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事变失良机

第五次反“围剿”，蒋介石尽管在中央苏区周围集中了50万反动军，但打破敌人“围剿”的机会还是存在的，其中一次是“福建事变”，另一次是1934年夏天。

“福建事变”是以蒋光鼐、蔡廷锴领导的国民党第十九路军公开与国民党南京政权决裂的一次重大事变。它是在第五次反“围剿”期间发生的。

1933年9月25日，国民党北路军总司令顾祝同指挥三个师从南城、硝石向黎川发动进攻，揭开了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围剿”的序幕。战前，朱德和周恩来曾经联名发出指示，要求在北方战线大力开展游击运动，“破坏敌人五次‘围剿’的一切准备与企图”。但中共临时中央却继续推行军事冒险主义方针，提出“御敌于国门之外”，要求红军在苏区外战胜敌人。正当中央苏区红军受到国民党军队第五次“围剿”的严重时刻，共产国际派到中国来的军事顾问李德从上海来到中央苏区。

李德原名奥托·布劳恩，是德国共产党员，1928年在德国越狱后逃往苏联，后来到莫斯科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毕业后受共产国际委派，来到中国担任军事顾问。由于李德的特殊身份，开始时大家对他相当尊重，但李德作风独断专行，蛮横粗暴，由于博古等人的支持，完全排斥了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刘伯承等人的正确主张，变本加厉地推行军事教条主义，有时甚至越过红军总部直接指挥前方部队。伍修权说：“李德的独断专行取代了军委的集体领导。”“由李德一人躲在房子里凭着地图指挥战斗。”红军的许多失利“本来都是李德的主观主义瞎指挥造成的，可是他却动不动就训斥、处分别人，不断发脾气骂人，根本听不得反对意见”。“当时中央的错误领导，和李德本人的专横作风，使他成了一个地道的‘太上皇’。”

李德实际上掌握了中央军委的领导权以后，面对敌人的大规模“围剿”，先是盲目蛮干，驱使红军同强大的敌人硬拼，要红军打所谓“正规战”、“阵地战”，继而又提出“以堡垒对堡垒”的消极防御方针，分兵把口，处处设防，使红军在反“围剿”开脚一步就丧失了主动权。自9月下旬至11月中旬，以朱德为总司令的红一方面军依照中共临时中央和中革军委的命令，在敌人的主力和堡垒之间连续作战近两个月，不但不能御敌，自己却遭受重大损失，朱德很痛心。

正当红军完全陷于被动地位时，“福建事变”发生了。

十九路军总指挥蔡廷锴，福建省政府主席兼民政厅长蒋光鼐早在9月底就与苏区红军有联络。10月26日，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及红军全权代表潘汉年和福建省政府及十九路军全权代表徐名鸿在瑞金还签订了《反日反蒋的初步协定》。这个协定是极其秘密的，蒋介石等人都不知道。

11月18日，蒋光鼐、陈铭枢、蔡廷锴等人相继踏上了福建福州市东郊、闽江北岸的鼓山。鼓山延袤数十里，有白云、鼓子诸峰。山巅的巨石如鼓，所以称为鼓山。山中有福建著名的涌泉寺。涌泉寺东侧有灵源洞、听水斋、白猿峡，岩石嵯峨，摩崖密集，被古人誉称为“石鼓都会”。涌泉寺西侧苍松翠柏，曲径通幽，有鼓山十八景、白云洞等名胜。蒋光鼐一行这一次上鼓山，并不是游览名胜古迹，而是召开紧急会议。在这次会议上，他们决定发动事变，成立福建人民政府。

11月20日，在福建召开的“中国人民临时代表大会”上，通过了《人民权利宣言案》、《组织人民政府案》、《制定新国旗案》等12项决议，并于当天晚上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李济深、陈铭枢、陈友仁、蔡廷锴、蒋光鼐、黄琪翔、徐廉等11人为委员，在政治上提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蒋介石和卖国残民的南京政府”；在经济上，实行“对外贸易统制”，“关税自主”，“发展民族资本，奖励工业建设”，在农村实行“计口授田”；在军事上，成立人民革命军第一方面军总司令部，蔡廷锴任总司令，下辖五个军。福建人民政府还决定与共产党进行初步合作。

