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五一次伟大胜利的大会

在反右派斗争高潮中举行的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又把斗争推到新的高潮。7 月 15 日会议闭幕，《人民日报》就此发表社论，题目就是《反右派斗争的一次伟大的胜利》。社论这样描写了这次会议：“从大会的各项报告到小组的讨论和大会发言，一直充满了反对资产阶级右派的革命精神。代表们用自己亲身经历的事实驳斥了右派分子散布的错误言论，证明中国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而要走社会主义道路就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不论大会发言中和小组讨论中，代表们（除极少数右派分子外）都表现了对右派分子的极端愤慨，表现了对共产党的路线政策和对国家的根本制度的热烈拥护。代表们还揭露了许多右派分子的反动活动。他们的义正词严的责问，迫使代表中的右派分子不能不低头认罪。

这是反右派斗争的一次伟大胜利。”这一段话可以看作对这次会议确切的、概括的说明。

曾经在报纸上公布：已经决定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于 6

月 3 日在北京召开，要求所有代表在 5 月 30 日以前报到。过了一个星期，

报纸上又公布了会议改期举行的决议，改为 6 月 20 日召集，推迟了 17 天，没有说明改期的原因。

改期的原因也许不止一个。但显然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是，要等到《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修订本正式公布之后再开会。最初决定的6 月 3 日，是无论如何来不及了，只好推迟会期。曾经准备在 6 月 15 日左

右在报上公布这个文件，因此就决定改 20 日为召集的日期。这也就是为什

么这文件终于在 19 日见报的缘故：不能更早，也不能更迟了。

20 讨论毛泽东主席今年 2 月 27 日在最高国务会议第 11 次扩大会议上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报告，并对预决算和年度计划等问题进行座谈。”跟 3 月间举行的全国政协第二届第三全体会议不同，那一次是从与会者聆听毛泽东的这篇讲话的录音开始的；这一次可没有录音听了，他们只是阅读刚刚公布的已经同录音有了许多不同的文本。代表们就根据这

个文本，特别是其中新加的六条政治标准，发出对右派分子的批判。

预备会议的小组座谈中，反右派的气氛的已经相当浓烈了。代表中的工农业劳动模范都斥责了右派分子，一些知识分子身份的代表也斥责右派分子。湖南省代表、复旦大学教授周谷城说，右派把中共提出的“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误解为要把资产阶级思想与社会主义思想长期共存下去的想法。他说，那些忘记了社会主义，企图把资产阶级思想巩固下来，甚至要恢复资本主义的人，他们是大错而特错了。（6 月 22 日《人民日报》）预备会议期间，许多小组代表批判了章伯钧、章乃器、罗隆基、龙云、黄绍竑、储安平等人。费孝通在江苏代表小组会上作了自我批评，他说，台湾报纸利用了他的《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一文，说明了他的立场和思想感情都是有问题的。他说，他已经向右跑了，他感到很危险，要转变过来。（6 月 23 日

《人民日报》）山东省代表、北京大学副校长江隆基谈到他们的学校的一些情况，他说，有小部分学生受了无政府主义思想、资产阶级思想以及极端的个人主义思想的影响，他们公然反对社会主义、反对人民民主专政，反对共产党的领导，谩骂教授“愚蠢”、“无知”，甚至制造谣言，向外校和其他城市的大学散布反动言论，校内外的右派分子相互呼应，相互影响，这就值得我们广泛注意。（6 月 23 日《人民日报》）几天预备会议之后，26 日会议正式开幕，周恩来作政府工作报告。这个从头到尾贯串了反右派精神的报告后来没有编入《周恩来选集》，这里只能据当时报纸引用。周在报告中说：“现在有些右派分子借口帮助共产党整风，发出了许多破坏性的言论，其中有不少是直接向我们国家的基本制度进攻的。他们从资产阶级民主的观点出发来攻击我们的国家制度。他们诬蔑人民民主专政制度。他们企图在我们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外，另外成立某种国家权力机关，例如所谓‘政治设计院’、‘平反委员会’之类，他们的目的不外是想使我们的国家政权离开工人阶级和它的先锋队——共产党的领导。”这是批判章伯钧罗隆基等人的。报告中还有：“有人主张或者赞成把股息延长到二十年，有人想要把二十年的股息一次付清，有人说股息不是剥削，仅仅是‘不劳而获’，说资产阶级分子和工人阶级分子已经没有本质的差别，甚至说‘官僚主义是比资本主义更加危险的敌人’。”这是批判章乃器李康年等人的。章乃器表示过对于“脱胎换骨”这提法的反感，周恩来问：资产阶级得到脱胎换骨的本质改造，又有什么不好呢？报告还说：“有些右派分子把共产党对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领导地位说成是什么‘党天下’，这完全是恶意的诽谤。”这是批判储安平的。报告还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我们在颁布宪法前后，已经制定了许多重要的法律”，“并不像有些人所说‘完全无法可循’”，这是批判杨兆龙等人的。

报告中说，“有人认为统购统销糟透了，这是直接攻击了社会主义经济制度。”这是批判彭一湖等人的。不久以后制订的《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中把统购统销列为不容反对的基本政策之一，谁反对了谁是右派分子。

对于一些最普遍的右派论点，这篇报告都作了反驳，例如外行不能领导内行，报告是这样反驳的：“如果‘外行’不能领导‘内行’的说法意味着只有本行才能领导本行，这不仅否定了政治对于科学的领导，而且实际上也否定了科学研究工作中的统一领导的任何可能，因为学术上的专业是分门别类的，而世界上同时精通各种科学专业的科学领导干部是不存在的。”作为一种抽象的论辩，这应该说是很高明的。只是回避了一点：这问题为什么

