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不平常的春天

1957 年中国的春天，是一个不平常的春天。

陆定一在怀仁堂作报告，动员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可以看作是“鸣放”运动的开始。大半年过去了，党外知识界反应并不热烈。他们的观望态度其实是六七年来历次政治运动特别是思想改造运动的成果。经过了对电影

《武训传》的批判，对梁漱溟的批判，对胡适思想的批判，对《红楼梦研究》的批判，不久以前又狂飙骤起，经历了肃清“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和肃反运动，他们中的好些人本人，至少亲友，成了这个运动或者那个运动的对象，多少有点像《水浒传》上描写的吃过杀威棒的军犯一样，他们还能够对求言诏表现出多大的热情来呢？现在号召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扩大民主权利，可是响应者寥寥，这就反映了“党和非党群众特别是非党的知识界的某种紧张关系”。[1]《人民日报》发表的陈其通等四人的文章，也更使一些人觉得还是沉默的好。

[1]1957 年 4 月 23 日《人民日报》社论中语。

毛泽东决心打破这种可怕的沉默，他要亲自出马来给鸣放以有力的推动。1957 年 2 月 27 日他召开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以“如

何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为题，向各方面人士一千八百多人讲话，从下午 3

点讲到 7 点，讲了四个钟头。

最高国务会议开过没有几天，3 月 6 日，全国宣传工作会议又开幕了。在与会的八百多人中，党外的有关专业人员有一百六十余人。会议开始，先让大家听了毛泽东 2 月 27 日在最高国务会议讲话的录音。接着，毛泽东分

别邀集到会的教育界、文艺界、新闻出版界的部分代表开座谈会。3 月 12 日，毛泽东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发表讲话。

现在人们在《毛泽东选集》第五卷里看到的这两篇讲话，并不是原始的记录稿，而是经过多次修改的。怎样才能知道毛泽东原来说的意思呢？“文化大革命”初期，各地不少红卫兵组织，出于无限热爱、无限崇拜的心情，以《毛泽东思想万岁》、《伟大的文献》一类的书名，搜集和编印了多种毛泽东文录，有一些其中就收有这两篇讲话的原始记录稿，一时曾经在颇为广泛的范围内流传。除了搜求和阅读这些印本之外，还有一个简捷的途径可以了解当时毛的意见，那就是去看 1957 年 4 月间《人民日报》的一组社论：《继续放手，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10 日）《怎样对待人民内部的矛盾》（13 日）《从团结的愿望出发》（17 日）《工商业者要继续改造，积极工作》（22 日）《全党必须认真学习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23 日）

《从各民主党派的会议谈“长期共存、互相监督”》（26 日）这一组社论，

显然是为了向公众广为宣传新方针推动鸣放而发表的，它们都是以毛泽东的两篇讲话的原始记录稿为立论的依据，有些句子和段落甚至是直接从记录稿摘抄下来。如果我们将这些社论和《毛泽东选集》第五卷所载的这两篇对照阅读，即可以清楚地看出两者之间的这种关系。下面对照的材料，引自 4 月社论的仅注明日期，发表本则注明《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页码。

4“在人民群众和他们的领导者之间，也都存在着这样那样的矛盾。”“目前我国人民群众和领导者之间的矛盾，主要是由于领导者在工作中的官僚主义作风。”“但是，人民群众和领导者之间的矛盾，跟人民内部的其他矛盾一样，是在根本利益相一致的基础上发生的非对抗性的矛盾。”（13 日）发表本：“我们的人民政府是真正代表人民利益的政府，是为人民服务的政府，但是它同人民群众之间也有一定的矛盾。这种矛盾包括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同个人利益之间的矛盾，民主同集中的矛盾，领导同被领导之间的矛盾，国家机关某些工作人员的官僚主义作风同群众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也是人民内部的一个矛盾。一般说来，人民内部的矛盾，是在人民利益根本一致的基础上的矛盾。”（365 页）4“要用讲道理的办法跟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的种种表现进行适当的有说服力的批评，以便帮助知识分子更快地进步，帮助小资产阶级分子和资产阶级分子更快地进步。如果采取压服和禁止的办法，那么，对于党和马克思主义者说来，这并不是实现自己的任务，只是取消自己的任务；而对于被压服被禁止的东西说来，这样作的结果，只能是压而不服，禁而不止。”（10 日）发表本：“我们主张有领导的自由，主张集中指导下的民主，这在任何意义上都不是说，人民内部的思想问题、是非的辨别问题，可以用强制的方法去解决。企图用行政命令的方法，用强制的方法解决思想问题，是非问题，不但没有效力，而且是有害的。⋯⋯凡属于思想性质的问题，凡属于人民内部的争论问题，只能用民主的方法去解决，只能用讨论的方法、批评的方法、说服教育的方法去解决，而不能用强制的、压服的方法去解决。”（368 页）4“一九四二年整风运动中，我们党提出了‘团

结——批评——团结’这一进行党内斗争的公式，这就是说，为了解决同志间的意见分歧，应该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斗争，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经过整风运动以后特别是最近几年的实践证明，这一公式不但可以用于党内，而且可以用于党外，成为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基本方法。”（17日）发表本：“在一九四二年，我们曾经把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这种民主的方法，具体化为一个公式，叫做‘团结——批评——团结’。讲详细一点，就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使矛盾得到解决，从而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按照我们的经验，这是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一个正确的方法。”（369 页）4“在这里，从团结的愿望出发是有决定意义的，因为如果没有这个愿望，批评和斗争就难于达到新的团结。”（13 日）发表本：“在这里，首先需要从团结的愿望出发。因为如果在主观上没有团结的愿望，一斗势必把事情斗乱，不可收拾，那还不是‘残酷斗争，无情打击’？那还有什么党的团结？”（369 页）4“对于群众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近年来在很多地方显然是削弱了。

我们有不少的领导者，沾染了一种‘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的旧习气，用单纯依靠行政命令的办法来代替对群众的思想政治工作。这种命令主义倾向正是官僚主义作风的一种表现。”（13 日）发表本：“共产党人在劳动人民中间进行工作的时候必须采取民主的说服教育的方法，决不允许采取命令主义态度和强制手段。”（371 页）4“人民内部的矛盾是一个长期的现象，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一个长期的任务。既然如此，为什么现在特别地加以强调呢？这是因为，我国现在正处在一个社会大变动的时期。⋯⋯国内阶级斗争的基本结束，本来就会使人民内部的矛盾在历史舞台上上升到比较显著的地位，加上绝大多数人口所经历的这种深刻的历史性的变化，更使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带有特别重要的性质。”（23 日）发表本：“过去我们已经多次讲过用民主方法解决人民内部矛盾这个问题，并且在工作中基本上就是这样做的，很多干部和人民都在实际上懂得这个问题。为什么现在又有人觉得这是一个新问题呢？这是因为过去国内外的敌我斗争很尖锐，人民内部矛盾还不像现在这样被人们注意的缘故。”（371 页）4“在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过程中，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在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在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各个环节上，仍然会产生不完全相适应的情况，也就是说，仍然会产生矛盾。”（13 日）发表本：“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373页）4“我国现在虽然实现了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全行业公私合营，但是资产阶级还存在着；虽然实现了农业和手工业的合作化，五亿以上的原来的小资产阶级分子的小资产阶级思想以至资产阶级思想还将在一个长期间存在。

