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发动袭击

被送到德国的这四个俄国人的命运如何呢？ 我急于想了解。

一九三九年二月，正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前半年。这四个俄国人可能已经被时代的波涛所吞噬，从此便永无消息了吧，德国、日本、意大利、苏联、英国、法国和美国等列强的政治家和外交官们，在历史的舞台上大显身手，为进行外交交易而激烈地争斗。这四个俄国人的命运，就不会同这些活动没有关系。

描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外交史的书籍，数量太多，无法统计。我读过几本这方面的书籍， 在川岛种祐著的《轴心国同盟史》中，发现了如下的记述：

[五十四]川岛种祐著《轴心国同盟史》（一九七四年阿波罗书店出版） “⋯⋯这样，一九三九年年初，在柏林和罗马之间，就缔结一月底日本

也加入了的三国军事同盟达成了协议。

另一方面，在日本，近卫内阁于一月五日宣布总辞职，建立了以平沼骐一郎为首相的新内阁。新内阁虽然也是反苏的，但具有亲英美的倾向，因而对德意所提出的从一开始就要把英国包括在假想作战对象国的军事同盟方案表示了消极态度。因此，尽管驻柏林的大岛大使一再催促，但是新内阁直到一月十七日才正式地把军事同盟方案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在一月十七日举行的五大臣会议上，板垣陆军大臣和有田外务大臣分别提出了各自部门的方案。

板垣主张，要早日缔结一个军事同盟，其作战对象固然包括苏联，也包括英法两国。板垣提出了一个解决第三国僵局的妥协方案，内容是：结盟各国对英法两国的军事行动要视情况而行，结盟的目的是把第三国际作为主要的打击对象。如果不提出这个妥协方案，要想早日与德意结成军事同盟，实际上是不可能的。

米内海军大臣在会议上一个接一个地提出了许多问题，而这些问题板垣是无法回答的。

米内说，没有理由要早日结成军事同盟，难以把假想作战对象国不同的日本和德意两国捏在一起，如果是为了准备几年后同苏联打仗而结成军事同盟，他则反对。

板垣无法反驳米内的这些正确论点，而平沼首相、石渡大藏大臣也赞成米内的意见。有田外务大臣对陆军方案表示难以接受，因为他主张把假想作战国只限于苏联，并且在对待第三国问题上，提出了比陆军方案更苛刻的条件。石渡大藏大臣说：‘需要签订一个使德意两国不脱离我国那样一种协定。’平沼首相的态度更从容不迫，他说：‘这并非是急于要办的事情。’

两天后的一月十九日，再次召开了五大臣会议，决定了日方的方针。 在第三国问题上，实际上扬弃了德意方案而附加了一顶条件，即把假想

作战对象国仅限于苏联一个国家。这就是说，是否把英、法两国作为交战国， 要视情况而定，以回避这个问题。对英法两国则要说明，轴心国是以第三国际为对手的。

会议还决定，要派遣特使向驻在柏林和罗马的大使去说明政府的意图。有田外务大臣于一月二十二日晋谒天皇，秘密地启奏了五大臣会议上通

过的方案。为了使天皇放心，外务大臣禀报说，除非出现德意与苏联或老同

第三国的“共产国际的破环行径”交战的事态，否则日本是无意参战的。有田还申明，政府的方案实际上只不过是加强了防共协定而已。

根据五大臣会议通过的方针的精神，外务省立即动手拟定政府方案和指示，在二十五日得到了五大臣会议的批准。第二天，外务省派出外交信使， 将这些文件送往柏林和罗马的日本使馆。

柏林的大岛大使焦虑万分地等待着政府的回答。一月九日在柏林，双方已把签字仪式安排在二十八日那天举行，并决定了从二十一日开始，花一周的时间来为签字仪式做准备工作。

大岛大使由于不了解在东京发生的事情，所以他作出的判断是，政府迟迟不发回电，是因为驻英国大使重光反对日本同德国和意大利结盟，他阻拦了有田外相的工作。因此，大岛建议一月二十四日在巴黎召开日本驻欧使节会议，他想届时再在会议上说服重光大使。

