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八]川岛种祐著《轴心同盟史》

“二月一日，在收到东京外务省发来的一月十九日在五大臣会议上通过的日本政府最后方案后，驻在柏林的大岛大使通知了里宾特洛甫外长和威兹萨克副外长，内容中包括日本政府将要向柏林派遣代表团的事项。

以从前驻华沙武官伊藤述史[注 1]为团长的特使团，于一月二十三日接受了指示，二月二日从日本动身出发。由陆军调到参谋本部第六课任课长的辰巳荣一[注 2]上校和海军的阿部胜雄少将参加了特使团。伊藤特使团负有这样的使命：向爱单独行动的驻德大使大岛和驻意大利大使白鸟详细地说明政府最后方案的内容。途中，特使团在意大利与白鸟大使、坂本参赞和永井二秘等汇合后，二月二十七日抵达柏林，下榻在布里斯托尔饭店。

特使团到达柏林以后，他们六个人同大岛大使、冈边武官等在一处不惹人注意的僻静地方开了两、三天的会议。特使团和驻德、意两国大使馆之间，

产生了严重的意见分歧，而且这种分歧一直到最后也没能弥合。

尤其是大岛，对政府的方案表示难以接受，他甚至拒绝向德国方面提出这一方案。他认为，日本政府的这个方案，是对德国的背信弃义。

三月三日，大岛独断专行地把日本驻欧洲各国的大使召集到柏林开了一个会，反而要说服特使团改变态度。这次会议的详细情况不大清楚，但是在第二天上午，大岛看到同特使团的交涉没有什么指望了，便给有田外务大臣拍发了一封电报。大岛在电报中表示拒绝转交特使团带来的政府方案，并逼追有田外务大臣作出最后明确的表态。

这是因为，意大利和德国正想放弃同日本结盟，而倾向于只由意德两国结成同盟，因为日本想把同盟的作战对象只限于苏联一国。

三月四日晚上收到大岛大使的电报之后，有田外相大怒，一度甚至考虑撤换大岛和白鸟两位大使。而在一段时间里，他没有给大岛大使发任何指示， 任凭特使团同驻德、意大使去谈判。但是，大岛和白鸟大使的询问电报不断发来，有田外相只好拟定了一份回电，并于三月十二日提交五大臣会议审议。

会议上，米内海军大臣勃然大怒地说：‘说什么从当地情况来看此案不妥，这是什么话！政府不但了解当地的情况，而且还从大局着眼，观察了整个形势之后才作出了最后的决定，甚至还派出了特使去加以说明。相反地， 他们仍然固执己见，并且不愿意同德国人进行谈判，这成何体统！’米内海军大臣反对发指示电报，他说：‘如果这次发去外相的复电，可以预料只会有两种结果：其一是，他们能够按照政府方案办事，这样倒没有什么问题； 其二是，他们如果再来一个反对，那不就糟了吗？万一发生这种情况可就一筹莫展了！’

出席五大臣会议的其他人，对米内的意见没有表示反对，因此决定由外务省、陆军省和海军省分别草拟出各自的方案后再进行磋商。

德国宣希把捷克作为保护国，并且向捷克的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地区派驻了武装部队，这是三月十五日的事。尽管德国的这一举动是对去年九月二十九日缔结的慕尼黑协定的公然违反，然而同捷克缔结有相互援助条约的法国和苏联却眼看着捷克被肢解而袖手旁观。纳粹德国的下一个目标必定是波兰，世界各国对这一点，是看得十分清楚的。慕尼黑协定签字后一度沉寂下来的欧洲外交，顿时间又活跃起来了。

同样是在三月十五日，苏联外交部长李维诺失提议苏联、英国和法国之间结成军事同盟。法国的达拉第内阁准备接受这个建议，英国的张伯伦首相却拒绝了苏联的建议，主张发表一项保障波兰独立的联合声明。李维诺夫外长认为英国的倡议不会产生任何效果，便在三月二十一日宣布苏联拒绝接受。

另一方面，德国的里宾特洛甫外长在三月十六日召见了波兰驻德大使利普斯基，要求波兰归还从前是德国领土的但泽市。利普斯基立刻返回华沙同政府当局磋商。根据贝克外长的意见，波兰政府在三月十七日断然拒绝了德国的要求，并向驻在华沙的德国大使表明了这一态度。与此同时，为了取得对波兰安全保障的许诺，贝克外长还试探了英国和法国的态度。英国的许诺， 是张伯伦首相三月二十日在下院的演说中作出的。

张伯伦的演说发表三天以后，在纳粹党的援助下，但泽市的德国籍居民举行了暴动。由于害怕德国占领但泽市，波兰出动了陆军部队。德国方面判断，波兰出动陆军是要镇压德国人要求复归祖国领土的运动，因此也命令驻

