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

文艺界的反右派斗争，大体上说，有两大任务，或者说有两条战线。一个任务，是打击苏共二十大以后出现的、特别是百花齐放方针所鼓舞起来的自由化倾向。

1956 已经使一些习惯于斯大林——日丹诺夫文艺政策的人忧心忡忡。

在《人民文学》杂志上，像 4 月号发表的刘宾雁的报告文学《在桥梁工地上》，

6 月号又是他的《本报内部消息》，9 月号又是何直（秦兆阳笔名）的论文《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这些都被认为是修正主义的作品，这些在反右派斗争中都是批判的对象。前面提到过的《电影的锣鼓》当然也是。陈其通等四人的《我们对目前文艺工作的几点意见》一文其实是文艺界反右派的第一枪。只可惜他们“超前”了几个月，那时毛泽东还没有下决心反右，他们不听号令就先干了起来，结果挨了好几回批评，演了一出《三岔口》。

文艺界反右派斗争的另一任务，是趁这一场斗争的机会用快刀斩乱麻的办法来处理历史遗留问题，像反对丁陈反党集团，反对冯雪峰，就都是这一性质。像丁玲和冯雪峰，在 30 年代就是左翼文艺运动的重要活动家。他们从来没有，后来也没有自由化倾向。如果反右派斗争的任务仅仅是打击自由化倾向这一项，那是轮不到他们也划右派的。丁玲在反右派斗争中作检讨的时候说到了这样一件事：“反右派斗争期间，作协作家支部开会，杨朔同志谈了对整风简报的意见，我谈了浦熙修来找我的经过，会议开得比较沉默。这时陈企霞发言了，提出文艺界反右派斗争，应讨论何直的论现实主义一文，及钟惦棐的《电影的锣鼓》一文。⋯⋯跟着艾青发言了，而常常是沉默的罗烽也跟着谈到何直的文章，响应陈企霞。”（9 月 3 日在作协党组扩大会议第 24 次会议上）丁玲没有说她自己的意见怎样，从她的转述中可以知道，艾青、陈企霞、罗烽他们以为，成问题的是何直和钟惦棐，而不是他们。可是跟他们的设想不同的是，他们作为右派分子受到斗争，还在何直、钟惦棐等人之前。

文艺界反右派斗争一开始，首先受到集中批判的，是所谓“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这其实是 1955 年肃反运动的延伸。当年中共中央宣传部秘书长兼机关党委书记李之琏写了一篇《我参与丁、陈“反党小集团”案处理经

过》，说明了此案的始末。摘录如下：“批判丁玲、陈企霞开始于 1955 年 8

月。从 8 月 3 日到 9 月 4 日，中国作家协会党组举行了党组扩大会，对丁、陈批判斗争，参加者约七十人。9 月 30 日以作协党组名义把会议结果写成

《关于丁玲、陈企霞等进行反党小集团活动及对他们处理意见的报告》呈报党中央。批判丁、陈是中国作家协会党组决定的。党组书记由中宣部副部长周扬兼任，作家协会的一切活动，也都由周扬直接掌握。中国作家协会党组写的题为《关于丁玲、陈企霞等进行反党小集团活动及对他们处理意见的报告》，是由周扬主持起草，中宣部部务会议讨论通过后，报送中央的。我是这个部务会议的参加者。

“我读了作协党组报告和代中央草拟的‘批语’后，有一个很深的印象，报告题目和内容不符。题目是对丁玲、陈企霞反党小集团的活动及处理意见，内容却很抽象很笼统，主要是属于思想作风、工作态度等方面的表现。

“报告中强调了陈企霞和并未列人‘反党小集团’的李又然两人的‘托派嫌疑’，说‘党组决定开除此二人党籍’。（当时这二人已由公安机关实行‘隔离审查’）对丁玲的处理，报告中则说要‘审查她被捕在南京的一段历史并作出结论；对她的错误，如何处理，要看她对所犯错误的认识和检讨程度考虑对她的处分问题’。

“这个报告引起我的一些疑问。‘丁、陈反党小集团’既是反党的，为什么不着重揭露他们的反党事实？既然是‘丁、陈反党小集团’；为什么报告中罗列的事实主要指丁玲，而对陈企霞只着重他的托派嫌疑？既然丁玲是反党小集团为首者，为什么只决定开除陈企霞和并未列入‘反党小集团”的李又然的党籍，而对丁玲是看她以后的态度？⋯⋯这些疑问，从报告本身得不到解答。

“1956 年 5 月初，陈企霞、李又然的‘托派嫌疑’经作协肃反五人小组和公安机关共同审查和审理予以否定。5 月 22 日他们恢复了自由。陈企霞被释放后，要求同党委谈话，申诉作协党组对他所进行的批判与实际情况不符。5 月 24 日，由我和主持机关党委的专职副书记崔毅和作协党组的代表参加，一起听了陈企霞的申诉。他把他和周扬之间的分歧作了全面的陈述。其中有政治问题、学术问题、思想问题和相互关系问题。陈企霞认为，党组向中央的报告没有根据，是捏造事实，是对他的‘政治迫害’。

李又然被释放后，也要求同机关党委谈话。是崔毅主持谈的。他从头叙述了他同周扬的意见分歧。我没有参加这次谈话。据崔毅同志向我反映，在他听来，李又然同周扬之间的意见分歧，不见得李是错的。

“丁玲在 1955 年被批判后，安排她到颐和园独自‘闭门思过’。1956 年夏，中宣部组成了以常务副部长张际春为组长的审查丁玲历史（被捕问题）的专门小组，执行作协党组向中央报告中所提出的‘审查丁玲历史问题’这个任务。张际春、周扬、刘白羽、我，还有一位作协党总支的同志共五人组成专门小组负责进行。在审查丁玲的历史问题上，周恩来总理曾有过指示，他说：‘由于周扬同丁玲之间成见很深，在审查时要避免周扬和丁玲的直接接触，以免形成对立，不利于弄清是非。’在审查过程中，张际春组长是认真执行这个指示的。专门小组同丁玲本人谈话时都没有让周扬参加。

“调查核实的结果是，作家协会党组 1955 年《关于丁玲、陈企霞等反党小集团⋯⋯的报告》中所揭发的丁玲反党事情，主要问题都不相符，绝大部分属子虚乌有。比如，原来说：丁玲‘拒绝党的领导和监督；《文艺报》的

领导人选，中国文联党组原来决定丁玲为主编，陈企霞、萧殷为副主编，而丁玲在陈企霞个人的抗拒下，竟然违反党的决定，把陈企霞、萧殷也列为主编，出现了一个刊物有三个主编的怪现象’。调查结果是：这种提拔是丁玲同周扬商量，周扬同意后才宣布的（周扬也承认这一事实）。

原来说：丁玲‘狂妄地吹嘘自己，制造个人崇拜⋯⋯1953 年，文学讲习所在招待德国作家的时候，居然把丁玲的照片与鲁迅、郭沫若、茅盾的照片并排地挂起来’。调查的结果是，这次会场不是丁玲本人布置的，当地知道挂了鲁迅、郭沫若、茅盾和她自己的照片时，她即批评了布置会场的人，并把她自己的照片取了下来。[1]原来说：丁玲提倡‘一本书主义’，说‘一个人只要写出一本书来，就谁也打他不倒，有一本书就有了地位，有了一切，有了不朽。’调查结果是：有一次丁玲和青年作家们谈话，她说：‘作为一个作家，首先是要写出书来，有作品；一本书也写不出来，还算什么作家呢？’ 原来说：丁玲‘常在一些同志面前说“某领导同志不喜欢你”或“某领导同志迟早要搞你”以挑拨这些同志之间的关系（指的是周扬和胡乔木之间的关系）。经向胡乔木同志调查，他表示‘没有这种感觉’，等等。

曾经这样评价丁玲的不是别人，正是毛泽东。丁玲 1948 年 6 月 14 日的日记中记下了她在西柏坡见到毛泽东：“毛主席坐在空地的躺椅上，他很鼓励我。他说：历史是几十年的，不是几年的。⋯⋯看一个人要从几十年来看，并举鲁迅为例；并将我与鲁郭茅同列一等，我说我文章不好，不及他们。”（《新文学史料》1993 年第 2 期第 7 页）也许她同文学讲习所的工作人员讲过这段往事，于是他们就这样挂像片了。

“1956 年 12 月的一次部务会议，由部长（引者注：陆定一）主持，专门工作小组张海等作了调查结果的汇报，最后提出‘究竟应该根据落实的结果，实事求是地处理，还是按过去定性的“反党小集团”结论处理？要求明确指示。”部长听了汇报后，感到很尴尬，并对周扬有埋怨情绪。他说：‘当时一再说要落实，落实，结果还是这样的！’对今后如何处理，部长说：‘也只能实事求是，根据查实的结果办。’周扬这时表现得很不安。他即刻表明： 1955 年对丁玲的批判不是他建议，是党中央毛主席指示的。他说，他当时‘还在毛主席面前讲了丁玲的好话’。

“中国作家协会的整风运动，首先是动员群众向领导提意见。向中宣部领导提意见，最集中的是对‘丁、陈反党小集团’的处理问题。因为，这是几年来反复几次还没有得到处理的大事。这种情况，引起了部长的重视。1957 年 6 月 6 日，作家协会党组根据部长的指示，召开党组扩大会讨论处理丁、陈‘反党小集团’问题。会议开始，周扬先讲话，在他的讲话中有这样的话： ‘1955 年对丁玲的批判只有斗争没有团结，对待像丁玲这样的老同志，这样作是很不应该的⋯⋯’党组的邵荃麟、刘白羽等同志也先后发言表态。有的说‘丁、陈反党小集团的结论是站不住的，不能成立’；有的说‘批判有偏差，斗争过火’，‘对揭发材料没有核实就向中央写报告，不慎重’。有的表示承担责任等等。但周扬等的讲话只是承认了一些事实，没有说明形成这种局面的原因，不能使人信服。因此，在党组扩大会上提出批评意见的就集中在周扬身上。人们纷纷提出质问，问题越提越尖锐，态度也越激烈。丁玲、陈企霞也追问‘是谁叫他这么搞的？’⋯⋯会议开了三次，再也开不下去了，只好休会。”（《炎黄春秋》1993 年 5 月号，第 10～15 页）这是一直到反右派斗争开始的前夕的情况。这时，是有意否定肃反运动中提出的“丁、陈反