从当时的情况来看，只要看一下平沼内阁处理这个问题的日程表，就会发现内阁是在有意识地拖延结盟的谈判。一月二十五日拟就的，而注明二十六日的日期的指示和日方提案，由信使送到柏林已经是二月一日的事了。在此期间，在柏林的大岛大使曾经发电报催促政府，一月十三日他又专门派信使回东京询问，但是没有收到政府一个字的指示。

在巴黎举行的日本驻欧洲大使、公使会议本应在签字仪式的同一天即一月二十八日开幕。大岛大使向里宾特洛甫介绍了有关情况，同时着手做巴黎之行的准备工作。但是在临动身之前，他得了急性肺炎，因此无法成行。在这种情况下，决定改由宇佐美珍彦参赞前往巴黎出席会议。”

一九三九年一月底在巴黎召开的使节会议的结果同本书内容关系不大，所以在这里我只想把这次会议的结论说一下：与会的大多数人违背了大岛和白鸟的意图，都反对日本和德国及意大利结成军事同盟。

[五十五]高田公彦（九月二十四日谈话）

在大岛大使未能前往巴黎出席会议的前后，驻土耳其使馆的有仓道雄向柏林的冈边熊四郎武官报告说，偷越苏联边境已经失败了。大岛大使患急性肺炎一事，是否是不去巴黎参加会议的借口呢？ 如果此事属实，那就等于大岛大使把后来的史学家们也都欺骗了。

我认为，可能是大岛大使在听取了冈边武官的偷越边境已经失败的报告以后，为了商讨善后对策而决定不去巴黎的。对大岛大使来说，防止日本制订的暗杀斯大林计划一事张扬出去，这该比巴黎会议重要得多。

为了印证自己的上述推理是否正确，我拜访了高田公彦，请他介绍一下当时大岛大使的情况。

“大岛大使没能参加巴黎会议，是因为他得了肺炎。在那之前，大岛就已经感冒了，整天不停地咳嗽。但因为公务太忙，所以也没有顾得上休息， 拖来拖去病情越发严重，在去巴黎前一天住进了医院。

大岛有个打算，他想在使节会议上说服重光改变反对结盟的态度，然后两人联名草拟一份要求早日签订军事同盟的备忘录，并递交给有田外相。然而由于大岛得了急性肺炎，并在去巴黎前一天夜里住进了医院，决定让宇佐美代替他去巴黎。但是宇佐美是个蹩脚的角色，他到了巴黎之后，不仅没能说服重光，反倒被重光问得张口结舌。

现在想起来，巴黎会议确实是个重要的会议。会议在二十八日和二十九

日开了两天，当然没有取得一致意见。战后才听说，希特勒在获得巴黎会议的情报后，终于放弃了和日本结成军事同盟的念头。而作出向苏联靠拢的决断。也就是说，巴黎使节会议是促使德国转变外交方向的第一个因素。

日本在外交上有个倾向，有总自以为是的毛病，不考虑对方的反应。日本在外交事务方面不善于随机应变，不能够依据对方的态度随时变换方针、政策。因为日本在外交方面失去了机动灵活性，所以总是受对方的摆布。当时也是这种情况。设身处地想一想，德国如果同日本结盟不成，它就很可能接近苏联，这一点是应当考虑到的。作为当事人之一，我也要深刻地反省。一月三十日，举行了纪念纳粹德国成立六周年的庆祝活动，希特勒通过

广播电台发表了演说，演说中没有攻击共产主义的内容，已经成为例行公事的攻击共产主义的作法消声匿迹了。而对这一点，我们并未觉察出来。大使馆内没有一个人觉察到希特勒的兴趣已经从日本转到了苏联身上，即使是大岛大使也不例外。

大岛在一月三十日晚上出院，第二天便同海因里希·施塔默举行了会谈。施塔默是里宾特洛甫办公室的工作人员，这个办公室就设在鲁道夫·赫斯任长官的总统办公厅里。当时他奉里宾特洛甫的指示，同大岛讨论了西班牙参加防共协定的问题。

