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有真味自天然

饮茶，在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是一件很普通又很重要的事。从大江南北到长城内外，从文人雅士到贩夫走卒，从庙堂官场到世俗民间，几乎没有不饮茶的。宋代就曾有人指出这一点，所谓“君子小人靡不嗜也，富贵贫贱靡不用也”。看来，至少在当时，饮茶就已经非常流行了，所以又有“天天不可无此君”的说法，以及“早晨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的俗谚。尽管如此，在许多人的心目中，饮茶却总是一件雅事。特别是和饮酒或

饮食相比，饮茶似乎天然就带有一种雅气。所以，唐朝的著名诗僧皎然曾有诗曰：“俗人多泛酒，谁解助茶香。”其实，最初人们饮茶只是为了解渴或治病，被后人尊为“茶圣”的唐代陆羽在他那部著名的《茶经》中就曾指出： “茶之为饮，发乎神农氏，闻于鲁周公。”《神农本草经》也曾指到：“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二毒，得荼而解之。”在这里，“荼”就是“茶”。而且，我们这位神农氏对待茶的态度，完全是实用主义的，强调的是饮用和药用。最早将饮茶同人的精神生活联系在一起的肯定是文人。汉代以后，儒、道、佛三家陆续完成了对饮茶的文化定位和精神性描述。这时，茶作为饮料解渴醒脑的作用逐渐被置于次要的地位。换句话说，在他们那里，饮茶已不再是饮茶了，至少不单纯是饮茶了。他们将饮茶变成了参禅、悟道、谈玄的物质形式，变成了儒生、道士或释家子弟们增进修养、自洁自省、明心见性的一种功夫，变成了茶艺、茶道、茶文化。也就是说，他们将饮茶的过程变成了审美的过程和精神升华的过程。在中国历史上，真正的“茶人”饮茶时是很讲究艺术性的，一个“品”字则透露了这种艺术的全部“个性”。同时， 佛家的禅机，道家的清寂，儒家的中庸与和谐，也都逐渐渗透进饮茶的过程中，从而使饮茶成了高雅深沉，形神兼备，最能体现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一种生活方式。

饮茶固然是雅人韵事，但这种雅总不能没有“德”作为依托。著名女作家韩素音说：“茶是礼貌和纯洁的化身。”看来，韩女士真是位深谙饮茶之道的人，而历来得道的“茶人”，都将清淡雅洁看作是茶的本性。唐代裴汶在《茶述》一书中说：“茶，其性精清，其味淡洁，其用涤烦，其功致和。” 茶圣陆羽在《茶经》中也说：“饮茶者宜精行俭德之人。”宋代的秦醇在一篇笔记中说，他在一位李姓书生家里发现一篇叫《赵后遗事》的小说，其中记载着汉成帝与赵飞燕的故事，说赵飞燕梦中见成帝，遵命献茶，左右的人说，赵飞燕生平事帝不谨，这样的人献茶不能喝。飞燕梦中大哭，以致惊醒了侍者。这个故事不一定具有真实性，却真实地反映了讲述这个故事的人当时的心态。它说明，至少在宋代，饮茶人的道德情操已经成为问题。苏东坡有一首《石塔寺试茶》说到：“禅窗丽午景，蜀井出冰雪，坐客皆可人，鼎器手自洁。”这里所谓可人，就是志同道合之人，这样的人在一起饮茶，才会有“情深味浓”的意境。明代的许次纾也认为选择饮茶的朋友要特别慎重： “宾朋杂沓，止堪交错觥筹；乍会泛交，仅须常品酬酢；惟素心同调，彼此畅适，清言雄辩，脱略形骸，始可呼童篝火，酌水点汤。”（《茶疏》）

文人们的这种追求也许可以看作是对中国早期茶文化精神的一种继承。汉唐之际，优秀的茶人往往表现出高尚的情操、宏远的理想和豁达的人生态度。据《茶经》所引《晋书》记载：“桓温为扬州牧，性俭，每宴饮惟下七奠盘茶果而已。”桓温的以茶代酒，以茶养廉，很可能是当时的一种社会风气。陆纳与桓温是同时代人，他也主张以茶代酒。《茶经》转述了《晋书》记载的一个故事：东晋时，陆纳任吴兴太守，将军谢安前来拜访，陆纳仅以