党小集团”一案的了。这也是与当时有意复查和纠正肃反错案的意图相一致的。到了反右派斗争起来，这一切又立刻全部翻了过去。作协党组扩大会休会一个多月之后，于 7 月 25 日复会。在休会的这段时间里，现在人们已经知道，中共中央在青岛召开过一次重要的会议，毛泽东写了《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为反右派斗争进一步加码，明确提出右派分子“包括混入共产党内和青年团内一些同党外团外右派分子政治面貌完全相同的人”，这也就为把丁玲陈企霞这些党员作家划为右派淮备好了政策依据。具体到这一个案件，这一个多月的休会时间也正好为斗争作准备。据当时《文艺报》报道： “在第三次会议以后，中国作家协会天津分会在反右派斗争中，批判了与陈企霞有密切关系的柳溪的反党言行，柳溪向中共天津市委宣传部坦白交代了丁、陈反党集团的一些罪行，使这一个反党阴谋得以进一步暴露，这个阴谋集团的缺口就被打开了。”（《文艺报》1957 年第 19 号）7 据《文艺报》的这篇报道说：“会议范围进一步扩大，参加会议的有党和非党作家、艺术家、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文联和各个协会的有关同志共二百多人。”这一天开会的情形，李之琏在他题为《不该发生的故事》的另一篇回忆文章中说得要详细一点，他说：“作协党组扩大会在休会多天后，于 7

月 25 日复会。主要是批判丁玲等‘向党进攻’，指责‘反党小集团’要翻案

等等。会议主持者的调门同 6 向丁玲表示道歉的态度完全相反，恢复并大大

发展了 1955 年批判时的作法。在会上积极鼓动揭发丁玲等的‘反党’的根据。从天津动员一位女作家交代她同‘反党小集团’的另一成员有不正当的关系，并且听他讲过一些对个别文艺方面的领导人不满的言论。这些材料当时如获至宝，并以此为‘重炮’，作为反击小集团的突破口。这位同志被迫承认了一些事，也揭发了丁玲一些类似的那位领导人的议论。这些都被认为是复会后的重大收获。

“7 月 25 日，作协党组扩大会复会是在文联礼堂召开的。先安排陈企霞作‘坦白交代’并揭发丁玲。会议进行中有一些人愤怒指责，一些人高呼‘打倒反党分子丁玲’的口号。气氛紧张，声势凶猛。在此情况下，把丁玲推到台前作交代。丁玲站在讲台前，面对人们的提问、追究、指责和口号，无以答对。她低着头，欲哭无泪，要讲难言，后来索性将头伏在讲桌上，呜咽起来⋯⋯会场上一阵混乱。有些人仍斥责丁玲，有些人高声叫喊，有些人在窃窃议论，有些人沉默不语。会议主持人看到这种僵持局面，让丁玲退下。宣布由我发言。这个讲话就成为我一次最大的违心之言。”（《新文学史料》1989 年第 3 期第 134～135 页）从 7 月 25 日开始，这样的斗争会持续不断地开了一个多月，什么问题都搬了出来，包括经过调查明知不是事实的材料，例如骄傲，把自己的像片和鲁迅郭沫若茅盾的挂在一起，例如一本书主义等等。不但在斗争会上，报纸刊物上的批判文章也一再把这些材料搬出来。曾经在丁玲主持的文学讲习所学习过的玛拉沁夫在《清除灵魂里的垃圾》一文里揭发丁玲说：“据说，前年批评丁玲的‘一本书主义”时，她不服气，申辩自己没说过‘一本书主义’这五个字，其实问题不在于是否说过这五个字，而是在于丁玲是否有这种思想。记得丁玲在 1954 年左右，突然到处强调作家最主要的是写出来作品来，写出好作品来。初听起来，或从字面上看来，这句话本来没有什么错误，但是一次、再次老是听她讲这句话时，就使人感觉到这句话还渗杂着旁的一些情绪。那时，我们几个学员曾经背地谈论说，丁玲作了几年文艺行政工作，没作好，现在一再强调这句话，大概是想来显示

一下自己虽然行政工作没作好，但有好作品，并以这来安慰自己吧！

我们还说：‘在这一点上，丁玲同志有点阿 Q 精神。’今天看来，这样分析显然太浮浅了。其实丁玲的思想实质并非这样简单。她给我们讲过这样一个故事：在她发表作品以前，人们看不起她，请胡也频参加什么聚会时，请柬上总是写‘也频先生及其夫人’，她说，一看见这几个字就生气，她说不当别人的附属物，因而拒绝出席。后来当她发表了作品。轰动了文坛，出了名时，那些过去瞧不起她的人，都开始向她巴结了，新闻记者们也蜂拥而来，要求拜见，可她以拒绝会见来给以报复。有一天，忽听有人扣她家门，她开门一看，原来又是那些记者，于是她只说一句‘我对你们说过，我不接见你们’，便‘啪’的把门一关，把他们顶了回去。在旧社会，拒绝那些庸俗无聊的新闻记者的访问，并不是什么值得指责的事。在这里，我引了她这段话，是说在三十年后的今天，丁玲对前去拜访她的青年作者们，津津有味地大谈这些话，不能说是‘不过随便谈谈而已’。这话里显然包含着这样意思：当你一旦写出好作品来，身价即刻提高百倍，腰板也就硬了。将这话再与最近报刊上揭发的丁玲所说的‘一个人只要写出一本书来，就谁也打不倒你’，以及她对许广平先生所说：‘你现在不管做多少工作，都算得什么呢？写东西才是自己的。’等等言论联系起来，就不是什么一般的‘家常话’了。”即使丁玲不承认说过“一本书主义”这五个字也不打紧，反正玛拉沁夫以亲耳听到的话作证，坐实了这一点，这就比一般的揭发批判有力得多。揭发之后，还有一段章太炎《谢本师》式的文字：“作为一个学生，我曾向丁玲的作品学习过，作为一个文学青年，在艺术上我曾得到过她的帮助；因而我也尊敬过她。但是，丁玲，你不要以为你在我们这些青年作者当中有‘影响’，不管你对你错，都会听你的；如果你仍反党到底，你就会被群众无情地抛弃掉！”

（《文艺报》1957 年第 22 期）玛拉沁夫的这种批判文章，比他的小说和散文作品更有影响更受重视。他就从这里开始，一步一步做到了中国作家协会的党组副书记，后来还以此身份到丁玲的家乡主持筹备纪念丁玲的活动。

还要批判丁玲的作品。像《三八节有感》，《在医院中》，直到早年的作品《莎菲女士的日记》，都引来了多篇批判文章。不但她本人的作品，就是在她主编的延安《解放日报》文艺副刊上的一些文章，也要批判。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文艺报》1958 年第 2 期刊出了一个“再批判”专辑，其中包括林默涵批判王实味《野百合花》、王子野批判《三八节有感》、张光年批判《在医院中》、马铁丁批判萧军《论同志之“爱”与“耐”》、严文井批判罗烽《还是杂文时代》、冯至批判艾青《了解作家、尊重作家》这些文章，并附上被批判的各篇原作。这时毛泽东正在南宁开会，也抽时间审阅了一部分稿子。他在给文艺报主编张光年、副主编候金镜、陈笑雨的信中说：“看了一点，没有看完，你们就发表吧。按语较沉闷，政治性不足。

你们是文学家，文也不足。不足以唤起读者注目。近来文风有了改进，就这篇按语说来，则尚未。题目太长，‘再批判’三字就够了。请你们斟酌一下。我在南方，你们来件刚才收到，明天就是付印日期，匆匆送上。”又说：“用字太硬，用语太直，形容词太凶。效果反而不大，甚至使人不愿看下去。宜加注意。”毛泽东对按语作了修改，改写和加写了一些文字。他说，这一批“奇文”“奇就奇在以革命者的姿态写反革命的文章”，“谢谢丁玲、王实味等人的劳作，毒草成了肥料，他们成了我国广大人民的教员。他们确能教育人民懂得我们的敌人是如何工作的。鼻子塞了的开通起来，天真烂漫、

世事不知的青年人或老年人迅速知道了许多世事”。受到再批判的艾青和罗烽也都被划为右派分子。萧军没有被划为右派分子，却也跟右派分子同时在文坛消失，直到 1980 年才同右派分子一道从地平线下冒了出来。

受到“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一案牵连的，不仅有艾青、罗烽、萧军等人，负责办理此案的中共中央宣传部秘书长兼机关党委书记李之琏等人，因为没有能够完全按照领导的意图办案，也被划为右派分子。李之琏在

《不该发生的故事》一文中回忆说：“中宣部领导人号召所有党员对机关党委、特别是对我进行揭发，翻遍了机关党委的会议记录、搜查了我个人保存的文件，只要一字一句同此案有关的材料，就决不放过，一律作为问题揭发。丁玲寄给党委的申诉材料，就是从文件柜里搜查出来的。会议规模越来越扩大，从开始的几个人到几十人、几百人，最后扩大到千多人。大会批，小会斗，折腾了四个多月才结束。