扎在东普士的军队处于戒备状态。这一天，波德两国的关系紧张到大有战争一触即发之势，关于两国就要打仗的说法到处流传。

远离欧洲的日本，看来对于这种事态是欢迎的。慎重派认为，没有必要急急忙忙地去结成容易被卷进同英法两国的战争的军事同盟。这派人的确是得势了。

欧洲出现的新的紧张局势，也给东京重新拟定政府方案的工作投下了阴影。拟定草案的工作被有意拖延，直到三月二十四日，方案才最后确定，并作为政府的最后方案，在第二天午后三时，用电报发往柏林和罗马。电报的内容如下：

‘暂且按照特使带去的方案进行正式谈判。’电报还指示了在德国和意大利不接受上述作法时的妥协方案。

大岛和白鸟两位大使一收到这个电报，便立即同陆海军武官和特使团在柏林进行了讨论。他们的判断是，在捷克事件中，轴心国方面的力量进一步增强了，德国、意大利和西班牙三国结成同盟的形势已成定局。日本必须尽早结盟，否则，德国和意大利就很可能向苏联靠拢。

四月二日，根据国内的指示，大岛和白鸟分别前往德国和意大利的外交部，并且递交了特使团带来的政府方案。同一天，未起到任何作用的特使团离开柏林动身回国，五月四日，特使团一行踏上了日本的国土。”

[注 1]伊藤述史，曾任驻华沙的公使、国际联盟的副秘书长和情报局总裁。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 设立了隶属于加农机关的伊藤机关。他因为曾经利用间谍船“衣笠丸”对中共进行了情报活动而名噪一时。

[注 2]辰巳荣一，陆军士官学校第二十七期学生，后来又在陆军大学毕业。战争结束时是中将。他曾担任过驻英国使馆的助理武官，后晋升为武官。战后，他同冈边机关的干部们作为吉田首相的智囊人物，协助日本重整军备的工作。

当时的驻意大利陆军武官柏本俊介，可能在派特使团期间，曾经和大岛大使、冈边武官就结盟一事开过好几次会议。在这些会议上，大岛大使和冈边武官会不会透露一些第二次暗杀斯大林计划的情况呢？

我反复向柏本俊介提出要去采访的请求，直到第四次时他终于松口答应了。

[五十九]柏本俊介（十月三日采访）

作者：听说伊藤特使团去柏林时，你也随同白鸟大使到柏林去了。柏本：对！我也去了。

作者：那么你该会见到了大岛大使和冈边武官吧！他们都说了些什么？ 柏本：谈话是从对欧洲形势进行一般性的讨论开始的，议论了德意两国

的外交方针，讨论了日本今后应该采取的对策，等等。战后，有人说加入轴心国同盟的决定把日本引上了歧途。其实，轴心国同盟也不是那么轻而易举地就结成的。从开始谈判到最后签字，费时大约有两年之久。我们是满认真的呢！

作者：这方面的情况我了解。没谈到军事同盟以外的事情吗？

柏本：你说的是暗杀斯大林的计划吧！前些日子你还打电话来问过。作者：对！是有那么回事。

柏本：这方面的情况或许也谈到了一些。我记得辰巳对冈边说过最好别于这种冒险的事之类的话。

作者：这是辰巳个人的意见，还是他转达了二部部长山口喜三郎的意见呢？

柏本：恐怕是辰已个人的意见吧！同山口没有关系。

作者：不能这么说吧！因为从建制上来讲，谋略工作归二部部长山口管辖。暗杀斯大林的计划原先就是由斯波中校提出来，并得到山口部长批准的。

柏本：第二部部长并没有一一地作过具体的指示呀！

作者：暗杀斯大林非同小可，搞不搞第二次暗杀活动也是个相当重要的问题嘛！

柏本：我没听说山口部长为此事作过什么指示。

作者：第一次暗杀活动在一月二十七日失败了，而特使团从日本出发则是二月二日。有仓用“樱花已谢”的暗语通知冈边说入侵已经失败。我想， 冈边一定把这个失败的消息也通知了在东京的第二部部长山口喜三郎、第八课课长唐山和斯波中校，而山口、唐山和斯波三人则委托辰巳向冈边转达了一些具体指示。所以我才向你提出了这样的问题。柏本：我认为辰巳不知道“熊工作”计划的事儿，所以听冈边一说起这件事他就大吃一惊。

作者：是吗？我还一直认为是辰巳上校传达了东京的指示呢！⋯⋯ 柏本：这件事同辰巳没有关系。

作者：制定第二次暗杀斯大林计划的时候，为什么要取得海因里希·希姆莱的帮助呢？

柏本：你怎么知道这个事儿的？是有仓告诉你的吗？

作者：瓦尔特·谢伦贝尔希在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作证时说，大岛大使曾经请求希姆莱给予协助。

