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德计划被否定

翻过老山界，洛甫随中央队进入县溪镇。这里是湘西通道县的老县城。镇子不大，逶迤狭长，东面的山峦上有一片树林，光秃的林木间有一树树红枫，冬日里似燃烧着一朵朵火焰。镇子的西面有一条清清的小河，沿河是一排排木板房，有的吊脚楼伸在河沿。一条长长的小街全铺着不规则的青石板，被行人踩得光滑滑的。

中央队接到命令在县溪镇住下后，洛甫站在自己的住房前看见通过县溪的野战军部队军容实在不佳，穿青衣的、灰衣的、蓝衣的，颜色五花八门。时令已近寒冬，但战士们大多着单衣，脚上好一点的有一双草鞋，但打赤脚的不少，有的双足已开始冻起一道道口子，渗着鲜血，一路走，一路流着污浊的血滴。战士们带的武器也很简陋，身背一支长枪就不错了，但子弹带多数是干瘪的，背大刀的不少。因缺营养，含辛茹苦，战士们的脸呈菜黄色，瘦削，颧骨突起，双眼凹陷，流露着饥饿的神色。但就是这样的一些战士，还是通过敌人四道封锁线后的幸存者，是从枪林弹雨中挣扎过来的，九死一生。

洛甫目送着这些可爱的战士，心里涌起阵阵怜悯的感情，同时心情十分沉重。他准备找毛泽东交换一下意见。

长征前夕，洛甫虽然是中央书记处书记、人民委员会主席，但因他不同意博古、李德他们的一些作法，与博古发生过冲突，所以程度不同地遭到博古排挤，处于无权的地位，长征前的一切准备工作，均由以博古、李德、周恩来三人所主持的最高“三人团”决定，洛甫只能依照“三人团”的通知行事，连哪些高级干部可参加长征，洛甫都无权过问，不能决定。洛甫曾对此事极为不满，在一次闲谈中向毛泽东完全坦白过他的这些不满情绪。这样，毛泽东与洛甫在思想感情上便进一步地接近起来。突围出来，毛泽东要洛甫与王稼祥同他住在一起，彼此好谈心，交换意见。

洛甫与毛泽东、王稼祥同住在县溪镇南边一家染房里。这间染房是镇上最大的一家，一栋木结构房屋临街兀立，屋前有几级石阶梯，进门是一个小厅，然后是一间中堂，比较宽绰。中堂两侧的屋子是王稼祥与洛甫的住室；毛泽东喜欢清静，则住在一间阁楼上。洛甫住下后，稍事休息即登上楼梯来到毛泽东住的阁楼上，见毛泽东坐在床边，透过一堵纸窗进来的光线，聚精会神地在看一些旧报纸。毛泽东见洛甫进来，撇下报纸：“有事吗？老张。”

“嗨！——”洛甫沉吟片刻，眼里闪着疑虑的光泽对毛泽东说：“渡湘江，损失很大，现在进退两难，困难重重啊！部队怎么办？”

毛泽东冷峻地说：“五次反‘围剿’开始，我提出乘福建事变调红军主力进攻江苏、浙江，配合十九路军，在闽北开展反蒋战争，迫使敌人回援。以此粉碎敌人‘围剿’，你们不听。后来，敌人搞堡垒主义，我们又节节退却，我又提出主力红军调到湖南中部，在运动战中消灭敌人，你们还是不听。根据报纸上敌人公布的材料，现在湘、桂、蒋诸敌已集中一、二十万人马，准备消灭我们，形势对我们大大不利呀。”

洛甫忧心忡忡地说：“目前野战军的处境，真是进退维谷啊！”

毛泽东说：“根据敌情，会合湘西二、六军团的这条路，走不通啊。我们应该放弃原来的这个计划，改道贵州。贵州兵单力薄，我们趁此休整一下，再作计议。”

洛甫点点头：“昨天稼祥同志详细地向我陈述地你的这个意见，我们都认为应该这么办。”

