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连大和饭店

[二十一] 川上音造（当时是大连警察署保安课警部补，三月十日的谈话）

在留西柯夫等人出国前夕发生的间谍事件，究竟是什么事件呢？我认为，只要把这个事件弄清楚，留西柯夫出国之谜不也就解开了吗？

知道间谍事件真相的是位名叫川上的警部补。但蒿桥宗三郎也只知道川上是大连警察署保安课的便衣警察。

打听川上的消息简直比上天还难。大连警察署隶属于关东厅警务局，所以我首先从寻找当时在警务局[注 1]工作的人开始。

起初，我询问了“满洲会”和“请求补偿在满资产之会”，他们说会员中没有警察方面的人。接着，我到总理府抚恤局查阅受抚恤的前警察的名单，但名单上没有记载职历，因此无法肯定是否为警察局有关人员。

经过一阵舍总之后，我想起了《朝日新闻》在《十字路口》栏里登载同窗会、战友会发生的关于编制名单的呼吁。我把过去一年的《朝日新闻》星期日版《十字路口》栏中有关大连的项目都挑选出来了。

有关大连的项目共四条，其中有一项呼吁是： “编制名单：

战争结束时在旧满洲关东厅大连常盘小学六年级上学的人。（联系人：木岛友哉，现住中央区， 电话○三·六××·三××二）”

我打电话向木岛友哉说明了情况，请他帮助我调查一下在同窗学生中是否有警务局方面的人的孩子。一周后，我又打了一次电话，这时他给我介绍了家住茨域县土浦市的原照夫。原照夫的父亲在战争结束时任关东厅警务局警务裸长，但在一九七一年去世了。

原照夫从库房里把他父亲收藏的一些资料搬出来让我看。资料中有一份一九四二年编印的《关东厅警务局职员、雇员名单》。姓川上的在名单上有三人。

我向总理府抚恤局询问了这三个人的名字，三人中只有川上音造一人还活着。川上音造是开原警察署刑事课长。

我按照在抚恤局查到的住址，给现住在四国高知的川上音造写了封信，问他是否就是高桥宗三郎说的那位一九三八年在大连警察署保安课工作的那个人。几天后，我收到了川上音造的回信，说那个人就是他。

“大概是一九三八年年底吧⋯⋯时间相隔太久了。我记得，那时汉口已

攻陷，近卫首相发表了《东亚新秩序》的声明，我们在满洲还相互庆贺呢。无论在日本国内还是在满洲，到处都是打着灯笼游行的日本人，一片欢

乐气氛，而我却感到不安。因为发生了日华事变，一部分关东军被抽调到华北，满洲治安情况严重恶化。匪徒遍地出没，中国人的反抗情绪眼见加强， 受俄国人操纵的共产主义者在背后煽动中国人。抗日、反日活动日趋激烈， 光靠警察是难以控制的。

因此，我们担心，日华事变如不快些解决，经营满洲也必将动摇。

另一方面，那时的满洲因事变的关系呈现出繁荣的景象。旅馆住满了从国内来做生意的人，饭馆里那些暴发户们整夜地吃喝玩乐，火车上挤满了从国内来的移民和旅游者，乱哄哄的。在常盘路和敷岛路这两条繁华的大街上， 日本人熙熙攘攘。现在回想起来，那种繁荣只不过是短暂的梦境。

我曾奉职的大连警察署在中央广场西侧的西大街一号。左侧是朝鲜银行，右侧是英国领事馆的房舍。英国领事馆右邻就是“满铁”修建的大和饭

店。这是一座四层楼的洋式饭店，登上楼顶的露天凉台，可以鸟瞰大连港。你所打听的在饭店发生的事件，我还记得很清楚。何必为了这件事特地

从东京远道而来呢⋯⋯另外，象你这样的年轻人为什么对这一事件感兴趣呢？

我之所以还记得这一事件，因为它和横纲（译者注：日本相扑比赛的最高级运动员）玉锦有关系。说起玉锦也许你们不知道，在一九三一年到一九三六年，是玉锦的全盛时期。他和我都出身于高知，所以自从玉锦在一九二六年进入一流选手行列之后，我一直是玉锦迷。