福建事变”爆发后，蒋介石大为惊恐，慌忙从“围剿”红军的北路军中抽调9个师，分别从江西和浙江进入福建，进攻第十九路军。蒋介石自己担任“讨逆军”总司令。

这时候，红军如果能抓住机会，采取积极行动配合第十九路军，蒋介石就会陷入极其被动的境地。但是党的临时中央没有利用敌人内部的矛盾，不去争取一切可能的同盟者，而是把中央红军主力从东线调到西线永丰地区，进攻国民党军队的堡垒阵地。蔡廷锴指挥的第十九路军被迫单独同蒋介石的军队作战。当由蒋鼎文率领的国民党第三、第九两个师从南丰以南向闽西开进时，林彪和聂荣臻指挥的红一军团刚刚打完大雄关战斗，正在国民党军队开进的侧面休整，敌人的行军纵队红军看得清清楚楚。当时有人提出，这是打敌人的很好机会，千万别错过这个机会。可是有关方面就是不让打，说什么打了这些敌人“等于帮助了小军阀”，眼睁睁地看着敌人到福建去打十九路军。

正当福建人民政府处于十分危急时，朱德总司令和周恩来总政委从前方回到瑞金，俩人商量后，周恩来通知红三军团东出福建延平地区，大胆截击蒋军。为了执行好这项任务，方面军还特地给第三军团配备了一个炮兵营。但为时已晚，当第三军团到达延平附近时，蒋军主力已经通过延平，红军的行动已无法扭转整个福建局势。福建人民政府仅仅存在53天，遂告失败，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黄琪翔等福建事变的主要领导人逃往香港，澳门、福州、泉州、漳州等城市都被蒋军占领。

毛泽东提出的“红军主力无疑地应该突进到以浙江为中心的苏浙皖赣地区去，纵横驰骋于杭州、苏州、南京、芜湖、南昌、福州之间，将战略防御转变为战略进攻，威胁敌之根本重地，向广大无堡垒地带寻求作战的方法遭到拒绝。用这种方法，就能迫使进攻江西南部福建西部之敌回援其根本重地，粉碎其向江西根据地的进攻，并援助福建人民政府。同时，彭德怀在军事方面也提出类似的建议，但都被博古和李德等人拒绝了。

毛泽东非常惋惜，因此他说：“此计不用，第五次‘围剿’就不能打破，福建人民政府也只好垮台。”

蒋介石从容地镇压了福建人民革命政府后，便立即调转兵力，封闭了红军向苏浙皖赣突进的缺口，集中全力从四面向中央苏区围攻，从而使第五次反“围剿”战争进入了最困难的时期。

朱德清楚地记得，红军能够打破敌人“围剿”的另一次机会出现在1934年夏天。

当国民党军队重新对中央苏区发起进攻时，由博古和李德掌握实际指挥权的中央军委不仅要求红军在重要城镇、交通要道、大居民地和隘口等地构筑碉堡，推行“以碉堡对碉堡”和“短促突击”的消极防御方针。这种做法的后果十分严重，红军连续作战5个月，许多战役战斗都遭到失败。

4月中旬，国民党军队集中11个师分两路向广昌进攻时，为了保卫广昌，博古和李德直接到前方组织野战司令部，朱德名义上是野战司令部的司令员，实际上是由李德指挥。在历时18天的广昌保卫战中，红军虽然杀伤了许多敌人，但自己也伤亡了五千多人，占参战总兵力的五分之一。这是多么沉痛的代价呀！

这以后，红军又相继进行了建宁保卫战、古龙冈以北地区反击作战，都没有阻止住敌人的进攻。国民党军队占领了建宁和古龙冈以北的银龙下等地以后，由顾祝同总司令直接指挥的6个师开始向兴国推进，第六路军总指挥薛岳指挥的4个师向古龙冈推进，第三路军总指挥陈诚指挥的4个师进占头陂以后，又增调5个师向宁都和驿前、石城推进。