几盘果品和茶水招待。侄子陆椒怕怠慢了贵客，便自作主张备下一桌酒馔抬了上来。客人走后，陆纳大怒，说：“你不能为我增添光彩也就罢了，怎么还这样讲奢侈，玷污我清操绝俗的素业？”当下就打了侄子四十大板。陆纳的这种做法，在有些人看来是显得不近情理，但在当时，以俭示人确实能标榜自己的情操。这种风气甚至影响到一些皇帝，他们也喜欢以茶来表示节俭。南齐世祖武皇帝就是比较典型的例子。他在位十年，不喜游宴，死前还下遗诏，要求丧礼简办，灵位上不必以三牲为祭品，只放些干饭、果饼和茶饮就足矣，并且要求“天下贵贱，咸同此制”。

不过，对茶情有独钟的文人雅士们是不会仅仅满足于“以茶代酒”、“以茶养廉”、“以茶雅志”的，他们的敏感与细腻，迟早会使他们从茶中品出更多的东西来。尤其自唐代以来，茶在文人生活中日渐普及，饮茶成了许多人向往的修养方式和审美方式，文人固有的优越感也乘机蔓延滋长，当时就有“茶人皆欲饮，惟‘士’能得其神韵”的说法。五代时有位姓陶的名士， 他买下太尉党进的一个家妓，过定陶时天下大雪。这位名士雅兴大发，取雪水烹茶，并对买来的家妓说：“党太尉该不懂这种风雅之事吧？”其实，太尉家未必就不饮茶，而名士之所以敢于嘲笑太尉，恐怕就在于后者不知道“取雪水烹茶”是一种风雅之事。《红楼梦》中，栊翠庵里，贵族小姐林黛玉就问了句：“这也是旧年的雨水？”便遭到妙玉的一阵冷笑：“你这么个人， 竟是大俗人，连水也尝不出来。这是五年前我在玄墓蟠香寺住着，收的梅花上的雪，共得那一鬼脸青的花瓮一瓮，总舍不得吃，埋在地下，今年夏天才开了，我吃过一回，这是第二回了，你怎么尝不出来？隔年蠲的雨水那有这样轻浮，如何吃得。”妙玉的这一番高论，雅固然雅，却使人感到有些矫揉造作，华而不实。《儒林外史》中，杜慎卿批评一位诗人欲用“而今诗社里的故套”作诗，用了“雅的这样俗”这个说法，很准确地概括了失去质朴、自然、天真之后的“雅”的酸腐气。尤其是明清以降，茶风大变，表面上风流雅致，而骨子里早已没有了汉唐时代那种高屋建领、落拓出尘、清新豪爽的姿态，以及早期茶人所具有的阔大的抱负与胸怀，甚至不能领略范仲淹临泉而煮、苏东坡临江野饮的那种意境。这时的茶人似乎更喜欢室内，陆树声所作《茶寮记》很具体地介绍了他们的主张：圆居小寮，禅栖其中，中设茶灶，备一切烹煮器具，烹茶童子，而茶友必是翰卿墨客，缁流羽士，逸老散人，人则越少越好，独饮得神，二客为胜，三四为趣，五六曰泛，七八人一起便是讨施舍了。这种境界，当然无法与山间野舍，池畔石床，日光玲珑， 珍禽上下，红炭方炽，白烟袅袅，邀三五情投意合之友，煮泉品茗，鸣琴赋诗的境界同日而语。

值得注意的是，就在雅饮越来越远离生活、远离自然的时候，“俗饮” 却正在更广泛地与人民的日常生活以及民风、家礼结合起来，并且创造了丰富多采的、生命力十分旺盛的茶俗文化。在这里，茶一方面恢复了它的实用功能，另一方面，突出了它的道德形象。人们把茶视为天然、纯洁、中和、美味、吉祥的象征，用它来明伦理、表谦逊、重礼仪，融感情、尚俭朴。在民间的人际关系中，茶的作用被发挥得淋漓尽致。甚至由世俗茶道所生成的多姿多彩的文化形态，也更多地反映了人民大众的朴素的生活，从而比文人雅士的故弄玄虚要真切生动得多。所以有人说，世俗茶道亦不俗。在这里， 雅俗的辩证法再一次显示了它的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