上的需要，和日本签订了互不侵犯协定，其中有涉及中国主权的地方，国民党报纸即借此攻击苏联，救国会也发表宣言，对苏联提出抗议。周恩来同志知道后，认为这样做不适宜。沈衡老表示救国会要作自我检讨。章乃器对这件事很不以为然。他认为救国会发表宣言是救国会的事，共产党无权干涉，救国会也不应该检讨。他争之不得，就退出了救国会。章乃器退出救国会时，要我随同他一同进退，我没有接受。”[18]

胡子婴《我所知道的章乃器》，见《文史资料选辑》第 82 辑，第 80 页。

夫妻之间的政治分歧。导致了半年之后的离异。

七君子中的邹韬奋当时不在重庆，没有签名于致斯大林的信。5 月 29 日他在香港，同茅盾、金仲华、恽逸群、范长江、于毅夫、沈兹九、沈志远、韩幽桐一共九人联合发表了《我们对于国事的态度和主张》，其中说“最近一般别有用心之徒，抓住苏日中立协定，而以各种方式煽动反苏联宣传，其处心积虑，正要使我与援我最力的苏联关系疏远，而遂敌人的狡谋。是故确定独立自主外交原则，在今日已为迫切之举”。[19]这里费解的是“确定独立自主外交原则”一语。如果说“恪守国际主义原则”就文从字顺了。救国会的这篇检讨我未找到，不知怎样写的，想来其要旨当与邹韬奋等九人的声明相去不远吧。

转引自韬奋《经历》，第 317 页。

附带说一说，救国会这封信给斯大林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影响了他对中国民主党派的看法。伍修权的回忆记录中谈到 1950 年初他参加的第一次中苏会谈，说：“当时新中国成立才两个多月，苏联对我国的情况特别是某些方针政策是持怀疑态度的，例如⋯⋯我国的一些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参加政府，苏联就怀疑我们会不会执行亲英美的路线等等。”[20]1949 年毛泽东第一次出访苏联，给斯大林祝贺七十大寿，12 月 16 日抵达莫斯科。救国会正好在 12 月 18 日在北京自动宣告结束。

这时间大约不是偶然的巧合。

《中共党史资料》第 4 辑，第 57～58 页。

1945 年 12 月，章乃器和胡厥文、黄炎培、施复亮等一起发起建立了民主建国会。

他在成立大会上说，国共两党，仇恨太深，必须第三者组织起来，团结起来，以公正之态度做和平统一的基础才行，表示了成为国共两党之间的一种政治力量的想法。

1947 了港九地产公司。在政治活动方面，我又成为‘宣言专家’。各民主党派在香港联合发表的文件，又几乎全数是我执笔的。资本主义商业的经营这时也达到了最高峰，我获得了相当多的利润。”一些事情，当时同在香港的徐铸成说得更详细些：“1948 年《文汇报》在港创刊时，他也在香港。在当时流亡香港的民主人士中，他最长袖善舞，经济上最有办法，他开办了一个企业叫‘上川公司’，设在大道中的大华大厦里。主要业务是经营地产，买进地皮，包工建造大厦，分层出卖，业务很顺利。他曾经和我谈过，香港的市面必定日趋繁荣，地产的总趋势，必定日益看涨。当时，由于国内局势的急转直下，香港很多人对前途是消极观望的，而今天拥有大量地产的企业家，当时还远未露出头角。⋯⋯我忽发奇想，假使章乃器一直不走，以经济之长才，如炬之目光，孳孳为利，或者还可以取得政治上的方便，那末，他可能已是亿万富翁，车马盈门，安享清福了。而现在⋯⋯不必谈了。这当然只是一个不现实的奇想。他是一个为民主英勇斗争过来的战士，怎么能在久已憧憬的局势实现时，袖手旁观呢！”[21]

徐铸成《风雨故人》，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85～86
页。情况也正是这样，他自己也说：“正因为图利生涯同我的理想矛盾，所

以，在 1948 筹备工作。”（《七十自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章乃器被安排为政务院政务委员兼编制委员会主任。

1953 和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副主任委员。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提出之后，章乃

器发表了好几篇文章和讲话，提出了好些颇引起争议的论点。1956 年 11 月举行的民主建国会一届二中全会对他的一些论点进行了批评。当时受到批评的论点，例如，章乃器说，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在全行业合营后，已经基本上消灭了。至于思想作风上的两面性，那是长时期的思想改造问题。不单是工商界要这样，许多人都要这样。

在这个意义上，资产阶级的两面性已经不存在了。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成为一个革命阶级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说它是红色资产阶级是说不到什么夸张的。工商界进入社会主义，能交出企业而无所留恋，比那些赤手空拳、喊口号、贴标语的人进入社会主义还好些。民建的这次会议通过的《关于讨论当前几个重要原则问题的决议》就是针对章乃器这些论点的。毛泽东对这次批评章乃器的会表示了赞许，他在 1956 年 12 月 4 日写给民建主任委员黄炎培的信中说：“你们的会议开得很好，谨致祝贺之忱！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方法竟在你们党内，在全国各地工商业者之间，在高级知识分子之间行通了，并且做得日益健全，真是好消息。”[22]

