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南针的运用与传播

根据古书记载，最晚在北宋时期，我国已经在海船上应用指南针了。从此，人们才具备了全天候的航行能力，才真正走向宽广的海洋。

随着我国海外贸易日益频繁，宋代时我国商船常搭载有阿拉伯人，这些阿拉伯人在船上学会了使用指南针，从而将我国的指南针传到西亚、西方等国。

我国的海上交通，很早就已经开始了。秦汉时期以后，我国的航海事业逐渐发达起来。

东晋时期，有个有名的和尚法显，曾经走海路到过印度，他还写过一本《佛国记》。根据《佛国记》的记载，那时候一艘海船大约可以乘坐200多人。

至唐代，海船有的长达20丈，可以乘坐六七百人，可见规模之大。当时，我国海船的活动范围，东起广州，西至波斯湾，是南洋各国之间海上运输的重要力量。

838年，日本和尚圆仁来我国求法，后来写有《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一文，描述了在海上遇到阴雨天气的时候混乱而艰辛的情景。

当时，海船的航向无法辨认，大家七嘴八舌，有的说向北行，有的说向西北行，幸好碰到一个波绿海浅的地方，但是也不知道离陆地有多远，最后只好沉石停船等待天晴。

由此可见，在指南针发明以前，在大海里航行是多么困难。

白茫茫的一片大海，天连水，水连天，很难找到什目标。白天可以看太阳出没来辨别航行的方向，晚间可以看北极星。阴天下雨时假如航错了方向则很危险。指南针的发明解决了这个问题。

在指南针用于航海之后，不论天气阴暗，航向都可辨认。史籍中最早记载到指南针用于航海的是在北宋时期。

指南针发明后很快就应用于航海。世界上最早记载指南针应用于航海导航的文献，是北宋时期的地理学家朱彧所著的《萍洲可谈》。

朱彧的父亲朱服于1094年至1102年任广州高级官员，他追随其父在广州住过很长时间。《萍洲可谈》一书记录了他在广州时的见闻。

当时的广州是我国和海外通商的大港口，有管理海船的市舶司，有供海外商人居留的蕃坊，航海事业相当发达。《萍洲可谈》记载着广州蕃坊、市舶等许多情况，记载了我国海船上航海很有经验的水手。

朱彧在《萍洲可谈》一书中评述了当时广州航海业兴旺的盛况，同时也记述了我国海船在海上航行的情形，说道：“舟师识地理，夜则观星，昼则观日，阴晦观指南针。”

《萍洲可谈》记载，当时海船上的人为了辨认地理方向，晚上看星辰，白天看太阳，阴天落雨就看指南针。

当时，海上航行还只是在日月星辰见不到的日子里才用指南针，这是由于人们对靠日月星辰来定位有1000多年的经验，而对指南针的使用还不很熟练。

当时舟师已能掌握在海上确定海船位置的方法，说明我国人民在航海中已经知道使用指南针了。

这是全世界航海史上使用指南针的最早记载，我国古代人首创的这种仪器导航方法，是航海技术的重大革新。指南针应用于航海并不排斥天文导航，两者可配合使用，这更能促进航海天文知识的进步。

1123年，北宋朝廷派许兢出使高丽，许兢回国以后写了一本《宣和奉使高丽图经》，里面也有这样一段记载：

船行过蓬莱山以后，水深碧色，像玻璃一样，浪势更大了……这天晚上，海中不能停船，开船的人看着星辰前进。如果遇到天阴，那就只能用指南浮针来辨认南北了。

至南宋，我国使用指南针导航不久，在南宋时期被阿拉伯海船采取，并经阿拉伯人把这一伟大发明传至欧洲。

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指出，“磁针从阿拉伯人传至欧洲人手中在1180年左右”。这一年是我国南宋孝宗淳熙七年，我国人首先将指南针应用于航海比欧洲人至少早80年。

南宋时期，我国的海船一直开至阿拉伯，和阿拉伯人做生意，阿拉伯人到我国来的也很多，而且大多是乘我国船来的。阿拉伯人看到我国船都用指南针，也学会了制造指南针的方法，并把这个方法传到了欧洲。

