炮制伪满洲国掠夺中国战备物资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不久，板垣、石原等人在沈阳馆二楼客厅与建川美次会谈。

建川主张吞并中国东北应分三步走，而板垣和石原则主张一步到位，即“满蒙占有论”，双方争执不下。

9月22日，双方终于达成一致：在中国东北建立一个亲日傀儡政权，即实施“满蒙独立论”。提出以溥仪为“元首”建立“新政权”，“领土包括东北四省及蒙古”、“国防和外交由日本帝国掌握”。

10月2日，在关东军参谋长三宅光治召开的另一次会议上，板垣、石原等人提交了事先拟定的《解决满蒙问题案》，进一步提出了日本控制“新政权”的军事、外交、交通、通讯等的具体实施办法。

这个方案和最初的《满蒙问题解决方案》两个方案被合称为《满洲建国方案》，这是“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在东北拼凑傀儡政权的第一个具体方案。

10月21日，板垣、石原在国际法顾问松木侠的协助下炮制出《满蒙共和国统治大纲草案》，提出了全面控制“新政权”的具体措施。

1931年年底，因“九一八”事变引咎辞职的原日本陆军大臣南次郎前往东北，与土肥原贤二商讨事变进展。

此后，南次郎向日本天皇作了《满洲近况》的报告，建议在中国东北建立“新国家”。

在报告中，南次郎指出，如此可以方便日本今后进攻苏联“向北发展”，而日本通过控制这个“新国家”的经济，可以获得使日本永久自给自足的资源，还可以通过向中国东北移民解决日本人多地少的问题。

1932年1月6日，板垣携带关东军司令官的指示前往东京向政府汇报。裕仁天皇破例召见板垣。日本陆军省、海军省、外务省根据板垣的汇报，共同制订了一个所谓的《满洲问题处理纲要》，确定要在“满洲”建立一个脱离中国管辖的和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各方面均由日本控制的“新国家”。

不久，板垣征四郎捧着天皇的敕令，带着《满洲问题处理纲要》返回奉天，紧锣密鼓地为建立“新国家”作准备。

事实上，板垣早在“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就已经开始积极物色人选，拼凑地方傀儡政权了。

1931年9月22日，板垣亲自来到张景惠的公馆，劝张景惠回哈尔滨复任，并宣布“独立”。为了收买张景惠，他又是答应给张景惠武器弹药，又是允诺一旦张景惠宣布“独立”，日军会迅速支援并“保护”张景惠的政权。

9月23日，张景惠仗着有日本人撑腰，赶回哈尔滨，于9月27日宣布建立“东北省特区治安维持会”并自任会长，然后暗中策划哈尔滨“独立”，投靠日本侵略者。

与此同时，板垣还利用一心想复辟的清朝遗老罗振玉，策动前清皇族投靠日本。身为吉林省军参谋长的熙洽一直冀望复辟清朝，趁吉林长官奔母丧不在城中之机，打开吉林城门，向日本投降。熙洽成为日本侵华后第一个投降日寇的中国官员。熙洽曾写密信给溥仪，请溥仪回到“祖宗发祥地，复辟大清，救民于水火”，在日本支持下，先据有东北，再图关内。

9月25日，板垣派人策动洮南镇守使张海鹏投靠日本。10月1日，洮南镇守使张海鹏宣布洮南“独立”。

12月7日，板垣又亲自出马，企图说服海伦的马占山归顺日本。马占山虽有抗日之心，但独力难支，只好退一步与板垣缔结了一个停火协定。

12月16日，板垣威逼利诱被软禁的原辽宁省政府主席臧式毅，迫使臧式毅降日。

除了扶植傀儡地方政权以外，板垣也早已展开了对清末代皇帝溥仪的工作，以便建立一个依附于日本的所谓“独立国家”。

1931年9月22日，板垣征四郎叫来罗振玉，告诉他关东军准备推举溥仪为伪满洲国首脑的决定，希望罗振玉能尽快把溥仪请到“满洲”来，以商“建国”大事。

9月30日，板垣派日本特务上角利一与罗振玉一起前往天津，溥仪当时在日本天津驻屯军司令部，两人力劝溥仪到东北“复位”。罗振玉是大清国的臣子，应无贰心，但日本人就不一定了。溥仪心中有些犹豫，所以决定回去考虑一下再作答复。

这个办法效果不佳，关东军司令部遂派土肥原贤二赴天津，专门做溥仪的工作。土肥原是板垣的密友，是搞间谍阴谋的老手。

土肥原一到天津，就马上去拜访了溥仪，他利用与溥仪是旧识，力陈“满蒙人民之渴望”，希望溥仪回到祖宗发源之地，以图重新来过，一番“肺腑之言”，说得溥仪动了心。土肥原还在溥仪周围策划一系列的恐吓、威胁事件，使溥仪吓得心惊胆战，不敢再留在天津。

