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越名教任自然

中国人自觉地用雅文化规范自己的思想行为，最初是和儒家的大力提倡分不开的。作为历史上第一个私立学校的创办者，孔子从一开始就把雅文化的经典《诗》、《书》、《礼》、《乐》、《易》、《春秋》即后来的所谓“六经”，规定为学生们的必修课，认为这些内容对于个人修养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史记·孔子世家》就曾这样记载：“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

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子路是七十二贤人之一，他向孔子请教如何才能成为完人，孔子回答：“若臧武仲之知，公绰之不欲，卞庄子之勇， 冉求之艺，文之以礼乐，亦可以成人矣。”（《论语·宪问》）可见，在孔子的心目中，礼乐对于人的自我完善是多么重要，难怪他说：“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又说：“移风易俗，莫善于乐；安上治民，莫善于礼。”（《孝经·广要道》）

所以，最初的雅士恐怕就是那些被礼乐教育熏陶出来的正人君子。他们以儒家经典为教条，以古代圣贤为榜样，相信所谓“君子不言，言必有中也； 不行，行必有称也”（扬雄《法言》）。意思是说，有德行的人不说话则罢， 说话就一定合乎经典规范；不行动则罢，行动就一定符合圣人的教训。这就是所谓雅正，雅者典雅，正者方正，而它的理想境界就是“中庸”。孔子说： “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论语·庸也》）朱熹后来在《四书章句》中引用子程子的话来发挥孔子的思想，子程子说：“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在这里，中庸被解释为“不偏不倚，无过无不及”，也就是孔子所说的：“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论语·子路》）在孔子看来，那些不能做到“中行”的人，不是狂者就是狷者，而狂者偏激，狷者保守，二者都是不足取的，都不符合周礼的要求。因此他断言：“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四书集注·中庸》）这就是说，能够用中庸来要求自己的，就是雅士君子；不能用中庸要求自己的，就是世俗小人。三国时的刘邵著《人物志》一书，曾把人才分成三类：即兼德、兼材和偏材。尽管他也承认“三度不同，其德异称”，但他特别推崇“兼德之人”，认为“兼德而至，谓之中庸。中庸也者，圣人之目也。具体而微，谓之德行。德行也者，大雅之称也”。

可见，中庸或者中行不仅是儒雅之人的道德理想，而且是他们处世的基本原则和最高标准。他们一方面表现出积极入世的人生姿态，另一方面又不断以传统的礼乐来约束自己，修身养性，完善人格。这样说来，能够满足正统儒家的要求而被称为雅士的恐怕只是很少的一部分人。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屈原，用自杀来表示自己对楚国腐败政治的失望和抗议，恰恰是这一点， 遭到了汉代的班固和梁朝的刘勰的批评。他们都认为，屈原的自杀行为不符合儒家雅正和中庸的标准，甚至指责他是“露才扬己”的狂狷之士。至于他的《离骚》，班固批评它“多虚无之语”，“非法度之政，经义所载”，不应被当成“风雅”的经典之作。当然，这里所表达的主要是传统儒家的观点。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圣贤，总是强调礼乐治国的，他们理想中的雅士，除了思想的纯正，体貌的端庄，语言的得体之外，更重要的一点，就是“克己复礼”，是“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的政治自觉性，是对于以王权为中心的权力等级秩序的内在认同感。

然而，儒家所提倡的以雅文化为核心的道德理想，在实践中往往表现为不同的结果，就积极意义而言，一部分儒雅之士能以“道”为己任，把参与国家政治活动看成是自己的份内事，把“治国平天下”作为一种政治理想来自觉地追求，自信“君子谋道不谋食”。这种关心社会现实的人生态度和服务国家、服务社会、服务民众的价值取向，后来便发展成为一种“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超越个人利害得失的社会关怀。这些人，不仅充满了对于人生的忧患意识和关心民众的社会良知，而且具有一种历史使命感，能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历史关头做到“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已成仁”。

