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趣味雅俗谈

雅俗的分野，除了表现在政治教化、修身立德、艺文之趣、审美范畴等诸多方面之外，还广泛地表现在日常生活中，包括人伦亲情、应酬交往、游戏休闲、起居饮食、婚丧嫁娶、年节时令、服饰装扮等等。

一般说来，《红楼梦》所描写的社会生活形态，更多地体现了雅的特点， 而《金瓶梅》则大量地表现了市井生活形态的俗。在这里，二者的区别就在于，《红楼梦》以贵族的日常生活为表现对象，如“庆寿辰宁府排家宴”、“秦可卿死封龙禁尉”、“荣国府归省庆元宵”中的排场，都非市井细民的生活可以类比。尤为可观的是，作者曹雪芹创造了大观园这样一个与俗界隔绝的理想世界，生活在里面的贵族女子，“或读书，或写字，或弹琴下棋， 作画吟诗，以至描鸾刺凤，斗草簪花，低吟悄唱，拆宇猜枚，无所不至”（《红楼梦》第 23 回），总之都是些“风雅游戏”。第 37 回《秋爽斋偶结海棠社》， 其中写到，贾宝玉看了探春信中表示要结个诗社的想法，“不觉喜得拍手笑道：‘倒是三妹妹的高雅。’”李纨进了门也说：“雅得紧。”然后又说： “何不大家起个别号，彼此称呼则雅。”这种无忧无虑的逍遥日子，和每天为功名利禄而奔波比起来，显然清雅了许多。“林潇湘魁夺菊花诗”、“风雨夕闷制风雨词”、“慕雅女雅集共吟社”、“芦雪庭争联即景诗”、幽淑女悲提五美吟”、“林黛玉重建桃花社”、“赏中秋新词得佳谶”等，都体现了贵族小姐生活中优越高雅的特点。

《金瓶梅》就不同了，张竹坡曾将其概括为“一篇市井的文字”，其理由除了它专门描写形形色色的市井人物外，恐怕还在于作者所描写的日常生活琐事，呈现出浓郁的市井世俗色彩。同样是吃喝玩乐、衣食住行，《金瓶梅》与《红楼梦》所表现的，正是一俗一雅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西门庆也算得官宦人家，但在各方面都和贾府没法比。单说吃，西门庆家宴中的一桌菜不过“一碗黄熬山药鸡，一碗臊子韭，一碗山药肉圆子，一碗炖烂羊头， 一碗烧猪肉，一碗肚肺羹，一碗血脏汤，一碗牛肚儿，一碗爆炒腰子，又是两大盘玫瑰鹅油烫面儿蒸饼”（《金瓶梅》第 67 回）而已，都是很普通的家常菜，其中四种还是“下水”菜，即肝肺五脏之类，可见是不很讲究的。一

次，林太太过生日请西门庆吃“中八八”，一种比较丰盛的宴席，仍然是“大盘大碗，就是十六碗热腾腾美味佳肴，熬烂下饭，煎猥鸡鱼，烹炮鹅鸭，细巧菜蔬，新奇果品”（《金瓶梅》第 69 回）。这种大鱼大肉吃法在市民社会中是非常普遍的，《喻世明言》卷一写小商人的妻子王三巧招待邻家婆子， 也是这样：“只见两个丫环轮番的走动，摆了两副筋，两碗腊鸡，两碗腊肉， 两碗鲜鱼，连果碟素菜，共一十六个碗。”这就是钱钟书在《论俗气》一文中所说的吃“大块的四喜肉”之类的俗。

《红楼梦》中的吃法却大有讲究。记得刘姥姥曾在大观园里吃过一次著名的“茄鲞”。据王熙凤介绍，这道菜的做法并不难：“你把才下来的茄子把皮刨了，只要净肉，切成碎钉子，用鸡炸了，再用鸡脯子肉并香菌、新笋、蘑菇、五香腐干、各色干果子，俱切成钉子，用鸡汤煨干，将香油一收，外加糟油一拌，盛在瓷罐子里封严，要吃时拿出来，用炒的鸡瓜一拌就是。” 这里所显示的其实是豪门贵族的铺张和奢糜，是等级制度所造成的“富贵气象”。在古代社会，这种竞奢之风恐怕不是个别现象。唐代同昌公主出嫁， 皇帝所赐御馔“灵消炙”，做法就极不一般，“一羊之肉，取之四两，虽然暑毒，终不见败；红虬脯，非脯也，但贮于盘中则健如虬，红丝高一尺，以箸抑之，无数分撒则复加故。迨诸品味，人莫能识”（苏鹗《杜阳杂编》）。魏晋时代，贾将家累千金，他家酿酒，必取黄河中流所谓“河源水”。每次派人乘小船至黄河中取水，一日不过七八升，“经宿，器中色赤如绛，一酿酒，名昆仑觞。酒之芳味，世之所绝”（段成式《酉阳杂俎》）。宋代王安石喝茶则讲究用长江中峡之水，当年苏轼赴任黄州，王安石还托他从瞿塘带水回来。这种王室贵族、公卿大夫的“雅”，是一定社会地位的产物，是封建礼制所赋予他们的一种特权。先秦时代就曾规定，大夫以上才有资格吃肉； 而庶民，“七十者可以食肉矣”（《孟子·梁惠王上》）。魏文帝曹丕则认为：“一世长者知居处，三世长者知服食。”（《典论》）在他眼里，一代做官的显贵只能懂得如何建筑舒适的房屋，三代做官的显贵才能懂得饮食之道。可见，饮食中的雅俗分野，不仅和财富的占有有关，也和政治的特权有关。无衣无食，饥寒交迫的广大劳动人民自然是不能享用的；而那些富甲王侯的大财主、大商人，在封建礼教的严格束缚下，也不能不有所约束。但是， 明代中叶以后，商品经济的繁荣，道学的逐渐衰微，给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都带来了巨大的变化，城市市民的地位也得到了迅速的提高。现在，他们可以凭借手中的财富笑傲王侯，蔑视权贵了，以往公卿显贵才能享受的东西， 他们也要大模大样地享用了。于是出现了这样的现象，“今之富家巨室，穷山之珍，竭水之错，南方之蛎房，北方之熊掌，东海之鳆炙，西域之马奶， 真昔人所谓富有四海者，一筵之费，竭中家之产，不能办也。”（《五杂俎》卷一一）