“由于在审查丁玲历史问题时，在结论草稿第一稿上我加写了：丁玲被捕后，同敌人作了种种斗争，终于回到党的怀抱等话，被说成是‘美化叛徒’；又在于审查丁玲‘反党’问题时，丁玲写给党委的申诉没有提交审查小组讨论，而她提出的申辩又和调查的结果相一致，就被认定这是我同丁玲‘合谋翻案’。根据这两大‘罪状’就定我们几个人为‘反党集团’，我是‘首要分子’。其实，这件事都是根据实际情况，为着使审查小组的工作能正常地顺利进行，经我提出和张际春同志同意的。张海和崔毅同志有的知道，有的并不知道。黎辛同志本来早已去湖北工作。他是机关党委的副书记兼作协机关党总支书记，主要工作在作协，机关党委的全面工作管的很少。在批判我们时，将他调回来揭发问题，因他无可揭发，就叫他检查，给他戴了多项‘大馆子’，并被认定我们四人是一伙，互相包庇，充当右派和反党分子的保护人。最后结果是我和黎辛定为‘右派分子’，开除党籍，张海和崔毅定为‘反党分子’，留党察看。”中国作家协会党组扩大会从批判“丁、陈反党小集团”开始，很快就牵连到冯雪峰的头上。冯雪峰是 1927 年入党的共产党员，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党团书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参加者，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和党组成员，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反右派斗争要反冯雪峰，主要的原因也是算他的历史老账。早在 30 年代在上海从事左翼文艺运动时期。他就同周扬结怨了。鲁迅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同周扬提出的“国防文学”口号发生争论，也同冯大有关系。鲁迅已经被尊为文化新军的旗手，不好说他什么，因而周扬要谈 30 年代的左翼文艺运动，就很有些地方感到文章不好做。如果冯雪峰划为右派，就可以由他来承担蒙蔽鲁迅的责任，30 年代左翼文学史就容易写了。

如果仅仅是周扬有此需要，还不一定能做到这一点。周扬知道，这时

毛泽东对冯已经很不满意了。一件事是冯任主编的《文艺报》压制了李希凡、蓝翎关于《红楼梦》研究的文章，毛泽东专门为此事写了一封信，说李希凡、蓝翎的文章是“反对在古典文学领域毒害青年三十余年的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说《文艺报》“容忍俞平伯唯心论和阻拦‘小人物’的很有生气的批判文章”。[2]《人民日报》专就这事发表皮水拍署名的《质问〈文艺报〉编者》一文，毛泽东在审稿时加写道：“《文艺报》在这里跟资产阶级唯心论和资产阶级名人有密切联系，跟马克思主义和宣扬马克思主义的新生力量却疏远得很，这难道不是显然的吗？”（1954 年 10 月 28 日《人民日报》）

冯雪峰挨了批评，就在 1954 年 11 月 4 日《人民日报》发表（检讨我在〈文艺报〉所犯的错误》，从毛泽东对这篇检讨作的一些批语可以看出他对冯的意见有多么大了。例如，冯在检讨中说：“我犯了这个错误，不是偶然的。在古典文学研究领域内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长期地统治着的事实，我就一向不加以注意，因而我一直没有认识这个事实和它的严重性。”这里“古典文学研究领域内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显然是从毛泽东的原信中引来的。可是他仅仅就这个领域来作检讨，毛就觉得不满了，批道：“限于古典文学吗？应说从来就很注意很有认识，嗅觉很灵。”毛的原信中有这样一句：“他们同资产阶级作家在唯心论方面讲统一战线，甘心作资产阶级的俘虏”，冯即据以检讨说：“我对于资产阶级的错误思想失去了锐敏的感觉，把自己麻痹起来，事实上做了资产阶级的错误思想的俘虏”，毛以为这样检讨不行，批道：“一点没有失去，敏感得很。”冯的检讨说：“我感染有资产阶级作家的某些庸俗作风，缺乏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战斗精神”，毛批：“不是‘某些’，而是浸入资产阶级泥潭里了。不是‘缺乏’的问题，是反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冯的检讨里说他自己“不自觉地在心底里存在着轻视新生力量的意识”，毛批：“应说自觉的。不是潜在的，而是用各种方法向马克思主义作坚决斗争。”既然毛对冯的看法如此，作协党组扩大会当然可以把他拿出来斗争了。1957 年 8 月 27 日《人民日报》以《文艺界反党分子冯雪峰是丁陈集团参加者、胡风思想同路人》这样一个长长的标题，报道了作协党组扩大会批判他的情况。

《毛泽东选集》第 5 卷，第 134～135 页。

历史的旧账，是批判冯雪峰的一个重点。郭沫若的批判发言中就说：“二十年前在上海分裂文艺战线，闹出两个文艺口号之争，完全是冯雪峰在作怪，今天被揭发了，而他却把责任全推在鲁迅身上去了。”（9 月 28 日《人民日报》）这件事，夏衍在中国作家协会党组扩大会议上所作的批判发言中讲得更加具体；他说：“1936 年雪峰同志从瓦窑堡到上海，据我们所知，中央是要他来和周扬同志和我接上关系的。雪峰到了上海不找我们，先找了鲁迅先生，这一点，按当时情况完全是应该的，可是这之后，你一直不找渴望着和中央接上关系的党组织，而去找了胡风，不听一听周扬同志和其他党员同志的意见，就授意胡风提出了‘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个口号，引起了所谓两个口号的论争，这是什么缘故？今天在座的有许多同志——如沙汀、荒煤、立波等同志都可以证明，当时，由于抗日爱国运动的勃兴，我们已经有了半公开活动的机会，我们已办了许多外围刊物，找我们是并不很困难的。事实上，我们知道雪峰到了上海，还是从救国会的非党同志那里知道的。雪峰同志可以找胡风、甚至可以找章乃器，为什么不找我们。我们在上海的工作有错误，犯过左倾关门主义和宗派主义的错误，但是无论如何，我们是忠实地奉行着党的政策。在白色恐怖中，在十分困难的情况下，我们终于保全了整个文化界的党的组织，我们还联系着包括救亡团体和职业团体在内的广泛的群众组织，我们领导着上海所有的进步剧团和数以百计的合唱队，掌握着三家影片公司的编辑部和四家进步书店，出版着十种以上的进步刊物，—

—为什么你要违反党的指示而撇开我们呢？算我们是一支暂时失掉了联系的游击队吧，中央要你来整理、领导这支游击队，你可以审查我们，整顿我们，但你不能完全撇开我们而直接去找正在反对我们、破坏我们的胡风及其党羽；退一步说，你听了胡风的话，也该找我们来对证一下吧，你硬是撇开了

我们，不是帮助我们，而是孤立我们，不，实际上决不止于孤立了我们，而是陷害了我们，章乃器等本来是向我们联系的，见了你之后，他向外公开说，我已经和‘陕北来人’接上了关系，今后你们不要来找我，‘陕北来人’说，上海没有共产党组织。我还听人说，这位‘陕北来人’曾告诉原来由我们领导的外围人士说，周扬、沈端先等假如来找你，‘轻则不理，重则报送捕房’。还有，已经过世了的钱亦石同志曾告诉过周扬同志，雪峰在外面说，夏衍是蓝衣社，周扬是法西斯，这不是陷害，还是什么？这一切，今天在北京的章汉夫同志，王学文同志，邓洁同志都可以证明。”（8 月 14 日第 17 次会议上）会上的情况，在场的黎辛后来回忆说：“8 月 14 日第十七次会议批判冯雪峰，这是最紧张的一次会议。会上，夏衍发言时，有人喊‘冯雪峰站起来！’紧跟着有人喊‘丁玲站起来！

“站起来！“快站起来！’喊声震撼整个会场，冯雪峰低头站立，泣而无泪；丁玲屹立哽咽，泪如泉涌。夏衍说到‘雪峰同志用鲁迅先生的名义，写下了这篇与事实不符的文章’（引者注：指冯雪峰写出初稿由鲁迅补充修改定稿的《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究竟是什么居心？’这时，许广平忽然站起来，指着冯雪峰，大声责斥：‘冯雪峰，看你把鲁迅搞成什么样子了？！骗子！你是一个大骗子！’这一棍劈头盖脑地打过来，打得冯雪峰晕了，蒙了，呆然木立，不知所措。丁玲也不再咽泣，默默静听。会场的空气紧张而寂静，那极度的寂静连一根针掉地的微响也能听见。爆炸性的插言，如炮弹一发接一发，周扬也插言，他站起来质问冯雪峰，是对他们进行‘政治陷害’。接着，许多位作家也站起来插言、提问，表示气忿。”[3]

黎辛《我也说说“不应该发生的故事”》，载《新文学史科》1995 年第 1 期，第 78 页。

这时冯雪峰只想委曲求全。有人告诉他，如果他对所犯错误的认识和检讨的程度符合要求，处分就会轻些。他不希望落得开除党籍的下场，就努力往深处作检讨。

他在作协党组扩大会上检讨说：“我对于周扬同志等，在 1933 年的时候，已经形成了宗派主义的成见。

19331936 面之辞，立刻又加深了我的宗派主义的看法。因此，我没有事先同周扬同志等商量，而倒是听了胡风的意见，提出了‘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口号。这首先是违背了党的组织原则的做法，是撇开了党的做法，是我的反党行为。1936 年 7 月至 9 月之间，我的宗派主义、狂妄自大、我个人就是党的那种最恶劣的态度和作风，发展到极端的地步。我竟至于怀疑周扬同志等，要调开周扬同志，并且要停止当时的党团对上海文艺界的领导工作，由我来通过群众加以领导，但调开周扬同志和停止党团活动，都没有成功，我就从外面对周扬同志等加以打击，也就是对上海党组织加以打击，这就是鲁迅先生的《答徐懋庸的信》和我以吕克玉笔名写的那篇文章。这是我给同志以宗派主义的打击和违背党组织原则的反党行为登峰造极的表现。”（9 月 4 日在第 25 次会议上）冯雪峰的这篇检讨还说：“我到上海之前，周扬同志等同鲁迅先生之间的隔阂，是已经形成的；但我到上海之后，我不但没有向鲁迅先生解释，进行团结工作，反而隔阂加深了，这也是我要负责的。”这些检讨，显然都是不得已的违心之言。1936 年派冯雪峰从陕北到上海工作，这事是张闻天决定。张闻天之妻刘英在她的回忆录《在历史的激流中》记述道：“东征途中，上海地下党也有人来。本来早就想恢复同上海党