《毛泽东书信选集》，第 514 页。

不知道章乃器在会上表示了怎样的态度，反正事实上他并没有接受批评。这次会后，他依然一再发表文章和讲话宣传这些被批评的论点。

在《从“墙”和“沟”的思想基础说起》一文中，章乃器以为，斯大林所说的“我们共产党员是具有特种性格的人。我们是由特殊材料制成的” 这句话是不科学的，是带着神秘主义的色彩的。这个说法可以被理解为共产党员一生出来就是做共产党员的材料。由于这一句话的影响，可能有不少非党人士便以特殊的眼光看待党员，某些修养不够的党员，也就不免以特殊自居了。这样，这一句话自然也就成为“墙”和“沟”的一种思想基础了。

这种党员以特殊自居的现象在理论方面的表现，这篇文章指出，关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掌握，也有“只此一家，别无分店”的意味。章乃器说，毫无疑问，党是革命理论的权威，这是没有人能够否认的。但这绝不等于党对革命理论的“垄断”；绝不是如某些人所想的那样，只有党员可能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而非党人士就不可能在革命理论学习中取得成绩。在这种错误思想的支配下，就使得党所推动的理论学习在许多场合变成了教条主义的推广。某些党员以“理论大师”的地位出场，旁若无人，当然也容易变成教条主义者。

章乃器说，在“拆墙”、“填沟”的工作中，批判共产党员是特殊材料制成的这一条教条是必要的。他还以为，如果党在检查大国主义和大汉族主义之外也检查一下大党主义，情况可能是很严重的。当然，在这同时，民主党派也应该检查自己的不接受领导的资产阶级政党思想。

这篇文章还谈到党的领导方法问题，认为“以党代政”的情况的确是存在的：中央较少，愈到下层愈多，不少党员对国家机构的作用还没有足够的认识，没有充分认识到国家机构是党进行革命和建设社会主义的武器。章乃器表示同意这样一种提法：党的领导有如神经系统，科学研究领导、文艺领导、行政领导有如呼吸系统、消化系统、循环系统等等；党的领导贯彻到各个系统，但不能代替各个系统的作用。

他自己还提出了另一个比喻：党组织有如戏剧的编导，其他国家机构有如演员、艺术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编导一般不必自己上前台，更不应代替艺术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他以为这样领导更加主动。以人民闹事为例，

如果先让行政负责处理，党组织加以指导和支持，只有在十分必要的时候才出来作解释和说明，事情就可以处理得更好一些。如果一开始就亲自出马，处理得好固然没有什么，处理不好就闹僵了。

章乃器还对中共统战部的工作提了一些批评。认为统战部在处理民主党派内部分歧的时候，是强调集中的一面，放松了民主的一面，扶植某一个派别，压服其他意见不同的分子或派别，而没有坚持讲清道理、明辨是非。因而曾经助长了一些独裁作风和家长作风，自然也就助长了宗派活动。更由于某些党员的官僚主义和某些非党人士以“上司”对待党员，看起来有时似乎统战部在参加宗派活动。实际上，今天在民主党派中进行宗派活动，如果不是若隐若显地拿起统战部的幌子，是不大可能的。章乃器还指出，统战部对人的鉴别往往采取简单化的方式，唯唯诺诺，随声附和，容易对待的，以至善于帮同压服不同意见的，便算积极，便算忠实；喜欢提意见，而又坚持自己的主张的，总不免感到麻烦，便作为“闹独立性”。这就是为什么党一再提出反对个人崇拜，提出不要有无原则的捧场，而个人祟拜和无原则的捧场仍然存在；党再三要求听到不同的意见，而不同的意见总难充分发挥。（5 月 14 日《人民日报》）在《关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问题》一文中，章乃器表示，像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中说的，既然什么阶级、什么人都有两面性，都需要改造；民族资产阶级当然有两面性，当然更加需要改造；民族资产阶级比起其他的阶级，消极的一面而且还要多一些；除了思想、作风问题以外，而且还有不劳而获的收入的尾巴——定息。毛泽东这样说，是完全可以接受的。而像前些时某些教条主义者所说的却很难使人从思想上接受。因为工商业家所熟知的两面性是指政治上革命与不革命甚至反革命的两面性，和经济上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积极的一面与不利于国计民生的消极“五毒”的一面的两面性，也就是“五反”斗争中说的两面性。他们不加分析地提出民族资产阶级仍然有两面性，这不能不使工商业家听了之后惊心动魄！

工商业家问：“是不是还要来一个‘五反’？”这对充分发挥工商业家

积极性的方针，不能不起到严重的反作用。章乃器说，1956 年初发生的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公私合营高潮，工商业家敲锣打鼓欢迎社会主义。很自然的，他们在“五反”斗争中所理解到的两面性，是一去不复返了。

章乃器还讲了一点逻辑学。他说，历史上领导者与被领导者的区别，都只能是先进与落后的区别。不能设想：一个先进的阶级可以领导一个反动的阶级。对于一个反动的阶级，唯一的办法是作为敌人来对待，而绝不可能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

应该看到，只要这两个阶级的区别稍微再扩大一些，民族资产阶级由落后变成了“半反动”，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就很危险了！

这篇文章中还提到：阶级最后必须消灭，但人是可以改造的。从这点来看，阶级本质与人的阶级特性是有所不同的。教条主义者是不善于分析的，他们机械地把这两者完全等同起来了。这样把阶级和组成阶级的一个个的人分开来看，并不是章乃器的杜撰。毛泽东 1956 年 12 月同工商界人士谈话，就说了作为一个阶级是要消灭的，但人都包下来的话，这里章乃器不过是引据了这个观点。他并就此加以发挥说，资产阶级的本质——剥削，的确是从“娘胎”里带出来的。从资产阶级的生命史来说，剥削的本质真是“与生俱来，至死方休”的。资产阶级分子——资本家的阶级特性却并不是“与生俱