提得这样普遍？是不是因为共产党内专业人才不足，就把数量相当大的一批并不称职的党员摆在领导岗位上去了呢？一定要把内行摆在被领导的地位，把外行摆在领导的地位，是不是宗派主义的一种表现形式？发言的代表都表示拥护周思来的报告，声讨可恶的右派分子。湖南省代表舒新城在小组讨论中说，这个报告对右派分子击中了要害，驳斥得有力。他说，当初他听到“党天下”的说法和“定息不是剥削”的谬论时，只感到他们的话荒谬，连常识问题都不懂，没有想到这是反对社会主义、反对党的领导的重大问题。他认为知识分子必须认真改造自己，只有有了劳动人民的感情，才有勇气站出来和右派分子斗争。（6 月 28 日《人民日报》）江苏省代表小组的郑振铎和王绍鏊都说，共产党领导、走社会主义道路，是宪法规定的。右派分子不是不懂宪法，而是别有用心。

（6 月 28 日《人民日报》）文化部长沈雁冰在大会发言中说：正像周总理所说的，如果“外行”不能领导“内行”，意味着只有本行才能领导本行，就不但否定了政治领导，也否定了统一领导的任何可能。人们当记得，在中共中央统战部召开的民主人士座谈会上，沈雁冰以文化部的情况为例说到外行领导内行这问题，真是说得又痛切又生动。两个月过去了，他的见解大有提高。在这篇大会发言中，他又是以文化工作为例，说，看目前的事实，决不能说所有负责文化工作的领导干部都是外行，而且“内行”和“外行”也是相对的、可变的。有些同志即使过去是外行，现在却已经或者正在变成内行，或者经过学习以后可能变成内行。（7 月 14 日《人民日报》）周恩来的报告中说：“右派分子还攻击我们的选举制度。他们认为，只有像资本主义国家的选举才是最民主的。”周恩来批驳了这种意见。他说，在我们这里，“选举制度首先是要保障工人、农民和其他劳动人民的民主权利，同时又照顾在全国人口中占极少数的资产阶级分子和其他爱国人士，使他们在国家权力机关中也有一定比例的代表。”周恩来的这个论点也在代表中得到了响应。辽宁省代表、劳动模范施玉海在小组讨论中说，右派分子说我们国家不民主，如果不民主，我们这些劳动人民能在这里开会讨论国家大事吗？北京市代表小组讨论时，老舍、乐松生和张友渔等代表也都表示，我国的选举是真正的民主选举，主要体现在选举时都经各民主党派反复协商，又在选民中充分酝酿，保证各阶层各民族都有代表当选。他们说，不然，像章伯钧、罗隆基和章乃器等人是很难当选为人民代表的。（6 月 30 日《人民日报》）这议论很精彩：既宣扬了选举制度的优越性，又调侃了不识相的右派分子。稍有一点自相矛盾之处的是，一定要把选民所厌弃的章伯钧、罗隆基和章乃器等辈选出来，是不是也算是对选民的意志不够尊重呢？周恩来的报告中还说：“现在还有人企图抹杀苏联对我国真诚援助的巨大意义，这显然是在有意挑拔中苏友谊，破坏国际团结，从而破坏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这说的是龙云在人大常委会讨论国家决算预算时发表的反苏言论。龙云的这些意见，当时在人大常委会上就遭到了批评。现在国务院总理在向人大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又提出批评。在这次人代大会上，好些代表都在大会小会上批判龙云。广播事业局局长梅益在云南省代表小组讨论中说，苏联对我们进行了史无前例的真诚无私的帮助，苏联和中国都在进行建设，我们不能损人利已，假如采取“你的是我的，我的还是我的”的态度，还能算朋友吗？假如削弱了苏联，就是对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和我们自己的削弱。关于苏联军队解放东北时运走一些机器的问题，梅益认为苏军当时这样做是必要的，当时国民党正在

进攻东北，苏联运走的机器多是军火工厂装备，龙云是不是主张把这些军火厂留给国民党政权制造枪炮来屠杀人民呢？（7 月 2 日《人民日报》）梅益在此时此地说这些话，是很合时宜的。至于他说运走的多是军火工厂的装备，那恐怕是他不怎么了解情况。据夏衍说，“苏军运走了所有日伪留下来的工业设备，则是连塔斯社也不能否认的。”夏衍还谈到当时这事引起上海的一次群众示威，说，“这一次苏联对盟友的掠夺行径，却给了国民党以一个反苏反共的机会。说实话，即使在当时，我们的心情也是很矛盾的。”[1]夏衍说的是“所有”，即无所选择，梅益说的多是军火工厂，即有所选择；塔斯社不能否认，梅益却能否认；夏衍心情矛盾，梅益心情不矛盾。这就是说梅益不但与右派分子龙云不同，也与未划右派的夏衍不同。