柏本：噢？谢伦贝尔希作过这样的证词吗？在东京审判大岛的时候，大岛站在被告席上，不是一句也没谈有关这方面的事情吗？

作者：世界各国的宣传报道机构听了谢伦贝尔希的证词就放过去了。因为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专门审理纳粹的战争计划和战争罪行情况，所以宣传报道机构的注意力集中到这方面来了。说句老实话，同纳粹分子杀戮了六百万犹太人的罪行相比，暗杀斯大林的未遂事件是微不足道的。

柏本：话可以这么说，但是好象要把责任推到死人身上。听说要求党卫军保安局助一臂之力的建议，是大岛想出来的。

作者：第一次尝试失败之后，大岛大使、冈边武官和竹中广一等三个人在一块儿研究了善后对策，并决定要再搞一次。我是这么认为的，但是⋯⋯柏本：我不知道这件事。一九三八年三月初，我到柏林去的时候，冈边

告诉我，第一次暗杀计划已经失败了。这个计划我还是从大野那儿接到过报告。我个人是反对搞暗杀斯大林计划的。因为我认为这不会成功，而且日本策划这个行动的事，一旦被人家知道，那就成了一大丑闻了！

在三月初那次谈话中，冈边告诉我，在德国党卫军保安局的协助下，还要再搞一次暗杀斯大林的行动，我和辰巳都不赞成。而冈边则说，这次行动肯定会成功，因为谢伦贝尔希已经答应给予协助。我说：“要是那样的话， 你们愿意干就干好了。”说完，我就和他们分手了。

作者：所谓谢伦贝尔希答应给予协助，具体是指什么呢？

柏本：我没问过详细的内容。我记得冈边告诉我说，党卫军保安局的谋略专家们要来帮忙一事，已经确定下来了。

作者：什么谋略专家？⋯⋯

柏本：战后，冈边把他的名字告诉我了，是一个叫汉斯·冯·舒伯特的人。听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他在苏联被处决了。

作者：苏联所以要处决他，是因为他参与了暗杀斯大林活动吗？ 柏本：究竟怎样，我不了解。

作者：第二次暗杀斯大林的计划是什么时候实施的呢？

柏木：听冈边说，是在诺门坎事件发生之前。详细情况有仓应当知道。你在大阪见到有仓，从他那儿了解到不少情况吧！？前些时候有仓曾经问我说：“有个人在了解关于暗杀斯大林计划的事儿，他要见我，怎么办好呢？” 我告诉他，既然是过去的事情了，只要不会给还活着的人带来麻烦，你就跟他说说吧。

作者：根据记录，你是在三月初代替了影佐祯昭少将而被任命为军务课长的吧！

柏本：据说，陆军省方面认为，要想使军事同盟的谈判取得进展，陆军中主持这项工作的军务课课长的职务，最好由一个熟悉欧洲事务的人来担任。这样，便选中了我。影佐与其说是个欧洲通，不如说他是个中国通。

作者：接替你担任驻意大利使馆武官的是谁呢？ 柏本：不用我说，你早已经调查清楚了吧！

作者：是参谋本部第八课课长唐山安夫上校！二部第八课是谋略课，就是这个课的课长后来被任命为驻意大利使馆的陆军武官。

柏本：战争结束后不久，唐山就病故了。

作者：我觉得，当时在二部当部长的山口喜三郎少将和八课课长唐山安夫上校，似乎是制定暗杀斯大林计划的中心人物。这两个人都不太有名气， 如果暗杀斯大林的计划成功了的话，流芳百世还是遗臭万年姑且不论，他俩可就要上历史书娄！

柏本：斯大林要是被暗杀了，苏联国内非大乱不可。

作者：谋略课长唐山上校被任命为驻意大利使馆陆军武官后，三月动身上任去了。这同第二次暗杀斯大林计划有关系吗？

柏本：好象没有什么直接关系。所以派他到意大利去，是要搞清楚将要加入三国军事同盟的意大利的态度。不过，他当时也是知道有暗杀斯大林的计划的。

作者：被任命为驻苏联使馆武官的第五课课长川又英人上校也是在那个时候走马上任的，他是不是也知道暗杀斯大林的计划呢？

柏本：据说在东乡接替重光担任驻苏大使之后，武官处也要更换人事， 所以川又也到了驻苏使馆任武官。

作者：我可不这么认为。我觉得唐山上校去意大利，川又上校赴苏，这些全是为实行第二次暗杀斯大林计划而下的几步棋。他俩都是从一九三八年夏天开始推进对苏联的情报工作和破坏活动的人物，所以把暗杀斯大林的计划也告诉他们了。这样的人事安排，恐怕是二部部长山口喜三郎为了使第二次暗杀计划完全成功而采取的必要措施吧？