来，至死方休”的。难道曾经有从娘胎里出来就一定是当资本家的人？因此，他又一次表示不赞成“脱胎换骨”这种提法，以为这样是把改造工作神秘化起来，使人望而生畏。这意思，他在 5 月 8 日统战部召开的座谈会上也说过。

文章的结尾说，应该肯定：在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当中，积极的一面是主导的、发展的，消极的一面次要的、萎缩的，而主要的消极表现是自卑和畏缩。[23]

见《工商界》1957 年第 6 期。

1957 年 5 月 31 日章乃器在中国民主建国会全国工商改造辅导工作座谈会上讲了一篇话，《大公报》（6 月 1 日）和《人民日报》（6 月 2 日）都作了报道。他认为报道中有几点同他当时说的有相当大的出入，于是自己将这些意思写成《关于工商改造辅导工作的几个问题》一文。其中像民族资产阶级两面性的问题，把阶级和人分开来看的问题，都是重复以前文章中说过的话，只是增加了一些对于座谈会上听到的批评的回答。但也有些意思是以前文章中没有说过的。

章乃器说：何以有些公私合营企业的工作效率反而不如私营时期呢？何以有些社会主义企业甚至有些国家机关的工作效率反而不如现代化的资本主义企业呢？当然，这主要地是由于社会主义要注重整体性，上下左右的关系要复杂得多，行动起来不可避免地要迟缓一些。但，是非不明，存在“三害”，也是很重大的因素。由于“三害”的存在，尽管按整体算起来，我们还是比资本主义国家前进快得多，但不应有的损失已经不少，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发挥，已经打了很大的折扣。何以现代化的资本主义企业会有较高的工作效率呢？理由也很简单。资本家除了要图利之外，还有一种企业心。为了图利，为了搞好企业，他们自然要用人才。他们并不愚蠢，他们很会精打细算。他们知道，只要一个人能做三个人的事，就可以大赚其钱，同时也搞好了企业；反之，如果五个人只能做一个人的事，那就要破产。像我们这次整风当中所揭露的某些企业、机关在人事方面“德重于才，以资代德”等等是非不明的偏向，在现代化的资本主义企业中是很难公然存在的。章乃器说，我曾经这样想：官僚主义是比资本主义更危险的敌人。因为资本主义已经肯定不可能在我国复辟，而官僚主义却随时可以在我们的思想中甚至工作中复辟。在资本主义当中，我们还可以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找出一些在生产、经营上有益的经验和知识，为社会主义服务；而官僚主义则是“一无是处”的糟粕。这就是为什么一个社会主义企业加上了官僚主义，效率反而不如现代化的资本主义企业的理由。官僚主义如此，“三害”更不必说了。

这篇文章还提出了一个定息的性质问题。章乃器说，过去有人说定息是剩余价值；后来有人出来纠正了，认为是剥削，而不是剩余价值。他认为这个提法不合逻辑。他说，如果今天的工人仍然被剥削，那就不能不对私方有对抗。那样，阶级关系就不可能是非对抗性的矛盾了。既然现在已经肯定阶级关系是非对抗性的矛盾，就没有理由说定息是剥削。我想，说定息是不劳而获的收入是比较合理的。从整个阶级来说，定息是剥削的残余；而具体到个别的阶级分子来说，定息是不劳而获的收入。他还谈到，也不能笼统地说，定息同银行存款的利息有本质的不同。有些人在解放以后，为了响应政府发展生产的号召，把银行存款取出来，投入企业；过去几年的股息收入还不如存款，今天的定息也不如存款，还要负剥削的恶名；他们心中是不服的。

对于当时规定的股本超过 2000 元的就算是资本家这条界限，章乃器也

以为值得重新讨论。他说，2000 元的数太小了。据我了解，不少职工的储蓄存款都超过 2000 元。资本稍微超过 2000 元就算一个资本家，似乎不够合理。（6 月 9 日《大公报》）在中共中央统战部和国务院第八办公室联合召开的工商界座谈会上，好些人的发言都批评了章乃器的这些文章和讲话。5 月24 日千家驹的长篇发言，点名批评了毕鸣岐和李康年，同时在几处地方不点名地批评了章乃器。例如，千家驹说，工商业者从资本主义社会出身，习惯于老的一套，说全行业合营后，即脱胎换骨，不留恋资本主义，似乎是不符实际的。有朋友说，“脱胎换骨”这句话要不得，易使人想到下句就是“抽筋剥皮”。一听就知道这里说的“朋友”是章乃器，千家驹引孙晓村的话反驳说：为什么下句话不是“超凡入圣”呢？这不是很好一句话吗？千家驹的发言中，在提出他不同意毕鸣岐的一些说法的时候，顺口说道，我们更不能同意认为民族资产阶级放弃生产资料而毫无留恋，比那赤手空拳的工人更加光荣。这种看法是不正确的。毕鸣岐以为这话也是说他的，在下次发言时声辩说：这句话我不仅是没有说过，在我的思想深处也没有，我也没有听说民族资本家说过。