“要改变原定计划，必须召集军委会议，大家统一了认识，才好行动。”毛泽东迫不急待地说。

洛甫紧接着说：“我立即去告诉博古，要他召集会议研究。”说完咚咚咚地走下楼梯。

周恩来主持的军委扩大会，在通道的县溪镇的“恭城书院”召开了。

看得出来，周恩来的心情有些沉重。因长期组织领导这场空前的红军大流动，耗尽了他的心血。两个多月的流离转徒，费尽了他的心机。他的脸庞因此比出发前更消瘦了，颏下的胡须更长了，更浓密了。不到40岁的一个中年人，看去似乎是一个垂垂老者。有什么办法呢？都是由于他身上的担子太重。党内他是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军内是红军总政委、军委副主席。核心领导“三人团”中，是具体指挥这场历史上罕见的远征的负责人。将一个庞大的、在白色恐怖中诞生成长起来的新生政权、军队、所有一切，完全系在几千副担子上，几千匹骡马上，和数万士兵的肩上，只凭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赤胆忠心是难以完成这个十分艰巨的历史重任的。

两个月来，野战军连续冲破国民党军队设置的四道封锁线，损失惨重。特别是湘江战役，部队遭到空前浩劫，人员折损过半。上上下下对中央都啧有烦言，不满情绪一天天增长起来。周恩来深深理解广大指战员，特别是高级干部的心情。他想，如果是换上他，哪怕是修养再好，面对当前的惨景，也会发几句牢骚，说说心中的不满。

好不容易部队过了湘江，在翻越老山界时，周恩来即听到毛泽东对指挥有意见，有些意见还相当尖锐。王稼祥与洛甫也附和毛泽东，也时有批评。当然，这些意见是冲着“三人团”来的，好象目标是李德和博古，但周恩来心里明白，有他的一份潜在的责任，无可推卸。

高级干部们议论的问题很多，在进入通道前的一些军委会、碰头会或飞行集会上，大家对反“五围”的军事指挥有意见，最近对两个月来的损失有意见，对顾问李德的军事策略有意见，越来越怀疑他能不能正确指挥红军去夺取胜利。而在这些议论与争论的话题中，迫在眉睫的又是野战军当前的战略去向，是这虎口余生的三万将士的一条生路问题。

会上、会后，周恩来直接或间接听到过毛泽东、洛甫、王稼祥以及一些红军将领朱德、刘伯承、彭德怀、林彪等人的不少意见，当军委纵队在向通道县城进军的路上，他知道毛泽东有一个尖锐的意见：反对野战军去会合二军团与六军团的部队，据说洛甫与王稼祥也附和毛议，要求在通道开会加以研究。周恩来认为，野战军转移到湘、鄂、川、黔之交的二、六军团里，是原定计划，如今要改变，事关重大。于是他在与博古商量后，决定在部队占领通道后，开会解决。

恭城书院在县溪镇东边一个小丘上，是一座十分壮观的独立房子，要进书院须上几十步石级。卷舒的飞檐，层叠的阁楼，使整个书院显得很有气势。房子的四周是一人多高的青砖院墙，很多古藤攀附墙上，象织就的一张巨大网络。因这里房多，军委总司令部便安排驻在这里。

周恩来在楼下的一间屋子里等着大家。见通知的人全都来了，他与博古交换了一下眼色，严肃地说：“同志们，今天这个碰头会，也是军委会，请大家来，议议野战军的去向，想听听诸位的高见。”

坐在博古旁边的李德，透过镜片转动着一双浑黄的眼珠，十分有把握地对大伙说：“根据原来的作战方案，我提请大家考虑，让那些在平行路线上追击我们的国民党军队，或向西面战略要地急驰的敌军超过我们，我们则在他们的后面转向北方，与二军团建立联系，这样，可以依靠二军团的根据地，再加上贺龙和肖克的部队，在这片广阔的区域向敌人进攻，在湘黔川三省交界的三角地带创建一大片苏区，你们看，怎么样？”

没有人发言，似在考虑李德的方案。

博古看大家不说话，用启发的语气对大伙说：“华夫同志的意见怎么样？完全是我们的原定计划，我看也只有如此，我们与贺、肖、王、任会合后，放下行李挑子，才好同国民党军队作战。”

周恩来用一双非常疲惫但却强打起精神的眼睛注视着大家，心事重重。作为军委的主要负责人，他对当前的敌情是十分清楚的，执行原计划确有很大困难。而原计划又是他参与拟定的，顾问的意见听不听？他犹豫了。

洛甫抬起头来，有意识地看了看坐在离自己不远的毛泽东一眼，似在催他讲讲。王稼祥在担架上欠起身来，目光透过近视眼镜，也凝视着毛泽东。

毛泽东看了一下李德，成竹在胸地说：“顾问的意见，本人不敢苟同，请问，华夫同志对当前的敌情是否掌握？”