朱德看到，在各路敌人的全面进攻之下，中央苏区进一步缩小，苏区内的人力、物力已很匮乏，红军屡战失利以后形势日趋严重，在内线粉碎敌人“围剿”的可能性已经极小。红军如果能毫不迟疑地改变战略方针，转移到外线广大无堡垒地区，寻求有利战机，打破敌人“围剿”也是有可能的。

党中央曾在小范围内讨论红军实施战略转移问题，但是没有形成一致意见。

1934年7月上旬，敌军调整部署，以31个师的兵力，从6个方向，开始向中央根据地中心区全面进攻。博古和李德等人采取“六路分兵”，“全线抵御”的错误方针，同敌人硬打硬拼，企图同时阻住敌人，求得战役上大的胜利，使消极防御的战略发展到了极点。他们以红三军团第六师及红二十一师，在兴国西北地区，抵御敌人第八纵队的进攻；以红二十三师及部分地方武装，在古龙冈以北地区，抵御敌人第六路军的进攻；以红五军团第十三师，在头陂、宁都之间，抵御敌人第五纵队的进攻；以红三军团第四、五师及红五军团第三十四师，在驿前以北地区，抵御敌人第三、第十纵队的进攻；以红一军团、红九军团及红二十四师，在朋口、连城以西地区，抵御敌人东路军的进攻；以红二十二师在筠门岭地区，抵御敌人南路军的进攻。

毛泽东忍无可忍，骂李德是蠢猪，这种六路分兵的打法是最愚蠢最坏的打法。

然而，毛泽东连当面骂李德、博古的机会都没有，这时，毛泽东奉命在于都搞社会调查。博古担心毛泽东呆在瑞金碍他的事，骨子里更害怕毛泽东从他手中夺回原本属于他的领导权。他和李德一直不让毛泽东在瑞金，把他支出瑞金，自然是为了排除毛泽东的“干扰”。

果不出毛泽东所料，红军“六路分兵”给敌造成各个击破的机会，结果红军哪一路都未能阻止敌人的前进。各路红军的节节抵御，变成节节败退，使红军受到很大的损失。仅驿前以北的防御战斗，就伤亡二千余人，损耗了大量的武器弹药。其中主要防御地带的高虎脑、万年亭两个支撑点，我军放一个团坚守，敌人在飞机和炮火的支援下，以密集队形突入红军侧后，经激烈战斗，高虎脑和万年亭先后于8月6日和13日失守。

9月初，毛泽东在于都又发重病，高烧41度，茶喝不下，饭吃不进，病痛不堪，坚持了3天，直到傅连璋从刚搬到瑞金以西的岸背梅坑，骑着骡子赶到于都，才知毛泽东患的是急性疟疾。

傅连璋给毛泽东吃了奎宁片，注射了奎宁和咖啡因，毛泽东第二天就奇迹般地活了过来。

毛泽东开口说的第一句话是：“局势怎么样？”

傅连璋向毛泽东汇报了前线的战况，都是坏消息，局势很紧张。

傍晚，毛泽东拖着病弱的身子，赶紧给中央局写了一封信，亲自指派警卫班长胡昌保和警卫员吴吉清送去。毛泽东极其郑重地交待他们：

“这是一封非常重要的急信。你们两个务必在明天上午10点钟前，送到中央局，交给博古。信送到后，立刻打电话告诉我。信不能耽误，你们俩现在就去粤赣省政府，找朱开铨审视员开一张特别通行证。拿到通行证马上出发。到黄龙和小密一带时，你们要特别注意，那里有地主武装活动。出发前带好火柴和汽油，发现敌情的话，胡昌保掩护，吴吉清用汽油烧信。这信无论如何不能落到敌人手里。知道了吗？”