我国的知识分子的大多数，原来就属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范围，现在在思想上离工人阶级化还有一个相当大的距离。在这种情况下，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在我国学术文化的领域内有所表现，是必然的，完全不足为奇的。”（10 日）发表本：“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还刚刚建立，还没有完全建成，还不完全巩固。

在工商业的公私合营企业中，资本家还拿定息，也就是还有剥削；⋯⋯ 农业生产合作社和手工业生产合作社有一部分也还是半社会主义性质的⋯⋯”（374 页）“资产阶级和从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的影响还要在我国长期存在。”（390 页）“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他们的思想意识是一定要反

映出来的。一定要在政治问题和思想问题上，用各种办法顽强地表现他们自己。要他们不反映不表现，是不可能的。”（392 页）4“在我们国家里，思想改造对每一个人都是需要的。因为我们国家正处在一个空前未有的伟大变革的时代，新事物天天在成长着，旧事物天天在衰亡着；旧的矛盾克服了，新的矛盾又出现。在这样的时代里，每一个真诚走社会主义道路而又不甘落后的人，包括工人和我们共产党人在内，都要时时进行自我改造，才能使自己的思想认识、作风，适合于社会发展的要求。现在还拿着定息、思想作风跟自食其力的劳动者还有很大距离的工商业者，为什么就不要进行改造了呢？”（22 日）发表本：“在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过程中，人人需要改造，剥削者要改造，劳动者也要改造，谁说工人阶级不要改造？⋯⋯我这个人从前就有过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马克思主义是后来才接受的。我在书本上学了一点马克思主义，初步地改造了自己的思想，但是主要的还是在长期阶级斗争中改造过来的。而且今后还要继续学习，才能再有一些进步，否则就要落后了。难道资本家就那么高明，反而再不需要改造了吗？”（382～383页）4“现在，有某些工商业者不承认有两面性。⋯⋯这是不符合事实的。

资本家放弃了对生产资料的支配权，在企业里担负一定职务，从这一点上说，他们已经是企业的公职人员。⋯⋯但是，另一方面，由于资本家对生产资料的所有权还没有最后被废除，资本家还拿定息（仍是一种剥削），所以在他们和工人之间仍然存在着阶级关系。”（22 日）发表本：“有人说，中国资产阶级现在已经没有两面性了，只有一面性。这是不是事实呢？不是事实。一方面，资产阶级分子已经成为公私合营企业中的管理人员，正处在由剥削者变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的转变过程中；另一方面，他们现在还在公私合营的企业中拿定息，这就是说，他们的剥削根子还没有脱离。他们同工人阶级的思想感情、生活习惯还有一个不小的距离。”（383 页）4“工商业者必须明确认识：以企业为基地、通过工作的实践，是改造自己的主要方法。”

（22 日）发表本：“工商业者的彻底改造必须是在工作中间，他们应当在企业内同职工一起劳动，把企业作为自我改造的基地。”（383 页）4“一切真理从来是在同错误的东西作斗争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马克思主义也从来是在同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作斗争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没有这种斗争，也就不能有真理的发展，不能有马克思主义的发展。”（10 日）发表本：“马克思主义必须在斗争中才能发展，不但过去是这样，现在是这样，将来也必然还是这样。正确的东西总是在同错误的东西作斗争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390页）4“马克思主义不害怕各种错误思想的批评，因为历史表明，即使是在资产阶级思想占统治地位的时代，各种同马克思主义敌对的理论也没有阻止得了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思想斗争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动力。”（10 日）发表本：“马克思主义是一种科学真理，它是不怕批评的。如果马克思主义害怕批评，如果可以批评倒，那末马克思主义就没有用了。事实上，唯心主义者不是每天都在用各种形式批评马克思主义吗？抱着资产阶级思想、小资产阶级思想而不愿意改变的人们，不是也在用各种形式批评马克思主义吗？马克思主义者不应该害怕任何人批评。相反，马克思主义者就是要在人们的批评中间，就是要在斗争的风雨中间，锻炼自己，发展自己，扩大自己的阵地。”

（391 页）4“‘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只能帮助而不会妨碍马克思主义的发展。”（10 日）发表本：“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并不会削弱马克思主义在思想界的领导地位，相反地正是会加强它的这种地位。”

（391 页）4“工人阶级所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因为它代表着人民群众的利益，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所以它只剥夺反动阶级、反革命分子的言论自由，而充分保障人民群众的言论和信仰的自由。”（10 日）发表本：“对于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应该采取什么方针呢？对于明显的反革命分子，破坏社会主义事业的分子，事情好办，剥夺他们的言论自由就行了。对于人民内部的错误思想，情形就不相同。禁止这些思想，不允许这些思想有任何发表的机会，行不行呢？当然不行。”（391 页）4“我们的党从来就重视各民主党派的作用，并且在很长期间认真地保持了和发展了同这些党派的统一战线。各民主党派都曾对人民革命事业有所贡献。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我们党同各民主党派的关系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去年的社会主义改造的伟大胜利，改变了我们国家的整个面貌，也加速了各民主党派的进步。在这种新的形势下面，我们党提出了‘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26 日）发表本：“‘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这个口号，也是我国具体的历史条件的产物。这个口号并不是突然提出来的，它已经经过了好几年的酝酿。长期共存的思想已经存在很久了。到去年，社会主义制度已基本建立，这些口号就明确地提出来了。”（394 页）4“当然，我们首先需要党内广大党员群众的监督，需要来自广大劳动群众的监督；但是在同时，我们也需要来自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监督，因为他们代表了社会上一个方面的意见和要求，并且他们有一定的政治经验和业务专长，往往能够提出中肯的意见和批评。”（26日）发表本：“主要监督共产党的是劳动人民和党员群众。但是有了民主党派，对我们更为有益。”（394～395 页）“四月社论”不只是大量透露了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讲话的内容，还透露了他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讲话的内容。例如：4“我们的社会很久以来就处在大变动中间了。抗日战争时期是大变动，解放战争时期也是大变动。但是现在的大变动要比过去的大变动深刻得多。

现在我们是在建设社会主义。⋯⋯存在决定意识，这样深刻的社会大变动当然要深刻地反映到人们的思想上来。”（23 日）发表本：“我们现在是处在一个社会大变动的时期。中国社会很久以来就处在大变动中间了。抗日战争时期是大变动，解放战争时期也是大变动。但是就性质说来，现在的变动比过去的变动深刻得多。我们正在建设社会主义。

…… 这样的大变动当然要反映到人们的思想上来。存在决定意识。”（403 页）4“我们国家这个时期的社会大变动，是一场伟大的、用和平的方法推翻旧的社会制度，建立新的社会制度——社会主义制度的斗争。这个斗争基本上是健康的。但是任何新出现的东西都需要有一个巩固的时间，新的社会制度也需要有一个巩固的时间。例如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就大约需要五年的时间才能巩固；不能设想合作社一建立起来就巩固了。那是不可能的。”（23日）发表本：“推翻旧的社会制度，建立新的社会制度，即社会主义制度，这是一场伟大的斗争，是社会制度和人的相互关系的一场大变动。应该说，情况基本上是健康的，但是，新的社会制度还刚刚建立，还需要有一个巩固的时间。不能认为新制度一旦建立起来就完全巩固了，那是不可能的。”

（403～404 页）4“我国的知识分子的大多数，原来就属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范围。”（10 日）发表本：“我们现在的大多数的知识分子，是从旧社会过来的，是从非劳动人民家庭出身的。有些人即使是出身于工人农民的家庭，但是在解放以前受的是资产阶级教育，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他们还