柏本：就是在战后我也没听说过有这种事。你的想法也太出格了。作者：第二次暗杀斯大林计划有些什么内容呢？

柏本：我不知道。

作者：你为什么要掩盖这些事情呢？

柏本：不知道的事儿我不能说知道啊！现在我要到委员会去一下，实在

抱歉，恕我少陪了！

[六十]国家秘密警察文件（汉斯·冯·舒伯特的记录，一九四一年）

德国国家秘密警察（盖世太保）和纳粹党卫军成员的名单以及个人记录等，大部分在德国战败前不久被烧毁和藏匿起来了。汉斯·冯·舒伯特的记录，是一九五六年，从奥地利的塔拉温茨湖湖底打捞上来的一批盖世太保的文件中发现的。

这份文件现在保存在奥地利内政部纳粹战犯搜查组中，其副本，在维也纳市一位叫西蒙·威泽塔尔的人手里。威泽塔尔是个犹太人，他依靠个人的力量追踪纳粹战犯的情况。

我读过一本叫做《我们中间的杀人犯》（西蒙·威泽塔尔著，一九六七年在纽约出版）的书， 所以知道有威泽塔尔这个人。从柏本俊介那儿听到汉斯·冯·舒伯特的名字之后，我突然想到了威泽塔尔这个人，并想同他核对一下事实。

三个星期之后，威泽塔尔邮来了舒伯特记录的影印件和他本人写的有关记录。

汉斯·冯·舒伯特：（党证号三一五七八） 人种：白种人。

年龄：三十六岁。 身高：一点七八米。

躯体特征：金发，眼睛呈灰蓝色。出生地：中国上海。

现住址：柏林布波茨坦大街三○八。

简历：（一）一九○五年生于上海。父亲冈特·冯·舒伯特，是个传教士。（二）一九二四年考入慕尼黑大学民俗学系。（三）一九二六年被慕尼黑支部发展入党。

在党内的简历：一九二六——一九三○年任慕尼黑支部的宣传员；一九三○——一九三四年在党中央宣传部工作；一九三一——一九三五年在党卫军保安部共产主义处工作；一九三五——一九四○年任党卫军国外保安局第一处第三组组长；从一九四○年起任党卫军国外保安局第一处处长。

性格及思想：性格坚韧，办事有计划性。少言寡语，热爱本职工作，不善社交。

思想：缺乏民族社会主义思想。

弱点：（一）一九三八年五月，他协助犹太人的妹夫逃到瑞士去了。（参阅国家保安总部Ⅳ/I 号文件的记录，记录号码 V——三○二八七）。

（二）在一九二七年到一九三一年期间，曾与冲锋队队员克鲁特·莱涅凯搞过同性恋爱（参阅国家保安总部Ⅲ/Ⅱ号文件，记录号码Ⅻ——五一九二九）。

（三）曾被怀疑于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同俄国间谍阿芙勒莫夫交换过机密文件。（参阅国家保安局总部Ⅴ/Ⅲ号文件《内务保安部关于阿芙勒莫夫事件的调查》）

国家保安局局长：赖恩哈特·海德里希（签字） 附记：

一九四五年三月，苏联军队在东普鲁士的柯尼斯堡（译者注：即现在的苏联加里宁格勒）近郊的农村中，发现了躲藏在那里的汉斯·冯·舒伯特并逮捕了他。一九四六年二月，由于舒伯特有指挥屠杀白俄罗斯居民的嫌疑而受审，同年五月被判处死刑，九月被枪决。关于舒伯特的审判记录，请向莫

斯科现代史研究所查阅。

西蒙·威泽塔尔（签字）

我向在东京的苏联大使馆打听同苏联现代史研究所联系的方法，他们答复说，该所的通讯地址是：莫斯科亘伯阳大街八——十三号。于是我发去一封信，希望他们能把审判汉斯·冯·舒伯特的记录邮来。一个月之后，我收到了记录的缩微胶片和收费单据。

审判记录记载的时间始于一九四一年十月而止于一九四四年十一月。记录的重点是关于舒伯特在白俄罗斯的活动情况。由于本书篇幅有限，这部分内容只好割爱了。

[六十一]法西斯战犯秘密审判记录（莫斯科国立图书馆藏）

检查宫卢森科：被告强辩说，他犯下的惨无人道的罪行并不违反日内瓦协定，还辩解说他只不过是执行了上司的命令而已。然而早在德国法西斯发动侵略战争以前，他就参与了对我们祖国的谍报破坏活动。仅凭这一点，他就完全应该受到法律制裁。