（5 月 30 日《人民日报》）这是他多心了。千家驹说的是章乃器，这意见在半年前举行的民建一届二中会上批评过，只是毕鸣岐不知道罢了。千家驹还说，有人说，资产阶级有两面性，工人阶级中不也有进步、先进与落后保守的两面性吗？对于章乃器说过不止一次的这个意见，千家驹反驳说，这不是一回事。工人阶级的落后保守的一面和资产阶级的消极性质是有所不同的，工人阶级也需教育，也需改造，但决不是“破资本主义”的问题。（5 月 25 日《人民日报》）看来章乃器并没有接受千家驹的批评。他在《关于工商改造辅导工作的几个问题》一文中作了一点反驳。他说：说“脱胎换骨” 之下可以加一个“超凡入圣”，那更是想入非非的粉红色的梦。我想，我们所期求的未来，是大家都成为平凡的劳动人民。倘使要大家都超出凡人，变成圣人，将来出现了一个“圣人社会”，那倒是有点像儒家所歌颂的“唐虞之世”，这肯定不是我们的方向。我看，现在可能已经有一些以“改造者”自居的人物，自命已经“脱胎换骨，超凡入圣”。这种人很危险，他们会在有意无意中变成了特权的人物。如果深入地进行检查，可能会在他们的身上发现痕迹不断加深的“小资产阶级”的烙印。我坦白地说，我很怕做圣人。做了一名高级干部，人们平时对你提意见有顾虑，接近也有顾虑，已经很不好受。倘若再做了圣人，在一片歌颂声中竟天天受人崇拜，随便说一句话人们就把它当作“圣旨”，弄得坐立不安，吃饭睡觉都不自在，那可真有点活不下去。我知道，许多人都不愿意做圣人，可见“此路不通”。我和许多人一样，只愿做一个平凡而不庸俗的人。（6 月 9 日《大公报》）千家驹以外，座谈会上批评章乃器的还有一些人。民建中央委员、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吴大琨在六个问题上批评了章乃器，他找出了斯大林《追悼列宁》的全译本，说章乃器从《联共党史》转引“共产党员是由特殊材料制成”一语来立论，是曲解了斯大林。吴大琨以为斯大林的本意只不过是说党员和普通工人是有区别的，而章乃器反对这一点，实质上就是反对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的理论。章乃器说《人民日报》社论中“服从公方领导”的提法是片面的，实际上就是反对党的领导。章反对提脱胎换骨的改造，就是要工商界放松自我改造。关于两面性的问题，吴大琨教授在反驳章乃器的时候，除了讲一些道理之外，还举了一个例：胡子昂同志是工商业者，但他在访问苏联时却能与赫鲁晓夫

并坐，受到很大的光荣。这就说明中国资产阶级因为有了两面性，所以才有条件能与赫鲁晓夫同志坐在一起。这个“两面性”是光荣的。对于章乃器说的官僚主义比资本主义更可怕这一点，吴大琨反驳说，章乃器同志只看到资本主义好的一面，没有看到资本主义坏的一面。资本主义是官僚主义的老巢，如英国、美国政府都有官僚主义，他们就不可能像我们这样地彻底反对官僚主义。还有，他认为章乃器说的定息不是剥削也是不通的。（6 月 6 日《人民日报》）那时《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尚未出版，吴大琨无法知道毛泽东关于赫鲁晓夫的一些内部讲话，还把同赫鲁晓夫坐在一起照像看做是难得的殊荣，这是可以原谅的。

王光英也批评了章乃器。他说，定息明明是剥削收入，有人硬说是不劳而获。

这个提法代表不了我们工商界。说官僚主义是比资本主义更危险的敌人，我也不同意这种说法，资本主义就是官僚主义的大本营，没法和社会主义比，如果说资本主义国家效率高毋宁说是剥削艺术高。（6 月 6 日《人民日报》）山东省工商联主任委员、山东省副省长苗海南也批评章乃器。他说，有人听到“脱胎换骨”，就联想到“抽筋剥皮”，也有人比喻为“超凡入圣”，我认为这几种说法都对。请问：“脱”资本主义之“胎”，“换”社会主义之 “骨”有什么不好呢？“抽”资本主义之“筋”，“剥”资本主义之“皮”有什么不好呢？“超”资本主义之“凡”，“入”社会主义之“圣”又有什么不好呢？有入问我思想改造到什么时候完结，我用了唐诗上两句回答：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我认为活到老，改造到老。（6 月 7 日《人民日报》）工商界座谈会开到 6 月 8 日为止。7 日的会，布置了孙晓村、千家驹、孙起孟三人作长篇发言，驳斥座谈会上和会外的种种抵抗改造的错误论调，这已经是带总结性的发言了。

孙晓村首先谈到当前合营企业中的公私合作共事关系问题，这正是座谈会初期来自各地的工商界人士诉了不少苦的题目。尽管他发言的主旨是批驳反改造的言论，也还是承认这方面存在的问题不少，承认这些问题严重影响私方人员积极性的发挥，对于企业的生产经营十分不利。他在分析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的时候，采取了双方各打五十大板的公正态度，平分了责任。他认为，从公方人员讲来，相当普遍的是由于经验不足，以及有些人作风不良，但是最重要的还是对工商业者的巨大变化认识不足。他们自以为忠心耿耿，为党为国，党性很强，立场很稳，其实是违反了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使企业生产经营受到影响，私方人员积极性受到挫折，并且怀疑党的政策是一回事，执行起来又是一回事。另一方面，孙晓村也认为合营之后私方人员存在工作不够主动，有自卑感，有作客思想，政治责任感不强，对于有职无权不敢据理力争，对于党和政府的政策将信将疑等等问题。

