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果断决策

关于进军大方向的争论，暂时告一段落。吃过晚饭，周恩来走地自己的住室，特务员小魏已为他点亮了马灯，他看见桌上叠着一摞电报，都是各军团送来的。他坐下来聚精会神地看着。这些电报向他报告着部队所在的位置，面临的敌情以及请示军委的一些重大事宜。他掂着一份份电报，看看想想，想想看看，有时又站起来，拎着马灯，持看墙上挂的地图，察看着一些地名、位置。他一边处理电报，一边等待军委总部二局关于侦察、控制或破译敌人的电讯情报送来研究，然后准备下达次日行军的序列和作战命令。夜已深了，那盏马灯仍闪烁着明亮的光彩。周恩来感到十分疲倦，双眼酸涩得厉害，上眼皮沉沉的，十分难受。自突围西征以来，日复一日，周恩来几乎夜夜都通宵达旦地工作。那盏锈迹斑斑的马灯，陪伴着他度过一个又一个不眠之夜。今晚他实在太累了，浑身感觉酸软，头昏昏然，不由自主地伏在那张小小的方桌上。

“周副主席！”一声亲切的呼唤将他唤醒。

周恩来抬起头来，眼花花地看着面前站着的罗参谋：“什么事！”

“报告周副主席，一军团二师电话请示，明天早晨部队北上的具体路线？”

在罗参谋报告时，周恩来又打起盹来，头又重新垂在小方桌上。

小罗看见辛劳力竭的周恩来实在太辛苦了，眼里噙着泪花，真想让他睡一会儿，不要惊动他。然而军情紧迫，不容他不作再一次的呼唤，“周副主席！”声音显得有几分颤抖。

周恩来睁开眼睛：“小罗，你讲什么？”

罗参谋再次复述着电话的内容。周恩来又怕自己睡着了，耽误大事，他干脆起来睁大眼睛听着。

周恩来听了小罗的报告，指示说：“要他们迅速脱离追敌，寻求机动，改道西入贵州。立刻先派出一个团到新厂、马路口执行侦察入黔道路。”

停了停，周恩来又指示说：“命令一军团向贵州方向右侧前进；三军团左侧前进；九军团随二师跟进；五、八军团仍然担负后卫，截周薛纵队与湘敌。”

“是！”罗参谋转身退了出去。

周恩来又坐下来阅览部队发来的电报。时已深宵，他感到肚子有些饥饿，遂起身走到一张长条桌边，打开那只蓝色显小花的三层搪瓷饭盒，看看里面可有食物，权且充饥。他慢慢将上面两层作盛菜用的矮盒子取下来，看见盛饭用的那层深盒里露出金黄的颜色，他眼里立刻荡漾着一丝笑意：“小鬼从哪里弄来的包谷粑？”他取出一只，撕开外面罩着的一层原本是浅绿色的，但因蒸煮而变成黄色的叶子，大口大口地嚼着，一边咀嚼着一边提着马灯察看着壁上的地图。包谷粑到底是什么滋味，入口时还能领略一点，以后就不知道了。饭盒里一共装有三只，他吃掉了两只，心想留一个明晨作早点之用。吃了夜宵，他又精神起来。“叮铃铃……”房间里的西门子电话机骤然响起来，他撇下马灯，踅到电话机旁，握起话筒：“喂，哪里？我是周恩来，有什么事？”

电话是二师政委从他们警戒的地方打来的：“报告周副主席，军委已命令我们迅速侦察经情县的岩鹰坡入锦屏的道路，目标是北上会合二、六军团，我们作好北上一切准备，并已开始行动，刚才又接总部指示，要我们立即西向，部队调动有些困难。”

周恩来在电话里斩钉截铁地说：“军委已改变行动方针，按现在的命令办！有什么困难也得服从，不得有误。”

“是！”只听对方坚决地回答着。

周恩来放下话筒，在屋里来回踱着。一会，另一部电话机又“叮铃铃”地响起来。周恩来操起话筒：“喂，是的，是的，我是周恩来……，你是三军团司令部，……有什么事！”

对方在电话里说：“报告周副主席，我们左翼部队已按军委命令完成侦察北上道路，刚接总部命令，要我们立刻向西，不明军委意图。”

周恩来大声对着话筒说：“薛周纵队和湘军堵在绥宁、靖县、会同一线，气势汹汹，敌人的第五道封锁线业已形成，北上就范，就会的钻进敌人口袋，中央刚刚开会决定，迅速改变计划，西向入黔。”

“那么，三军团的具体行动部署，请指示。”