是属于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409 页）4“‘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并不是什么一时的，权宜的手段，而是为发展文化和科学所必要的长期的方针。”（10日）发表本：“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是一个基本性的同时也是长期性的方针，不是一个暂时性的方针。”（414 页）将《人民日报》1957 年 4 月间发表的几篇社论同毛泽东两篇讲话正式公布的文本对照，就会发现有些段落甚至字句都基本相同，字句不尽相同的却也表达了相同的意思。应该说是可以看出两者的渊源关系了。可以认为，这些社论是为了向广大公众传达毛的讲话内容而写的，相当准确地介绍了讲话的内容。因此，从这些社论中，也就多少可以推知毛泽东的两篇讲话正式公布之前作了些怎样的修改了。

没有人会愚蠢到认为“发表本”同“四月社论”的所有差异都是毛泽东对讲话记录稿的修改。至少，为了适应社论这种文体的要求而作的技术处理就有多处。但是，如果明白这讲话正式发表前所以要修改整理的目的，就是要将动员人们解除顾虑积极投入鸣放的文件，改为反击右派分子猖狂进攻的文件，就不难看出一些修改的痕迹。例如，“四月社论”中原来有一些鼓励鸣放、肯定鸣放的意思，在“发表本”中没有了。可以设想这是整理记录稿时删去的。

例如，10 日的社论批评了陈其通、陈亚丁、马寒冰、鲁勒四人的文章

《我们对目前文艺工作的几点意见》，认为“他们本身的态度就不是马克思主义的，而是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的”。社论还就此提出：“不但应该批判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思想，而且应该批判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的歪曲，批判对于教条主义的自由主义态度。”大家知道，毛泽东在两次讲话中都批评了陈其通等四人的文章。可是在这两篇讲话的“发表本”中，批评四人文章一事没有任何痕迹了，并且在涉及教条主义的时候采取了这样的提法：“我们在批评教条主义的时候，必须同时注意对修正主义的批判。修正主义，或者右倾机会主义，是一种资产阶级思潮，它比教条主义有更大的危险性。修正主义者，右倾机会主义者，口头上也挂着马克思主义，他们也在那里攻击‘教条主义’。但是他们所攻击的正是马克思主义的最根本的东西。”就在这同一篇社论中，原来还有这样一段话：“不言而喻，马克思主义的领导是以承认非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存在为前提的；没有了非马克思主义思想，也就无所谓马克思主义的领导。因此，用马克思主义教育人民，不但不依靠强力去‘消灭’人民内部的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而且允许和要求在人民中间进行不同思想的讨论，以便让人民通过这种讨论自觉地达到正确的结论。”作者在这里表现了马克思主义在同非马克思主义思想论战中必胜的信心。在“发表本”中，这一些话不见了，看见的是：“我们不应当用压制的办法不让他们表现，而应当让他们表现，同时在他们表现的时候，和他们辩论，进行适当的批评。毫无疑问，我们应当批评各种各样的错误思想。不加批评，看着错误思想到处泛滥，任凭它们去占领市场，当然不行。有错误就得批判，有毒草就得进行斗争。”两种态度的差别应该说是很明显的。或者有人会说：这两段话的意思差不多，“让他们表现”就是“承认其存在”，“压制的办法”就是“依靠强力去‘消灭’”，“辩论”同“讨论”也差不多⋯⋯对于这种强辩只须反问一句：如果两种说法真是那么相同，为什么后来不保留“四月社论”那样的说法呢？23 是非党的知识界之间的某种紧张关系”这样的提法，在“发表本”中当然不会出现了。反右派斗争开始以后，情况已经完全明朗，所有非党群众特别是非党的知识界都是衷心拥护党的，这中间并无任何紧张

关系。如果有谁同党的关系紧张，那他就不能再算是非党群众和非党的知识界人土，都已经划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了。退一万步说，即使真有那么一个半个落后群众同党的关系有些紧张，那原因也决不是党的工作人员的宗派主义错误，而是因为居心叵测的右派分子从中挑拨，这个挑拨者也必定可以找得出来。这是反右派斗争中暴露出来的无数事实所反复证明了的。

26“在各民主党派中央的会议上，对于中国共产党的有些地方组织对各民主党派的独立平等的地位不够尊重，有些共产党员不善于同党外人士合作共事，以致不少党外人士有职无权的现象，也都提出了批评。我们认为这些批评从基本上看是正确的，中肯的。我们欢迎这种批评，这种批评是实现‘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这一方针的重要方法。”在“发表本”中，就找不到这样的意思了。民主党派会议上的这些言论，在 4 月 26 日发表社论的时候，

从基本上看是正确的。可是经过了 5 月事情正在起变化，到 6 月 19 日发表讲话的正式文本之时，这些谈论就是大错特错的了。

同一篇社论中还说了，“为了真正作到‘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我们更要充分尊重各民主党派的独立、自由和平等。凡是各民主党派内部的事务，应该由各民主党派独立的自由的去处理，我们党不应该加以任何干涉”。大约只有最权威的人物才有资格用这种口气说话。可是在“发表本”中再也找不到这样的意思了。

此外，《文汇报》的徐铸成的回忆文章里也转述了毛泽东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说的一些意见。

3 表示了赞赏，握着徐铸成的手说，你们的《文汇报》办得好，琴棋书画，梅兰竹菊，花鸟虫鱼，应有尽有，真是办得好。我下午起身，必先找你们的报看，然后看《人民日报》，有工夫再看其他报纸。

徐铸成提问：关于在报纸中宣传“双百方针”，我觉得心中无数，难以掌握。

怕抓紧了犯教条主义错误，抓松了犯修正主义错误，请主席指示，该怎么掌握。

徐铸成关心的是，请示的是，怎样才能宣传好“双百方针”，怎样宣传才合毛泽东的心意。可见他是既不愿意犯教条主义错误，也不愿意犯修正主义错误，即资产阶级方向错误的。

毛泽东没有正面回答徐的提问，只是笑着说：我们当年打仗的时候，一点打仗的经验也没有，就在战争中学习战争。你们各位是有了二十多年办报经验，应该好办得多了，如何掌握，这叫做从打仗中学习打仗嘛。

宣传的尺度得自己掌握，不言而喻，宣传的责任也得自己承担了。

据徐铸成说，毛泽东还谈到了宣传的片面性问题。他说，不要怕片面性，片面性总是难免的嘛。我看任何人都难免有片面性，年轻人也有。李希凡有片面性，王蒙也有片面性。在青年作家中我看姚文元的片面性较少[2]。这是一个不祥的预兆：上海滩上的小文人姚文元已经在毛泽东的眷顾之中了。

以上据徐铸成《“阳谋”——1957》，见《新华文摘》1989 年第 2 期第 146 页。

有人问，鲁迅现在活着会怎么样？毛泽东回答说：我看鲁迅活着，他敢写也不敢写。在不正常的空气下面，他也不会写的，但更多的可能是会写。俗话说得好：“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鲁迅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

是彻底的唯物论者。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彻底的唯物论者，是无所畏惧的，所以他会写。现在有些作家不敢写，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我们没有为他们创造敢写的环境，他们怕挨整；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他们本身唯物论未学通。是彻底的唯物论者就敢写。