的联系，现在可以付诸行动了。派谁去合适呢？闻天想到了冯雪峰。三十年代初闻天在上海临时中央当宣传部长的时候，雪峰就是他的助手。闻天觉得，此去上海，恢复组织，冯雪峰是一个最合适的人选。他可以通过鲁迅、茅盾等的关系，摸清情况，然后恢复、整理党的关系，恩来同志也认为雪峰合适。4 月初，闻天和恩来已从河东回到瓦窑堡。冯雪峰同志是地方工作委员会的委员之一，还在河东工作，即把他调回来，由恩来与闻天分别交代了任务。记得临走之前，我们还在自己窑洞里请雪峰吃了一餐饭。闻天交代雪峰：‘到了上海，先去找鲁迅、茅盾，他们是靠得住的。’还叮嘱他要谨慎小心，注意隐蔽。雪峰很精干，对上海的文化人熟悉，关系多。他到上海后，很快就建立了上海——西安——陕北的交通线，后来又设好了秘密电台，和陕北通报。那时闻天、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谈到李允生（冯雪峰的化名）和上海的工作，都觉得干得不错，对他是满意的。”[4]

刘英《在历史的激流中》，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98 页。

刘英说当时张闻天周恩来对冯雪峰在上海的工作感到满意，是有文献作证的。

1992 写给“李（允生）兄”即冯雪峰的一封信。其中明确地说：“你对周君（指周扬）所用的方法是对的。”其中还谈到鲁迅：“你的老师（指鲁迅）与沈兄（指茅盾）好吗？甚念。你老师送的东西虽是因为交通的关系尚未收到，但我们大家都很感激。

他们为抗日救国的努力，我们都很钦佩。希望你转致我们的敬意。对于你老师的任何怀疑，我们都是不相信的。请他也不要为一些轻薄的议论，而发气。”（1992 年 7 己辩白。此刻，尽管心中万般委屈，他也不得不表示，当年他对周君所用的方法是不对的了。

除了要将这历史的旧案翻过来，冯雪峰在整风运动中的表现也是批判的内容。

据作协党组扩大会的新闻报道：“据王任叔、徐达等揭发：在大鸣大放期间，冯雪峰看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大举向党进攻的时候，他兴奋地说：‘洪水将冲破大门。’他一反平常的沉默、抑郁的状态，在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各编辑部门到处放火，向党发动进攻。

“在整风座谈会上，他号召对党不满和反党的分子：‘有冤报冤，有仇报仇’。又说：‘党内对党外应和风细雨，党外对党内暴风骤雨也不妨；上级对下级应和风细雨，下级对上级暴风骤雨也未尝不可。’“他还在全社的整风动员大会上污蔑人民文学出版社的肃反工作有‘重大错误’，并说：‘必要时也可暴风骤雨，大民主也不要紧。’他到该社第二编辑室，有人问他：‘整风中骂人、拍桌子、打人可不可以？’他说：‘也可以。’在共青团的座谈会上，他说：‘我向来是喜欢青年的，你们有什么尽管说，没有什么可怕，大民主也不妨。你们不是造社会主义的反，不是造共产党的反，反的是三害嘛，你们就是打我们一顿也不算什么。比如儿子打老子，老子不对就该打。’”（8月 27 日《人民日报》）最后，丁陈反党集团扩大成了包括丁玲、冯雪峰、陈企霞、艾青、罗烽、白朗和李又然七人的右派反党集团。

文艺界的老共产党员划右派的还有江丰，他是中央美术学院院长、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党组书记。紧接在 7 月 25 日作协党组扩大会斗争丁

玲之后，从 7 月 28 日开始文化部又一连几天召集首都美术界开会斗争江丰。和别的右派分子不同的是，江丰是站在左边来反对党的。斗争会上，揭露了

他这样一些反党言论：党内党外出现的右倾机会主义及单纯技术观点，是因为八大决议和党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缘故。百花齐放在社会上可行，在我们学校内不行；我们校内只容许开一朵花，就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江丰也不同意毛泽东对陈其通等人文章的批评，他说，我过去是同意陈其通的，现在，我的脑袋不是灯笼，也不会随风转。斗争会上，还揭发了江丰另外一些右派言行，例如他说，肃反运动有什么成绩？许多人都说肃反成绩是主要的，在群众运动中有偏差是不可避免的，这种理论非常可怕。又说：文艺界又肃出了什么特务。这篇报道还说，江丰同情和拉拢在肃反运动中受党审查过的人，反对领导肃反的同志。（《新华半月刊》，1957 年第 17 号，第 190～19210 们民主党派一个高岗都没有呀？我就不信。现在共产党又出了丁玲、冯雪峰、江丰这么一些人，你们民主党派不是也出了吗？”[5]

《毛泽东选集》第 5 卷，第 488 页。

丁玲、冯雪峰、江丰，都是反右派斗争中文艺界划出的著名右派分子，可是他们并没有什么自由化倾向。虽然也有批判文章给他们戴上“修正主义文艺思想”这样的帽子，其实是冤枉的。像江丰，甚至在陈其通等的文章受到毛的批评之后还表示同意陈其通，甚至连百花齐放的口号都不能接受，更不要说有什么修正主义或者自由化的倾向了。而反右派斗争的任务，更本质的说，却是要打击文学艺术界刚好出苗头的所谓修正主义或者自由化倾向。这种倾向一个最引人注目的代表作，是何直的《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一文。这篇文章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定义提出了自己的疑虑。对于苏联作家协会章程里提出的这个定义，就是在苏联文学界，这时也已经有人提出异议来了。何直的文章就引证了西蒙诺夫很长一段议论。西蒙诺夫指出：这个定义所规定的“艺术描写的真实性和历史具体性必须与用社会主义精神从思想上改造和教育劳动人民的任务结合起来”，“好像真实性和历史具体性能够与这个任务结合，也能够不结合；换句话说，并不是任何的真实性和任何的历史具体性都能够为这个目标服务的”。而那些粉饰太平的作家，“他们借口现实要从发展的趋向采表现，力图‘改善’现实”。何直完全同意西蒙诺夫的这些意见。

他进一步指出了这个定义的不合理性：“首先，如果认为‘艺术描写的真实性和历史具体性’里没有‘社会主义精神’，因而不能起教育人民的作用，而必须要另外去‘结合’，那么，所谓‘社会主义精神’到底是什么呢？它一定不是存在于生活的真实和艺术的真实之中，而只是作家脑子里的一种抽象的概念式的东西，是必须硬加到作品里去的某种抽象的观念。这就无异于是说，客观真实并不是绝对地值得重视，更重要的是作家脑子里某种固定的抽象的‘社会主义精神’和愿望，必要时必须让血肉生动的客观真实去服从这种抽象的固定的主观上的东西；其结果，就很可能使得文学作品脱离客观真实，甚至成为某种政治概念的传声筒。

“其次，这所谓‘社会主义精神’既是作家主观上的一种观念，那么，

它必定是作家的世界观的一部分。⋯⋯作家的思想——世界观，是在探索、认识、反映客观真实时，伴随着形象思维，起其能动性的作用，因此，这种作用是有机地表现在艺术的真实性里面，是无须乎在艺术描写的真实性之外再去加进或‘结合’进一些什么东西去的。

“再其次，所谓‘从现实的革命发展中真实地、历史地和具体地去描写现实’，所谓‘艺术描写的真实性和历史具体性’，从文字含义上和从习惯上

我们都可以把它与‘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这一原则联系起来进行了解。⋯⋯在我们今天的时代里，离开了革命发展所给予人民生活的复杂影响，离开了现实在革命发展中的面貌，是难以想像如何去描写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的。反之，如果离开了典型化的方法。也就很难去描写革命发展中的现实，很难去达到艺术描写的真实性。⋯⋯但是，由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定义规定，在‘从现实的革命发展中真实地⋯⋯描写现实’时，又要求‘同时艺术描写的真实性⋯⋯必须与用社会主义精神⋯⋯教育人民的任务结合起来’，于是，你们又不能不怀疑，所谓‘从现实的革命发展中⋯⋯描写现实’，所谓‘艺术描写的真实性和历史具体性’，既是似乎可以与思想性（所谓‘教育⋯⋯人民的任务’）分离，自然也就可以与典型问题分离；因为典型性与思想性本来是分不开的，因为现实主义文学本来是将文学描写的艺术性、真实性、思想性，与典型问题和典型化的方法紧密地有机地溶合在一起的。” 何直的文章还指出：“所谓旧现实主义，也并非绝对的只是批判的现实主义。

…… 想从现实主义文学的内容特点上将新旧两个时代的文学划分出一条绝对的不同的界线来，是有困难的。”“企图在几句简单的词句里对于社会主义革命时代的现实主义和现实主义文学作出硬性的规定和说明来，这是很困难的，因而也是不聪明的。”何直的文章表示，也许可以用“社会主义时代的现实主义”这个提法取代“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提法。

联系到中国，何直的文章提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定义所产生的一些庸俗的思想，“在我们中国还跟另外一些庸俗的思想结合起来了，因而更加对文学事业形成了种种教条主义的束缚。这些庸俗思想，就是对于《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庸俗化的理解和解释，而且主要表现在以对于文艺与政治的关系的理解上”。

谈到文艺与政治的关系，何直的文章针对当时的流行病，指出：“首先，必须考虑到，文学艺术为政治服务和为人民服务应该是一个长远性的总的要求，那就不能眼光短浅地只顾眼前的政治宣传的任务，只满足于一些在当时能够起一定宣传作用的作品。其次，必须考虑到如何充分发挥文学艺术的特点，不要简单地把文学艺术当做某种概念的传声筒，而应该考虑到它首先必须是艺术的、真实的，然后它才是文学艺术，才能更好地起到文学这一武器的作用；即或是一篇杂文，一段鼓书，一篇特写，也不要忘记了它的文艺性。此外，还必须要考虑到各种文学形式的性能，必须考虑到各个作家本身的条件，不应该对每一个作家和每一种文学形式作同样的要求，必须要尽可能发挥气——不是妨害各个作家独特的创造性，必须少用行政命令的形式对文学创作进行干涉⋯⋯“说‘政治标准第一”，是因为，自古以来没有无倾向性的文学；是因为人民所需要的是那种为自己的利益服务的文学。但是，并不能由此得出结论，以是否配合了每一个临时性的政治任务为文学作品的最重要的标准；也并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是艺术标准并不重要。政治和艺术标准必须统一。