周恩来看着桌上一份草拟的行军路线图说：“三军团赶快进到长安堡、陇城地区后，迅向林小溪、龙胜方向警戒，并派出先遣部队前进到团头、头所一带，侦察由通道地入播阳、黎平的道路，跟着军团立即向贵州前进。”

“喔喔喔喔……”一声声嘹亮的鸡啼撕破了夜的宁静，在湘西的小镇上慢悠悠地传开。

等周恩来安排完他的工作，已是清晨了，天边泛起朦胧的鱼肚白色。天还没有完全亮清，他又随军委纵队前进了。

他躺在担架上，由两个担架员抬着前进，这才是他真正的休息时间。他也只有在这个时候才可以借行军的当儿休息一会，恢复一下体力。西征以来，这几乎养成他的一个习惯，也可以说是一项不成文的规定：这个时候，除非有重大的需要周恩来处理的事才叫醒他外，一般是不去打扰他的。因为他的睡眠时间太少了啊。他太辛苦了，谁忍心去影响他这片刻的休息呢？

周恩来的担架与毛泽东的一样，是用瑞金城边的毛竹捆扎而成的，担架上面有一块蓬布，可避日晒雨淋。周恩来坐担架的时间一般都在早上，都是因前夜的通宵达旦工作而借此小憩。除开这个时候，他是不坐的。因他知道，担架员抬着他一路之上十分辛苦，特别是通过那些险崖隘路的时候，更是步履维艰，他不忍心让自己的担架员吃这份苦，于是路难行时，他常常下来，让担架空着前进。

从通道入黔没有大路，军委纵队在一条毛狗路上行走。就这样的一条毛狗路也常常是蜿蜒在一道道陡峭的山崖边，站着一架架大山，在云雾中颠来绕去，象一条长长的带子将若干大山拴在一起。路的一面临前山涧，涧里填满了芭茅和杂树，由于树和茅草的覆盖，使你不知道涧有多深多宽，望而生畏。什么时候，从那茂密的地方会突然窜出一只凶猛的野物也不知道。高低弯曲的小径，全是山泥与不规则的一些石块、碎石。清晨下了一场微雨，山径的石块象抹了一层清油，踩在上面，稍不留心便会滑倒；路上参差的山泥，一路走，脚上和稀泥便越沾越多，重重的，俨若一双笨重的大鞋套在你的脚上，使你挣脱不开。岩边一簇簇刺笼，不断伸出长长的弯曲的纤手，拉扯着红军的衣襟，如果不长一个心眼，小心避开它们，那么，你的腿上或手上便会留下一道道口子，渗出鲜血。但这没有什么，象这样划破一点皮肤，对于红军来说，完全可以不予理睬，简直可以说是家常便饭了。

不知什么缘故，部队在山径上停滞下来。担架的动荡颠簸，倒使周恩来能够入睡，一停下来的平稳安静，反倒使他惊醒过来。他睁开迷糊的眼睛，欠起身子问身侧的小魏：“出了什么事，你到前面去看看。”

一会工夫，小魏气咻咻地跑回来向周恩来说：“顾问的马跌了跤，顾问从马上摔下来，发火啦，不愿再走啦，说部队到贵州去干什么？简直是乱弹琴。顾问又说他的疟疾病又犯啦，身子发烧。他一停下来，便堵住了大家。”

周恩来离开担架，和小魏一起来到李德身边，见李德双手叉腰站在小路正中和博古用俄语说话，周恩来不懂俄语，也不知道他们在讲些什么，但从李德的表情看，显然是在发脾气。而博古呢？则表现了一副无可奈何的样子。

见周恩来过来，李德撇开博古，偏着头用英语咿哩哇啦对周恩来说，一边说还一边用手比划着：“你们告诉我，部队去贵州是为了什么？为什么不执行原定计划？这简直是盲目逃跑，游击主义！”

周恩来沉住气耐心地说：“华夫同志，贵州敌人兵单力弱，野战军可利用时机作暂时的休整，再作计议。”

李德说：“象这样永无休止的行军，我坚决反对。野战军还是应该北上，去会合二、六军团部队，放下行李挑子，然后转入反攻，粉碎国军的‘围剿’。你们这样盲目的向贵州进军，战略意图是为什么？作为顾问，我不得不提醒你们。”

周恩来思忖了一会：“前面不远是贵州的黎平，到了那里，我们再开会讨论。如果敌情允许我们按原来的计划办，那非常好，从黎平再转入湘西，我看是可以的，但这要由政治局会议至少是军委会议来确定。”

李德听周恩来这么解释，比较容易接受，于是口气也随之缓和下来：“好吧，我等待着你召集会议研究，但你要记住，你必须慎重考虑我的意见。”