鲁迅的时代，挨整就是坐班房和杀头，但是鲁迅也不怕。现在的杂文怎样写，还没有经验，我看把鲁迅搬出来，大家向他学习，好好研究一下。[3]

《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新华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190～191
页。座谈中已经接触到了划分学术问题和政策问题这一点。毛泽东说，关

于百家争鸣问题，完全学术性的，在报上争来争去不会有影响。至于政策性的，恐怕就要分别一下情况。但是划范围也有困难，因为政策那么多。比如，你们说的节育和晚婚的宣传，报上文章一多了，有人就以为要修改婚姻法，赶快去结婚。这样，报纸也难办。[4]

《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新华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194 页。

这里，他分了一下层次。学术性的问题，魏晋清谈似的，争来争去也不打紧。

工作中具体政策上的争论，就要分别一下情况。至于政治性的问题，这里他没有说，以后是说了的，10 月 13 日的最高国务会议上，他说他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限于文学艺术上的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的百家争鸣。后来右派要涉及政治，就是什么问题都要鸣放。[5]这就是说，让鸣放涉及政治领域的，是右派。

《毛泽东选集》第 5 卷，第 485 页。

座谈会上，毛泽东说，说到办报，共产党不如党外人士。由这一点又谈到外行领导的问题。他说，说共产党不能领导科学，这话有一点真理。现在我们是外行领导内行，搞的行政领导，政治领导。他以为这在当时是不得已的，他说，这种行政领导的状况，在现在的过渡时期，只好这样，将来是要改变的。[6]他无意于为外行领导辩护，以便长期保存这种状况。到了反右派斗争中，这却成了一条分界线，他在八届三中全会上说：右派说我们不能领导，“外行不能领导内行”。我们驳右派说，我们能领导。我们能者是政治上能。[7]这就是说，批评外行领导的，是右派。

《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第 192～193 页。[7]《毛泽东选集》第 5 卷，第
472 页。

在座谈会上，毛泽东甚至说他想辞掉主席这个职务去给报纸写文章，辟专栏，当专栏作家的奇想。这当然是他能够作出的对于新闻工作的最高的评价。座谈会上的老报人听了，那种兴奋和愉快的心情是可想而知的。

在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毛泽东还提出了一个百家争鸣实质上即两家争鸣的论点：“我们提倡百家争鸣，在各个学术部门可以有许多派、许多家，可是就世界观来说，在现代，基本上只有两家，就是无产阶级一家，资产阶级一家。”[8]

《毛泽东选集》第 5 卷，第 409 页。

这个百家争鸣实质上即两家争鸣的颇为新颖的论点，并不是毛泽东一时兴之所至随口说出的妙语，而是他的一种很执著的观念。宣传会议结束之后，他到一些城市巡行，在天津、济南等地的党员干部会上又把这意思说了一遍。这篇讲话在 1964 年正式发表的时候，删去了不少内容，这一个论点

却没有删去，可见他到后来依然持这种看法。

把学术上的各家各派依其世界观归口到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家中去，是什么意思呢？用他后来修改这两篇讲话时加写的字句来表达，这两家争鸣也就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9]这种“争鸣”的结局是预先就确定了的：只能是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克服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一个吃掉一个，结果就只能是一家独鸣了。这也就是不承认马克思主义在百家争鸣中也只是平等的一家。这同原来对于百家争鸣的解释，例如他自己说的科学上不同学派的自由争论，[10]或者陆定一说的，在文学艺术工作和科学研究工作中有独立思考的自由，有辩论的自由，有创作和批评的自由，有发表自己的意见、坚持自己的意见和保留自己的意见的自由，已经不是一回事了。从这里可以看出毛泽东对这个问题的思考是很复杂的，是有反复、有矛盾的。而这“两家争鸣”论，就是连结“百家争鸣”和反右派斗争的过门。人们不应该把从整风到反右的这个转变单纯看成是他受到外界的刺激才作出的决策。

《毛泽东选集》第 5 卷，第 389 页。
《毛泽东选集》第 5 卷，第 388 页。

这种两家争鸣的思想，在反右派斗争中还没有显示出它的全部威力。人们很容易联想到 1966 年宣告“文化大革命”开始的《五·一六通知》，它批判“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口号，提出了与之对立的“无产阶级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在各个文化领域的专政”的口号，难道不正是“两家争鸣”思想更带理论色彩的表述吗？有“两家争鸣”思想，就会有反右派斗争，也就会有“文化大革命”，这相关连的脉络是够分明的了。

毛泽东在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使得他的听众如醉如痴。傅雷应邀从上海来参加全国宣传会议。会后他写信给在波兰留学的儿子傅聪。在这封完全不准备发表的家书中，他说：“毛主席的讲话，那种口吻，音调，特别亲切平易，极富于幽默感；而且没有教训口气，速度恰当，间以适当的 pause

（停顿），笔记无法传达。他的马克思主义是到了化境的，随手拈来，都成妙谛，出之以极自然的态度，无形中渗透听众的心。讲话的逻辑都是隐而不露，真是艺术高手。

沪上文艺界半年来有些苦闷，地方领导（按：指当时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抓得紧，仿佛一批评机关缺点，便会煽动群众；报纸上越来越强调‘肯定’，老谈一套‘成绩是主要的，缺点是次要的’等等。（这话并不错，可是老挂在嘴上，就成了八股）。毛主席大概早已嗅到这股味儿，所以从 1 月 18 日至 27 日就在全国省市委书记大会上提到百家争鸣问题，2 月

底的最高国务会议更明确的提出，这次 3 月 12 日对我们的讲话，更为具体，可见他的思考也在逐渐往深处发展。他再三说人民内部矛盾如何处理对党也是一个新问题，需要与党外人士共同研究；党内党外合在一起谈，有好处；今后三五年内，每年要举行一次。他又嘱咐各省市委也要召集党外人士共同商量党内的事。他的胸襟宽大，思想自由，当然国家大事掌握得好了。毛主席是真正把古今中外的哲理融会贯通了的人。”[11]

《傅雷家书》增补本，三联书店 1994 年版，第 158 页。

傅雷并不以研究马克思主义著称，他在这方面的赞扬并不足为荣，但他的景仰之情却是十分真诚的。几个月之前，波兰政局剧变，这时还在动荡之中。傅聪在这样一个环境中留学，情绪也颇受影响。傅雷在信中对他说：

“你近来情绪不大好，你看了上面这些话，或许会好一些。千万别忘了我们处在大变动时代，我国如此，别国也如此。毛主席只有一个，别国没有，弯路不免多走一些，知识分子不免多一些苦闷，这是势所必然，不足为怪的。” [12]

《傅雷家书）增补本，第 160 页。

傅雷不是一个轻易佩服别人的人。从他的家书中，可以看出毛泽东的这些讲话是如何深深赢得了孤傲的知识分子的心。

2 明确表示他不赞成，同时还对《人民日报》发表该文之后长时间不表示态度提出了严厉的批评。

邓拓听了颇觉紧张，于是急急忙忙从来稿中找出陈辽的一篇批评文章登在 3 月 1 日的报纸上。陈辽并没有从对于新方针是拥护还是抵制这样的高度来立论，还“认为其中有不少有价值的意见，对目前的文艺工作是有好处的”。他认为，这篇文章的毛病，“是在于他们把‘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提出以后的文艺工作中的个别的、不是根本性的缺点，当作全面的、根本性的缺点，于是也就认为目前的文艺工作简直是‘糟得很’了，是很堪忧虑的了”。陈辽认为：“我们目前文艺工作的主流是‘好得很’的，至少不是 ‘糟得很’。”陈辽以他自己对文艺界状况的估计，逐条反驳陈其通等人的估计。这基本上是一篇就事论事被动应战的文章，与毛泽东的批评所提到的高度差距很大。只是《人民日报》一时间拿不出更加符合要求的批评稿件。匆忙间只好先发表这一篇再说。