被告舒伯特：在一九四一年六月的对苏战争爆发以前，我并没有对苏联进行过间谍活动和破坏活动。

检查宫卢森科：既然你不服，我们可以举出一个事例来看一看。一九三九年四月，被告制定了一个暗杀斯大林同志的计划。这个计划得到了日本军部的支持，并决定由沙俄分子和托洛茨基分子来执行。

被告舒伯特：我还是头一次听说有这样一个计划。一九三九年四月时， 我在柏林的外国保安局中担任整理情报的工作。审判长，我希望能把当时我的上司谢伦贝尔希传到法庭来作证。

审判长奇契林：被告的要求无法办到，不予批准。

检查官卢森科：被告舒伯特一九三九年三月从柏林到了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作为证据，我要提出当时苏联驻伊斯坦布尔的领事符拉基米尔·巴札罗夫给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报另外，我还将提供一份报告书的副本作为证据。这份报告书是我国的一位代号叫莱欧的情报人员在一九三九年五月书写的。

审判长奇契林：现在接受检查官提供的文件证据。

检查官卢森科：巴札罗夫同志的报告说，一九三九年三月十八日，被告曾在伊斯坦布尔的托卡托里安饭店住过。这件事是在伊斯坦布尔的我国特工人员向巴札罗夫同志报告的。对这个事实，被告如何解释呢？

被告舒伯特：不错，当时我是去伊斯坦布尔旅行了。旅行的目的，是要从我国情报人员手中领取有关英国情报部门在土耳其活动的资料。三月十九日交接了这批资料以后，第二天早晨我就离开托卡托里安饭店，乘东方铁道公司的火车回国了。

检查官户森科：被告在三月二十日清晨离开托卡托里安饭店以后，由一个日本人领路，乘汽车到了位于阿亚斯·巴夏大街的一栋房子里。

这栋房屋建筑在能够俯视搏斯普鲁斯海峡的一座山岗上。日本驻土耳其大使馆的陆军武官立川，他租下了这栋房屋作住宅，这里也是日本特工人员及他们雇用的托洛茨基分子暗杀队的藏身之所。

被告舒伯特：审判长，我有异议。检查宫的指控是站不住脚的，是要嫁祸于我。

审判长奇契林：被告坐下，不准发言，否则将把你驱逐出法庭。

检查官卢森科：被告就是在这栋房子里，同日本的特工人员竹中、三枝，

长谷部和立川等人，制定了极其卑鄙的暗杀斯大林同志的计划。被告舒伯特：检查官并没有拿出证据来。

审判长奇契林：舒伯特，不许你讲话。我要向检查官提一个问题：你说被告策划了暗杀斯大林同志的阴谋，你有什么根据吗？

检查宫卢森科：当时，我国的情报人员谢苗诺夫同志一直在监视着藏在阿亚斯·巴夏大街秘密据点中的这帮家伙，并且把监视情况及时地报告了巴札罗夫领事。作为证据，我提供该报告原文的副本。这份报告是巴札罗夫领事根据谢苗诺夫的汇报整理出来的，并且递交给内务人民委员部了。

审判长奇契林：予以接受。

检查官卢森科：报告书的第一页是在二月一日写的，最后一页注明的日期是三月二十三日，共有十三页。现在，让我念一下第一页上的记载：

“谢苗诺夫同志报告说，昨天晚上他同英欧再次接了头。他们（译者注： 指被告等）住在阿亚斯·巴夏大街一处秘密据点里，并且研究了下述计划， 谢苗诺夫准备雇用两名土耳其人，让他们轮流监视日本人据点的动静。莱欧同谢苗诺夫商定：一旦发生新情况，立即进行联系。”

三月二十二日的报告写道： “谢苗诺夫报告：他布宣在阿亚斯·巴夏大街上的土耳其人密探失踪了。

在德国人舒伯特访问立川之后，这两名土耳其人被人绑架走了。谢苗诺夫闻讯后急忙赶到据点时，已经晚了。他们（译者注：指被告等）已经撤离了这个据点。但是谢苗诺夫仍然抱着一线希望，相信莱欧会有信来的。”

几天之后，海浪把失踪了的两名土耳其人密探的尸体冲到了搏斯普鲁斯海峡的岸上。

虽然巴札罗夫领事和谢苗诺夫同莱欧的联系中断了，但是我们仍然知道这帮家伙们跑到哪里去了。因为莱欧在一九三九年五月十四日给内务人民委员贝利亚同志交送了一份报告。现在让我念一段这个报告：

