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源头话雅俗

我们经常要和“雅、俗”这两个字打交道。而这两个字几乎涵盖了中国文化及我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但何为雅？何为俗？却不是几句话就能说得清楚的。有时，它们体现为不同的政治权利；有时，它们又成为不同的社会群体各自坚守的行为准则和精神信仰；而更多的时候，它们则代表了不同的审美理想和批评标准。人们时而用它评议朝政，时而用它品评人物风范、鉴赏艺术作品，时而又用它标榜自己和群体的生活品位。它涉及的领域是非常广泛的，从治国平天下的盛事，到诗词歌赋，琴棋书画的私趣；从威严的庙堂官仪，到人伦亲情，山水之乐；从仪表、言谈、风度，到衣食住行的趣味等等，都被雅、俗二字包罗在内。此外，雅俗还是一对相反相成，相生相克，相对发展的范畴。不同的时代、不同的社会群体、不同的文化价值观以及不同的审美要求，对雅俗的认识和解释都有自己的观点。它们可能是格格不入的，也可能是南辕北辙的，还可能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这种既对立异势又融会贯通、既壁垒森严又互为因果的两大文化潮流，从历史深处奔腾而来，终于汇成了推动中华文明乃至社会历史进步的巨大合力。它们的内涵也因此而变得更加复杂和不确定，以至于今天，任何关于雅俗的判断，都可能遇到完全不同甚至尖锐对立的看法。所以，有人指出，雅俗之辨是中国文化史上历久弥新而又无处不在的命题，我们也只能在相对的意义上对雅俗做一些有限的解释。

先说雅。

“雅”字的本义是指称一种鸟。《说文解字》告诉我们，这种鸟的名字用秦地的方言就称为“雅”。近代学者章太炎先生进一步指出：“雅即雅乌。”据《事物异名录》，雅乌又名乌雅、寒雅、老鸦，也就是乌鸦。它的命名很可能与它的叫声有关，所谓“以其声调言也”。有意思的是，这种“鸟”的叫声（即雅声），后来便逐渐演变成为“秦声”（方言与音乐）的代称。李斯的《谏逐客书》中就有“击瓮叩缶，弹筝搏髀，而歌呼呜呜快耳者，真秦之声也”；杨恽的《报孙会宗书》也有“家本秦也，能为秦声”；“酒后耳热，仰天拊缶，而呼呜呜”；太炎先生甚至认为：“乌乌秦声者，即今之梆子腔也。”

不过，“雅声”如何能一变而成为“秦声”的代称，再变而成为文化的正统呢？要回答这个问题，除了“秦声”与“雅声”的这一层关系之外，似乎还应有更重要、更有说服力的理由。近代许多学者都注意到了秦与周、夏二代生存空间的内在一致性这个特点。他们认为，西周尊雅，是因为西周王畿曾是夏人故地的原故。朱东润先生曾有很详尽的考证：

“《大、小雅》既为西周之诗，然则，何以不称大、小周，而称《大、小雅》？”应之曰：“《大、小雅》者，大小夏也，犹言大夏、小夏之诗云尔。《荀子·荣辱篇》：‘譬之越人安越，楚人安楚，君子安雅。’王引之曰：‘雅读为夏，夏谓中国也，故与楚越对文。’《儒效篇》：‘居楚而楚， 居越而越，居夏而夏。’是其证。古者夏、雅二字互通，故《左传》齐大夫子雅，《韩子·外储说右篇》作子夏。此雅夏互通之证也。”（《诗三百首探故》）

既然“雅”就是夏，那么，把产生于夏这个地方的音乐与诗歌称为“雅”， 也是可以的吧？所以，又有雅音和雅言。梁启超先生就曾指出：“荀氏《中鉴》、左氏《三都赋》皆言：‘音有楚夏’，说的是有楚音、夏音之别。”

《释四诗名义》）朱自清先生也认为：“当时言语，方言之外有‘雅言’， ‘雅言’就是‘夏言’，是当时的京话或官话。孔子讲学似乎就用雅言，不用鲁语。”（《经典常谈》）《论语·述而》中就曾记载了这种说法，所谓“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可见，“雅”被定于一尊，成为中国文化中正统、高贵的象征，“使夷俗邪音，不敢乱雅”，首先是沾了王畿的光。或者可以说，雅文化首先是王官文化、宫廷文化、政治权利文化。恰恰是在这样的基础上，“雅”这个词才陆续引申出了“正确”、“规范”、“高尚”、“文明”和“美好”等诸多含义。

但是，如果我们将中国文化比喻为一条大河，那么，在它的源头，即文化发展的初始阶段，应该是一种蔚为壮观的景象。在那里，不仅有黄河流域， 还有长江流域、辽河流域、珠江流域；不仅有中原地区，还有东方的夷，西方的戎，南方的蛮，北方的狄，这时都在新石器文化发展的基础上，或迟或早、各自独立地步入了文明社会的门槛，形成了南北部族方国林立、交相辉映的动人局面。即便此时有所谓“雅文化”或夏文化，也只能是中国远古文明满天星斗中的一颗星斗。或许它非常耀眼，但可以肯定，那是满天星斗互相照耀的一种结果。无论如何，它还不是可以发出光芒的太阳。

因此我以为，中国文化曾经有过“不知雅俗”的时代。换句话说，就是文化的多元、平等发展的时代。不过，这样说，在不久以前还是不可想象的。自司马迁首创中国古代文明一元发生论以来，任何异议都可能被视为异端邪说。历史的真相就这样被一种权力话语歪曲和篡改了。直到最近，田野考古

发掘的丰富成果陆续面世，才动摇了依据“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的道统而确立的中华文明一元发生论的历史观，历史的真相才慢慢地浮现出来。

这就是说，雅文化至高无上的历史地位，首先是一种权力话语的自我确证，然后便是权力话语对多元文化的整合，使之制度化和秩序化。所以说， 雅俗的问题本质上是关于文化的等级问题以及表述权力的问题。这一切，又以政治权利的确立为基础。黄帝南征北战，“凡五十二战而天下大服”，终于奠定了中原方国盟主的地位。于是，雅文化，或曰夏文化，才在中国文化的发展史上拥有了正统地位。《尚书·尧典》生动地描述了这一伟大的历史性时刻：

“帝曰：夔，命女典乐，教胄子。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夔曰：於，予击石拊石，百兽率舞。”

其实，这里所表现的，不仅是个具体的时刻，更是一个重要的历史过程。从炎黄至西周，长达 1500 余年的部族方国战争，一方面将多元发生的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初步纳入了政治统一，民族融合与经济文化交流的发展道路， 另一方面，雅文化的政治地位也在整合中日益凸现出来。而中华文明的发展和生生不息，显然又与雅文化的深厚传统息息相关。这种传统使文化的不断提升和精致化成为可能，从而显示了它的积极、进步的意义。神话中的“羿射九日”则曲折地反映了这种历史现象。

一般来说，雅俗是同时出现的。没有俗，也就无所谓雅。但事实上，雅俗并称则是很久以后的事。当时，和雅并称的，不是俗，而是与中央政权并存的那些方国和属国。这和雅文化从一开始就代表国家和皇权有关。《孟·滕文公章句上》有“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又说：“今也南蛮舌之人，非先王之道。”这里，和雅并称的，就是夷或南蛮。至于俗，作为一种文化力量进入历史的视野，恐怕还要等到春秋时期，那时，礼崩乐坏， 商品经济有了很大发展，从而为俗文化的出场提供了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