接着，《人民日报》又约请茅盾写来了批评文章（3 月 18 日见报）。茅盾已经听过毛泽东的讲话，因此他能够站在新方针的高度来批评陈其通他们了。茅盾说：“他们的文章是缺乏说服力的，批评方法是教条主义的，其结果不但不能对小资产阶级思想作有效的斗争，而且给读者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原来是弊多利少的印象，给广大的、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下鼓舞活跃的知识分子一瓢冷水。”“陈其通等四位同志反对小资产阶级艺术思想。我极端拥护他们这一个主张，而且我以为这应当是我们在文艺思想战线上的一个重要的课题。

但我们进行这一思想斗争时，要小心提防回到教条主义的老调，要同时大力反对教条主义；简单地采取禁止‘放’和‘鸣’的方法，不能解决问题。

小资产阶级思想的肃清，是长期的、复杂而细致的工作，我们的批评态度应当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通过批评和斗争，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我们的工作方法应当是让大家来‘放’，来‘鸣’，开展自由讨论，从讨论中加强马列主义的思想教育。”显然，茅盾是把他从毛泽东的讲话中听来的一些意思写到文章里了。

在 3 月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再次批评之后，4 月 4 日的《人民日报》集中发表了批评陈其通等的一组读者来信。接着，周扬在答《文汇报》记者问中也批评了他们（4 月 9 日《文汇报》，11 日《人民日报》转载），周扬说：“当现在正在要求排除‘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障碍，鼓励大家来 ‘放’和‘鸣’的时候，这篇文章实际起了一种障碍‘放’和‘鸣’的作用。因为照这篇文章所举的例证看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提出来还不过半年多的时间，就产生了如此之多的消极现象，以致反映在文艺上，‘时代的面貌模糊了，时代的声音低沉了’，那末，必然达到的逻辑的结论，就

是只有将这个方针收起来。放呢，还是收？在这个迫切的问题面前，我们的作者根据错误的判断作出了错误的回答。造成这个主要错误的原因就在作者对当前文艺状况的考察是片面的，他们是用教条主义的眼光，带着宗派的情绪去观察事物的。”[13]

《周扬文集》，第 2 卷，第 489 页。

周扬虽然指出这篇文章起了障碍“放”和“鸣”的作用，还是笔下留情：教条主义吗？只不过带着这种眼光，宗派主义吗？更谈不上主义，不过一点宗派情绪。

周扬的答记者问，也批评了钟惦棐，却不说他有右倾机会主义的情绪，而是说他“采取了抹煞一切的态度，把解放几年来电影事业的成就全部否定了”。

在这几个月里，毛泽东多次把陈其通等人作为教条主义的代表、把钟惦棐作为右倾机会主义的代表同时拿出来批评，可是他只是催促《人民日报》批评陈其通等人，并不催促批评钟惦棐。从这里可以看出他当时的意图还是排除障碍动员鸣放，再说，他也明白，对于右的观点从来就不会缺少批评的积极分子，并不必他去催促。

马寒冰不久之后服毒自杀，未免令人叹息。忍死须臾，情况就会有所改变。不要多久百家争鸣就会转为反右派斗争，作为另一种倾向的代表多次跟他们一同受到批评的钟惦棐，将成为最早一批的右派分子，而陈其通陈亚丁却可以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克服教条主义，投入反右派斗争》的文章。

关于王蒙的小说《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人民日报》于 3 月 12 日刊出林默涵的文章《一篇引起争论的小说》。文章明显反映出了毛泽东的意见。林默涵的文章表示，不能同意对这篇小说的“粗暴的、武断的批评”，他指出：“说北京不会产生这种人物，不但不符合事实，也表现有些人对于艺术上的‘典型环境’这个概念是没有弄清楚的。”林默涵对小说及其作者作出了在他看来是很高了的评价：“小说的作者对于复杂的生活是进行了比较深刻的观察和思索的，因此，他能够在别人所习以为常的事物中看出某种值得注意的东西。可宝贵的，不但是作者的这种能够捉住生活中某些值得注意的事物的能力，还有他的敢于向缺点进攻的勇气。”“应该说，这篇小说在揭发生活中的消极事物，在描绘各种样子的官僚主义者和政治衰退分子方面是比较成功的，是具有一定的深度的。”小说的问题，林默涵认为，是主人公林震的那种“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孤芳自赏的情绪”，以及作者“抱着同情和欣赏的态度，把那些缺点也当作优点来加以爱抚和赞扬”，“作者痛恨生活中的消极事物，可是他却没找到能够战胜这种消极事物的真正的积极力量”。这些意见同毛泽东关于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一贯论断也是相符的。

和宣传会议同时，3 月 5 日至 20 日，还在北京举行了全国政协第二届第三次全体会议，主题也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民主党派负责人都发言拥护新方针。

民盟中央常务委员邓初民显然赞同从马克思主义思想史的高度来评价人民内部矛盾的思想，他在大会发言中还为此说补充了文献上的根据。他在引用了马克思《哲学的贫困》中的话，引用了列宁的两段话之后，接着说， “我国的党和毛主席在新的条件下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内部矛盾的理论”。

民进中央主席马叙伦谈到长期共存互相监督，他说：“在社会主义改造

完成后，民主党派最基本的一项工作就是要帮助它的成员和所联系群众逐步地改造自己，消除资产阶级思想残余。”民盟中央副主席、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主席章伯钧的发言，在谈“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时候，大抵是复述毛泽东讲话中的一些意见，没有发表什么他自己的不同见解。在谈“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时候，态度也很合作，他说：“我们不是为长存而长存，我们是要为实现社会主义而长存，为国家和人民谋福利而长存。为要做好工作，保证长期共存，依我看，就不要为发展而发展，而要继续坚持发展与巩固相结合的方针。在不稳固的基础上遍地摆大摊子，大开放主义，是很危险的。”对于几年来的肃反工作，章伯钧表示了赞扬，以为这“对于人民对于国家建设是一件极有益的不可少的事情”，他认为民主党派机关干部和一些高级干部都应该参加肃反运动。

民盟中央另一位副主席罗隆基的发言，题目是《加强党与非党知识分子的团结》。

他认为：“一年来在学术思想方面，‘百花齐放’，放者不多，‘百家争鸣’，鸣者太少。基本原因还在一般高级知识分子顾虑太多，猜疑太重，以致花不敢放，家不敢鸣。”他以为，这是因为“某些党员干部和党外少数进步人士，对思想学术的‘放‘者‘鸣’者，不借口诛笔伐，‘包抄’‘围剿’，以求正人心，息邪说，卫道统。这就使一般旧知识分子无所适从，逡巡不进，瞻前顾后，栗栗危惧。”罗隆基提出了一个“‘落后’与‘外行’之间的隔膜”这样的提法。意思大约是在一些干部眼中，知识分子是“落后”，在知识分子眼中，一些干部是“外行”吧。他还谈到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愿做脱颖而出的毛遂者少，愿做隆中待访的诸葛亮者多。若得三顾茅庐，必肯鞠躬尽瘁”。他没有忘记声明：“我不是说在今天的新社会里，还必须用‘礼贤下士’、‘三顾茅庐’的旧方式来团结高级知识分子，这绝不是的。我必须指出，今天批评、斗争和改造的团结方式同‘士’所期望的‘礼’之‘下’之是有矛盾的。”罗隆基在这篇发言中，还提出了一个“应该把个人和党的界线分别清楚”的问题。他说“领导干部执行政策是可能发生偏差的，个人是可能犯错误的。一方面，不可以把个人的偏差看成政策的偏差，更不可以把个人的错误看成党的错误。另一方面，接受党的领导，不完全同于接受党员个人的领导，党员个人的威望不等于党的威望。批评个别党员，不管批评是否妥当，不等于反党，更不等于反革命。”罗隆基说的这些落后与外行的隔膜，批评个别党员不等于反党等等，在不久之后的反右派斗争中，都是最触忌讳的右派言论。