“⋯⋯德国的盖世太保分子催促长谷部马上动身。他们挤上两辆事先停放在据点后院的汽车。因为走的太仓促，他们没有时间把转移的消息通知同伙们。汽车在沿着博斯普鲁斯海峡的公路上，以惊人的速度向东北方向行驶， 不久便消失在郊外的一个住宅区里。

这是一幢十分漂亮的用石块修造的房子，盖在可以鸟瞰大海的一座山岗上，后来我才知道，这所房子从前是德国商人冯·什伯特道尔夫的私人宅邸。除了什伯特道尔夫和他的妻子外，这里还住着三个体格健壮的德国小伙子， 再有就是管家、司机、厨师、花匠和两个女佣人。

从汽车上下来以后，盖世太保分子把我们引进了一间宽敞的大厅⋯⋯” 被告即使不说我们也知道，冯·什伯特道尔夫是个纳粹党徒，他经常把

自己的住宅提供给在土耳其的法西斯匪徒们聚会使用。

可恨的恐怖集团的家伙们，就是在这所房子里，制定了暗杀斯大林同志的卑鄙无耻的计划，并且进行了周密的准备工作。菜欧同志在报告中说：

“预定要在举行‘五·一’节庆祝活动那一天进行暗杀。暗杀计划的内容如下：

暗杀队的行动日程表规定，暗杀队将于四月二十五日到达设在萨拉托夫车站附近的盖世太保的一个秘密据点，据点代号是‘发牢骚的人’。到达之后，他们要做最后一次的准备工作。在这个据点里，存放有纳粹外国保安局特殊科准备好的苏联内务部卫队的制服和身份证，还有一辆供内务部军官使

用的汽车。

内务部中有一个高级官员是留西柯夫的亲密朋友，他背叛了祖国而成了法西斯份子的同伙。他写了一道检查列宁墓的命令，并决定把命令交给纳粹匪徒。他还调用了一辆内务部卫队军官使用的汽车。在五月一日清晨，乘坐这辆汽车，从萨拉托夫车站开到列宁墓去就可以不受检查。遗憾的是我未能从留西柯夫嘴里问出这个高级官员的名字。

他们计划在五月一日早晨五时乘车到达列宁墓前，向岗哨出示伪造的证件，然后就要走进列宁墓内，伺机把定时炸弹藏在列宁的水晶棺里。引爆的时间定在上午十点，即斯大林同志登上列宁墓的时候。

列宁墓前只有一名哨兵。在五月一日那天，列宁墓的大门将关闭，即使到时候有人进入列宁墓，他也不会跨过栏杆到存放列宁遗体的水晶棺内查看，等等。这些事情暗杀计划都考虑到了。

据舒伯特说，在制定这个计划之前，德国的外国保安局还在东普鲁士的一个演习场上搭设了同列宁墓极其相似的模型，进行了爆破的实验。实验结果表明，据说只用了二十包普通矿山用的炸药，就把用木头盖的列宁墓炸上了天，模型观礼台上的木偶像也被炸得无影无踪。通过这次实验，舒伯特对自己的计划满怀信心，坚信计划一定能取得成功。”

以上这些情况，是莱欧同志递交的关于暗杀斯大林同志计划报告的内容。

审判长奇契林：这是一个惊人的计划。这么说是因为莱欧及时作了报告， 这项计划才未能实现吧！

检查官卢森科：是的，正是由于他采取了英勇果敢的行动，暗杀活动在进行之前就被制止了。

审判长奇契林：卢森科检查官，请你继续讲下去。

检查宫卢森科：暗杀队四月五日离开伊斯坦布尔，乘汽车赶赴安卡拉。被告人盖普哈尔特调拨的一架飞机正在安卡拉机场上待命。暗杀队到达机场后，立刻乘飞机到了夏腊。冯·舒伯特的一位丹麦人朋友在夏腊郊区经营了一个牧场，飞机就在他的牧场上降落了。

当时，在夏腊和亚美尼亚共和国的列宁纳坎市之间，有一个由库尔德人建立的叫做“蛛网”的地下组织，他们帮助走私犯和偷渡国境者的活动，并收取钱财。

四月十日，舒伯特和另外四个日本人给四个恐怖分子送别。在“蛛网” 成员的带领下，这几个恐怖分子从牧场动身出发了。

被告舒伯特：审判长，我对这种无中生有的指控提出异议。在你们这个法庭上，我没有一点办法来澄清强加给我的罪名。

审判长奇契林：我们还要听取你的抗诉，现在你要静听检查宫的起诉。被告舒伯特：但是⋯⋯

审判长奇契林：不要讲话！

检查宫卢森科：这四个恐怖分子是：阿列克谢·瓦尔斯基、鲍里斯·别济曼斯基、安德烈·雅科夫列夫、戈里高利·波苏别罗夫。□□□□□□⋯⋯

□□□□□□[注 4]