孙晓村表示不同意章乃器在《从“墙”和“沟”的思想基础说起》一文中对统战部的批评。他认为，在工商界和民建成员中有左、中、右之分，是客观存在。统战部与左派既然意见比较一致，当然要多一点接触，这能说是统战部在参加宗派活动吗？孙晓村在结束发言的时候说，我们帮助党整风，有一个立场问题，这个立场就是“一切为了社会主义”。他特别提出：最近这一大鸣大放期间，我们工商界和民建同志对党提出了不少批评和意见，有一部分批评和意见是错误的，其中有些意见甚至在不同程度上表现出对党、对工人阶级、对马列主义、对社会主义这些根本问题上的极端错误的

态度。不知道在场的工商界人士听懂了没有。他在这里是对不到 24 千家驹的发言就今天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问题和定息不是剥削的问题再一次反驳了章乃器。他还谈到李康年，认为他的建议虽也包含少许合理的东西，例如简化手续，但总的精神是牢牢的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替资产阶级打算真可说是无微不至。

千家驹说，工商界今日的心情我们是可以理解的，他们有的人有一肚子委屈，要一吐为快，不要以感情代替了理智，诉苦不能代替分析。有人说，我们是给党整风，而不是给工商业者整风，但给党整风的目的是为了改进党的工作，是为了建设社会主义，而绝不是用资本主义思想来代替社会主义思想。千家驹谈到百家争鸣，以为这决不是说可以用资本主义来反对社会主义，更不是说，即使有人提出了反对社会主义的论调（自然今天公开提出反对社会主义的人是不会有的，它总是改头换面以各种不同面目出现），也不许我们加以反驳。他这番话，也可以看作一场空前规模的反驳（反右派斗争）即将开始的信号。

孙起孟的发言首先肯定党在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方面的方针政策是正确的，工作成就是根本的一面，主要的一面，他认为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仍然存在，批评了章乃器那种把资产阶级两面性说成同工人阶级一样的意见。（6 月 8 日《人民日报》）6 工商界座谈会到了应该结束的时候了。这天开了最后一次会。

全国工商联副主任委员、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副主任委员李烛尘发言。他大约早晨起床之后还没有来得及阅读当天的报纸，还不知道政治风向已经突然转变。他还在说，现在，从中央到地方，热火朝天地掀起了帮助党整风、对党提意见的浪潮，全国工商界座谈会上，大家都谈得很好。我们工商界存在问题很多，也是党搞好整风运动的一般不容忽视的值得依靠的力量。从民建会收到的各地的材料看起来，有些工商业者对于“鸣、放”是有顾虑的，他们的顾虑不是没有原因的，还有不少人正在看北京的风向行事。长沙有一份材料反映：一个会员揭露了公私矛盾以后，又表示后悔了；一个会员错误地认为：“北京鸣放情况现在进入分析和收的阶段，上海的工人也说话了，自己也有不敢大鸣之感。”这些看法和说法是不应该有的，应该充分地信任党，因为党对于接受任何方面提出的任何意见，都是敞开着大门的。

李烛尘认为，所有的怀疑顾虑都是多余的，全国工商业者要破除任何思想障碍，把几百万双眼睛所看到的东西，几百万颗心里所想到的东西，从嘴里说了出来，让党听到我们的声音，做到实事求是有的放矢，而不是感情用事，这正是表示我们对党、对社会主义事业的无限忠诚。李烛尘还批评了合营企业的公方代表和不少党内的人士，说他们仍然只知道强调阶级关系，没有注意到形势已经有新的发展，两个阶级的阶级斗争，已经不是我们国家的主要矛盾。他们低估或者无视工商业者的积极的一面。

既然李烛尘认为座谈会上大家都谈得很好，所以他没有批评谁，像李

康年、董少臣、吴金萃、毕鸣岐，乃至章乃器的意见，他都没有批评。

民建中央另一位副主任委员胡厥文发言。他说只有大公无私的中国共产党才能够这样虚怀若谷地倾听人民的意见，乐于接受各种非常尖锐的批评。但是，他认为，决不能认为争鸣中一切意见都是正确的，党都应该照单全收。比如，对于章乃器同志最近在报上所发表的几篇文字和谈话中的许多论点，我是不能同意的。他说“脱胎换骨”是增加工商业者无穷忧虑，说官

僚主义比资本主义还可怕，说定息不是剥削而是“不劳而获”等等，不仅是我不能同意，也是大多数工商业者不能接受的。

全国工商联主任委员陈叔通发言。他在两面性、定息、脱胎换骨等几个问题上批评了章乃器，说章是在争鸣的掩饰下贩运资产阶级思想的突出典型。

这天座谈会结束时，李维汉作了总结发言。他说，座谈会上提出和接触到的批评和意见，大多数是正确的，是善意的；有一部分是错误的，其中一部分错误的性质是严重的。李维汉没有点章乃器的名，但是点出了他的一些论点，说，在我们的座谈会上，这种论调受到不少朋友的批驳，不是偶然的。这种论调和攻击，是在反教条主义的幌子下，进行以修正主义攻击马列主义、以资产阶级思想反对工人阶级思想的斗争，这实际上就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两条道路的斗争。（6 月 9 日《人民日报》）座谈会结束之后，收到章乃器提交的一篇书面发言，其中对吴大琨、孙晓村作了反批评。举例说明他们是在改动了章乃器的原话再来批评的，章说：这不是睁眼睛撒谎，便是健忘。这样的辩论作风究竟正派不正派，是值得他考虑的。