“知道了！保证完成任务！”他俩坚决回答。

第二天早上7点多钟，吴吉清和胡昌保把毛泽东那封极其重要信件，送给了博古。可是博古的态度很冷淡，只是漫不经心地接了信，也没说什么。

但从当时的局势和毛泽东写信发信、博古收信的态度，完全可以推断，其内容肯定都是博古不中听的话。是啊，他要是听毛泽东的话，怎么会造成第五次反“围剿”的败局，怎么会等到现在呢？！可叹一代伟人毛泽东，具有多么执着的革命精神！他不听“用之则行，舍之则藏”的孔丘古训，却有屈原“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的忠魂。

1934的9月下旬，中央苏区只剩下瑞金、会昌、雩都、兴国、宁都、石城、宁化、长汀等几个县的狭小地区，眼看敌人就要四面合围了。在这种情况下，在内线打破蒋军的“围剿”已经不可能。

毛泽东经过认真分析、研究了当时的具体情况后，认为红军仍可利用敌人暂时还不敢长驱直入的弱点，进行休整、补充和动员，然后突破敌人的包围圈，向敌后广大无堡垒地带转移，寻求战机，以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打破敌人的“围剿”。因此，毛泽东再次提出建议：红军应“向湖南中部前进，调动江西敌人至湖南而消灭之”。但是，博古、李德等人这时已被敌人的气势汹汹所吓倒，惊慌失措地决定放弃中央苏区。

后来，毛泽东曾总结说：“此计又不用，打破第五次‘围剿’的希望就最后断绝，剩下长征一条路了。”

毛泽东随军西征

但是，关于撤离中央苏区、实行战略大转移这关系到党和红军命运的大问题，博古和李德却一直秘而不宣。直到突围的前几天，才开始向各级领导干部进行相应的传达。这时大家才知道红军要撤离中央苏区。

为了准备出发，由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了“三人团”。实际是，政治上由博古作主、军事上由李德作主；周恩来督促军事准备计划的实行，并不能与闻所有的事情。

李德在他后来写的《中国纪事》中写道：“政治局委托我草拟一个8—10月的新季度计划。这个计划像第一个季度计划一样，由周恩来重新加工以后，在政治局常委会中讨论通过，并把它的大概内容通过上海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作了汇报。”关于西征的计划，是李德草拟的。

西征定下来后，关于高级干部的留与走的问题，是由“三人团”决定的。

关于毛泽东是留还走的问题，看来毛泽东被决定随主力西征这一决策是正确的。不管“左”倾领导犯了多大的错误，他们决定毛泽东随队西征是有历史意义的。

秋深了。

天气是晴朗的，太阳却显得黯淡了。鸭子一半浮在水田里，一半栖在田埂上，已显得那样清冷。没有干透的谷草个子零落地堆在场院里，也显得寂寥。自然界似乎萎谢了，在10月的云雾下，山岭和田野的颜色慢慢地褪了，只有那群白鹭倏地飞起来时，才叫人想起刚刚过去不久的夏天，想起火辣辣的太阳和汗水浸湿的衣裳……行军队伍已经走出去数里了，朱德总司令才从警卫员手中接过马缰绳，一跃而上，随着行军纵队缓缓走过了于都河。

这是一次大转移，中央红军离开了战斗多年闽赣边革命根据地，进行前所未有的大转移。

博古、李德等并没有把红军突围转移看成是重大的战略行动，而认为是根据地“大搬家”。因此，他们组织了庞大的中央纵队和军委纵队。这两个纵队包括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以及后勤各机关单位的工作人员约九千余人。还把所有的“坛坛罐罐”、诸如油印机、石印机、造枪机，甚至需几十个人才能抬动的重型机械也带上。为此，专门动员了5000民夫搬运各种物资和机械。这样，就自然形成了一支很庞大，很累赘的队伍，仅一个中央纵队行起军来，就要拖十几里长。

1934年10月10日，中央红军主力一、三、五、八、九等5个主力军团以及中央、军委机关和直属部队，共9万余人，开始向湘西进行战略转移，以求同湘鄂西的红二、六军团会合。