夏衍《懒寻旧梦录》，三联书店 1985 年版，第 559 页。

在河北省代表小组会上，王芸生说，去苏联访问，龙云是参加的，每一个去访问的代表都受到很大的教育。但是龙云没有受到教育。毛主席多次教导我们“一边倒”，我们都知道中苏两国的友谊是中国人民的最大利益，没有苏联的援助，我们的抗美援朝和社会主义建设都不能取得这样伟大的胜利和成就，这难道还不明白吗？（7 月 2 日《人民日报》）中苏友好协会总会秘书长钱俊瑞在大会作了书面发言，批判罗隆基、章伯钧和龙云的反苏立场，特别着重批判龙云，说他“放肆地挑拔中苏关系”。钱俊瑞说，龙云先生，你参加多少次的人大会议，人大常务会议，政协会议，最高国务会议，以及各种各样的会议和座谈会，你难道连苏联对我们的贷款是帮助我国的建设，利率很低，甚至没有利息，这一点还不知道么？苏军帮助我们解放东北时，美国正帮助蒋介石大举空运军队到东北，要使东北成为美国的军事基地，那些工业装备如果不搬走，不是直接在帮助了美蒋，大大地阻碍了全国的解放么？而且，你难道不知道，解放以来，苏联政府给我们的工业装备，不论在数量上和技术上，不知要超过那些旧有的装备多少倍么？在这篇书面发言中，钱俊瑞赞颂苏联说，苏联是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国家，在这个国家里是没有压迫、没有剥削、没有穷困，人民享有最大的自由，经济文化可以有计划地顺畅地发展。它以平等对待各国人民、各个民族，他扶助弱小民族和被压迫者。具体到中苏关系，钱俊瑞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苏联第一个承认我国。1950 年 2 月 14 日就和我国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从此苏联就开始了对我国长期的、全面的、无私的援助。苏联政府给我国以低利和无利贷款，帮助我国恢复和发展经济；支援我们抗美援朝；派遣大批专家和通过技术合作来帮助我们建设。

发展中苏贸易，使美国对我国的禁运政策破产。从 1953 年我国开始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建设后，苏联曾先后决定帮助我国新建和改建对我国工业化有决定意义的 156 项重要企业，他们帮助我们设计，供应头等装备，帮助我们安装。苏联帮助我国建设大规模的水库和长江大铁桥一类的大工程，帮助我们作黄河和长江的水利规划。

去年苏联派遣优秀的科学家，帮同我国科学家作出 12 年科学发展的规划，为我国建立原子反应堆和回旋加速器；我国派遣几千留学生到苏联，帮助我们培养大批专家，等等。苏联政府和人民长时期来对我国革命和建设这样真诚无私的帮助，真像天一般大，难道右派分子果真是一手遮天么？（7 月 16 日《人民日报》）这些批评不知道是不是真叫龙云心服，反正是他先在小组会上作了检讨，后来又到大会上去作了检讨，承认他当初发言的动机虽

然自以为是狭隘的爱国主义，实际的客观效果却是反苏、反社会主义、反党、反人民的。（7 月 14 日《人民日报》）龙云的最大不幸，是在 1962 年就死了，

没有能看到 1964 年出现的一些文件。例如 1964 其中说：“我们不能不指出：苏联对中国的援助，不是单方面的，更不是无偿的，并且主要是通过贸易的形式进行的。⋯⋯还应该提到，我们从苏联进口的东西，比起国际市场价格来说，是贵得多的⋯⋯至于苏联对中国贷款，必须指出，其中的最大部分，是我国用来从苏联购进军事物资的。这些军事物资的大部分，都已使用和消耗于抗美援朝战争之中。⋯⋯长期以来，我们每年都在为苏联的这些贷款偿付本息，它占去我国对苏联出口的一个相当份额。这就是说，连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向中国提供的军事物资，也不是无偿援助。”龙云泉下有知，当会从这里得到一点宽慰，可以瞑目了吧。

人代会进行期间，7 月 1 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会上反右派斗争的气氛进一步升温升级。社论中第一次出现了“章罗同盟”这个提法。一时间章伯钧、罗隆基，中国民主同盟，以及同时被社论点名的农工民主党，成了众矢之的。受到最大的压力。

前面已经说过，“章罗同盟”一词，是“以章伯钧罗隆基为主要代表的中国民主同盟”的缩写。这里的“同盟”二字对民盟的压力太大，所以民盟中央秘书长胡愈之在大会发言就悄悄地改为“联盟”了。他发言题目就是《章罗联盟的透视》，似乎只是这两个人的事。

胡愈之从章罗二人的政治历史谈起。抗日战争以前，抗日战争之中，抗日战争结束以后。说他们在政治上一直走中间路线，七分反蒋三分反共，或者六分反蒋四分反共。他们梦想着要按照资本主义的形式来改造中国社会。

据胡愈之说，在苏共二十大之后，章伯钧在农工民主党内说过这样的话：“现在很多人说资本主义不好，事实上资本主义也还有生命力。为什么有生命力，就因为有多党制度，有民主制度，有上下院，有在朝党和在野党。资本主义的办法是：你不行，我来；我不行，你来。在朝的骂在野的，在野的骂在朝的，这就有生命力。”“社会主义民主还要发展变化，现在正在继续变化，形势还要变，我们大家的责任很重大。”胡愈之给作了注释：章伯钧所谓“变”就是变社会主义为资本主义，所谓“责任”就是要向工人阶级和共产党进攻，夺取党的领导权，破坏社会主义制度。

胡愈之把毛泽东提出的章罗同盟一词改为章罗联盟，但是他明白，而且知道别人也明白，“章罗两人是有矛盾的”，为了把这两个有矛盾的人说成联盟，得找出一个说法。胡愈之的说法是：要干这样的一件大事，——就是前面说的向共产党进攻、夺取领导权、破坏社会主义制度这些大事——就得要一个强大的队伍，于是章伯钧、罗隆基的反共、反社会主义的联盟就结合起来了。（7 月 11 日《人民日报》）民盟初创时以自己的住所特园供给民盟作为活动场所的鲜英，大会发言的题目就是《斥民盟败类章伯钧罗隆基》，斥责之中也说到一些掌故，他说，“他们彼此之间更是水火不相容，罗骂章是马路政客，章骂罗是右派分子，各搞小集团，互相诋毁，那时使故张澜主席最感头痛的就是他们两个。”（7 月 14 日《人民日报》）民盟北京市主任委员吴晗的大会发言也是讲这件事。有意思的是他没有说章罗联盟，还是说的章罗同盟。这大约是因为他发言比胡愈之要早几天吧。吴暗说，章伯钧、罗隆基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活动是一贯的，有组织、有计划、有部署、有策略、