孙晓村对他的批评是登在 6 月 8 日《人民日报》上的，想必章乃器也看了同一天报纸的社论《这是为什么？》。被徐铸成称赞为目光如炬的他，应该立刻明白这篇社论所传达出来的信息吧。可是有意思的是，他在书面发言的结尾处写道：“我愿意告诉工商界：整风运动是一定要进行到底的；共产党绝不会做半途而废的事情。共产党代表了工人阶级忠诚老实的品质，是不会表面一套、里面一套的。

我们要完全相信党的方针、政策，用老老实实，实事求是的态度揭发矛盾，帮助党做好整风工作。不要怕扣帽子，更不要怕受打击。整风运动从某一些角落来看，肯定会有曲折，肯定会有过‘左’，过右的偏向，但党是会明是非的，是非最后也一定会明的。”（6 月 10 日《人民日报》）他是不是把社论中提到的匿名信事件只看作是某一些角落里的曲折呢？或者，他是不是虽然预感到了大的曲折却还是故意要这样说呢？两天之后，6 月 12 日，全国工商界的反右派斗争开始了。就从批判章乃器开始。

这天，全国工商联执委会常务委员会开始批判章乃器。在以后的几天里，全国工商联和民主建国会两个常务委员会多次举行联席会议，批判章乃器。众口一词，都说章乃器错了。

第一个发言的是乐松生。他说，章乃器反社会主义的言论已经发生了很坏的影响。北京工商界短期讲习班里有些学员已受到了迷惑，错误地认为章的意见代表工商界人士的思想。我认为工商界人士应该学习最近《人民日报》的有关社论，辨明是非，给章乃器的反动思想以狠狠的批评。

当敲锣打鼓庆祝进人社会主义的时刻，乐松生是在天安门城楼向毛泽东报喜的代表人物，这时他当然有资格第一个发言。他忘记了说的是，他本人也曾受到章乃器的迷惑。仅仅四个星期以前，5 月 16 日，他在工商界座谈会上，也说了“有些公方存在宗派主义，只相信党员、团员、工人，不相信私方人员”。“私方交出企业后，剩下的就是工作，如果大胆使用，对社会主义有什么不好呢？我亲身体会到，资本家交出企业不是容易的事，这是脱胎换骨。”“有的公方很小的事情都使私方不愉快。”（5 月 17 日《人民日报》）这样的小事不必细说，且放过一边。

批判会上，胡子昂发言，说章乃器的错误不是偶然的。去年民建会二

中全会上，大家对他的错误曾进行过帮助和劝告。最近我还同他进行了争论，但他一直坚持错误的观点。我们应对这种错误思想给予严肃的斗争，不能让它流传开来。

这里提到的二中全会的帮助和劝告，章乃器并不领情。他在座谈会后提交的书面发言中说，在党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之后，居然还有人对思想问题组织“围剿”，就是他对这种帮助和劝告的评价。

苗海南说，章乃器的言论在工商界中已引起了坏的影响，工商联领导上应该赶快起来加以驳斥。我们一方面要赶快写文章、发指标，澄清工商界的思想；另一方面，大家再对章乃器进行一次同志式的帮助。

朱继圣说，章乃器针对我们资产阶级有动摇性的弱点，向我们灌输资本主义思想。我们要批判章的言论，同时还要继续帮助党整风。

王光英说，章乃器的阴谋诡计，一是给同他辩驳的人乱扣帽子，说是教条主义；二是打拉的战术，拉李康年、毕鸣岐，打击积极分子；三是挂羊头卖狗肉，文章开头引毛主席的话，下面贩卖他自己的思想。

毕鸣岐一听急了，希望能在他和章乃器之间划一条界线，连忙声辩说，王光英说章乃器拉我，我要说明，我的思想和章乃器不同。我是要加强资产阶级思想改造，走社会主义道路，他则是要把我们拉回到资本主义道路上去。他说资产阶级无两面性，我说有。我说定息是剥削，他说不是。他同意李康年定息 20 年的意见，我不同意。他说资产阶级没有了，我说还存在。他和

我是有本质上的不同。章乃器拉不拉我是他的事，我有我的思想。（6 月 13 日《人民日报》）毕鸣歧此刻来作这样的表示，已经来不及超拔他自己了，不多久之后的批斗会上，他也就跟章乃器处在同样的位置上。

第二天的会上，陈叔通说，章乃器的思想在工商界已经引起了混乱。在我看来，章乃器的错误已经不仅是思想，而且是行动。煽动、威胁还不是行动吗？要赶快把他的面貌揭开，要不然有些工商业者会被他拖下水去。

陈叔通之后发言的是黄炎培。《人民日报》说：“黄炎培在会上对章乃器的思想品质上的错误和缺点作了揭发和批判。”发言内容未作报道。以黄炎培的身份，如果他的发言里有可供摘录的，大概不会不摘出刊登的吧。想来他的这次发言不甚得体，只好不予摘录了。