“正因为我们在这些问题上有一些糊涂观念，于是，就发生了多种多样的、在一些具体问题上的混乱思想，例如：不应该写过去的题材呀，过多地从是否配合了任务来估计作品的社会意义呀，出题目作文章并限时交卷呀，必须像工作总结似的反映政策执行的过程呀，以各种工作方法为作品的主旨和基本内容而忘记了人物形象呀，不应该写知识分子呀，不应该以资本家或地主富农为作品中的主要人物呀，作家最激动和最熟悉的‘过去的题材’不

要写而硬要去写那些不激动不熟悉的东西呀，生活本身就是公式化的呀，离开了形象及其意义去找主题思想呀，用行政命令的方式去领导创作呀，政治加技术（艺术）呀⋯⋯还有：我提倡写新人物，你就不应该写落后人物呀；如果你写了落后党员，就是‘歪曲共产党员的形象’呀；创造新人物最好是按照几条规则来进行呀；写先进人物不应该写他有缺点和一定要写缺点呀；机械地把生活内容分成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并用之作为衡量作品的标准呀；把对作品的批评变成对作家的政治鉴定呀；文艺刊物都机械地忙于配合当前任务呀⋯⋯还有：你说描写新英雄人物才是‘社会主义精神’呀，我又说反映矛盾冲突才是‘社会主义精神’呀，而他又说人道主义精神才是‘社会主义精神’呀⋯⋯”[6]

秦兆阳《文字探路集》，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136～166 页。

文章写得很概括，反映的正是几年来文艺界的情况，说远一些，也包括了延安文艺座谈会以来解放区文学的情况。尽管作者没有用刺激性的语言，但是以它内容的尖锐性立刻引起了注意，不少作家和批评家是欢迎它的，赞同这些意见。当然也有人反对，认为这是修正主义观点。反右派斗争起来，它就遭到了集中的批判。

1956 提出了同何直文章近似的意见，批判者常常是把这两篇放在一起

来批判。姚文元在 1957 上发表了一篇近三万字的长文《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是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新文学》，副题是“同何直、周勃辩论”，他说： “自从去年 9 月何直的文章在《人民文学》发表以后，在文学理论中逐渐出现了一种修正主义思潮。这种修正主义思潮强调现实主义的中心是‘写真实’，强调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同过去的现实主义没有方法上的不同，因此不能成为一个独立的流派；强调现实主义方法对艺术的决定作用，而把作家的思想同创作方法完全隔裂开来，以为有了艺术性就一定会有思想性。他们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归结为‘社会主义时代的现实主义’。

“在‘写真实’‘社会主义时代的现实主义’‘不要外加的社会主义精神’等等口号下，是不是有人在作思想上的倒退呢？我觉得是有的。他们以为不要马克思列宁主义就能够达到艺术上的真实性，却不了解这样做的结果是远离了生活的真实。”[7]

姚文元《论文学上的修正主义思潮》，新文艺出版社 1958 年版，第50～94 页姚文元这篇文章，洋洋洒洒，从海涅扯到维尔特，又从雨果扯到巴尔扎克，可是对何直文章中概括地列举的教条主义在文艺界的表现并不加以辩驳，也没有否认存在这些现象。何直的文章论证了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定义的缺点导致了这些现象的出现的，而姚文元的批判文章却说，“公式化概念化并不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本身的产物”，为什么不是的呢？他没有说。这种不需要逻辑论证，就如同写判决书一般的姚文元风格，这种后来反映在

《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等文章中的

风格，这时就已完全定型了。

姚文元的文章还说：“如果我们再从某些具体作品去分析，就可以更明显地看到这种修正主义思潮的影响。”他举出了“一些去年 9 月以后发表的作品”，其中包括宗璞的短篇小说《红豆》，李国文的短篇小说《改选》等等。姚文元说：“像《改选》这样的作品，至少是代表了一种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完全不同的流派的创作倾向的。细致地分析这些作品，将有助于我们理解

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在创作中的地位，以及真实性同思想性的不可分割的关系，并且将有助于说服一部分作者认识没有政治立场的‘写真实’的虚幻性，认识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方法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割断将会把我们引导到什么方向去。”有了这一纸判决书。《改选》的作者李国文就划为右派了。

姚文元这一类批判者吞吞吐吐想说而又没有说清楚的意思，倒是秦兆阳即何直后来给他说破了：他们“认为只要是提倡现实主义，就是提倡‘写真实’论，就是不要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就是提倡资产阶级的批判现实主义，就是提倡揭露社会主义的阴暗面，就是反社会主义。”[8]难道他们的社会主义竟是同真实如此不相容的么？

秦兆阳《现实主义——难苦的道路》，见《文学探路集》第 200
页。作品受到集中批判的，还有刘宾雁。当时刘是《中国青年报》编委，

新闻界反右派已经斗争过他了，批判了他在报纸上刊出的《上海在沉思中》等篇通讯。可是他在 1956 年又发表了《在桥梁工地上》、《本报内部消息》等几篇报告文学作品，引起了强烈反响，这些也得批判。

《本报内部消息》写的是报社领导人陈立栋和青年记者黄佳英的冲突。姚文元在《文学上的修正主义思潮和创作倾向》一文中批判说：“他用自己反党的眼光把陈立栋丑化了，他恨陈立栋执行党的指示，所以他就把陈立栋丑化成一个没有任何优点的人。作者在竭力假造出这样的一个公式：执行党的指示＝官僚主义＝独断独行＝教条主义和党八股。

同其他右派一样，他在这里攻击的不是官僚主义，而是党的领导。

“作者把黄佳英当作英雄的先进人物来表现的，在黄佳英身上寄托了他反对‘官僚主义’的全部理想。然而黄佳英是怎么样一个人呢，那是一个被美化了的‘反现状’的个人主义者。但尽管作者想把她写成娜斯嘉型的人，在刘宾雁的笔下，在阶级斗争十分尖锐的中国，黄佳英却不是娜斯嘉，而是反党的个人主义者。”[9]

姚文元《论文学上的修正主义思潮》，第 207、211 页。

这里说的娜斯嘉，是苏联尼古拉耶娃中篇小说《拖拉机站站长和总农艺师》中的主人公。这是斯大林死后出现的最早一批对苏联现实有所批判的作品之一，中译本在不久以前出版，引起了强烈反响。这时姚文元还没有权力把外国作家划为右派分子，所以就硬说黄佳英不是娜斯嘉。

李希凡也批判了这篇作品。他在《从〈本报内部消息〉开始的一股创作上的逆流》中说：“绝不能低估《本报内部消息》在一部分青年中的影响，尤其是在有着浓厚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的青年中间，黄佳英起了极大的煽动作用。在反右派斗争中，很多青年右派分子，正是披着黄佳英的外衣出现在群众的面前。别的右派分子的历史我不清楚，赫赫有名的林希翎，这个卑劣透顶的人物，我非常清楚她是怎样走上舞台扮演黄佳英的（报纸上已经全部揭露了她的丑恶面目，我在这里不再细谈了）。难道林希翎之流不正是刘宾雁的黄佳英的模特儿吗？“不能把《本报内部消息》的出现，看成是文艺创作上的孤立的现象。

《本报内部消息》是文艺上反党逆流的最初的浪头。当然，早在刘宾雁的第一篇特写《在桥梁工地上》里，就已经流露了阴暗的反党思想，如把老干部写成不学无术，思想僵化，不能领导复杂的现代化工业的人，诬蔑我国建设进度缓慢，并武断地说我们建设中的缺点不是由于缺乏建设经验等复杂的原因所造成的，根源好像全在领导上的保守无能等。不过，这篇特写的

缺点究竟还非常隐蔽，刘宾雁在当时也不敢露骨地大胆地宣传他的反党思想。只有在他的《在桥梁工地上》发表，并受到《文艺报》、《人民文学》等大肆捧场以后，刘宾雁才敢于写《本报内部消息》这样露骨的反动作品，自从这篇作品又受到某些报刊的赞，扬以后，所谓‘揭露生活的阴暗面’，和歌颂黄佳英之流的‘青年勇士’的作品，就大量出现了。

《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里的（主要是经过人民文学编者修改后的）林震，实际上是黄佳英的男性翻版。”（9 月 17 日《中国青年报》）《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这篇作品，李希凡以前评论过的，可是在全国宣传会议上毛泽东说了，北京甚至中央都有官僚主义，小说反官僚主义并没有错，表示不同意李希凡对它的评论。现在李希凡趁批判刘宾雁的机会再一次提出这篇小说。既然林震实际上是黄佳英的男性的翻版，那么这篇也就如同《本报内部消息》一样是露骨的反动作品了。看来李希凡的批评标准比毛泽东的还更严一点。当然，他在括号中加注，说是经编者修改过的。莫非毛泽东看的并据以评论的是作者的手稿而不是经过编者修改之后刊登在《人民文学》上的本子么？艾青也受到批判。臧克家在《艾青的近作表现了些什么？》一文中说： “艾青是一位诗人，去年七八月里他忽然写起寓言来了，寓言这种文艺形式，在过去反动统治的时代里，作家们受着压迫不能畅所欲言地直接表现个人的思想，往往取这种借物寓意、指桑骂槐的表现形式，去讽刺打击反动的坏东西，但艾青的讽刺对象却是正面的新事物。”诗人不去写诗，却来写寓言，这已经是不正常的现象了，可批判者一；何况寓言讽刺的对象还是正面的新事物，可批判者二。于是批判者就来具体分析这些寓言了，一篇是《养花人的梦》：“这篇寓言等于一篇宣言，鲜明地表现了艾青对‘百花齐放’方针的恶意讽嘲。艾青首先讽刺了那位院子里‘种了几百棵月季花’的养花人，说他的‘院子里呈现出了一种单调的热闹’，于是，在艾青的笔下，出现了‘自尊’的牡丹；‘冷淡里就含有轻蔑’的石榴；‘能体会性格美’的白兰；‘带来了信念’的迎春；说着‘只爱温顺的人，本身就是软弱的；而我们却具有倔强的灵魂’的仙人掌。⋯⋯他的思想，他的情绪，表现了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主导力量的不满，对毛主席所提出的文艺工农兵方向的抵触。他觉得月季花虽然‘专宠’但‘实在寂寞’。艾青对我们的新社会制度（月季花就是它的象征）是不满意的，他感觉它‘太单调了’，‘大窄狭了’。对于那各种各样的花他付以最大的热情。他赞美她们的‘轻蔑’、‘性格的美’、‘倔强的灵魂’⋯⋯而为她们的不‘被理解’而愤愤不平。艾青不是站在党的立场、社会主义的立场，对于一切非工人阶级思想的东西去进行斗争、说服，反倒以极度热情去鼓吹资产阶级思想化身的东西向社会主义制度进攻。艾青近两年来，由于政治热情的衰退，由于远远的脱离群众，由于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情感的浓重，他对于新社会的事物，不但不感觉兴趣，有时发生抵触的情感。最近被揭露的他的反党言行，就是他写这类反社会主义作品的根源。”臧克家还趁批判艾青的机会表白了他的一个大见识：百花齐放即思想改造。他说：“‘百花齐放’的过程，也就是作家们思想改造的过程，而最终的目的是使所有的作家一步步达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艺学习》1957 年第 10

