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败被处绞刑偿还累累血债

1934年，板垣征四郎升任关东军副参谋长兼驻伪满洲国武官，又染指内蒙古，妄图把内蒙古从中国分裂出去，并在内蒙古和华北制造伪政权。

1936年，板垣升任关东军参谋长，又在内蒙古挑起了绥远事件。

1937年7月7日，日本挑起卢沟桥事变，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此时担任驻本土广岛第五师团师团长的板垣征四郎，又被派往中国直接参加侵略华北和华中的战争。同年，率军进攻山西时，在平型关战斗中遭到中国八路军的痛击。1938年春，又率第五师团参加徐州地区的作战，在台儿庄战役中受重创。

1938年5月，奉调回国，出任改组的近卫内阁的陆军大臣，主张扩大侵华战争，亲自下令扩大战争范围。

他参加了重要内阁会议，决定打倒中国国民政府，以拼凑的傀儡政权取而代之，并对筹组汪精卫傀儡政权负有重要的罪责。

1939年9月至1941年7月，板垣担任日本驻中国派遣军总参谋长，继续参与侵华战争的指挥事宜，并对日本侵略军在中国解放区的暴行负有责任。1941年晋升大将，调任日本朝鲜军司令。1943年任最高军事参议官。

1945年4月，板垣征四郎出任总部设在新加坡的第七方面军司令，指挥日军在荷属东印度和马来西亚等地同盟军作战。在这期间，板垣强拉当地壮丁和劳工，抢夺当地的军需物资，强征、拐骗当地青年妇女充当“慰安妇”，对东南亚人民犯下了累累罪行。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9月间，板垣征四郎来到英军指定的受降地点，即英国皇家军舰“萨塞克斯号”，代表日军南方军在新加坡向英军投降。板垣办理完投降手续回到军中后，召集各军司令官，防止这些军官带头自杀，命令将“有为之士”送回国内，以求“尽快地实现皇国之复兴”。

板垣深知自己积极参与了几乎全部日军侵华活动，又积极参与了侵略朝鲜及东南亚的活动，历任关东军参谋长、陆军大臣、中国派遣军总参谋长、驻朝日军总司令等要职，一定会被作为战犯处理的，他想逃过英军对他的监控，逃往南美洲。为了顺利逃脱，他向英军驻新司令官史密斯行贿了价值30万美元的白金、黄金和天然钻石。史密斯看透了板垣的心思，先假意收下这份礼物，同时命令加紧对板垣的监控。

1945年12月，作恶多端的板垣征四郎终于作为战争罪嫌疑犯在新加坡被盟军逮捕，押解至东京，关于巢鸭监狱候审。

1946年5月，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开始对板垣征四郎等28名甲级战犯开庭审判。审判地点就在东京市原日本陆军大本营的大讲堂。

板垣征四郎被起诉犯有“破坏和平罪”、“杀人罪”、“分裂中国”等10项战争罪行。

对板垣征四郎的审判由中国法官担任主审。为了能尽量为自己减轻罪责，板垣与他的律师进行了多次商议，最后拟定了一个证人的名单，其中绝大部分人都曾是他的部下，他们事先秘密商议、互相串供，企图尽量为板垣洗脱罪责。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检察长基南与中国检察官向哲浚、新西兰法官诺斯克罗夫特、美国检察官达尼甘等人，见到板垣的证人名单后，立即商议对策，他们开始想到板垣的故交石原莞尔。

石原莞尔与板垣交往密切，而且两人一起策划发动了“九一八”事变，石原应该清楚板垣所犯下的种种罪行。当时石原患上了膀胱癌已是晚期，他们希望石原在人之将死时，能够反省自己的罪行，与法庭合作，交代实情。岂料石原拒不合作，也不悔悟。

这一办法行不通后，中国法官梅汝璈、中国检察官向哲浚经过积极争取，获得了另一有力证人——被苏军俘虏的伪满洲国的“皇帝”溥仪。他愿意出庭作证。

经过充分准备，对板垣的审判终于拉开了帷幕。

一开始，板垣仗着有自己的部下作证，替自己说话，气焰颇为嚣张。

中国检察官向哲浚刚控诉完板垣自1931年起在中国犯下的种种滔天罪行，板垣的律师团立即要求传证人出庭为板垣“作证”。

打头阵的是岛本正一，此人是“九一八”事变后，指挥日军守备队进攻中国军队的联队长。他证明说“九一八”事变纯属突发事件而非事先的预谋，并且说当时“日军只是采取了自卫行动，不是板垣、土肥原、石原几个幕僚所能策动的”。

中国法官梅汝璈见他满嘴胡言，当即质问他当晚在哪里，干什么。

这个问题他提前还没来得及串供，因而不及细想就说：“那晚，我去一个朋友家赴宴，喝得醉醺醺的，回家后就得到满洲事变发生的报告。”

机敏的中国检察官向哲浚抓住这个空子，立即提出：“审判长，证人岛本既然声称他当晚喝醉了，那么一个醉酒的人又能证明什么呢？”

审判长韦伯见中国检察官批驳得有理有据，切中要害，便同意了请求，于是令宪兵将岛本拉了下去。板垣其他证人如法炮制的串供，因为拿不出什么证据来确实地证明板垣的无罪，所以法庭决定不予采纳。随后，法庭传溥仪出庭作证。

溥仪作为伪满洲国的“皇帝”，详细陈述了板垣和土肥原一伙如何诱骗他到旅顺，如何软硬兼施、威逼利诱他，最终炮制出伪满洲国的经过，并且详细揭露了日军在东北的侵略罪行。除了人证以外，中国检察官还提供了许多重要物证，包括日本外务省所藏档案中的御前会议、内阁会议、五相会议等重要会议的记录和决议，关东军与大本营的往来密电、关东军的动员令、日本政界元老西园寺的日记等重要材料。

依据这些有力的人证、物证，不仅推翻了板垣证人团炮制的伪证词，而且驳斥了板垣为自己开脱而向法庭提交的长达48页的自辩书。

面对确凿的证据，板垣再也无法抵赖或是狡辩了。

经过长达两年的法庭调查审理后，法庭认定板垣征四郎一手策划了“九一八”事变，扶植伪满洲国，制造内蒙古、华北“自治”运动；率军在“七七”事变后，扩大侵华战争，任陆军大臣期间进一步扩大侵略中国，并扶植“汪精卫政府”分裂中国。另外，对日军侵略苏联领土行为负有不可推卸的领导责任；任职期间积极推行战争政策，奴役占领区人民等罪行，事实俱在，证据确凿。

最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定板垣征四郎“进行了对中国、美国、英联邦、荷兰及苏联实行侵略战争的阴谋，他明知这些战争是侵略战争却积极发动，并在其实行中担任了很重要的角色”。同时，法庭还判定他犯有“违反战争惯例和违反人道罪，对于南洋群岛占领区数千人的死亡和痛苦，犯有不可推卸的直接责任”。

1948年11月12日，法庭最后判决板垣征四郎绞刑。同年，板垣征四郎这个沾满中国人民和其他亚洲人民鲜血的刽子手，在东京巢鸭监狱被执行绞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