后来，大岛又到位于阿尔布莱希特亲王大街的盖世太保总部同海因里希·希姆莱举行了会谈，到傍晚才返回座落在菩提树下大街的日本大使馆。紧接着，他又听取了刚从巴黎回来的宇佐美的关于使节会议情况的汇报。

半夜时分，日本外务省的特使乘一架日本航空运输公司的飞机来到柏林，他给使馆带来了政府的提案和有田的指示。收到这些文件后，大使馆的高级职员通宵进行了研究。但是文件中似乎并没有符合德国方面意图的内容，大岛脸色阴沉，闷闷不乐。

第二天一早，大岛来到威廉大街上的德国外交部，向里宾特洛甫外交部长递交了日本政府的提案，并说明了日本政府将要派出特使之事。据说里宾特洛甫外长对日本政府的提案不满意，他还对大岛说，绝不能等到日本特使到柏林来。他紧逼日本方面尽可能在二月底至三月初这段时间内结盟。大岛则表示要为此事而努力，欣然接受便返回了使馆。不三思就欣然接受，是大岛的一个毛病，办不到的事就应该说办不到才好。

大岛一回到使馆，就用电报向有田报告了德国方面的想法，而有田只是答复说，在特使团抵达之前不要再进行交涉了。这样一来，大岛的处境就很尴尬，因为他曾在里宾特洛甫面前作过很乐观的保证。日本特使团虽然已于二月份从日本出发，但是到达柏林要拖到二月二十七日，所以不可能按照德国方面希望的日期来举行签字仪式。

鉴于这种情况，大岛打算先说服驻在布鲁塞尔的来栖大使和驻在伦敦的重光大使等反对派，然后再通过他们做有田的工作。于是，从二月六日到十三日，大岛到布鲁塞尔和伦敦转了一圈，分别同来栖和重光交换了意见，然而他的活动是以失败而告终的。二月十四日，大岛无精打采地出席了满洲国和匈牙利加入反共协定的签字仪式，见到里宾特洛甫外长时，竟然连个招呼也没打。大概是因为他曾当着里宾特洛甫的面欣然允诺，但是没能兑现而感到不好意思了吧！”

从高田公彦的证词来看，大岛没去巴黎参加会议的原因，的确是因为他得了急性肺炎。但是，

高田证词中谈到大岛大使同海因里希·希姆莱举行了会谈一事却引起了我的兴趣。当时，希姆莱兼任党卫军和全国警察最高长官的职务，但是他并没有参加德意日三国结成军事同盟的谈判，是一个站在日本同德国结盟的交涉圈外的人物。那么，大岛大使究竟是为了什么事要同他进行会谈呢？

为了搞清楚大岛同希姆莱的关系，我查阅了与希姆莱有关的传记资料。在这些资料中，有一本名为《希姆莱》的书（一九六四年在伦敦出版），作者是罗杰·曼维尔和海因里希·弗兰格尔。书中有下述一段记载：

“第二年一月，希姆莱向幕僚们报告了他同日本大使会谈的情况。这个

会谈除了谈到关于三国同盟签字仪式方面的事情之外，还谈到了日本派遣间谍潜入俄国暗杀斯大林的计划。”

发现了这段文字，我高兴得手舞足蹈。转而又一想，曼维尔和弗兰格尔这样写有什么根据呢？ 对此事应当加以证实。但是《希姆莱》一书中并没有标明所引资料的出处，我仿佛堕入了五里雾中， 不得不去寻找线索。

我最先查到的资料，是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的审判记录。这些庞杂纷繁的资料，是了解德意日三国为结成同盟而进行的谈判情况的必备资料。在日本，这些资料制成微缩胶片保存在国立国会图书馆里。

我每天都跑到国立国会图书馆夫查资料，为时达一个月之久，终于找到了我所需要的东西。 下面转引的资料，是瓦尔特·谢伦贝希在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上的证词，他从希姆莱那儿听到

过一九三九年一月三十一日希姆莱同大岛大使会谈的内容。当时，瓦尔特·谢伦贝希是党卫军保安局长莱因哈特·海德里希的副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