李德听了翻译，掷下手中烟蒂，本来是一副白色偏红的脸庞这时因动怒而显得有点面红耳赤了，他大声说道：“不去那里创建新苏区，到什么地方去？为什么要改变原计划？”

李德生气了，周恩来感到问题有点难办。他在与李德共事的两年多中，虽然有时也有矛盾，如一些个别的军事计划他也不尽完全同意。但李德毕竟是共产国际派来的顾问，他总是迁就的多。周恩来是一个恪守组织纪律的人，可以说是这方面的模范，以致在执行国际路线、国际指示方面，更是不能有一点忤逆。

周恩来站起来，用一种镇定自若的口气对大家说：“我们还是心平气和地讨论，让大家充分发表意见。”

毛泽东不紧不慢地说：“我是长时间没有发言权哟，今天心血来潮，想说几句，骨鲠在喉，不得不吐。”

周恩来向毛泽东点点头，示意他继续说下去。

毛泽东在周恩来一瞥的目光中感觉得到一些力量，他点燃一支香烟，吸了两口，本来他就有些咳嗽，这时因烟味越发咳得厉害起来。一阵咳嗽停止后，他说：“目前会合肖贺王任，让野战军喘口气，倒是上策，但能行吗？我们的北面有多少敌人，顾问知道吗？”

李德睁着一双黄眼，盯着周恩来，意思要周恩来回答。

周恩来刚要启齿，毛泽东说：“还是让我给大家报告吧。”于是将路上搜集到的全部敌情，一五一十地讲给大家听。最后他用轻松的语言调侃地说：“国民党布置的那个口袋，反正我是不去钻的，谁要自投罗网，听便！”

李德对毛泽东有些了解，认为毛泽东来自山沟，只会打游击，不懂马列主义。马列主义出在中国之外，而毛泽东又没出国留过学，自然所知道的一点马列主义也是十分肤浅的。毛泽东的战略战术原则与国外正规的军事学是大相径庭的，不能登大雅之堂。他认为毛泽东作为一个伟大的诗人、思想家是可以，但毛泽东要用他的思想去指导中国革命是不可能的。而毛泽东对李德来说，是够了解的了，反“五围”战役，不就是李德设计的吗？毛泽东对李德的战略战术、个人作风等等都曾领教过。当野战军面临着生死存亡之秋，濒临着巨在危机之时，毛泽东不惧顾问权势，不怕得罪顾问，不怕自己的意见与“三人团”的意见相左，开诚布公地讲了出来。

平时因伤疼不大讲话的王稼祥讲话了：“我同意毛泽东的意见，当前应改变战略方向，要因势利导。”

洛甫也说：“毛泽东刚才讲的都是事实，他经过充分的调查研究，我们要认真考虑。”

朱德接着说：“野战军目前处境艰难，要慎重行事，毛泽东分析的有道理。”

周恩来凝视着李德：“华夫同志，你的意见怎样？”

李德一脸不高兴，大声说首：“不按原计划办，你们准备到哪里去？”眼光直逼着毛泽东。

毛泽东说：“黔省防御力量差，野战军可趁机进兵贵州，争取变被动为主动。”

王稼祥接着说：“应该这样！”

毛泽东在会上大胆地提出改变进军方向的主张，显然与李德的方案相龃龉，也可以说与“三人团”的原定计划相违背。是与会的多数同志却认为这个提议从当前敌情出发，实事求是，比较可行，但不知主持会议的周恩来的态度怎样？因为他一直没有表态。而周恩来的表态又事关重大，因为他是主持军委工作的决策人，可以说一锤定音。

其实，周恩来在会前通过别的渠道听到了毛泽东这个意见，已经开始在思考这个问题了。会上，他又认真倾听了毛泽东对敌情的分析，毛泽东用大量的材料，深刻说明野战军目前根本不应该去与二、六军团会合，如果一意孤行，必将折楫沉舟。毛泽东的考虑是对的。只有这样，野战军才有一条生路。于是他决定采纳毛东的主张，摒弃原拟方案。而与会者多数又都赞同毛泽东的意见，更为他下定决心的天秤上增添了一个砝码。

周恩来站起来，浓眉下那双大眼深沉地看着大家：“毛泽东的意见是对的，当前，我们必须改变进军方向，西入贵州，野战军才有一条生路。”

“粗暴！”李德生气了，他大声说着：“毛泽东简单而又粗暴地否定了我的提议，你周恩来还支持他！”