莱欧试图在列宁纳坎市同有关部门取得联系，由于无法摆脱另外三个人而没能成功。

与此同时，自三月二十日起，巴札罗夫领事与暗杀队的联络中断以后，

内务部一直在全力以赴地调查这些家伙们的去向，但是一点线索也没找到。从三月底到四月初，一批人数众多的反革命逃亡分子，从罗马尼亚的喀尔巴阡山东部山麓入侵到乌克兰南部地区。这股匪帮中的大多数人被消灭，只有少数人漏网了。内务部上了声东击西战术的圈套，作出了在伊斯坦布尔的恐怖分子已经转移到罗马尼亚的判断，而把戎备的重点放在乌克兰南部地区。请不要责备内务部在最初阶段工作上的失败。让我们回忆一下当时的状

况：万恶的德国法西斯在征服了捷克斯洛伐克以后，欺骗了波兰，计划侵略我们的国家。面对这种事态，我国多次向波兰、英国和法国发出呼吁，倡议结成军事联盟。然而这些反动的资产阶级国家却想把希特勒这股祸水引向我国。面对着法西斯随时都可能发动进攻的危险，我们必须孤军奋战保卫祖国。所以，内务部判断，来自欧洲方面的渗透，是法西斯闪电式作战进攻的前兆， 因而全力倾注到这个方面的警戒。请大家对这一点不要产生任何误解。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暗杀队才能够比较容易地潜入到列宁纳坎市，并同这座城市中迎候他们的盖世太保份子们汇合了。这些家伙隐藏在该市一个代号叫“高原人”的地下组织准备好的运葡萄酒的卡车上，先是到了格鲁吉亚的首府第比利斯，然后利用军用公路[注 5]在两天之后到达了奥尔忠尼启则市。

在奥尔忠尼启则市内的亚历山德洛斯基大街七号，有一家亚美尼亚人开的小酒馆。这个酒馆的地下室，是“高原人”的秘密联络点。

经过休整之后，这些家伙们搭乘火车前往罗斯托夫市。在罗斯托夫市内， 有一个代号叫“流浪汉”的地下组织。恐怖分子们到达这座城市之后，“高原人”的成员把他们交给了“流浪汉”的人。

审判长奇契林：我想向检查宫提一个问题：我对这些恐怖分子能够如此堂堂正正地坐火车从奥尔忠尼启则来到罗斯托夫，感到非常奇怪。在火车站和列车车厢里不是有检查制度吗？

检查官卢森科：并不奇怪，因为他们都领到了伪造的身份证、劳动手册、通行证和食品供应证。这些东西全是纳粹外国保安局的特殊科伪造的。

审判长奇契林：我记得刚才你也提过，所说的外国保安局的特殊科是个什么样的机关呢？

检查宫卢森科：它是当时海因茨·约斯特任处长的党卫军保安局外国处里的一个伪造文件的组，它的总部设在柏林德尔布吕克大街，是由阿尔弗莱德·诺约克斯指挥的。现在，联合国的成员国都发布了追捅战犯诺约克斯的通缉令，但迄今未能捉拿归案。

审判长奇契林：解释到此为止，请检查宫继续起诉。

检查宫户森科：在“流浪汉”的帮助下，恐怖分子们在罗斯托夫隐藏了一段时间之后，又前往下一个中转地土拉，那儿也有盖世太保建立的一个组织，代号是“喜剧人”。

在土拉市，莱欧终于勉强地同该城的内务部联系上了。从此以后，这伙匪徒又处在内务部的监视之下，仍然让他们继续自由活动。当这些匪徒来到莫斯科，躲进德国法西斯的秘密据点时，内务部突然发动了一次快速的围剿作战。三个恐怖分子畏罪自杀了。与此同时，保安警察还在奥尔忠尼启则、罗斯托夫和土拉同时展开攻势，包围和捣毁了这三个地方的盖世太保组织。审判长奇契林：卢森科检查官，在暗杀活动中，被告舒伯特扮演了一个

什么角色呢？

检查官卢森科：他向日本法西斯军部提供了在土耳其和我国境内的法西斯组织。根据他的命令，在奥尔忠尼启则、罗斯托夫、土拉和莫斯科建立了法西斯的秘密据点。他还命令各个据点把恐怖分子藏几天后，再把他们安全地护送到下一站。根据菜欧的报告，我们得知了这些据点。