指南针由海路传入阿拉伯，又由阿拉伯人传播到西方后。欧洲人对指南针加以改造，把磁针用钉子支在重心处，尽量使支点的摩擦力减少，让磁针自由转动。

由于磁针有了支点，不再需要漂浮在水面之上，这种经过改造的指南针就更加适宜于航海的需要。大约在明代后期，这种指南针又传回我国。

根据南宋时期吴自牧《梦粱录》的记载，当时航海的人已经用针盘航行。这就说明当时指南针和罗盘已经结合在一起了。

吴自牧在他所写的《梦粱录》中说道：“风雨冥晦时，惟凭针盘而行，乃火长掌之，毫厘不敢差误，盖一舟人命所系也。”由此也可以看出指南针在航海中的地位和作用。

这种罗盘，有用木做的，也有用铜做的，盘的周围就刻上东南西北等方位。人们只要把指南针所指的方向，和盘上所刻的正南方位对准，就可以很方便地辨别航行的方向了。

至元代，指南针一跃而成海上指航的最重要仪器了，不论冥晦阴暗，都利用指南针来指航。而且这时海上航行还专门编制出罗盘针路，船行到什么地方，采用什么针位，一路航线都一一标志明白。

元代的《海道经》和《大元海运记》里都有关于罗盘针路的记载。

元代学者周达观写的《真腊风土记》里，除了描述海上见闻外，还写道海船从温州开航，“行丁未针”。这是由于南洋各国在我国南部，所以海船从温州出发要用南向偏西的丁未针位。

明代著名的航海家郑和七次下西洋时，郑和领导的船队，共有27000多人，乘坐大船60多艘，这些大船称为宝船。最大的宝船，长40丈，阔18丈，是当时海上最大的船只。这些船上就有罗盘针和航海图，还有专门测定方位的技术人员。

郑和这样大规模的远海航行之所以安全无虞，完全依赖指南针的忠实指航。

郑和的巨舰，从江苏刘家港出发到苏门答腊北端，沿途航线都标有罗盘针路，在苏门答腊之后的航程中，又用罗盘针路和牵星术相辅而行。指南针为郑和开辟我国到东非航线提供了可靠的保证。

郑和7次下西洋，扩大了我国的对外贸易，促进了东西方的经济和文化交流，加强了我国的国际政治影响，增进了我国同世界各民族的友谊，为中外交流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指南针的运用，使人们获得了全天候的航行能力，开创了人类航海的新纪元。人类第一次能在茫茫无际的浩瀚海洋上自由地驰骋，指南针也因此被喻为“水手的眼睛”。

指南针传到世界各国以后，把航海事业推进到了一个新的时代，促进了各国之间的经济贸易和文化交流。各国也都用指南针来帮助航海了。正因为指南针起的作用很大，所以人们把它列为我国古代的四大发明之一。

英国近代生物化学家，著名的科技史专家李约瑟指出：“指南针的应用是原始航海时代的结束，预示着计量航海时代的来临。”

[旁注]

法显　（334年～422年）后赵平阳武阳人，即现在的长治襄垣。他是我国佛教史上的一位名僧，一位卓越的佛教革新人物，是我国第一位到海外取经求法的大师，杰出的旅行家和翻译家。曾经前往天竺求法，著有《佛国记》，其中有很多在航海途中的情况，对了解多少域外情况颇有参考价值。

朱彧　北宋时期地理学家。著《萍州可谈》，保存了有价值的中外交通资料。其中关于广州外国商人及市舶情况记载尤详。还记载了当时海船使用指南浮针，即水罗盘的情况。

舟师　春秋后期，相互争霸的楚、吴、越等国，为适应在江河水网地区作战的需要，各自建立了舟师。自宋代称掌握海上船只航行的管理、技术人员为舟师。北宋时期地理学家朱彧撰《萍洲可谈》中记载了广州海船的舟师用地文、天文和指南针导航情况。

《梦粱录》　南宋时期吴自牧著，共20卷。这是一本介绍南宋都城临安城市风貌的著作。该书成书年代，据自序有“时异事殊”，“缅怀往事，殆犹梦也”之语。作者吴自牧，南宋时期临安府钱塘，即今浙江杭州人。

郑和　（1371年～1433年）原名马三保。出身云南咸阳世家，明代伟大的航海家。从1405年至433年，郑和七下西洋，代表了我国的航海探险的高峰。船队规模、航程之远、持续时间、涉及领域等均领先于同一时期的西方。这是人类历史上的一次伟大的壮举。

[阅读链接]

我国的指南针技术传入欧洲后，推动了欧洲航海事业的发展。就世界范围来说，指南针在航海上的应用，导致了以后哥伦布大约在1451年至1506年对美洲大陆的发现，也促成了麦哲伦大约在1480年至1521年的环球航行。

可以说，指南针的使用，大大加速了世界经济发展的进程，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必不可少的前提。15世纪末至16世纪初，欧洲各国航海家纷纷将指南针用于航海，他们不断探险，开辟新航路。马克思曾这样说过：“指南针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