但是也要看到，孔子所奠定的以仁为核心，以礼为准绳的文化一心理结构在汉代被意识形态化以后，儒家经典所展示的文化理想与现实中的伦理道德等封建等级秩序及其价值观念相去日远。于是，文人雅士开始分化为两种人，一种是把自己同化于封建等级秩序之中，如果说，孔子的时代，知识分子还能为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而要求做官的话，那么， 后来的很多人则仅仅把做官当成理想，把官位大小作为衡量一个人价值实现程度的唯一尺度。他们拥挤在“学而优则仕”的狭窄通道上，为了获得一顶乌纱帽而穷经皓首，无暇他顾；为了保住这顶乌纱帽而“摧眉折腰事权贵”， 成为权贵手中的工具和玩物。渐渐地，礼乐对于他们也就失去了原有的意义而流为虚伪的形式，雅正的君子也就变成了徒有其表的“贾政（假正）”的官僚。

不过，也有一些人，不想为了仕途而牺牲个人意志，在他们看来，实现个体精神生命的无限与自由，实在比做官还有意义。老子和庄子是这一派人的最重要的代表。他们猛烈攻击儒家以礼乐治国的主张，认为一切典章制度、道德规范都是对人的身心的戕害，都是与人的本质相对立的异己力量。他们与儒家针锋相对，把个体精神生命的自由发展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并希望人们能够采取超越眼前狭隘功利的放达的生活态度。后来的读书人，用了兼收并蓄的办法，将儒家的“无道则隐”、“独善其身”与道家的“清心寡欲、养气守神”融为一体，又吸收了佛学中“我心即万物”的本体论以及自心参悟的认识论，于是形成了一种新的人生哲学，一种由人格完善、恪守伦理纲常的自觉意识以及清静平和、自然适意的生活情趣和遗世独立、超凡脱俗的生活方式所支持的社会性存在。对他们说来，金榜题名，登科入仕不仅不是值得炫耀的事，反倒成了一件痛苦的事，一件庸俗无聊的事。《红楼梦》中的贾宝玉就是这种观念的形象化反映，他说他见了女人就清爽，见了男人便觉浊臭逼人，原因就是男人总对他讲仕途经济，道德文章；同样道理，史湘云和花袭人好心劝他读书，他却骂她们“入了国贼禄鬼之流”，而且说他的林妹妹是从不说这种“混帐话”的。晚明著名文学家袁宏道在作吴县县令期间，对“吏道缚人”深有体会，他在当年写给朋友的一封信中诉说了当官的痛苦：“大约遇上官则奴，候过客则妓，治钱粮则仓老人，谕百姓则保山婆。一日之间，百暖百寒，乍阴乍阳，人间恶趣，令一身尝尽矣。苦哉！毒哉！”他的话真是既形象又沉痛，非有切身感受说不出来。所以，他们往往主张“越名教而任自然”，要把读书人从名教政治的枷锁中解放出来，将“雅文化”从“正”的限制词中解放出来。因而，一种新的雅俗观也就随着人们思想的解放而生长起来。在这种情况下，雅文化的内涵越来越丰富和充实了， 它的外延也被大大地向外扩展了。文人士大夫们为了使自己从入世的挫折和痛苦中解脱出来，把精神上的压抑和心灵中的苦闷排解掉，他们想了很多办法，形成了许多新的、具有较高文化层次和精神追求、以雅文化为标志的生活方式，比如谈玄论道，坐禅讲佛，忘忧饮酒，清心品茶，归隐田园，怡情山水，吟风弄月，依红偎翠，长歌当哭，作文自娱，以及钻研琴、棋、书、画的技艺等等，恰恰由于他们的努力，创造了许多中华民族独有的高雅的消闲文化，他们也就合乎逻辑地成了雅士。《红楼梦》中，做了贾府清客的贾雨村论及贾宝玉，不认为他是“淫魔色鬼”，在他看来，有一种人，秉正邪二气所生，“在上则不能成仁人君子，下亦不能为大凶大恶。置之于万万人中，其聪俊灵秀之气，则在万万人之上；其乖僻邪谬不近人情之态，又在万

万人之下。若生于公侯富贵之家，则为情痴情种；若生于诗书清贫之族，则为逸士高人；纵再偶生于薄祚寒门，断不能为走卒健仆，甘遭庸人驱制驾驭， 必为奇优名娼”。他举出许由、陶潜、阮籍、嵇康、刘伶、王导、谢安、顾恺之、陈后主、唐明皇、宋徽宗、刘希夷、温庭筠、米南宫、石曼卿、柳永、倪云林、唐伯虎、祝枝山、李龟年、黄幡绰、敬新磨、卓文君、红拂、薛涛、崔莺莺、朝云等，很显然，他们都是从“雅正”中解放出来的、具有新人特征的雅士、雅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