期）不但批判他的作品，还揭发他的反党言行。例如 9 月 24 日《人民日报》所载《艾青能不能为社会主义歌唱？》一文中说，“他一直是抗拒着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的。他刻薄地说：‘现在有一些人，创作不出来了，就搞理论，理论也不行了，就干行政。结果呢，行政管理论，理论又管创作。一层管一

层，创作就给管得枯萎了。”’根据姚文元的判决，艾青是完了。姚在《艾青的道路——从民主主义到反社会主义》一文中说：“艾青的‘时代’就这样地在人民的憎恨中结束了。从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到反社会主义，艾青走完了他自己的路。”[10]

姚文元《论文学上的修正主义思潮》，第 358 页。

批判容易招惹是非的杂文也是题中应有之义。一年来杂文写得勤又写得好的，徐懋庸要算一个。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和中国作家协会在 11

月 26 日到 29 日一连几天联合开会斗争徐懋庸。据这个会上的统计数字，“徐

懋庸从去年 11 月到今年 8 在北京、天津、上海、武汉等地的报刊上发表了近一百篇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文章”。（12 月 2 日《人民日报》）姚文元的《文学上的修正主义思潮和创作倾向》一文中摘引徐的《不要怕不民主》和《苦闷》这两篇，即据以批判道：“徐懋庸之流高喊‘不怕黑暗’、‘揭露阴暗面’的人，却把我们社会说成似乎没有‘民主’，要‘享受民主’，就要向‘官僚主义者’争取。

徐懋庸的脑子里，其实是装满了的资产阶级民主，他所要‘享受’的，是一种不要集中的绝对民主。‘我们就不能等到他们自己放手’，这‘我们’和‘他们’，就表示在根本立场上他是把自己同各级领导干部（他们当然可能有某些缺点）处于对立地位，同党的领导处于对立地位，既然‘他们’不肯‘自动放手’，那就只有‘斗争’了。于是，当社会上右派疯狂进攻，‘言论一放，意见纷纷’之时，徐懋庸也就挺身出来作右派的喉舌，他大呼‘这是好现象’，‘现在的人愈多的感到社会的苦闷’，‘苦闷多极了’。

怎么摆脱这不是个别事件而是整个‘社会的苦闷’呢，就是要在社会主义思想之外‘生出更好的思想来’。这‘更好的思想’是什么？——恐怕每一个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都会明白的。我们在某些‘揭露阴暗面’ 的作品中所看到的，不就是徐懋庸所推销的反对领导、反对民主集中制的‘更好的思想’吗？”[11]

姚文元《论文学上的修正主义思潮》第 200～201 页。

徐懋庸当然被划成了右派分子，不过这倒是真有一点冤枉，几年以前他担任武汉大学党委书记、副校长的时候，也是一位“左得可怕”的领导人。这也说明了人的复杂性。当他以武汉大学党委书记的身份出现的时候，他觉得自己就是党的化身，就是无产阶级的化身，就是马克思主义的人格化。而当他用回春、弗先等等笔名写杂文的时候，却是一个“对于有害的事物，立刻给以反响或抗争”（鲁迅语）的杂文家了。这当然是反右派斗争必须打击的对象。

宋云彬也是个重要的杂文作家。在反右派斗争中他的一些杂文受到批判，这不仅仅是因为文章写得锋利，还因为其中公开了一些令人尴尬的事情，例如浙江龙泉金沙寺塔被毁事件，还有，“去年春间，不知道是杭州市哪一个机关发动的，在二十几小时以内，把西湖上的陶成章烈士、冯小青、苏曼殊以及武松等等的墓统统给挖掉了，后来经许多人提出抗议，官司打到北京，才又于二十几小时以内把那些坟墓统统恢复了原状。说起这些事情，使人、哭笑不得。”（6 月 4 日《文汇报》）这种文章也真够叫人头痛。划他做右派，也就更好批判这些文章了。其实，宋云彬即令一篇杂文也不写，大约也不能躲过当右派分子的命运。因为他是中国民主同盟浙江省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也就是“章罗同盟”驻浙江的重要代表。

戏剧界最著名的右派分子是吴祖光。5 月 31 日他在文联第二次整风座谈会上说：“文艺界‘鸣’‘放’之后，陈其通同志的文章表示了怕‘乱’，他是很有代表性的。但我的看法是：事实上早已乱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就是为了平乱。我活到四十岁了，从没看到像这几年这样乱过。遇见的人都是怨气冲天，不论意见相同或不相同，也不论是党员或非党员，领导或被领导，都是怨气冲天，这说明了‘乱’。党中央提出整风是为了平乱，使今后能走上合理发展的道路。过去从来没有像这样‘是非不分’，‘职责不清’，年青的领导年老的，外行领导内行，无能领导有能，最有群众基础的党脱离了群众。这不是乱，什么才是乱？”“解放后有一个现象，那就是组织的力量非常庞大，依靠组织，服从组织分配，已成为人民生活起码的道德标准。组织和个人是对立的，组织力量庞大，个人力量就减少。过去作家艺术家都是个人奋斗出来的，依靠组织的很少。马思聪之成为马思聪是他个人苦学苦练的结果。现在一切‘依靠组织’，结果，变成了‘依赖组织’。个人努力就成了个人英雄主义。

“作家、演员，长期不演不写，不作工作，在旧社会这样便会饿死，今天的组织制度却允许照样拿薪金，受到良好的待遇。作了工作的会被一棍子打死，不做的反而能保平安。听说一个文工团的团长写了一个剧本，其中写了一个反面人物，结果受了批评，把立的功也给撤销了。鼓励不劳而食、鼓励懒惰，这就是组织制度的恶果。解放后我没有看到什么出色的作品。一篇作品，领导捧一捧就可以成为杰作，这也是组织制度。

“组织力量把个人的主观能动性排挤完了。我们的戏改干部很有能耐，能把几万个戏变成几十个戏。行政领导看戏，稍有不悦，艺人回去就改，或者一篇文章，一声照应，四海风从。这是因为党有如此空前的威信。政府如此受人爱戴。但是声望应起好的作用，现在却起了坏的作用。过去，搞艺术的有竞争，不竞争就不能生存。你这样作，我偏不这样作，各有独特之处。现在恰恰相反，北京如此，处处如此。北京是《白蛇传》、《十五贯》，于是全国都是《白蛇传》、《十五贯》。

“我感觉党的威信太高了。咳嗽一下，都会有影响，因之作为中央的文

艺领导就更要慎重、小心。当然，不可能有永远正确的人，有些作家艺术家兼任行政领导，他自己也口口声声说不愿作，但是作官还是有瘾，作官跟作者百姓就是不同，政治待遇、群众看法等都不一样，所以有些作家，他们打心里还是愿意作官的。很多作家，艺术家原是朋友，但现在却成了上下级了。

“组织制度是愚蠢的。趁早别领导艺术工作。电影工作搞得这么坏，我相信电影局的每一个导演，演员都可以站出来，对任何片子不负责任，因为一切都是领导决定的，甚至每一个艺术处理，剧本修改⋯⋯也都是按领导意图作出来的。一个剧本修改十几遍，最后反不如初稿，这是常事。”吴祖光还说了些文艺工作之外的问题。关于吸收党员问题，他说：“因为积极斗争别人而入党的人，假如现在证明斗错了，这样的党员的人格就有问题。这样的党员多了，非党之福。”关于肃反问题，他说：“肃反是搞重了，面搞宽了，北大、戏曲学校⋯⋯都很严重。肃反很欠思考。有些人解放前对革命忠心耿耿，做了很多工作，而肃反中却狠狠地斗了他。这是不公平的。”他还举了个例：如电影局，在肃反时，有一位同志被斗，她的爱人因之便和别人结了婚，后来证明她是被斗错了，结果却拆散了人家的夫妻。”吴祖光还在《戏剧报》第 11 期发表《谈戏剧工作的领导问题》一文，其中说：“我们谁都会