通过利诱、恐吓、软硬兼施的阴谋手段，土肥原终于把胆战心惊的溥仪秘密诱出天津，并于11月18日，辗转送达旅顺。

同时，板垣征四郎还拨给日本驻上海公使馆武官田中隆吉2万日元，作为他的活动经费，让他在上海制造事端，转移外国对中国东北的关注。

田中隆吉秉承板垣征四郎的旨意，回到上海后立即策划，在1932年年初制造了“一·二八”事变。

就在上海发生“一·二八”事变，大家关注淞沪战局的时候，板垣征四郎风尘仆仆地回到奉天。

1月29日，板垣受本庄繁司令官派遣，前往旅顺和溥仪会面，询问溥仪对“建国”方案的意见。

此时的溥仪，在旅顺大和旅馆已经被幽禁了近两个月。溥仪被迫退位后，没有一天不想着复辟清朝，这次有了日本人的帮助，他当然要“把握机会”了。

2月16日，板垣操纵张景惠召集熙洽、臧式毅、马占山等人，在奉天举行了建立伪满洲国的“建国会议”，即所谓“四巨头会议”。

臧式毅在会上提出“联省自治”的主张，遭到板垣的严词拒绝，而且板垣还迫令“四巨头”接受关东军事先早已拟订好的建立伪满洲国的计划。会议决定，建立“东北行政委员会”，发表宣言，指令专人在日本授意下起草“建国宣言”。

18日，关东军利用“东北行政委员会”的名义，发表了一个伪造的“宣言”，宣布东北各省完全“独立”。

21日，板垣奉命再度动身去旅顺，最后与溥仪谈判，使溥仪接受日本帝国既定的“建国方案”。

22日，板垣再一次会见溥仪。板垣以关东军的名义，明确地说：“这个国家名号是‘满洲国’。”说完，拿出所谓的《满蒙人民宣言》以及五色的“满洲国旗”，放到溥仪面前。

溥仪一心想的是恢复帝制，重当皇帝。他强忍着心中的怒气说道：“这算是什么国家？难道这是大清帝国吗？我要做的是大清的皇帝！”

他向板垣陈述了10多条必须恢复帝制的理由，翻来覆去地表示不能放弃皇帝的身份，板垣当然不同意。两人谈了3个多小时，也没有达成一致意见，板垣最后给溥仪丢下句“请阁下再考虑考虑”便起身而去。

板垣扬长而去之后，溥仪身边的郑孝胥提醒溥仪说：“无论如何不能和日本军方伤感情，伤了感情一定没有好处，张作霖的下场就是殷鉴。”溥仪一听又害怕又沮丧。

第二天，板垣把郑孝胥、罗振玉、郑垂等人叫到他所住的旅馆，态度强硬地让他们向溥仪转告，这是关东军的最后决定，是不能改变的，溥仪必须出任“满洲国”的“执政”，而不是什么宣统皇帝，如果不同意，就视为敌对态度，就会采取对待敌人的手段了。这三个人被吓得战战兢兢，赶紧回去传话。

在板垣的威逼利诱之下，溥仪无可奈何，既怕没法向日本人交代，又不愿放弃复辟大清当皇帝的打算。最后想出了一个折中的方案：“暂定一年为期，如逾期仍不实行帝制，到时即行退位。”

郑孝胥拿着这个妥协的方案再去找板垣报告。板垣表示同意这个方案，因为溥仪掌握在自己手中，不怕他不听话。

1932年3月1日，伪满洲国宣布成立，溥仪就任伪满洲国的“执政”，年号“大同”，以红、蓝、黑、白满地黄五色旗为“国旗”，以长春为“国都”，改称“新京”。

3月6日下午13时许，溥仪乘车到达汤岗子车站，板垣亲自前往车站迎接。待溥仪一行来到下榻之处“对蓼阁”后，板垣与溥仪再次进行会谈。板垣先向溥仪通报了关东军司令部对伪满洲国人事安排的决定，然后拿出事先拟定好的《溥仪与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的秘密换文》让溥仪签字。

溥仪心里当然明白，只要一签字，他就成了日本人的傀儡，而这个伪满洲国，也只是日本人用来掩人耳目的傀儡政权罢了。即便有一天真的登基做了皇帝，恐怕也是个日本人的“儿皇帝”。可事到如今，已经没有其他办法了，无奈的溥仪拿起笔在《换文》上签了字。

3月9日，溥仪在关东军的安排下，在“新京”举行了“就职典礼”，并发布了《执政宣言》，任命板垣征四郎为伪满洲国的“执政顾问”。在溥仪的强烈要求下，1934年3月，伪满洲国更名为“满洲帝国”。

板垣征四郎终于实现了侵略中国东北，将其变为日本殖民地的计划，“功勋卓著”的板垣自然被日本统治集团大为嘉奖了一番。1932年8月，板垣征四郎被破格晋升为少将。

9月15日，关东军司令官兼驻伪满洲国特命全权大使武藤信义与伪满洲国国务总理郑孝胥在勤民殿签署《日满议定书》。

《日满议定书》规定日本正式承认伪满洲国，并在伪满洲国驻军，担负伪满洲国的“国防”。在附件中规定由日本管理伪满洲国的铁路、港湾、航路、航空线等。

此外，还约定日本军队所需各种物资、设备由伪满洲国负责，日本有权开发矿山，日本人有权充任伪满洲国官吏，日本有权向伪满洲国移民等。

伪满洲国建立后，日本法西斯动用军警宪特等镇压机构，以残酷的手段镇压抗日运动，对中国人民犯下了累累血债。关东宪兵队除配合关东军进行大规模的军事“围剿”之外，在平时指挥其他镇压机构，成为实行白色恐怖的主导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