周恩来竭力克制住感情：“华夫同志，我们的决策要面对现实，情况变了，应跟着改变嘛。”

周恩来支持毛泽东，使李德感到吃惊，他没有多少思想准备。在他看来，自党中央1933年迁入中央苏区后，毛泽东就失去权力，而由留俄学生博古、洛甫、王稼祥等人以及虽不留俄学生然而在党内军中居于重要位置的周恩来所取代。他认为，周恩来实际上是毛泽东的一个“劲敌”，他们的军事思想在很多方面是相左的，无法弄在一块。但李德也暗暗知道，他与周恩来指挥的“反“五围”战役的失败，特别是突围出来野战军迭遭损失之后，党中央的几个高级领导人一路上都在为部队的战略战术原则进行争论，湘江战役以后，他直接或间接地听到对“三人团”的指斥，在这些争论面前，李德觉得周恩来已经开始转向毛泽东、洛甫、王稼祥一方，明里暗里同意他们的一些主张，而对他李德竟半心半意起来。他恼羞成怒，红着脸，瞪着一双黄眼，叽哩哇啦地冲着周恩来说：

“去湘西与二、六军团会合，是你周恩来的计划。”他从大衣口袋里掏出一个小本子，不停地翻着，一会停下来指着一页对大伙说：“今年6月10日，在你们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讨论准备转移外线作战问题，你周恩来提出向西南的赣粤边区突围，越过湘边区后，沿湘桂边区北上进入湘鄂西区与贺龙的第二军团会合，然后向湖南的衡阳、长沙方面进攻。后来的突围计划，就是在你的这个意见基础上制定出来的。今天，你竟出尔反尔！”

周恩来瘦削而又显得十分疲惫的脸上掠过一丝苦笑：“华夫同志，是的，在那次会上，我的确有过这个建议，什么时候，我也不会否认。可是，当前敌情发生了变化，无法去会合，我们也得改变一下计划嘛！”

李德的意见被周恩来顶了回去，但他并不服气，转对博古说：“博古同地，你的意见呢？”

“唉！”博古叹了一声：“看来，只有照毛泽东同志的提议办，放弃去湘西的计划。”

李德的计划被否定，心中十分不快，心想我这个顾问的话没有人听了，特别是周恩来开始与他不一条心，这是他万万不曾想到的事，于是对着大伙声色俱厉地说：“你们不执行原定计划，胆小！右倾！怕死！”

一贯镇定自若的周恩来，有些激动了：“华夫同志，你的态度好一点。”

彭德怀站起来说：“以理服人嘛，少扣帽子。”

李德看见大家的态度比较严肃，有些动气，他也不好再坚持，于是口气缓和下来：“我保留意见，到了贵州后，再开会讨论，到底能否去湘西，那时我们再议。”

这是一个关系红军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毛泽东挺身而出，极力说服博古等主要领导人，放弃同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以免投入敌人已布置好的罗网，主张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得到了大多数人的赞同，会议最后决定西进贵州。这是自第五次反“围剿”开始以来，毛泽东的意见第一次得到了中央多数同志的尊重，第一次对中央的战略决策发生重大的影响。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也是第一次遭到动摇他忍无可忍，中途离开了会场。以至于39年之后，他在《中国纪事》一书中回顾这件往事时，心中仍充满了愤懑。他在书中叙述了自己坚持北上与红二军团会师的计划之后，写道：“毛泽东又粗暴地拒绝了这个建议，坚持继续向西进军，进入贵州内地。这次他不仅得到洛甫和王稼祥的支持，而且还得到了当时就准备转向‘中央三人小组’一边的周恩来的支持。因此毛的建议被通过了。他乘此机会以谈话的方式第一次表达了他的想法，即应该放弃在长江以南同二军团一起建立苏区的意图，向四川进军，与四军团会师。”尽管通道会议最后决定向贵州西进，但是北上与西进的争论问题并没有完全解决。博古之所以最后同意采纳毛泽东的意见，并不是因为他放弃了北上与红二、六军团会师的计划，而是由于他“认为从贵州出发可以一直向北，在那里才真正有可能遇到很小的抵抗。”12月14日，“左”倾领导者又以军委名义电令贺龙、任弼时、肖克、王震，由湖南常德一带向湘西北发展，以接应中央红军北上。不过，毛泽东西进贵州的主张得到通过，不仅挽救了处于危难之中的党和红军的命运，也表明人们越来越认清了毛泽东的正确主张。这也是党自长征开始以来战略转变的一个开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