谈所谓‘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可是它在培养文学艺术人材这一方面表现了什么呢？对于解放以来，工、农、兵的每一条战线上都是人材辈出，蓬勃前进，而文艺战线上独独新人寥落的具体现象我们又该如何解释呢？”“解放以后的新社会产生了新的生活习惯，这种新的生活习惯形成了新的制度，我感觉到这种制度可以叫做组织制度。革命的成功正是把全国人民的力量组织起来的结果，这是谁也不能否认的事实，但是就文学艺术的角度看来，我以为组织力量的空前庞大使个人力量相对减小了。”“从党中央提出党内整风以来，在这短短的时期内，仅从报纸杂志上看到的一些被压制被埋没的人材的事实就真足以使人触目惊心。我们今天的生活制度由于组织一切包干的结果，竟使不劳而食成为合理合法的事情，因为恰巧有许多辛勤劳动出来的作品反而受到了无情棍棒乱敲乱打，于是索性不写不做反而落得平安无事。可惜的是艺术家们和剥削阶级不同，他们对于不劳而食并不认为是幸福，而认为是耻辱与痛苦。”“‘服从组织分配’在革命斗争当中，在军事行动当中，我想它应当是属于铁的纪律。但是到了今天，在我们的文艺园地里施行组织分配的办法就使人很难理解了。无论如何，写作、演、唱总是属于个人的行动；一个口齿不清的人总不能由于集体力量、大家帮忙而能使他变得伶牙俐齿起来；但是在我们的工作当中，由于万能的组织分配的结果，却是什么样颠倒因果、乱点鸳鸯的事情都做得出来。我想在文艺工作的安排上，‘组织分配’决不能绝对化。如果‘组织分配’只占五分（而且是经过深思熟虑、公平合理的分配），自愿亦占五分的话，事情便会变得好一些的。”“所谓‘组织’亦就是指的领导。领导的权限无限扩展的结果，必然是日深一日的目空一切，自以为是。从主观主义开始，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官僚主义必然接踵而来。从文艺工作说来，谁都懂得‘为人民服务’的道理，但是今天无数的艺术团体的领导，偏偏就从不估计人民群众的需要，认为群众浑噩无知。对群众喜爱的东西，用无数清规戒律斩尽杀绝，把群众不喜爱的东西塞给群众作为对群众进行教育。”“我们的传统戏曲艺术有着悠久的历史，我们的优秀的表演艺术家们代代相传，每一个都身怀绝技。作为新文艺工作者得到与民间艺人合作的机会正应该抓住机会好好地向他们学习一下；但是绝大多数的同志们却是颐指气使，发号施令；还没有摸到传统艺术的规律，便神气活现地以改革者自居，把自己的一知半解硬去套人家的脖子。中国的传统戏曲节目之丰富是尽人皆知的，但是这些年来把拥有几万出戏的古典戏曲生生挤兑得只剩了寥寥几出戏在舞台上苟延残喘，这种大杀大砍的手段真是令人惊佩。

‘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真是这些戏改干部的话活写照。”“对于文艺工作者的‘领导’又有什么必要呢？谁能告诉我，过去是谁领导屈原的？谁领导李白、杜甫、关汉卿、曹雪芹、鲁迅？谁领导莎士比亚、托尔斯泰、贝多芬和莫里哀的？⋯⋯”有了这样的发言和文章，吴祖光当然是右派分子。中国戏剧家协会在 6 月 23 日和 7 月 1 日开了两次会，斗争吴祖光。会议由戏

剧家协会主席田汉主持，会上有 20 多位剧作家、导演、演员发言。周信芳就领导的重要性以及解放以后戏剧界出人才少的问题批判吴祖光。他说，戏剧事业在党的领导下才有发展，只要看民间职业剧团努力争取加强对他们的领导就是证明。袁雪芬曾对他说，如果没有党领导、没有新文艺工作者的帮助就没有越剧。周信芳说这也是越剧发展特别快的原因。他认为党这几年来在培养戏剧界的新生力量方面也已作出很大成绩，可是从解放到今天也不过

七八年，一株幼苗不能立刻变成参天大树。一个演员要在艺术上有所成就也不是一朝一夕之功，要达到杨小楼这样成熟的境地，也要有杨小楼的岁数。

（7 月 8 日《新华社新闻稿》）当时大约没有谁预料到：这天主持开会的田汉、发言的周信芳，几年之后的遭遇会比今天挨斗的吴祖光还要悲惨。

翻译家傅雷，这时是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书记处成员。几个月之前他赴北京出席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聆听了毛泽东的讲话，真是五体投地的佩服。

当鸣放转变为反右，他也被划为右派分子了。当时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兼作协分会党组书记周而复后来回忆说：“著名翻译家傅雷在‘鸣放’中说了一些不妥的和错误的话，我和他有些交往，平时出席作协上海分会的什么会议，他发言并不积极。这次市委召开了文学界座谈会和宣传会议，邀请他参加，帮助党整风，态度转趋积极，不止一次发言，提出批评意见。柯庆施同志亲自处理，要划他为右派。我认为根据中央划右派的条例，傅雷可以不划为右派，最多是属于可划可不划的范围。对柯庆施的决定，我保留意见。宣传部负责同志倾向赞成我的意见，但因为是柯庆施决定，他也没有提反对意见。恰巧周扬同志到了上海，我将傅雷的情况向他汇报，他同意我的意见，可以不划为右派，并向柯庆施汇报。柯庆施沉思了一下，说：可以不划傅雷为右派，要他检讨一下过关。我高兴柯庆施终于接受了意见。我根据柯庆施的指示，找了柯灵同志，傅雷的老朋友，转达了市委的意见，委托他找傅雷谈一次。柯灵欣然受命，亲自我了傅雷告诉他检讨一下，就可以过关，不划为右派。

傅雷听了很高兴，立刻认真准备，做了检讨。我把傅雷的检讨送给宣传部负责同志和柯庆施。过了两天柯庆施批示下来，仍然把傅雷划为右派。柯庆施除了是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同时是中共中央上海局书记，兼管江苏、浙江，对于中央各部委负责人的意见不大尊重，更不高兴这些人过问上海市委的工作。柯庆施坚持把傅雷划为右派，无可挽回了。”[12]

周而复《往事回首录》，载《新文学史料》1995 年第 4 期，第 54 页。

想来柯庆施原来说的只要傅雷检讨一下，可以不划右派，并不是假话。在他，傅雷也好，别的什么人也好，要划都可以划，要不划都可以不划。只是不能让中央宣传部一个副部长来过问上海的工作。为了偏不给周扬面子，于是更要把本来也表示过同意不划右派的傅雷划上了。在傅雷，当然是立刻毁了他的名誉，他的事业，几年之后还搭上他的性命；在柯庆施，这只不过是像赌桌上的一枚筹码：他赢了，周扬输了。

解放之后最忌讳小集团。几个人接近一点就可疑。在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之后，在文学界，在大学生中，出现了一些自发地结成的社团。反右派斗争起来之后，这些自发地结合起来的文学社团也多遭到了批判。这里只举一个例。

江苏省一些青年作家、翻译家陈椿年、高晓声、叶至诚、方之、陆文夫、梅汝恺、曾华等在 1957 年 6 月初发起组织《探求者》文学月刊社，他们不过是有此意愿，并没有成为事实，就因为反右派斗争而中止。他们草拟的“章程”和“启事”也作为供批判用的材料公布出来。

《探求者文学月刊社启事》说，对于目前有一些文艺杂志的办法，我们很不满意；编辑部缺乏独立见解，显示不出探讨人生的精神；特别在艺术

问题上，没有明确的目标，看不出它们的艺术倾向。这是用行政方式来办杂志的必然结果。用行政方式办杂志的缺点在于它是“官办的”，尽管申明并非机关刊物，但是却摆脱不了机关刊物的性质。《启事》在概述了机关刊物难免的缺点之后说，我们这样来办杂志，我们是同人刊物，有自己的主张，自己的艺术倾向；我们把编辑和作者混同一起，稿件的主要来源就依靠同人，我们将在杂志上鲜明地表现出我们自己的艺术风貌。

刊物的政治见解和艺术主张，《启事》说：“我们认为：社会主义制度是目前世界上最好的制度，它具有伟大的生命力。我们愿意为这个制度的胜利，贡献出全部力量。目前，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刚建立不久。如果说建成社会主义的道路还在探索，需要不断地积累经验，吸取教训；那么，在建成社会主义的过程中，人生的道路就更为复杂，更需要多方面进行探讨。

“思想意识的改变是一个艰苦的过程。旧时代遗留下来的思想意识中间，有坏的，也有好的。必须加以辨别。坏的要铲除；好的要继承，要发扬。这是一件细致复杂的事情。在新思想、新意识建立的过程中，有益的和有害的、正确的和错误的经常同时出现，错综地交织在一起，也必须加以辨别。有益的和正确的要扶植，要帮助他们成长；有害的和错误的要批判、要纠正过来。这更是一件细致复杂的事情。近几年来，把一切旧东西看成坏的，把一切新东西看成好的，这种教条主义的观点已经造成了严重的危害，阻碍了思想意识的健康发展，更特出地妨碍了年轻一代的成长。

教条主义又把浩瀚统一的社会生活归结成支离破碎的教条，僵化了人们的正常生活。

“再者，我们过去在长期的阶级斗争中，由于当时的需要，把政治态度作为衡量人的品质的主要标准，往往忽略了社会道德生活的多方面的建设。阶级斗争有它历史的必然性和必要性，但是，在阶级斗争基本结束、社会的主要矛盾表现在人民内部的今天，我们看到了人们道德面貌上存在着各种缺陷”，也看到了阶级斗争给人们留下了许多阴影，妨碍了人们之间正常关系的建立。人情淡薄，人所共感。

“鉴于以上种种，我们将勉力运用文学这一战斗武器，打破教条束缚，大胆干预生活，严肃探讨人生，促进社会主义。”他们在文学方面的主张，《启事》说：“文学创作有过漫长的历史，积累了多种多样的创作方法。今天看来，就像打仗可以用各种各样的兵器一样，只要对社会主义有利，各种创作方法都可以运用。我们不承认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最好的创作方法，更不承认这是唯一的方法。”《启事》还谈到这样说的理由：“现实主义是否随着社会主义革命的发展而起质的变化，成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还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社会主义的文学有了几十年的历史，出现了许多好作品，这些作品的创作方法是否就叫作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我们认为尚有待于对具体作品进行认真分析研究，目前难下定论。”尽管不承认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最好的创作方法，《启事》还是表示了应该说是很好的态度：“不断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在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的指导下，运用现实主义的方法进行创作，就是我们的主张。”《探求者文学月刊社章程》有这样一内容：“刊物不发表空洞的理论文章，不发表粉饰现实的作品。大胆干预生活，对当前的文艺现状发表自己的见解。不崇拜权威，也不故意反对权威，不赶浪头，不作谩骂式的批评，从封面到编排应有自己独特的风格。”“本刊系一花独放、一家独鸣之刊物，不合本刊宗旨之作品概不发表。”等等。（《雨花》