政协会闭幕之后不几天，《光明日报》编辑部改组。4 月 1 日，储安平就任总编辑，取代原任总编辑的共产党员常芝青。

为了把这张报纸还给民主党派，增加党外人士发言之地，这一改组早在 1956 年陆定一在怀仁堂作报告之后不久就开始酝酿了。曾经有过请徐铸成主持该报的考虑。

徐不肯脱离班底只身到一个陌生的场地上去，敬谢不敏。现在鸣放正在推向高潮，这事不好再拖，胡乔木登门敦请，请出了储安平。

新任总编辑上任的第一天，由社长章伯钧陪同到报社。他对前来欢迎的各部主任说，我到这里来工作，李维汉部长支持我，党是我的后台。他马上以全部精力投人新的工作，发出了一百多封征稿的信件，派出好些记者到上海、南京、武汉、广州、西安、兰州、沈阳、长春、青岛这些城市去开座

谈会，动员鸣放。

毛泽东本人也要到一些城市去，向地方上党的干部宣讲他的新方针。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一结束，经过三天的准备，3 月 16 日他就启程了。17 日在天津，18 日在济南，19 日在南京，20 日在上海，都在当地党员干部会议上讲话。4 月初中共中央上海局在杭州开会，他也到了杭州，听了到会各省市的汇报，同他们讲了话。

同他在最高国务会议和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比起来，这几次的讲话因为听众情况的不同，他讲的侧重点也不同。在北京的那两次会议上的讲话，是党内外人士一起听的，而且党内的也多是一些高级知识分子。他向他们讲新方针，是为了解除他们的顾虑，动员他们积极鸣放。在外地的这几次讲话。听的都是党内的干部，对自己的一些想法就讲得更加坦率，目的是消除党的干部的疑虑，教他们不要害怕新方针，不要怕人家鸣放。

4《人民日报》发表以《继续放手，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为题的社论，首次在报纸上正面阐发毛泽东 2 月 27 日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社论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并不是什么一时的、权宜的手段，而是为发展文化和科学所必要的长时期的方针。它说，我国知识分子的大多数属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范围，他们的思想必然在学术文化领域内有所表现，这问题只能用说服的方法解决，如果采取压服和禁止的办法，那么，对于党和马克思主义者说来，这并不是实现自己的任务，只是取消自己的任务，而且这样作的结果只能是压而不服，禁而不止。社论还认为“双百方针” 只能帮助而不会妨碍马克思主义的发展。

这篇社论对陈其通等四人的文章表明了自己的态度。认为他们“对于目前文艺界状况画了一幅吓人的暗淡的图画”。社论说：“何以会有这种极端歪曲的估计呢？这是由于，到现在为止，党内还有不少同志对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实际上是不同意的，因此他们就片面地收集了一些消极现象，加以渲染和夸大，企图由此来证明这一方针的‘危害’，由此来‘劝告’党赶快改变自己的方针。但是，党不能接受他们的这种‘劝告’，因为他们的方针并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反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社论结尾处，《人民日报》还作了自我批评：“本报在发表了他们的文章以后，长期间没有加以评论，是造成这种混乱的重要原因之一。”社论表示：“不但应该批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思想，而且应该批评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的歪曲（这是指陈其通等四人文章），批判对于教条主义的自由主义态度（这是报社的自我批评）。”这时毛泽东刚从南方回来不久，看了这篇社论颇为赏识。当天中午，他把邓拓，《人民日报》的几个副总编辑和编委找去，特别指名要这篇社论的执笔者王若水也去，在他的卧室谈了一个下午。

毛泽东说，看了今天的社论，虽然发得晚了一些，总算对陈其通等四人的文章表了态。最高国务会议和宣传工作会议，已经开过一个多月了，共产党的报纸没有声音，而让非党的报纸抓住这面旗帜。⋯⋯邓拓汇报，他一上来就作检讨，但他的话多次被毛泽东措词尖锐的批评打断：我看你们是专唱反调，专给陈其通等人唱。

你们不是党报，是派报。

过去我说你们是书生办报，不对，应当说是死人办报。

邓拓解释：过去中央曾有规定，党的会议不发消息，主席讲话没有公布前，也不引用。⋯⋯毛泽东说：“中央什么时候有这个规定？最高国务会

议发了消息，为什么不发社论？为什么把党的政策秘密起来？宣传会议不发消息是个错误。这次会议有党外人士参加，为什么也不发消息？党的报纸对党的政策要及时宣传。最高国务会议以后，《人民日报》没有声音，非党报纸在起领导作用。党报被动，党的领导也被动，这里有鬼。鬼在什么地方？” 邓拓：我对这件事没有抓紧⋯⋯毛泽东：不是没有抓紧，而是没有抓！

毛泽东显得很恼怒。他说，在 1 月份的省委书记会上，他印发了陈其通四人的文章。当时他说过，这四位同志是忠心耿耿，为党为民，但文章是教条主义的，他是不同意他们的意见的。但邓拓和一些省委书记回去传达，都说主席表扬了他们。

为什么会听错？这叫做各取所需。《人民日报》登了一篇驳陈其通四人的文摘是客观主义的，也没有报纸编辑部的意见。

毛泽东肯定了当天报上的社论，并询问了写作的过程。邓拓说：是王若水同志写的。

毛泽东对王若水说：我要请你吃饭。王若水说：胡乔木同志作了不少修改。

毛泽东说；修改也总有个基础吧。接着。他又说：中央很多会议你们都参加了，参加了回去不写文章，这是白坐板凳，唯一的作用就是增加板凳的折旧费。以后谁写文章，让谁来开会。

毛泽东对邓拓说，我看你很像汉元帝，优柔寡断，你当了皇帝非亡国不可！

邓拓说：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汉元帝，不过我实在是感到能力不够，难以胜任。

希望主席考虑撤掉我的职务。我几次诚心诚意地提出过这个请求⋯⋯ 毛泽东又一次地打断他：我就不相信你那个诚心诚意！你只知道汽车出、汽车进，养尊处优。你不能占着茅坑不拉屎。

胡乔木出来解围。他说。《人民日报》曾经搞了个计划，组织过几篇文章，他因为没有把握，压下来了。这事不能全怪报社，他也有责任。

毛泽东的怒气渐渐平息，就双百方针、知识分子问题和编辑工作谈了不少意见。

毛泽东说，百家者，两家而已；资产阶级一家，无产阶级一家。知识分子百分之七八十是处在中间状态的。争鸣，就是两家争取这中间状态的知识分子。

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可不可以批评？可以。我考虑过，如说对马克思主义的个别原理和个别结论可以批评，而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不可以批评，这样说也不好，所以我在报告中笼统地说对马克思主义可以批评。知识分子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有人说资本主义私有制正在变为社会