但是，在一九三八年前后，出了个双叶山，他在五场比赛中连胜玉锦。这使我窝着一肚子火。那年大相扑到小仓巡回比赛时，赛到第七场，玉锦搂腰摔倒了双叶山。于是我对王锦抱有很大的期望，他或许会在下一个月正式比赛中能战胜双叶山。

令人难以忘却的是，那年十一月二十九日的报纸报道说：“玉锦因盲肠炎住院。”他是在去九州巡回比赛的归途中，在开往大阪的船上发病的，被送进了日生医院。

因此，我很关心玉锦的病情，经常用警察署的收音机收听国内的消息。这是一台最新式的胜利 5R10 型收音机，由警察署的工作人员凑了八十六块日元买的。从前的物价很便宜，所以这个价钱就是一笔相当大的数目了。

这时候正好大和饭店来电话了，保安课长首藤说：“在饭店里抓到了一名中国人密探，你去一趟。”于是我和名叫小林的警察赶到了饭店。

那个中国人被押在四层的一个房间里。房间里有四、五个日本人，在我和小林到达前，好象已经审讯了这个中国人。四、五个日本人中有两人仿佛见过，是大连“锦旗会”的年轻人。另外两人是校级军官。

战后，对“锦旗会”有各种说法，其实它并不是一个坏团体，而是日本青年中志同道合的人组织起来的自卫团体，也协助我们警察。

房间里有一个日本人是我在大连未曾见过的。年龄和你差不多，三十刚出头。一身新做的灰色西服笔挺、笔挺的，头发擦了油，梳得溜光溜光的。这个人的打扮倒挺漂亮，但表情是阴暗的。后来我才知道，他的名字叫长谷部太郎。

这个人向我说明了捉拿中国人的经过。据他讲，“锦旗会”的年轻人因某种原因而监视饭店。不久，他们就发觉一名中国人在饭店大门口转来转去。过了一会儿，那个中国人好象对进不进饭店正在犹豫。

又过了片刻，那个中国人下决心走进了饭店。进去后，穿过门厅，他便闯进餐厅旁边的男厕所。

“锦旗会”的一个人一看见这个中国人走进饭店，立刻招呼另一个人， 两人一起盯在中国人后面。他们看见那个中国人正在翻废纸篓寻找什么，一找到什么，马上就装进口袋里。于是他们猛扑上去，抓性了那个中国人。

然后他们把中国人拖进四楼的房间，搜查了全身。结果发现了那个中国人在厕所废纸篓里找到的纸条。

我把那张纸条作为证据收存起来了。纸条好象是从笔记本上撕下来的， 上面用俄文写着什么。大概是这样一句话：“请监视我们吧，莱欧。”小林是个细心人，也许他记录下来了。

小林战后回国以后，历尽了千辛万苦。他来信说，现在他在大阪给人家当看门人。

在那个房间里有两个军官坐在沙发上，一人蛮横地对我说：“快让他供出纸条上的字是谁写的！”“一有情况就立刻来告诉我！”

我也很年轻，对那种蛮横态度感到愤愤不平，就顶了那个人一句：一搞清楚，我们就报告，你如果想知道，就请你问我的上司去。”因为我们既没有接受陆军军官的命令的义务，也没有向他们报告的义务。于是，那个军官转过脸来狠狠地瞪了我一眼。

我心里觉得挺痛快，就和小林两人把那个中国人拉起来，带回警察署进行审查。我们两人又吓又哄，想让他招供。他连珠炮似地滔滔不绝地说：他是住在沙河口的一个无赖。在沙河口车站附近闲逛时，一个不相识的中国人对他说：“你如果能从大和饭店一层的男厕所废纸篓里把一封用俄文写的信拿来，我就给你十块钱。”并且说：“你十二点整到饭店。”他拿到五块钱的预付款和火车费后，乘火车来到大连火车站，再从车站步行来到饭店。我问他：“你怎样把纸条交去？”他回答说：“我们约定下午三点在沙河口火车站前的同一地点见面。”离下午三点还有一个小时，所以我让这个家伙上了汽车，我和小林以及另一名便衣警察三个人一起到沙河口火车站。暗中监视着。我说：“如果你不老实。我就开枪打死你！”我晃了晃手枪，叫这个家伙站在那里，我们在稍微离开一点的地方监视着。