盛石华说，我 5 月 28 日在统战部召开的工商界座谈会的发言中说了“我认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是有两面性的，但是，我不反对别人说没有”。这两句话是错误的，他表示收回这句话。

毕鸣岐觉得第一天说的还不够，第二天又说。他首先从章乃器最近的文章和言论中列举了 16 条错误论点加以驳斥。他说，章乃器是民主建国会与全国工商联的负责人之一，在政府中是部长，竟发出这样似是而非的论点，我们必须同这些错误思想划清界限，并给予批驳，来帮助他分清敌我思想。章乃器的错误经过大家的帮助后，希望他有所转变，自己进行深刻检查。如果他不这样做，组织上应有个措施。

（6 月 14 日《人民日报》）毕鸣岐在这里第一个提出要给章乃器组织处理的问题，也许是希望以这样的表示来改善自己的处境吧。

李康年也希望能够缩回去。6 月 15 日的会上，他说，我过去的建议中，最不妥当的一点是主张政府发行赎买存单 22 亿元，兑现年期分为 20 年，我在这里声明撤回这一点。但是这个建议的其余部分仍备政府采择。李康年还

表示，不能苟同章乃器说的定息不是剥削、关于两面性问题、关于工人阶级分子同资产阶级分子没有本质区别的论点。当然，他的这些表示，也没有能够救拔他自己。

章乃器却是不肯认错。15 日下午他第一次出席这个会议，在一些人批评他之后接着发言，他说大家的热情他很感激，但是从讲道理来说，不能说服他，他说这是他的老实话，要不然也可以来个假检讨。他说，大家反映下面工作不好搞了，说这是我的言论挑拨起来的，我说不对。这是在党的“鸣” “放”方针下，在党的领导下自然发展起来的，许多话是整风运动引起的，不是我的文章挑拨起来的。这个时期的思想工作肯定会遇到许多新的问题，现在是从压服走向说服的阶段，要说服就要相当高的理论水平、政治水平，把这些变化说是我的文章的影响，这是没有看到形势的发展。（6 月 16 日《人民日报》）章乃器不承认这是他挑拨起来的。这使人想起当年救国会七君子受审的一幕。

章乃器受审时，法官问：“你是不是煽动过日本纱厂罢工工潮？”章乃器答：“很惭愧！我没有这样大的本领！我要有这样的大本领就好了！”[24]

沙千里《漫话救国会》，文史资料出版社 1983 年，第 65 页。

当年面对的是国民党的法官，是敌我矛盾，故不必细说道理，只以调侃的态度出之；现在在他看来，是人民内部矛盾，故要说清道理，用语也要委婉得多。他也确实没有这样大的本领，能够煽动全国工商界提出那么多的意见来的。此刻他要真有这样大的本领，就坏了。

在这天的会上，章乃器还谈了他对“双百”方针的理解。他说，在理论上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无时无刻不在斗争，但政治上还是要欢迎各种有唯心主义思想的人（如佛教、基督教），否则不利于民族大团结。他认为对某些具体问题的认识有些不同，这是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范围内允许的，不是什么离开社会主义的道路问题，他说别人给他戴这项大帽子是违反实际，违反宪法精神的。

批判会继续开下去。现在不但要批判章乃器文章和发言中的右派论点，还要批判他不肯认错的态度了。6 月 17 日的会上，苗海南说，章乃器那天说，目前工商界的混乱是由于党的整风运动引起的，这是对党的恶毒攻击。他过去强调工商业者的消极性是“五反”运动的副作用，这次又把由于他的谬论引起工商界思想混乱，说成是党的整风运动引起的，这是十分可恶的。

卢燕南说，章乃器的从压服到说服的论点，是把过去党和政府的政策和工作都说成压服，把资产阶级接受改造说成是压服而来的。这是否定了和平改造，否定了工商界进步的一面，否定了民主建国会和工商联的工作成绩。

听了这许多人的批评，章乃器故我依然，还是不肯认错，甚至反而责问这个联席会议是不是符合党的整风运动的精神。他引用了中共中央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的第三段，批评这个会议没有贯彻和风细雨的精神，违背了党的这个指示。他说，他还怀疑目前各地工商界在开会批判章乃器到底是压服出来的还是说服出来的。（6 月 18 日《人民日报》）6 经过修改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公开发表，公布了划分右派分子的六条政治标准。大鸣大放的高潮即刻落下。结束了前十来天左右两派意见都在报上刊登的局面，开始了一边倒的反右派斗争。这天，这个联席会议通过了《全国工商业者团结起来，立即展开对章乃器的反社会主义的活动作坚决的斗争的联合指示》，同时还以全体到会者一致举手的表决程序，决定给予章乃器以“停止