行军的具体部署是：第一军团为左路前锋，第三军团为右路前锋；第九军团紧跟第一军团之后掩护左翼，第八军团紧跟第三军团之后掩护右翼；中央和军委机关及直属部队编成的两个纵队居于中间；第五军团担任后卫。就这样，5个军团护卫簇拥着整个“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组成了“甬道式”的队形，沿着险峻崎岖的五岭山脉向西缓慢的蜿蜒蠕动。

蒋介石看到第五次“围剿”节节胜利，各军正稳步向瑞金推进，红军失败已成定局。于是，他于1934年10月上旬偕宋美龄到华北视察，历经北平、察哈尔、归绥、太原、西安等地，分别接见了当地军政头目，宣传“他不是不抗日，是共产党拉住了后腿，非消灭共军不行”。企图争取同情他反共，以缓合对他“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不满。他还同宋美龄住进北平的一家医院，享受难得的“清静”。

突然，蒋氏夫妇于1934年10月16日双双匆匆出院。

原来，南昌行营发来急电，报告江西中央苏区红军的异常动向，蒋氏夫妇马上登上专机，赶往南昌。

蒋介石召开了紧急会议，在会上他说：“不问共军是南下或西行、北进，只要他们离开江西，就除去我的心腹之患”，又说：“红军不论走哪一条路，久困之师经不起长途消耗，只要我们追堵及时，将士听命，政治配合得好，消灭共军的时机已到，大家好好策划。”

如果红军按博古、李德的计划，继续执行他们的战略，蒋介石的话或许能成为现实，也或许中国现代史和中共党史会重写，但是蒋介石的打算破产了。这是因为毛泽东随队西征，用蒋介石的话说，叫做“西窜”。

蒋介石从北平返回南昌的前一天，10月15日，毛泽东还在江西于都。他从于都北门何屋来到县城谢家祠，那里正在召开赣南省的省、县、区三级干部会议。毛泽东给到会的二百多名干部作了报告。他说：“敌人企图断水捉鱼，全部消灭红军。我们主力红军要顺水而去，冲破敌人封锁线，打到敌人后方去。”

在中央纵队来到于都后，于10月18日傍晚，走过于都浮桥，迈开了万里长征的第一步，毛泽东加入了中央纵队，和张闻天以及受伤的王稼祥走在一起。

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者实行错误的军事战略，持续了一年之久的第五次反“围剿”遭到了严重失败。1934年10月10日晚，在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的率领下，中央红军主力5个军团以及中央、军委机关和直属部队共九万多人离开瑞金，踏上了漫漫长征路。

红军离开中央苏区时，留下了约两万名伤病员和一些军事、政治方面的领导人。伤病员大多数分散在山区的医院里，医院转移时，伤病员在当地党组织和群众的掩护下隐蔽起来，康复后又继续参加革命斗争。五四运动的领导人之一瞿秋白当时身患肺病，健康极差，他同司法委员何叔衡等人原来是准备转移到上海去的，后来不幸被捕，被反动派杀害。陈毅当时的坐骨断了，体内还有许多碎骨，伤势很重，痛得整天躺在床上，红军医院又没有条件开刀，难以随军长征。周恩来知道后，命令卫生部长贺庆找开已经装箱的医疗器材给陈毅做手术。手术后的第二天，周恩来去看望陈毅时，依依不舍地说：“陈毅同志，我们很快就要走了，中央决定你留下来坚持斗争。你有革命斗争的丰富经验，既有政治斗争经验，又有军事斗争经验，更可贵的是你有井冈山斗争的经验，有中央根据地几次反“围剿”的斗争经验，相信你一定能依靠群众，依靠党的领导，坚持到胜利。陈毅留下来后担任中共中央苏区分局委员、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办事处主任，领导红军和游击队坚持了极其艰苦的三年游击战争。

红军开始长征以后，国民党用20个师的兵力占领了苏区的重要城镇。反动军队无法剿灭红军这支革命武装，却杀害了成千上万赤手空拳的穷苦百姓。

朱德总司令行进在漫漫长征路上，时时回想起留下来坚持斗争的陈毅等亲密无间的战友，想念无私地参加和支援他们进行反“围剿”斗争的苏区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