有最终目的，并且，还和各方面的反共分子有配合，异曲同工，互相呼应，妄想钻帮助党整风的空子，夺取党的领导权，把今日人民的天下，变为章罗同盟的天下。章罗怎样从不和变成同盟的关系，吴晗说，章罗两人原来是两个把头，争权夺利，勾心斗角，互不相让。过去，他们之间有不可调和的矛盾，在盟内争地位，争各自党羽的安排，建国以来，章罗在民盟中央，除了闹人事纠纷以外，从来也没有想到要替人民办点好事。突然一年多以前，在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之后，在匈牙利事件之后，在世界各国反共高潮之后，在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口号提出之后，他们对国际和国内形势的估计，以为要变天了，共产党站不长了，民主党派大有可为了。章罗两个多年冤家突然变成章罗同盟了。（7 月 7 日《人民日报》）这里吴晗说的很对，这两个是多年的冤家，所以这“章罗同盟”是一个政治概念，而不是着眼于这两个人的私交。提出“章罗同盟”一说的背景，吴晗又说对了。正是苏共二十大之后国际国内形势发展到今天，特别是整风鸣放中出现的形势，才有必要提出“章罗同盟”这个说法来。吴晗的这篇大会发言，在控诉章罗的时候也为自己作了一点表白，他说，北京的盟组织一向坚持盟的各级组织必须接受同级党的领导的基本原则。这个原则章罗在表面上敷衍，在实际行动上恰好相反。他们异口同声，多年来恶意攻击北京盟组织，虽然我们一贯执行盟中央的指示，但是却因为不接受他们阴谋反共、反社会主义、反人民的指示，就说我们‘只听中共北京市委的话’，不听他们的话，说民盟市委反领导、无组织、无纪律、是独立王国。说我们接受党的领导，“腰斩民盟”。吴晗在这里表白了他对党的‘片忠爱之心。这“腰斩”二字，毛泽东听进去了，记住了，后来还引用了。他要的正是吴暗说的这种做法。

对章罗的批判，在大会小会上都热烈进行。甘肃省代表杨子恒说，今

年有一次他到北京，就听章伯钧说过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了。北京市代表华罗庚说，他听章伯钧说过，马列主义不值得学，学了也只是增加些教条，还不如学学《曾国藩家书》。

江苏省代表史良说，匈牙利事件发生后，章伯钧经常说，你看，三年之内（有时说二年之内或一年之内）中国一定要有变化。（7 月 4 日《人民日报》）安徽省代表周新民还揭露了这样一件事：1946 年 11 月间，青年党和章伯钧等以第三势力方面的名义写信给蒋介石，说假如与中共和谈不能达成协议，即希望蒋介石召开伪国大。在他们写信给蒋介石的当天上午，第三势力的代表见到了当时中共代表周恩来，但他们没有向周恩来谈到他们写信给蒋介石的事情。周新民说，章伯钧就是以这种两面手法欺骗中国共产党，和青年党一起进行破坏旧政协决议的阴谋活动。（7 月 3 日《人民日报》）关于写信给蒋介石这件事，周新民说的与事实有一点出入。第三方面为建议国大延期一个月继续和谈写给蒋介石的这封信，后来叶笃义在《我和民主同盟》一文中说，“幸而沈钧儒、章伯钧、张申府三人在交通银行散会之后去梅园新村中共代表团告知此事，发现了这是一个圈套，赶在信件还未送去之前，把签在信上自己的名字涂了去。”[2]只是当时叶笃义也是右派分子，他不可能来澄清事实了。

见《文史资料选辑》增刊第 2 辑，第 11 页。

章伯钧罗隆基之外，章乃器也是在会上遭到集中批判的一个。山西河北安徽湖南省等省工商联的主任委员宋子纯、吴银山、潘锷鏱、向德，民主建国会副主任委员孙起孟，北京农业大学校长孙晓村，济南市副市长、工商

业者张东木，工商业者朱继圣等都发言批判了他。这些发言只不过是重复报纸上的批判文章，并无新内容，目的不外造成声势。

更大的声势来自工农代表所作的表示态度的发言。

辽宁省七位农业劳动模范联合发言的题目是《右派小丑们太不自量力了》，说右派分子硬要把自己装成代表农民利益的样子，好像他比共产党还关心农民。那么请问：打倒封建统治，分给农民土地是你领导的吗？搞合作化运动是你领导的吗？（7 月 4 日《人民日报》）19 中说，资产阶级右派的先生们，难道这些烈士用鲜血结成的胜利果实能够让你们篡夺吗？不能，绝对不能。你们简直是在白天作梦。我们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永远是社会主义的卫士，如果有人胆敢破坏我们神圣的社会主义事业，我们将和过去对付一切反革命一样，彻底的打垮它，消灭它。这篇发言中还摘引了一名机关枪射手写给右派分子的信：我敢向你作保证，我是个优等机枪射手，到时候我一会对准那些反党、反人民、破坏社会主义的家伙，不高不低，不左不右，准准确确地打中他那聪明而又糊涂的脑袋瓜。（7 月 11 日《人民日报》）来自东北地区工业部门的劳动模范马恒昌、王祟伦、孟泰等 16 位代表联合发言的题目是《我们工人天生和共产党一个根子》，说右派分子的言论激起了全体工友的愤怒。他们想要请右派先生们到他们工厂看看，这样也许在他们今后考虑问题，发表言论的时候，会增加点工人的观念。联合发言者还以戏弄的态度说，有些火气暴的工友可能发火，但是我们可以负责保证他们的人身安全。（7 月 14 日《人民日报》）医学家和医学教育家林巧稚、吴英恺、黄家驷、诸福棠等 16 位代表联合发言，说，有人认为这几年的医学教育事业没有成绩。说是教学改革改坏了，学习苏联学错了，学生的质量降低了，还有人狂妄的喊叫“党不能领导高等教育”、“党不能领导科学”、“外行不能领导内行”等等，这是完全和事实不符合的，是右派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恶意中伤，想把我们的医学教育事业拉回到资本主义老路上去。