到宁三点整，那个家伙来了，是个年轻的学生模佯的中国人。我说了声： “就是他！”就一个箭步扑上去了。那个家伙脚步快，他钻进拥挤的人群， 踢翻小商贩的摊子，想逃掉。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我只得开枪射击，第三发子弹掀掉了他的右半边脑袋，当场死亡。就在这个当儿.那个无赖却不见了。我们垂头丧气地回到了警察署，向首藤课长作了汇报，他皇个很狡猾的人，什么也没有说。

回来后，我开着收音机和小林下象棋。在连胜三局的时候，首藤来说： “刚才军司令部的宇多川中校来电话问那个中国人招供了没有？”那时我曾以为饭店发生的事件已了结了，听他这么一问，我倒想探听一下，因为我心里嘀咕，陆军军官们在闹些什么事？

信是用俄文写的，所以认定写信人是俄国人房客。我到饭店的住房登记处一调查，才知道住在四楼的是俄国人的一个团体，人数嘛，大约有七个左右。

我从性房登记处的名单上抄下了人名和住址后，立刻跑回警察署，因为他们都住在哈尔滨市，就立刻询问哈尔滨警察署。

我和小林一边下棋一边等着，约过了两小时，哈尔滨警察署来电话说： “没有你们所查的人。”这就越发引起我的好奇心，我想弄清楚这伙人在搞什么鬼，就想悄悄地进行调查。

第二天早晨，我再次到大和饭店去，向饭店工作人员打听了俄国人的情况。结果弄清楚了如下的情况：是真田春吉大约在一星期前预订房间的；俄国人和那些日本人是在事件发生的前一天来到饭店的；由“锦旗会”的年轻人保护着他们；陆军军官进出他们的房间。

事情到了这个地步，对这伙人今后将要干什么，谁都有好奇心。

我估计，那伙人是在等船期。而大连港每天都有开往日本国内的船，他们没有必要一连三、四天住在饭店里。我想，他们大概要去某个遥远的地方。因此，我就查了客船的船期表，帝国邮船公司的“亚洲丸”将于十二月五日启航去欧洲。凭我的直觉，我马上联想到他们等的就是这条船。我还到候船

室售票处去调查了，发现有八张到意大利那不勒斯的船票已被预订，是名叫长谷部太郎的人于一月初预订的。后来我才知道，长谷部太郎就是住在饭店里的民间人士。有趣的是，战后不久，大概是一九四七年或四八年左右，我在新宿的商场碰见了象长谷部太郎的人。我到酒馆刚坐下来喝酒，长谷部太郎带着三、四个人得意扬扬地走进来。看到商场的人都对他们点头哈腰的， 使我感到这帮家伙象是在那一带为非作歹的地痞。

我是喜欢追根刨底的人，为此我不知吃过多少亏。要想在满洲发迹，对军方的所作所为只要采取“勿看、勿言、勿听”的“三猴主义”（译者注： 日本人常用一只捂着眼睛、一只捂着耳朵、另一只捂着嘴的三只猴子形象表示“非礼勿看、非礼勿听、非礼勿说”这样一种处世态度）就可以了，但是， 就我的性格来讲，我是办不到的。

我想了一下：那些俄国人为什么使用假名到意大利去呢？我要把它查一查，所以就多方采取措施进行了调查。

首先是那些俄国人的身世。

其中有一人用的是阿列克谢·瓦尔斯基的假名。我立即弄清了：他是夏天逃亡到满洲的留西柯夫上将，据饭店的服务人员说，留西柯夫上将以前就常来饭店，经常和真田、宇多川见面。

另一名俄国人是鲍里斯·别济曼斯基，他是用真名登记住宿的。服务员看见他右臂上有个狮子形象的刺青。从这儿搞清楚了他的身世。他好象是在辞去满洲国外交部的翻译工作后加入了这群人的行列的。