周恩来眨眨眼，点了一下头。他看见李德近日来的面容似不及过去好，关心地问道：“听说你犯了疟疾，一直没有好，傅医生给你看过吗？”

“看过，今天早上出发前，傅医生还亲自给我打了一针。谢谢你的关心。”

“多加保重哇，没有健康的身体，在中国山地行军是会感到困难的。”

“是的，这个我有体会。”李德强做出一丝微笑，向周恩来摊摊手。周恩来扶他上了马后，看着他慢慢朝前走的身影笑了，摇摇头，然后和小魏一起返回到自己的行军序列。

周恩来在担架上大约睡了两个多小时，得到很好的休息，昨日及夜间的疲劳算是得到了补偿。他改骑上马，行进在军委纵队里。

马上，他不断琢磨着一个问题，即刚才李德提出的，到了贵州，究竟野战军的战略目的是什么？是否还执行原计划返回湘西，这流动的政权，这支流动的庞大的军队，到底要到什么地方去落脚？何处是归宿？新的根据地应建在什么地方？一想起这些，他的脑子乱得很，几乎要爆炸。主宰一切的“三人团”的三个成员，博古虽然是党中央负总责的，但他不懂军事，只分管干部，干部的处理由他负全责；李德负责军事计划的设计与制定；而具体的军事指挥之责，全落在周恩来身上。可以说，这支部队的动向，全由周恩来在指挥调度。周恩来将要把这支遭受过重创的部队带到什么地方？他感到责任的重大。而当前的环境又是如此的险恶，李德在路上提出的问题，说实在的，他也心中无数。不过，他坚信一点，依靠军委的委员与政治局的成员，问题或许可以得到解决，一想起这，他不安的心又似乎稍稍踏实一点。

有时，周恩来十分苦恼的时候也曾这么想过，走一步看一步吧，因势利导，总要朝着有利于部队生存发展的方向前进，踢开一切困难前进！为这支部队的最后胜利竭尽全力，流尽自己的最后一滴鲜血。不能让这支经过几多流血牺牲成长起来的军队被敌人消灭，不能让在中国诞生起来的共产主义事业毁在他手里……

既然李德已提出了部队到了贵州后下一步应该怎么走的问题，周恩来感到了黎平后应立即开会解决，从通道改变进军方向进入贵州的军事计划，也应该在党的政治局会议上肯定下来，最后形成文字，发到师及部队首长手里，让他们明白当前的行动方针。而军委下一步的战略计划，也确实需要通过党的高级干部会议来确定。到了黎平后，非召开政治局会议不可了。于是他在行军路上找到博古，陈述了自己的想法。博古也认为有必要好好坐下来讨论一下军事计划，统一一下认识，他听到不少关于部队行动方针的争论，不开会研究是不能解决问题的。于是同意了周恩来的提议。

1934年12月15日，中央红军占领黎平城。红军这一举动，出敌意外，一下子把敌人摆在湘西的重兵置于无用之地，而敌人要调整部署又需时间。中央红军自10月份开始长征以来，第一次获得了休整的可能。12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黎平城内召开会议，是从湘南就开始的我军战略方向问题争论的继续，是通道会议进行的两种战略方针问题争论的继续。会上，博古和李德坚持从平北上去湘西民红二、六军团会合，创建新根据地的方针。他们不顾敌人的重兵仍在湘西的实际情况，不愿按照已经变化了的情况来改变自己的行动方针。毛泽东则主张继续向贵州西北部进军，在川黔边建立新根据的。经过毛泽东摆事实、讲道理、申明大义、谆谆善诱的努力说服，与会不少人改变了自己原来的观点，绝大多数人同意了毛泽东放弃北上方针的正确意见。更为重要的是，黎平会议作出并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的决定》。决议明确指出：“鉴于目前所形成这情况，政治局认为过去在湘西创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的决定在目前已经是不可能的，并且是不适宜的。”为使中央红军在今后能与四方面军和二、六军团更密切地协同动作，为求得在政治、经济及群众等方面更有利彻底粉碎第五次“围剿”的条件，利于今后苏维埃运动及红军的发展，“政治局认为新的根据地应该是川黔边地区，在最初应以遵义为中心之地区，在不利条件下应该转移至遵义西北地区。”这个决议不仅用正式决定的形式否定了博古、李德坚持北上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错误主张，肯定了毛泽东关于改变进军方向的正确主张，也是红军长征以来的重大战略转折。同时也表明，最高“三人团”的最高决定权正在减弱，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正在消失。此外，黎平会议还作出了一个重大的决定，即在适当时机召开党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以解决人湘南及通道开始的党内关于战略方针的各种争论。这样一来，黎平会议就为后来遵义会议的召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