（7 月 19 日《人民日报》）来自云南省的 15 位少数民族代表，包括傣

族、彝族、拉祜族、哈尼族、纳西族、佧佤族、白族、僳傈族、景颇族、回族、苗族和侬族，作了联合发言，批判龙云。

（7 月 13 日《人民日报》）蚁美厚、吴桓兴等十位华侨代表联合发言，说右派分子章伯钧、罗隆基、章乃器、储安平、龙云、黄绍竑、陈铭枢等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甚至破坏中苏团结的罪恶活动，引起了我们无比的愤恨。（7 月 13 日《人民日报》）这些各行各业各界的人大代表的联合发言，当然使会场上反右派的气氛更浓、声势更大，可是更有分量的批判还是要由更有身份的人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宣传部长陆定一以《我们同资产阶级右派的根本分歧》为题发言，说是有四个根本分歧，那就是要不要社会主义、要不要工人阶级领导、要不要人民民主专政和民主集中制，要不要联合苏联。陆定一说，我们同资产阶级右派在这些根本问题进行斗争，已经有多年的历史。1953 年，就有人发表所谓“工人与农民的生活，是九天九地之差”的谬论，来反对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这说的是梁漱溟，尽管他这一回并没有参与章罗同盟的猖狂进攻，陆定一还是没有忘记他，似乎还要把他算是右派的先驱者。

陆定一一点也没有低估他的批判对象。他说，这些右派分子是不可轻视的，他们有财产，有知识，有一定的管理和组织的能力，同国内外反动派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有进行政治斗争甚至武装斗争的经验。问题的严重性，

他认为，右派的主张，就是要我们亡国，就是要我们人头落地。

周恩来的政府工作报告批判了右派的论点，却并没有点出右派分子的姓名。陆定一的发言却点了章伯钧、罗隆基、章乃器、储安平的名。在谈到 6 月 6 日章伯钧同六教授谈话这事，陆定一说，值得注意的是，在六位教授中，有高等教育部副部长曾昭抡在内，他就是向章伯钧献计，说什么学生问题一触即发的。一个高等教育部的副部长，唯恐学校不乱，究竟居心何在？我们不能不问。（7 月 12 日《人民日报》）这次大会最大的胜利，还不是上自总理和宣传部长，下至来自工农兵和各地各界的人大代表众口一词声讨右派，而是大会临近结束的这四五天里，人大代表中的右派分子一个接一个走上讲台声泪俱下地斥责自己。小组会上的自责不用说了，在大会上作了自责的发言的有：7 叶笃义：《揭露罗隆基的本来面貌，并检讨我自己的错误》韩兆鹗：《愧恨交集》王毅斋：《对我的错误言论的初步检讨》杨子恒：《揭发章伯钧罗隆基的阴谋并检查他们对我的影响》7 毕鸣岐：《我是一个犯了严重错误的人》费孝通：《向人民伏罪》黄琪翔：《请求人民的宽恕》储安平：

《向人民投降》龙云：《思想检讨》7 章伯钧：《向人民低头认罪》罗隆基：

《我的初步交代》章乃器：《我的检讨》黄绍竑：《我的错误和罪行的检讨》陈铭枢：《自我检讨》谭惕吾：《我为什么犯了严重的错误》张云川：《我恨自己是一个右派分子》潘大逵：《我承认错误》李伯球：《我痛恨自己给章伯钧利用作点火的工具，支持了黄琪翔在农工民主党执行章伯钩的道路》马哲民：《我要重新做人》黄药眠：《我的检讨》宋云彬：《我辜负了人民给我的信任和荣誉》钱孙卿：《我做了人民的罪人》曾子说的，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戴上一顶右派分子的帽子，就说是人之将死，显然是言重了。但是人们从他们作的检讨中听到的声音，用“其鸣也哀”这话来描写，却是颇为切贴的。