主义公有制，“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哪里还会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不，知识分子的毛可以附在资产阶级的皮上，也可以附在无产阶级的皮上。无产阶级给他们钱，让他教书、办报、做文艺工作，这是赎买他们，要他们转到马克思主义方面来。伯达同志说对知识分子和对资本家一样，也是赎买政策。不过对资本家可以公开这样说，对知识分子不能公开这样说。

现在的知识分子是“身在曹营心在汉”。他们的灵魂依旧在资产阶级那方面。

《三国演义》说曹操是奸雄；不要相信那些演义。其实，曹营不坏，

当时曹操是代表进步一方的，汉是没落的。

争取知识分子，用什么办法？一种办法是压，这不会使人心服。1953 年统购统销时，党和农民的关系很紧张。现在，党和知识分子的关系相当紧张，知识分子魂魄不安。党内也紧张。还要继续紧吗？我主张松，这样他们就靠拢我们了，有利于改造，不能紧，越紧他们就和我们的距离越远。

谈到报纸，毛泽东排了一个这样的名次：《文汇报》、《中国青年报》、

《新民晚报》或者《大公报》、《光明日报》，最后是《人民日报）和各地党报。

当有人提出杂文难写的时候，毛泽东说，杂文要有，整个报纸文风要改进。杂文也可以写得全面一些。鲁迅的杂文就写得很全面。我辞去国家主席职务以后，可以给你们写一些文章。

邓拓说，主席想写杂文，《人民日报》可以辟一个专栏。

毛泽东说，我用自己的名字不方便，用笔名人家也看得出来，不好办。在谈话中，毛泽东几次批评《人民日报》改出八个版这件事，说纸张

紧张，为什么出那么多。有人支支吾吾地说，出八个版的事是中央同意过的。毛泽东问：中央是谁呀？答：请示过主席。毛泽东说，如果是那样，那是我说了昏话。我的很多话你们都听不进去，这件事就听进去了。[14]

[14]4 月 10 日这次谈话的情况，参见王若水《智慧的痛苦》第 320～325 页。

这时，在高等学校这些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也在组织座谈会，讨论毛泽东的这篇怎样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讲话。座谈中出现了很尖锐的意见。像北京大学化学系教授傅鹰的发言，就语惊四座。他的这两次发言的记录，登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只供领导同志参考”的党内刊物《宣教动态》1957 年第 51 期（5 月 12 日）上，是这一期的头条，文如下：傅鹰对党和知识分子的关系提出尖锐的批评北京大学教授傅鹰在北大化学系讨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座谈会上作了几次发言。

第一次（4 月 27 日）座谈会上的发言如下：年轻党员如同国民党特务党和党外人士关系不好，首先是由于“三反”时的偏差。“三反”后，教授们谈话，只要来了个党员，便都相视而笑，说些专门给党员听的话，其实教授们并非在骂毛主席，也许是在谈梅兰芳的《贵妃醉洒》。但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斗争时，党员会说，某次我听见傅鹰在议论梅兰芳，为什么不尊重艺术家？这是什么思想？什么根源？所以我对于年轻党员的看法，就同在重庆时对国民党特务的看法一样。特别是对正在争取入党争取转正的人有戒心。他们越多打你几棍子，入党转正的机会就越大。

没有把握不再来“三反”现在说话虽然已无杀头的危险，甚至也无失业的危险，但没有把握不再来个“三反”。运动来了，给你提意见的不是毛泽东、周恩来（要是毛泽东、周恩来提意见，保证愿意接受），而是那些年轻的党员、团员。他们在大会上大骂你一通，骂你三分混蛋，你承认五分混蛋，这才鼓掌通过。

事后说是搞错了，他只到你一个人面前道歉。为什么科学家都想到北京来？因为运动中偏差的大小与离北京的距离成正比。我相信党，但不相信个别党员不会作难。不怕官，只怕管。好汉不吃眼前亏。你可以批评人家没骨气，为什么不扛起来？这种批评不对。求生是动物的本性，吊打是“不可逆”反应。

当然不是说所有党员都坏，党员和非党员有一个共同之点：良莠不齐。我最讨厌思想改造我最讨厌“思想改造”，改造两字，和劳动改造联在

一起。有了错才要改，我自信一生无大错，爱国不下于任何党员，有什么要改？现在所谓“改造”，就是要人在什么场合，慷慨激昂说一通时髦话，引经据典，马、恩、列、斯。何必要用任何人都听不懂的话去说人人都懂的事？化学系只我一个人没上夜大学，受不了。夜大学教员把人都当作全无文化。毛主席说一句话，本来清清楚楚，偏要左体会右体会。煤是黑的——就完了。非要说什么“煤之黑也，其不同于墨之黑也，它和皮鞋油又如何如何”，全是废话。

把不好的思想说成资产阶级影响是不公平的人们有什么不好的思想行为，总说是资产阶级思想影响，这是不公平的。资产阶级思想的老祖宗无非是孔夫子，孔夫子几曾教人贪污，损人利己，唯利是图？我从小就念孔夫子那一套，不觉得有什么错。张子善、刘青山、高岗也不代表无产阶级。

一个化学家怎么可能是唯心的我不懂一个化学家怎么可能是唯心的。自然科学自然而然就是唯物辩证的。我看过很多哲学书，很欣赏贝克莱，但他终于搬出上帝来，我就不信他了。

前年我在《化学通报》上写了一篇文章（记者按：题为《高等学校的化学研究——一个三部曲》，载《化学通报》1955 年 9 月号），范长江在北大演讲，说我反对党的领导，至少是对老干部没有同情心。那时我刚从石油学院来，石油学院的老干部有一条公式：我是老党员，你是群众，所以，你是错的。这还有什么可说。石油学院的年轻党员，指指点点，我应该如何如何做研究。受不了。他们要跟我谈学问，还得先学五六年，还要下苦功学呢。在石油学院我跟两个小孩一起教普通化学，我根据多年经验，建议把某个教学次序倒转一下，那两个小孩不听，非要照格林卡（按：是苏联教本）的讲。你不听有自由，但反过来却在校刊上批评我学习苏联不积极。其实，我一人看的苏联文献比全石油学院的教授看的还多，他们只看过一本格林卡。

×××“ 集教条主义之大成”，应作公开检讨学苏联要一板一眼的学，这是

×××的主张，他集教条主义之大成。

如果这样何必还要师资，开录音机就行了。据闻，×××在党内检讨过种种错误，检讨了什么我们全不知道，不满意。（邢其毅教授后来点明说，傅鹰的意思就是要×××到北大或是别的地方作公开检讨。邢说，×在一次报告中说知识分子“三月不见英美文献，如丧考妣”，这简直是骂知识分子的祖宗；×在另一次报告中公然号召“学苏联就是要教条的学”。邢说，虽然×是中央候补委员，我对他还是有意见。他如果作个公开检讨，很有好处。）我和党是同奔一个门，事实证明，他认路比我认得好，我自然跟着他走，并没有被领导的不愉快感。