会内全部职务，责令检讨”的处分。（6 月 20 日《人民日报》）第二天，章乃器对民主建国会中央派去看他的朱德禽、许汉三说，民建和工商联要他检讨，而他只有反批评，并且表示不想担任民主建国会和工商联的职务了，希望两会开除他的会籍。他还想请求国务院检查他的全部言论和行动，如果是反社会主义的，就请解除他粮食部部长的职务。至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职务，在明年举行选举的时候，就不必提他的名了。他还对来访者说，讲工人阶级是先进阶级，资产阶级是落后阶级，有什么不好呢？难道一定要说资产阶级是反动阶级吗？来访者问他：看了毛主席最近发表的文章后有何感想？章乃器说，他的言论可能有不对的地方，但同毛主席提出的六项标准没有出入。（6 月 26 日《人民日报》）6 报告中反右派的内容占了很大分量。25 日晚，国务院举行全体会议讨论这篇报告。章乃器以粮食部部长身份出席会议。在讨论中，他表示不能同意这篇报告对他的批评。他说，他的一切言论和行动都是为了调动资产阶级的积极性，说服资产阶级诚心诚意走社会主义道路。他的关于官僚主义比资本主义更危险的说法，意思是强调反对官僚主义的重要性。他说，他的言论行动没有离开毛主席明辨是非的六条标准，没有离开过马列主义的基本原则。他要求国务院对他进行检查，检查越彻底越好。

章乃器还说，他提意见有个分寸，就是照顾中共中央的威信，他爱护

党就像爱护自己的眼珠一样，他的言论没有一点批评过中共中央，他批评的是中共的某些人和某些组织。他说他绝对没有意图在工商界找市场，找鼓掌。他还说，他不是一个政治家，也不配作一个政客，如果要他作言不由衷的检讨，他没有力气。他的意思大约是说，只有政客才能随便作出言不由衷的检讨吧。章乃器说他在解放前就反对资本主义，他不是口是心非的人，更不是两面派。他始终是勤勤恳恳地把自己整个生命交给党，全部精力献给社会主义，他死了以后，就是把骨头烧成灰，在骨灰里也找不出反社会主义的东西来。（6 月 28 日《人民日报》）章乃器认为自己没有错，也不肯认错。对别人作言不由衷的检讨也很反感。6 月 15 日（这时批判他的会已经开了几天了）他去出席《光明日报》社务委员会，遇到了章伯钧，招呼道：“宗兄，你检讨了，我看早了一点吧！”章伯钧说：“有错，就得检讨。”这时开会的人尚未到齐，大家在聊天。章伯钧说起他的远代祖先是章邯。章乃器接着说道：“你祖先原来是一个投降将军。”（6 月 18 日《光明日报》）章邯原为秦将，战败后降项羽。章乃器这话有没有借题发挥的意思，不详。反正当时报纸上的小标题是“章乃器认为检讨就是投降”。

这里插说一下章伯钧为什么这么早就作检讨的事。他的女儿章诒和在一篇回忆父亲的文章中说：“反右运动中，与罗隆基、章乃器相比，父亲认错、认罪是最早的，而且是按着指定的调子去检查。为此，他反复思忖，最终很快下了决心，他对妈妈和我说：‘难道让上面认错吗？我不认错，这个运动能收场吗？再不收场，扩大蔓延下去，到了乡镇小城就是抓人、坐牢、杀头，老罗和乃器哪有我清楚。”[25]看来，章乃器没有看出他这位宗兄的深心吧。

章诒和《越是崎岖越坦平》，载《今日名流》1997 年第 5 期。

从批判章乃器开始，全国工商界的反右派斗争次第铺开。据 8 月 5 日的新华社新闻稿报道，各地工商界划出的右派分子中较为知名的有：北京：市工商联副主任委员刘一峰；市工商联常委阎少青，裕生祥机电厂副厂长吴

金萃，民建北京市委宣传处副处长张焕尧；上海：市纺织工业公司副经理汪君良，公私合营新现代劳英教材工艺社私方经理黄苗夫；天津：市工商联主任委员毕鸣岐，市工商联常委荣子正；武汉：市工商联主任委员王一鸣，民建中央常委彭一湖；昆明：民建市主任委员杨克成；江苏：省工商联主任委员钱孙卿；福州：市工商联主任委员刘栋业；山东：袁熙鉴，葛兰生；河北：省工商联秘书长高振声；四川：省工商联秘书长李仲平，康心如；浙江：沈九如，许祖潮；贵州：梅岭先；湖南：黄英士；安徽：张善瑞，张东野；江西：罗时杨；西安：张士心；沈阳：王子仁，齐心；青岛：黄元吉。

8 的特邀人士李康年和董少臣，还没有出现在这名单中。此外还有如全国工商联办公室主任寿墨卿；上海统一纱厂总管理处副总经理高方；钱孙卿的儿子，担任民建中委、民建无锡市主委、无锡市副市长的钱钟汉，他们父子两代双双划为右派；全国工商联常委、湖南省工商联主委向德，不久前他还在全国人大一届四次会议上发言批判章乃器；民建中委、民建广东省副主委陈祖沛；民建中央宣教处副处长许汉三，就是不久前受命代表组织去同章乃器谈话的⋯⋯都划为右派分子了。

前面所引的这篇新华社新闻稿最后说：“据有关方面负责人对记者说，这场反右派斗争，对于工商业者来说，实际上是 1956 年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高潮（当时主要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所有制基本上改变为社会主义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的继续，不同的是：这次主要是社会主义改造，也就是社会主义革命，是在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进行的。目前斗争将继续深入开展，同时还要更加广泛地在工商界中展开社会主义教育，使每一个工商业者都能从反右派斗争中得到进一步教育和改造。”[26]

见《新华半月刊》1957 年第 17 号，第 170 页。

这位负责人的说明十分中肯。对于工商业者来说，反右派斗争正是对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继续与完成。原来所有的那许许多多大大小小的遗留问题，虽然并没有得到解决，可是立刻被反右派斗争统统取消了。还有谁胆敢提出这些问题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