章伯钧说：“我恨自己的丑恶，要把旧的反动的我彻底打垮，不再让他还魂，我要同全国人民一道来参加反右派分子的严肃斗争，包括对我自己的斗争在内。伟大的中国共产党过去救了我，今天党又重新救我一次，我希望在党和毛主席的领导和教育下，获得新生命，使我重新回到爱国爱社会主义的立场，痛改前非，全心全意为社会主义服务。”罗隆基说：“几年来，我自己政治地位日渐提高，我自己的日常生活极为安定，尽管我的资产阶级思想没有改造，但我自问绝对没有推翻党推翻社会主义的野心和阴谋。即令我是一个万分自私自利的人，推翻党，推翻社会主义这对我没有什么好处。⋯⋯ 我没有懂得党的领导的真实意义，我低估了知识分子的进步。因此，我就一贯想讨好知识分子，特别旧知识分子，我以为这样就可以扩大民盟的影响，扩大民盟的组织，提高民盟的地位，能够在国事的决策上取得较多较大的权力来解决这些问题。我的妄想亦只此而已，绝对没有推翻党、推翻社会主义、恢复资本主义的阴谋。”潘大逵说：“最近我的儿子、侄女（一个是团员、一个是党员）都分别由东北和武汉来信，一面表示惋惜，一面表示愤慨，都说党和人民对我不薄，生活比过去国民党时代不知道好了多少倍（我自己也知道要不是在 1949 年得解放，不但生活不下去，就是性命也难保），真想不到过去参加民主革命的人今天竟会如此地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最近我的两个小儿子（都还在成都读小学）听见说我是右派分子，他们又弄不清这个名词的含义，到处向人家打听，损伤了他们幼小天真的心灵，我想起他们不禁使我非常悲痛。”黄琪翔说：“自从 1927 年大革命失败以后，二十年间，

我逃亡，我投蒋，我反蒋，我抗日，行动表现动摇，但思想上没有一时一刻离开共产党，即令在最艰难的日子里我也从来不忍离开共产党；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这是我始终深信不疑的。

解放八年以来，我满足于人民和我自己所得到的一切。如果说我思想上还有问题的话，那就是我的地位过高，生活过优，而对人民的贡献太少。我有善良的愿望，而决无反共之心；我有爱国的热情，而决无反社会主义，自搞一套的‘雄才大略’。

我爱共产党，我爱社会主义；我愿意永远为祖国的富强繁荣事业而奋斗；我愿意永远生活在美丽温暖的社会主义祖国的可爱的怀抱里。除了一心一意永远跟着共产党走以外，我还有什么路可走呢？代表们，我是犯了错误的，任何批评，我都接受，特别是对于当前的错误的批评。我只有正视自己的错误，坚决改正错误。只是我犯错误的原因是由于失足而不是由于自愿，因此我有勇气来请求你们，不要遗弃我这曾经迷失道路的浪子（引者按：黄琪翔此时 59 岁），并且请求你们宽恕。最近以来，我的心情沉重难以语言刻画的；我觉得自己受到冤屈，因此我仿捏、悲观、失望、痛苦，我几乎失掉了对于人间一切的信心。我羞愧到不敢在我的亲爱的人：我的年老的母亲、我的贤良的妻子、我的天真活泼的女儿的面前睁开眼睛。我怕他们怀疑我，憎恨我，最后离开我。”储安平说：“我内心感到无比沉痛，感到无地自容。每天邮差同志送报纸信件到我门口，我自己都没脸到门口去拿。上上星期我因病去看医生的时候，我都不敢说我姓储，深恐医生怀疑我就是右派分子储安平。”这样的发言，有些是由衷的悔恨，有些是违心的自诬。希望以这样的态度求得一点谅解，得到一点宽恕。后来的事实表明，他们这种努力并没有达到所希冀的目的。后来，该怎么处理的还是怎么处理了，也有一些右派分子作的检讨只不过是为了应付过关，并没有说真话。像叶笃义，他在中共中央统战部召开的座谈会上，曾经建议将民盟、民进、农工民主党和九三学社这四个都是以知识分子为工作对象的党派解散，另组一个知识分子的政党。他的这个意见在会上就得到了响应，民进的中央常委严景耀不但表示了赞同，甚至考虑了合并组成的新党的名称，他以为可以叫“社会主义同盟”。关于这件事，叶笃义在做检讨的时候是怎么说的呢？他说，关于四个党派合并的意见，这完全是不实际的主观主义想法。四个党派在发展组织上的交叉碰头现象只有通过彼此协商来解决。解散合并是削足适履的想法。各个党派都有他的人事关系和历史渊源。谁也不能强迫他们解散，谁也不能强迫他们合并。叶笃义如此检讨，显然是一种遁词。他这建议当然是大错特错大犯忌讳，但是并不是错在要去强迫谁，事实是不必去强迫就已经有人来响应了。叶笃义意见的实质，是想到现有的民主党派太弱小，太无力，太少发言权，才产生合并的想法的。如果合并成一个统一的独立的知识分子政党，真正成了值得一顾的政治力量，就可以追求更大的发言权，直到要求分享权力，这当然是决不能容忍的。事实上，叶笃义严景耀想象过的合并并未实施，仅仅像 1956 年到 1957 年那样发展了一阵子，活跃了一阵子，就被认为“党要扩大，政要平权”，就被认为猖狂进攻，必须予以反击了。作检讨的时候，这道理叶笃义应该是想清楚了，对于他的意见错在何处应该是有所认识了，他是故意不说破这一点，想用装一回糊涂的办法来避重就轻吧。

也有右派分子在大会作的检讨中间夹带一点辩解。像罗隆基，他就不

肯承认“章罗联盟”一说：我同章伯钧合作的事件，今天只能交代这些。他

是《光明日报》的社长，对《光明日报》的事情，三四年来我从没有过问过。他是农工民主党的主席，对农工民主党的事情我不可能过问。他在政治上有什么野心，对知识分子有什么野心，他从来没有和我谈过。对他日常许多言论和主张，例如两院制，以及民主党派发展几百万等等，我不同意，我向高崇民和盟中其他人批评过，但从来没有向他说过。我在政治上有什么野心或愿望，我亦从来未同他谈过。这就是章罗两人一年来的真实关系。我绝不隐瞒，我绝不捏造。现在报纸上和许多人的交代中，都提出“章罗联盟”这样一个名词，都认为这是这次右派分子猖狂向党进攻的最高的指挥领导机关，是有组织、有计划、有步骤、有纲领的中心阴谋机关，今天我不辩解。我同章伯钧合作了的罪过行为，我据实交代。我还要请领导党和全国人民切实调查，认真追究。如果将来发现我同章伯钧的合作行为中我还有故意隐瞒某种阴谋，我愿受我应得的惩处。⋯⋯我坚决相信中国共产党是有真是真非的。不会冤枉任何人的。将来真是真非自然会水落石出的。（7 月 16 日《人民日报》）章乃器的检讨发言，第一句就是“我是一个犯错误的人”，能这样认识就好。