党对知识分子的脾气还没摸对党到现在对知识分子的脾气还没有摸对。知识分子的要求就是要把我们当自己人，如此而已，并不需要优待。加了薪便感激涕零，那么蒋介石给更多的钱，怎么办？岂不危险？看电影时，特别留着好位子，坐在这种特殊座位里，心里就想：还是把我当客人。用现在比过去的方法教育知识分子，根本不对头。现在比过去好，因此应该拥护现在的政府，这个逻辑用于知识分子就很危险。过去我刚回国时，住了十三间房，五个澡盆，每月六百元薪水。按这个逻辑推下去，我岂不要反对政府？知识分子就是爱国知识分子就是爱国。我父亲从前在外交部做事，从小我就

听他说，从康熙尼布楚条约到辛丑条约，每条都是中国吃亏。宣统三年我到上海，公园牌子上写着“中国人与狗不许入内”。后来到美国，过国境到加拿大看瀑布，日本人可以自由来往，中国人就不行；我到物料科领药品，那里的人说，“你们中国人学科学干什么？”我一生的希望就是有一天中国翻身，现在这个希望实现了，所以我拥护这个政府。共产主义我不了解，从书本上看的来说，意识形态方面我不见得全同意，但共产党把国家弄成现在的气派，我拥护它。

但我心里还是有不快，党还是把我当外人。我十分力气只使出六分，

并不是不愿意使出全力，是没有机会，还没有和党做到知己。

第二次（4 月 29 日）座谈会上的发言如下：学校里的衙门习气比解放前还重学校里至今没有建立起学术风气，衙门习气比解放前还浓厚。在教学、做研究方面，教授的把握最大，教授应对学校的一切有发言权，应尊重他们的意见。解放以来，教授没有地位。留哪个毕业生做助教是由人事处决定的，全凭政治水平，入选的机会，党员比团员大，团员比群众大。什么叫政治水平？我以为，爱国，百分之百拥护政府，政治就够条件。人事处全是一帮孩子，不知大学该如何办，不懂哪能不主观？化学系一个复员军人学生，党员，去年因为侮辱女生，开除出党了，校方处分是留校察看，今年他又在实验本子上大骂教师，我们教研室教师全都认为这回该开除了，人事处不同意。不知人事处凭什么资格不同意。最好废除人事处。如果废不了，至少要他们了解自己的地位，不能掌生杀之大权。教授评级，最后也是由人事处定的。人事处的毛孩子，有没有“术”不知道，“不学”是定了的。不学的人在学校作主，何堪设想？冯新德教授太太神经有病，要求换个清静房。唐有祺教授家人多，要求换个大房。总务科就是不理，我家旁边有一幢大房子，空了一年，也不肯给他们住，现在给新上任的科学研究处副处长（指×××，新入党）住了。现在是长字辈的吃得开，后果何堪设想？当长，什么人都可以，摆一块木头在那里，它也能当长。但木头不能讲课。当长等于穿一件衣，穿了脱了都无所谓的，长与学问并不成正比，常是成反比的，做学问的人就不是当长的料。

真进步是把意见贡献出来也不能完全怪学校领导，教授本身也要负责。不顺眼为什么不说？宪法规定了言论自由。毛主席提出了百家争鸣以后很久并不热闹，现在才热闹起来。以前没人敢说，偶尔有几个不识时务的人说了，好家伙，我几乎和胡风弄到一起去了，马列主义教研室的人就是这样说我的

（按：指傅在《化学通报》上那篇文章的事），不敢说，是没肩膀。很大一部分“进步分子”是光拣领导爱听的话说，昨天还是国民党，今天又申请入共产党，这样的人不只一个，算进步我不信。真进步是把意见贡献出来，把国家办好，中国知识分子有气节传统，不会阿谀谄媚。现在“气节”两字不时新了，说是封建的。三反时，凡是 1949 年以前的全都要不得。自己半辈子努力培养了多少学生，也全给批判掉了，说是为蒋介石服务。

并非主张教授治校，但应与教授商量。

我并非主张教授治校，虽然有人这样提了。工作应该与教授商量。这次北大校委会讨论评奖问题，尊重教授意见，决定取消了，这才是民主；但早尊重教授意见，也不必花这么多时间来讨论。校长请教授去喝咖啡等等倒不必。把教授当作自己人，遇事征求意见，教授意见错了可以和他争，如果敷衍敷衍，错了也不驳，我就感到是把我当外人。

党和知识分子关系紧张，是党员瞎汇报的邢其毅教授问为什么人民日报社论说党和知识分子的关系最紧张，我说，这又不知是底下的党员如何向上瞎汇报的，我就不信和知识分子的关系比和农民和资本家的关系还紧张。党员瞎汇报的例子很多。周总理有一次说我国有机化学达到国际水平，我说没有那回事，大概又是汇报得不对。

（科学处）[15]

转引自龚育之《毛泽东与傅鹰》，载《百年潮》双月刊，1997 年第1 期。

傅鹰的这些话，给毛泽东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4 中共中央统战部召开了第七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在统一战线工作方面贯彻“双百方针”。认为在大规模的群众性的阶级斗争基本上已经过去的时候，处理统一战线内部各种矛盾要贯彻“放”的方针，“鼓励党外人士唱对台戏”。“对台戏”这提法也是从毛泽东那里来的。1 月他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说，“对民主人士，我们要让他们唱对台戏，放手让他们批评” [16]。对此李维汉在会上作了这样的解释：

《毛泽东选集》第 5 卷，第 355 页。

“对台戏是人民内部和阶级间公开合法的斗争，对处于执政地位和领导地位的我们党来说，特别需要健全和发扬人民民主，需要广大人民群众包括民主党派、民主人士的监督。在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一种对台戏。这种对台戏，是我们同党外人士一道解决问题和改进工作的最有效的方式，也是最生动地进行政治思想教育、促进思想改造的最好的方法。”[17]

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下），第 830 页。

这次会议还对去年以来阶级斗争形势和左中右的政治分野作了具体分析，认为 1956 了。这股风主要是从右派那里吹来的”，显然他是把章乃器这样的人划入右派了。

有意思的是他说：“这些现象是人民内部矛盾的反映，要用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办法来对待这股风。右派也是人民的一部分，只能这样对待。”[18] 从这里也就可以知道，后来那样的反右派斗争，（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所说的“右派和人民的矛盾是敌我矛盾，是对抗性的不可调和的你死我活的矛盾”，“右派是反动派、反革命派”[19]，都在中央统战部长的意料之外。

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下），第 829 页。
《毛泽东选集》第 5 卷，第 456 页。

在中共中央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见报的前一天，4 月 30 日，毛泽东对整风作了最后一次动员。这天，他在天安门城楼约集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举行座谈会，请他们帮助共产党整风。他说，整风的总的题目是要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反对三个主义。

据民进中央常委吴研因 5 月 30 日在中共中央统战部召开的座谈会上

说：“毛主席在 4 月 30 日的最高国务会议上，对整风运动提出了指示，他说现在是党要整风，要民主党派帮助党整风，并不是要民主党派整风；还说理论学习也可以停下来，否则会冲淡整风运动。”那天也在天安门城楼上的李维汉后来回忆说，毛泽东同志的讲话，鼓舞了党外人士向党提批评意见，帮助党整风的政治积极性。[20]

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下），第 831 页。

1957 年的春天，就在这样一个接一个的重要会议，从 1949 年以来没有

过先例的会议中度过了。人们看到的，是一派祥和之气。

呵，多么令人怀念的不平常的春天！前人有诗叹曰：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