其余的俄国人都是哈尔滨什么政治团体的，这是我认识的一个“锦旗会” 的头头偷偷告诉我的。他说，这些俄国人在十一月中旬前后就来到星个浦的真田小老婆的住宅。

此外，长谷部太郎好象夏天到过满洲，我估计他是与特务机关有关系的一个人。

除在新宿商场看见过长谷部之外，那些俄国人我再也没有碰见过。那些家伙好象一走就再没有回过满洲。那七个俄国人中，又是谁写了那封信呢？我用望远镜从警察署二楼东侧监视着饭店。宇多川中校带着部下乘汽车

慌忙来到了。同样，三枝少校也帝着部下走进饭店。傍晚时分，哈尔滨特务机关长加地少将来了，引起了一场小小的骚动。是谁写的信呢？为什么如此重要呢？这些都是我所不了解的。

我无意中将望远镜从饭店的大门口移向对面的苏联领事馆，不觉吃了一惊：苏联领事馆也有一个人拿着望选镜从三楼的窗口监视着饭店的大门。

苏联领事馆位于山县路和东公园街路之间，是座三层砖砌的建筑物，屋顶上飘扬着红旗。那个家伙发觉我在看着他，就慌忙缩回去了。

十二月五日早晨，我在报纸上看到了玉锦死亡的消息，心情很沉重，无精打采地向警察署走去。大约在十点左右，大和饭店的中国人服务员打电话告诉我，说住在四楼的俄国人就要出发了。我给过这个服务员一些钱，要求他发现什么情况就告诉我。

那天下着雪，我连伞也没有打就奔向饭店。我一闯进饭店，那个服务员就向我指着后门。我又走出饭店，绕到饭店的后面，在远处偷偷地看着。后门口停着五辆田中汽车公司的出租汽车，那伙俄国人就要上车。当长谷部太郎和宇多川中校一上车，五辆出租汽车一齐加大油门向萨摩街方向飞驰而去。

因为我知道这些家伙是到港口搭乘亚洲丸轮船的，所以我就返回饭店的大门口，拦住了一辆出租汽车也奔向码头。

在能容纳一万人的候船室里，我躲在一根柱子后面，窥探着这些家伙。长谷部和那伙俄国人被“锦旗会”的年轻人围着，在候船室的一个角落里等候上船。当那伙人即将登上停靠在二号码头的巨大的亚洲丸轮船时，在场的宇多川中校、三枝少校和另外两名校级军官以及外交部的西野忠等人，以一副深沉的表情和俄国人一一握手。

亚州丸轮船于中午十二点整驶出大雪纷飞的大连港。当时我想，如果可能，我也登上那艘船，去看一看那些家伙究竟为了什么要去意大利的那不勒斯。

此后，我继续从饭店服务员那里探听这件事。最后还是没有弄清楚是淮写的那封信？那伙人为什么使用假名出国？然而，发现了是谁写的那封信的线索。信上署有“莱欧”的名字。“莱欧”就是那年夏天搜遍了满洲全土没有抓到的苏联间谍头目的暗语。说不定那七个俄国人中的某一个就是“莱欧”。

不久，据说是根据宇多川中校的指示，把我降职调到在开原的“满铁” 附属地。玉锦死了，我又降了职，因此，一九三八年十二月的事情我是清清楚楚地记得的。”

[注 1]关东厅警察厅，在一九三二年受宪兵司令官管辖，由警务、高等警察、保安、刑事（译者注：即便衣）、卫生等课组成。我在从高知回来的途中，到川上音造告诉我的小林伴治的家拜访了。小林伴治清楚地记得在大连大和饭店发生的事件。小林伴治拿出了当时的日记本和笔记本，并把我想要了解的那部分找了出来。以下就是写在他的笔记本上的内容。

[二十二]“莱欧”的来信全文

“十一月二十九日上午十时五十分大和饭店发出通报逮捕举止可疑的中国人

没收被认为是信的纸条‘HaдзираиНамleo’[注 1]”

[注 1]这句俄语的意思是：“请监视我们，莱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