可是接着第二句是“我的错误的性质，是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的思想和作风”，这就是说，他不承认自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他就是在自己划定的这个界限之内，一方面作检讨，一方面作辩解。例如：“官僚主义是比资本主义更危险的敌人——我并没有说，社会主义必然带来官僚主义。恰恰相反，我认为‘只要肃清“三害”，就成为标准的社会主义的企业、机关’。但某些右派分子已经把社会主义与官僚主义甚至‘三害’之间画上了等号，我的说法容易同他们的说法混淆起来。我应该否定我的说法。”更多的是更正面的辩白。他说：“哪能设想，一个黑暗时代，在敌人千方百计的威逼利诱之下，都不肯表示反共的人，今天反而要反党？哪能设想，一个人在资本、主义的泥坑里就追求社会主义的人，在今天社会主义事业已经取得如此辉煌胜利的时候，反而要反社会主义？”章乃器说：“八年来，我的言论和行动同那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的确毫无相同之处的。⋯⋯ 我的问题只是思想的问题；我的错误只是理论上的错误。”在这篇发言中，章乃器还为自己澄清了一件事情，关于救国会的事情。7 月 1 日上海《新闻日报》揭发批判陆诒的时候，陆诒提到他前些时候在北京，同顾执中、王造时等人在全聚德谈起恢复救国会想法。《新闻日报》的这篇报道中说章乃器也表示要在恢复后的救国会担任职务。章乃器说没有这回事。他说：“居然有人说我参加了章伯钧、罗隆基在全聚德召开的会议，而且答应在他们所策动的未来的反动组织中担任职务。我必须声明，这是完全没有根据的。近两年来，我一共只到过四次全聚德餐馆，都是有关方面宴请外宾的场合。我的行动是众目共见的，可以调查的。王造时上次来京的时候，我曾和他谈过一次话。当他提到要恢复救国会，征求我的同意的时候，我即一口回绝。我说，第一，我在重庆时就离开了救国会，救国会解散我也没有与闻，今天没有资格主张恢复它；第二，我对民主党派工作没有兴趣，参加了一个民建已经嫌多，屡次想退出，那有心情再搞第二个？第三，我和救国会的某些同志过去合作得不好，今后也不能希望合作得好。那能谈得到什么担任职务呢？”这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从小组讨论到大会发言，都充满了反右派的内容。已经划为右派分子的代表愧恨交集地作检讨，不用说了，没有划为（包括此时还没有划为）右派分子的代表慷慨激昂地批判⋯⋯气氛极为浓烈。

然而，这些只是一眼望去能够看到的现象。当时，代表们（至少，一部分代表）的真实心态究竟是怎样的呢？四川省代表巴金事后回忆说：“在这一届的会上开始了对所谓‘右派’的批判，不仅在我们的大会小会上，在会场以外，在各个单位，在整个社会中都掀起了‘热火朝天’的‘反右’运动。这情况是我们完全没有料想到的，前一段时期，到处都在举行座谈会，邀请大家‘大鸣大放’，我们都分别出席了有关的会，发表了意见，各人都写了文章。我到了北京，就感觉到风向改变，严冬逼近，坐卧不安，不知怎样才好。没有想到，我刚在前门饭店住下，上海《文汇报》驻京办事处的一位女记者就来找我，要我写一篇‘反击右派’的短文。

我当然一口答应，我正需要用这种表态文章来保护自己。她催得急，说是要用电报把文稿发到上海去。反正文章不长，可以摘抄大报上的言论，我当天就写成了，记者拿去，第二天见报，我的心也安定了些。我还记得短文的题目是《中国人民一定要走社会主义的路》。走社会主义道路是我多年的心愿，但文章里的句子则全是别人常用的空话。我当时还不知道‘反右’ 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只是我看见来势凶猛，熟人一个个落网，一个个给点名示众；更奇怪的是那位来找我写‘反右’文章的女记者，不久就给揪出来，作为‘右派’受到了批判。

“在会议期间我的心情十分复杂。我一方面感谢‘领导’终于没有把我

列为右派，让我参加各种‘反右’活动，另一方面又觉得左右的界限并不分明，有些人成为反右对象实在冤枉，特别是几个平日跟我往来较多的朋友，他们的见解并不比我更‘右’，可是在批判会上我不敢出来替他们说一句公道话，而且时时担心让人当场揪出来。”[3]

《巴金全集》第 16 卷，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595～596 页。

恐怕不是只有巴金一人是这样。会场上一千多代表中还有不少也是这样一种心态吧。有的代表在大会上慷慨激昂地作了批判右派分子的发言，可是不久之后自己也被划为右派分子了。而这正是巴金时刻提心吊胆害怕发生的事。