不过，王侯公卿、富商巨贾的所谓“雅”食，更多地还是为了显示自己的身份、地位。他们的行为，在更有品位的文人雅士看来，总不能免掉那种娇纵霸道所带来的恶俗之气。孔子虽然说过“食不厌精，脍不厌细”、“割不正，不食”（《论语·乡党》）的话，但他又特别赞赏颜渊的安贫乐道， 说：“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

（《论语·雍也》）事实上，这里所强调的情调、趣味以及精神陶冶与审美享受的生活方式和态度，正是士林文化所具有的重要传统。他们在实践中大大拓展了雅文化的空间。夏咸淳先生著《晚明士风与文学》一书，从七个方

面总结了文人士子所追求的时尚，其中包括讲美食，嗜茶酒；好女色，重情爱；建园林，赏花草；精书法，能绘画；蓄声伎，听评话；读闲书，喜禅悦； 爱旅游，乐山水。这里面有些内容曾经属于市井生活的范畴，是被道学家或官场文人贬为低俗的，但是，在晚明文人手里，这种市井生活却被艺术化、审美化了。也就是说，人世间的一切欢乐，举凡饮食男女、声色狗马、看戏、听曲，收藏书画古玩、养殖花鸟虫鱼、观赏民间百戏、参加各种游艺活动、游山玩水 读书下棋⋯⋯凡是能够满足人们物质文化需求的方方面面，都有可能由俗而雅。

在这里，参与者的文化素养是很重要的因素之一。由于文人雅士的参与， 许多市井文化都或多或少被雅化了，换句话说，他们常常能独具慧眼地从市井文化中发现“雅”。譬如说书，本是“勾栏”、“瓦肆”中的玩艺儿，听众也以市井小民为主，士大夫是很少光顾书场的。但在明代，文人雅士对说书艺术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当时，江南名宿才士似乎都听过著名说书艺人柳敬亭的评话，或和他有过交往。钱谦益、吴伟业、黄宗羲、陈维崧、毛奇龄、朱彝尊以及张潮、张岱等人，都曾作诗撰文传颂其人其事。张岱的《柳敬亭说书》一文，就曾把柳敬亭的说书比喻为顾恺之的绘画和司马迁的文章，认为它极传神又极简练，形容刻画，细致入微。后来金圣叹批《西厢记》也用这种手段，他曾把《西厢记》与《国风》作了比较，认为“《西厢记》所写事，便全是《国风》所写事”。既然如此，读《西厢记》与读《国风》也就没有什么区别了。恰恰是在这个意义上，他们将雅俗打通了，不仅丰富了雅， 也提升了俗。

其实，对文人雅士来说，最重要的并不是生活的具体内容，而是为这种生活内容所创造的文化环境和艺术气氛，及其从中所发掘的情趣和韵味。所以，在他们看来，读书的目的除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博取富贵功名， 或者求知识做学问之外，还应该能够愉悦性情，获得美的享受。因此，他们特别强调读书的环境。有人说：“读史宜映雪，以莹玄鉴；读子宜伴月，以寄远神；读佛书宜对美人，以挽堕空；《山海经》、《水经》、从书、小史， 宜倚疏花瘦竹、冷石寒苔，以收无垠之游，而约缥缈之论；读忠烈传，宜吹笙鼓瑟以扬芳；读奸佞传，宜击剑捉酒以销愤；读骚宜空山悲号，可以惊壑； 读赋宜纵水狂呼，可以旋风；读诗词，宜童歌按拍；读鬼神杂录，宜烧烛破幽。他则遇境既殊，标韵不一。”（吴从先《小窗自纪》卷二）很显然，这里所表达的正是更是雅趣、雅韵的读书经验。

而且，他们这种对雅趣、雅韵的追求，并不限于读书一定要扩展到全部日常生活。《浮生六记》所记沈三白和芸娘的夫妻生活，就是许多文人雅士所憧憬和向往的俗中求雅的理想生活方式。作者在书中这样描写他和芸娘的日常生活：“终日伴雨课书论古，品月评花而已。芸不善饮，强之可三杯， 教以射覆为令。自以为人间之乐，无过于此矣。”这种生活所具有的魅力， 就在于他们能从普通的日常生活中体验和感受到艺术的美。作者在写到七夕赏月时，就特别指出，在深闺绣阁中，或许能找到用慧心去默默体味的女子， 但是夫妻共同赏月，所品味、欣赏到的，就不仅仅是月色云霞了，至少还有一种从大自然中获得的简朴和宁静，一种对于这种生活的心满意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