月刊 1957 年 10 月号）一些青年作家只是在想办这样一个刊物，于是就成了一个“集团”，必须批判了。姚文元在《论〈探求者〉集团的反社会主义纲领》一文中批判说：“看一看《探求者》的启事中说的：‘建成社会主义的道路还在探索’，其反动性就非常清楚了。这‘探索’两字只是一种幌子，实际上它是在‘探索’的掩盖下否定了由苏联所开辟的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道路，要‘探索’另外一条同十月革命的道路、同总路线规定的道路完全不同的道路。然而，反对早已肯定了社会主义道路，否定社会主义建设的共同规律，就必然是走资本主义道路。二十世纪全部历史就证明了没有什么介乎社会主义路线资本主义路线之间的‘中间路线’。《探求者》先生们既然否认了早已确定的基本道路，他们走资本主义道路、梦想资本主义在中国复辟的企图就十分明显了。这是口头上说什么‘我们认为：社会主义制度是目前世界上最好的制度’等等所决不可能掩盖的。”“中国人民和中国文学，从五四运动以来，早已离开了探索时期了。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传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从此以后，中国的革命已经从旧民主主义革命转变为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许多先进的爱国人士屡次探索又屡次失败的革命道路问题，十分明朗地放在中国人民面前了。谁要是离开了这条道路去‘探求’另一条道路，那就完全是反动的了。”“《探求者》们的反社会主义的纲领中，很明显地可以看出他们是国内外修正主义思潮无保留的狂热的拥护者。他们自己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一整套的主张，即使资产阶级文艺的知识来说，他们也是浅薄的、一知半解的，他们的反动纲领，不过是国内外修正主义思潮凑合起来的一碗杂碎汤罢了。他们在理论上是秦兆阳的弟子，他们手里挥舞的也不过是秦兆阳的修正主义那里搬来的破刀烂枪而已。然而当这种种修正主义思想被他们剪贴起来凑成一套主张时，就成为非常完整的一个反社会主义的纲领。”[13]

姚文元《论文学上的修正主义思潮》，第 247～272 页。

中共江苏省委机关报《新华日报》的社论《〈探求者〉探求什么？》说： “不满意马克思主义的思想领导的现状，不满意社会主义革命的现状，不满意共产党领导的现状，这就是‘探求者’要去‘探求’另外什么东西的原因。”“他们既然不满意现状，当然只能探求到现状的反面去。离开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离开共产党的领导，离开社会主义道路，必然走向资本主义道路。二者必居其一，这是不用探求就很明白的常识。因此，他们所谓‘打破教条束缚’，就是要打破马克思主义和共产党的领导；所谓‘大胆干预生活’，就是反对社会主义的制度；所谓‘严肃探讨人生’，就是否认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人生观；这就是他们所谓‘探求’的实质。

至于所谓‘促进社会主义’，也就是要把社会主义‘促进’到他们所‘探求’的那些方向和目标去。”（10 月 9 日《新华日报》）这一场批判的结果是：高晓声、陈椿年、梅汝恺、曾华被划为右派分子，陆文夫、方之、叶至诚的处境比右派分子也好不了多少。

这几个当年被姚文元斥责为浅薄的、一知半解的年轻人，在 20 多年之后，方之拿出了小说《内奸》，陆文夫拿出了小说《美食家》等篇。高晓声拿出了小说《陈奂生上城》、《李顺大造屋》等篇，梅汝恺除了拿出所译显克微支几百万字的小说之外，还拿出了自己的几部创作小说。这些作品都拥有大量的读者，也能经受时间的考验。而姚文元的书，除了有几个如我似的倒运的读者还不得不去读它之外，一般读者大约已经无意一顾的吧。

批判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的中国作家协会党组扩大会议在 9 月 16、17两日举行总结大会，这实际上也是文艺界反右派斗争的总结大会。陆定一、周扬、郭沫若、茅盾等人都讲了话，作家协会党组书记邵荃麟作总结发言。陆定一说，这次斗争很重要，对于文艺工作的今后发展是有很大的意

义的，它将会大大地巩固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陆定一强调地提出了作家的思想改造问题。

他说：作家的职业，像战场上第一线的哨兵一样，是光荣的，也是危险的，容易被敌人俘虏。因为文艺家的工作方式是手工业的方式，容易产生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的思想；作家又容易出名，就容易骄傲自满，成为资产阶级思想的俘虏。他提出：作家应该彻底改造思想，把“我”放在集体之下，把人民群众，把党的事业放在最崇高的地位。大约是为了加强对作家的思想改造，陆定一还提出党员作家应该编入生产单位或城市街道的党的基层组织，过党的生活。最后，他提出要狠狠地反右派，狠狠地改进工作，狠狠地改造思想。

郭沫若说，文艺界反右派斗争是整个反右派斗争中的一个重要战线，文艺界斗争的胜利不仅可以纯洁文艺队伍、巩固党对文艺的领导，并可以鼓舞全国各界的战斗，使社会主义教育能够更普及更深入。他说，我们一定要坚持继续斗争，争取彻底的胜利，使我们文艺界的每一个人都能成为无产阶级知识分子；我们必须努力改造自己，成为一个无产阶级的文化工人。

周扬说，在我们的革命文艺队伍中，有许多人是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受的是资产阶级的教育。许多人是背着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包袱”参加革命的。一种人在革命的斗争中，经过磨炼，逐渐地把个人主义的“包袱”甩掉，改造自己成为集体主义的战士，在革命队伍中感到自由、轻快；和党一条心。另一种人，却始终背着个人主义的“包袱”不放，抛不开个人得失，个人恩怨：有一点成绩就向党居功，碰一点钉子就对党不满，因此他们不但甩不掉那个妨碍自己前进的“包袱”，反而增加了“包袱”的分量。党和革命的力量越强大，他们便越感到“不自由”，越感到格格不入。他们对党不是向心，而是离心。遇到重要关头他们就经不起考验，最后就走向反党以至叛党的道路。现在我们要过社会主义这一关，党的作家应当努力做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不要堕落成为个人主义的野心家。

周扬说，对一本书主义的批判是关系用共产主义世界观，还是用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去培养青年作家的重大问题。我们提倡作家应以自己的创作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写一本书，画一幅画，导演了一部影片，就认为自己了不得，就以为从此可以向党讨价还价，甚至和党分庭抗礼，这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世界观的极端恶劣的表现。他们忘记了他们的名誉、地位，是党和人民给予他们的，因而也是可能从他们手中收回的。（9 月 27 日《人民日报》）事后有人回忆说，当时周扬说的有些话，“整理成文章发表时省略了，如：对文艺界的错误不仅要敢于斗争，还要善于斗争，敢斗、善斗才能取得胜利，又如，我们笑，要像外国谚语说的那样，不要笑得太早，要笑到最后” [14]！

黎辛《我也说说“不应该发生的故事”》，载《新文学史料》1995 年第 1 期，第 80 页。

周扬发言之后，把讲稿整理好送毛泽东审阅，毛泽东看后约周谈话，黎之回忆说，“据周传达说，毛主席认为文章很好，他有些想法，因要去苏

联，没有时间细读，是否等他回来，再改改。毛主席当时提了些意见。周扬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作了修改。毛泽东由苏回国后，周扬把修改稿又送去。毛泽东在这一稿上批示：‘周扬同志阅后，即送胡乔木同志转小平同志：‘此事前日和你顺便谈过：应印发给以小平为首的会议各同志，作一二次认真的讨论（事前细看周文），加以精密的修改，然后发表。发表前可送我看一次。会议讨论时要有周扬和其他几位文艺领导同志参加。此事请你告小平办。

毛泽东十一月二十四日‘这是一件大事，不应等闲视之。

‘我现在不看。待小平会议讨论再加修改后，我再看。’“此后周扬找文艺界领导同志反复征求了意见，并找林默涵、张光年等人帮他进行了彻底的修改，最后由他定稿，1958 年 2 月又送毛泽东审阅。毛泽东亲自作了很大的修改，当时在文艺界广泛传达了毛泽东的修改部分。”[15]

黎之《回忆与思考——整风·鸣放·反右》，载《新文学史料）1995 年第 1 期，第 103 页。

周扬这篇讲话，经过这些整理、补充，最后成了一篇大文章，题为《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毛泽东审稿时加写了一些话，后来经常被人们引用的一大段是：“在我国，一九五七年才在全国范围内举行一次最彻底的思想战线上和政治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给资产阶级反动思想以致命的打击，解放文学艺术界及其后备军的生产力，解除旧社会给他们带上的脚镣手铐，免除反动空气的威胁，替无产阶级文学艺术开辟了一条广泛发展的道路。

在这以前，这个历史任务是没有完成的。这个开辟道路的工作今后还要做，旧基地的清除不是一年工夫可以全部完成的。但是基本的道路算是开辟了，几十路、几百路纵队的无产阶级文学艺术战士可以在这条路上纵横驰骋了。

文学艺术要建军，也要练兵。一支完全新型的无产阶级文艺大军正在建成，它跟无产阶级知识分子大军的建成只能是同时的，其生产收获也大体上只能是同时的。这个道理，只有不懂历史唯物主义的人才会认为不正确。”

（1958 年 2 月 28 日《人民日报》）毛泽东在给林默涵的信中，说这篇经过他修改的文章“写得很好”，指示在《文艺报》和《人民日报》同时发表。

多年之后，周扬本人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劫难之后，要出《周扬文集》了。据当时担任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辑的李曙光说，“编辑过程中自然要涉及到一些有争议的文章，特别是几篇重要讲话，其中首先遇到的是《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

当时人有主张收，有人不赞成收，两种观点，议论纷纭。周扬自己想加一说明收录。”最后没有收。原因呢。李曙光说，“我想要写一个说明也是很困难的。”[16]

黎之《回忆与思考——整风·鸣放·反右》，载《新文学史料》1995 年第 1 期，第 103～105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