7 一场斗争的态度：“有一部分处在中间状态的人们，对于反对右派的斗争还在将信将疑，还在抱着观望态度。他们在心里盘算着：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有一些人甚至以为：这是不是共产党受不了批评，不想再整风，因而转移了目标呢？“⋯⋯对于右派分子的温情主义⋯⋯竭力原谅右派分子，把右派分子描写为中间分子，把他们的错误的言论行动描写成为偶然的疏忽、修辞上的夸张、被人利用等等，不愿意同他们分清界限，更不愿意对他们进行坚决的斗争。”7《人民日报》将这篇摘要转载。

这种对右派分子的温情主义，也就是说对反右派斗争消极的抵触，就是在这如火如荼的人民代表大会上也不是没有反映的。并不是所有未划右派的代表都表现了对右派分子的极端愤慨。像叶圣陶的书面发言，标题是《公文写得含糊草率的现象应当改变》，全文三千余字，无一字涉及反右派斗争。就好像毛泽东没有讲过人民内部矛盾，陆定一没有讲过百家争鸣，共产党中央没有宣布过整风，整风并没有变成反右。周恩来的政府工作报告和大会小会上的发言他也似乎都没有听到，甚至似乎世界上并无章伯钧罗隆基章乃器储安平其人一样。此时无声胜有声。这样的书面发言，能不能认为是反映出

它的作者对反右派斗争的态度呢？叶圣陶持这种态度是可以理解的。像他多年共事的老友宋云彬已经被划为右派分子了，他的好儿子叶至诚在江苏正因为“探求者”集团受到冲击，是不是会划为右派还在未定之中。如果这样的人就叫做右派分子，那他就太了解右派分子了。你教他怎么去随声附和批判右派呢？’代表们在大会发言或书面发言中，江苏省副省长冷遹谈长江下游的整治，黄河水利委员会副主任李赋都谈水土保持，安徽省政协副主席程士范谈基本建设，水产部部长许德珩谈水产事业，山东省政协副主席王祝晨谈地方志工作，他们也都同叶圣陶一样，没有一句话跟反右派斗争有关。

朱学范大会发言的题目是《全国职工一定要把反对右派分子的斗争进行到底》，全文五千多字，专讲反右派这一个问题，看来是紧跟形势了。可是他只是从 1949 年以来全国职工各方面状况改善讲起，以反驳右派分子否定成绩的论点，那些已经在报纸上被一驳再驳了的论点。可是，全文没有出现一个右派分子的姓名，不但.在全国范围内批判的大右派他没有提，而且，他这位邮电部部长，对邮电部划出来的右派分子也没有提，他压根儿没有提到邮电部反右派的情况。应该说，这正是他更不愿意提的。过去中国劳动协会的战友，他找到邮电部来做劳动工资处处长的周颖，也划成右派分子了。1948 年在哈尔滨开的第六次全国劳动大会上，朱学范作国民党统治区职工运动的报告，深情地谈到，国民党特务“将劳协福利社主任周颖同志及干部三十八人拘捕，用美式吉普车押解警察局侦缉队私刑逼供”[4]的事。有过这些事情，他当然不愿意在此种情况下提到她了。这种避实就虚的声讨文章，是不是反映出了某种不得已呢？（7 月 11 日《人民日报》）

见《中国工会历次代表大会文献》第 l 卷，工人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447
页。

老科学家梁希的发言，题为《地球离不开太阳，人民离不开共产党》，列举了一连串数字以说明几年来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只在最后轻描淡写地提了一下“少数知识分子得陇望蜀，贪心不足，要和中国共产党争领导权，⋯⋯ 先生休矣！”他只说“少数知识分子”，没有采用“右派分子”这个标准的称呼。（7 月 11 日《人民日报》）不采取“右派分子”一词的还不只是梁希一人。宋庆龄在 7 月 13 日《人民日报》发表《团结就是我们的力量》一文，表示了对共产党的拥护，对整风运动的拥护，对双百方针的拥护，谴责了“有少数人⋯⋯要利用这场运动来使我们的新的政治制度和我们的国家基础发生动摇”。甚至提到了“有人倡议‘政治设计院’”，谴责了写匿名信的反动分子，所有这些，当然都是很符合当时气候的。费解的是她也是没有采用“右派分子”这个当时最为流行的用语。在五千多字的长文中，一次也没有出现过。这现象应该怎样解释呢？这种对右派分子的温情主义是令人失望的。7 月 7 日是卢沟桥事变 20 周年纪念日，郭沫若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两首诗作为纪念。第二首是：“右派猖狂蠢动时，温情那许一丝丝！已将率土成公物，竟有么魔倒大旗。毒草必须成粪壤，争鸣方好咏新诗。勿忘二十年前事，起舞中宵共振衣。”右派分子大约就相当 20 年前入侵的日本人，当然对他们一丝丝温情主义都是容不得的了。不过，无论是《人民日报》的社论，还是郭沫若的七律，对于肃清温情主义似乎都收效甚微。到了 9 月份，《人民日报》还在呼吁克服温情主义。这一次出面呼吁的，是对反右派斗争颇为起劲的史良，9 月 13 日她在民盟全国整风工作会议上作报告，说，“现在基层还有不少右派分子没有被揪出来。有些人说，别的地方有右派，我们的单

位中间不会有右派，用不着进行斗争。这种想法是十分有害的。

也有一些人害怕打击右派的面太广，时间拖得太久，主张草率收兵。” 她号召：“必须认识，对右派分子姑息宽容。对斗争采取旁观或保留态度，就是右倾思想的表现。我们必须克服右倾思想，克服一切温情主义，积极地勇敢地投到战斗中去”。

（9 月 16 日《人民日报》）《人民日报》连篇累牍地批判温情主义，甚至出动郭沫若史良这些名人，或者作诗，或者呼吁，清楚地反映出人们对这场反右派斗争并没有多少热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