审判长奇契林：照你这么说，因为莱欧进行了机智勇敢的斗争，才得以防止暗杀斯大林同志的阴谋于未然。

检查宫卢森科：正象我多次说过的那样，如果没有莱欧同志的机智勇敢的行动，则不可能把法西斯分子揭发出来。

审判长奇契林：对于检查官的指控，被告舒伯特，你有什么话要说吗？ 被告舒伯特：嗯⋯⋯我想在法庭上同莱欧对证。因为实际上根本没有莱

欧这个人，他完全是检查院方面虚构出来的证人。

审判长奇契林：卢森科检查官，被告提出了请求，对此你有什么意见。检查官卢森科：要莱欧出庭对证是不可能的。他现在□□□□□□□□[注6]

审判长寄契林：舒伯特，你听见了吗？

被告舒伯特：这不是公正的审判，完全是一场政治闹剧！

[注 1]原件的记载是：审判舒伯特记录证据编号为八——二一三九，内容下详。[注 2]原件的记载是：审判舒伯特记录证据编号为八——二一四○，内容不详。

[注 3]当时的列宁墓是木制结构，列宁的遗体存放在地下室里。现在的花岗岩和长石结构的列宁墓，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修建的。列宁墓前现在有两名卫兵，而在当时只有一名。现在，除星期一和星期五之外，每天从上午十一时到午后二时开放，星期日的开放时间延长到午后四时。

[注 4]空白部分恐怕是一九七三年公开发表资料时删掉的。估计原来是关于莱欧的一段文字。[注 5]系指横穿高加索山脉的第比利斯到乌拉德高加索的军用公路。一八五七年开始修建，五年

后竣工。据说一九三九年的时候，乘汽车跑完这条公路的全程需要三十几个小时。[注 6]这部分缺字，看样子也是有关莱欧的内容。

我发现亚瑟·亨得里克斯的书中引用了一段塔斯社的报道。亨得里克斯是把这段报道作为情报战争的一个事例来引用的，他显然忽略了隐藏在事件背后的真像。苏联方面对暗杀斯大林未遂事件一直保持沉默，看样子是怕影响已经开始进行的苏德友好互不侵犯条约的谈判。一九三九年五月四日， 斯大林解除了亲英的李维诺夫外长的职务，而任命亲德的莫洛托夫担任了外交部长。

[六十二]塔斯社消息：（一九三九年五月六日播出） “据内务部宣布：年务部已经破获了隐藏在奥尔忠尼启则、罗斯托夫、

土拉和莫斯科的法西斯间谍机关。这些代号分别是“高原人”、“流浪汉”、“喜剧人”和“发牢骚人”的间谍机关，从事了刺探情报和破坏活动。三十八名间谍中，有二十一人在枪战中被击毙。”

据亨得里克斯著的《法西斯主义和布尔什维克主义思想宣传战的研究》一书中说，被逮捕的十七名间谍中有五个德国人。大约四个月之后，为了纪念德苏缔结互不侵犯条约，这五个德国人获释， 并被送回德国。

[六十三]柯里斯托活·布卡南撰写的《斯大林传》（一九六九年于纽 约出版）

暗杀斯大林的计划，肯定是在事先详细和周密地调查了斯大林的行动之后制定的。只能想象这项调查是由纳粹党卫军保安局（SD）在一九三九年二月至三月间进行的。调查后汇编的资料当然没有保存下来。

下面引用的资料，叙述了斯大林日常活动的情形，不得不用它来代替曾经存在过的调查记录了。

“娜加[注 1]出人预料的自杀之后，斯大林陷入了极大的悲痛之中。他搬出了克里姆林宫而住进了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的大厦。因为继续呆在克里姆林宫的游戏殿内，会使他时常想起同娜加在一起生活的往事。斯大林虽然有“铁人”之称，但也难以忍受这种折磨。

斯大林把他的两个孩子安顿在克里姆林宫内的卡扎科夫宫的二楼，除了同这两个孩子一道吃晚饭以外，斯大林很少在那里起居。

看样子，斯大林是在莫斯科西郊的孔采沃别墅，或者在莫斯科普洛夏德大街的党中央委员会大厦中过夜的。

斯大林执掌政务，精力是十分充沛的。每天他都频繁往来于克里姆林宫、党中央委员会大厦和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大厦之间。他果断和干净利落地向书记处和政治局下达指示，听取贝利亚的内务汇报，并在死刑判决书上签字。

斯大林还经常在克里姆林宫里接见外国大使，出席外国使节团举办的晚餐会。

斯大林不仅意志坚强，胃口也很好。在进餐时，他经常灌很多烈性伏特加酒，偶尔兴致来了还开几旬颇有份量的玩笑。

斯大林的活动日程表由秘书处负责制定。日程表编排得十分周密而且也很机械，除了秘书处处长亚历山德鲁·波斯克列贝舍夫之外，知道这个日程表内容的人寥寥无几。

斯大林的猜疑心很重，简直达到了病态的程度。他整天处在胡思乱想的痛苦之中，似乎有人随时都在准备刺杀他。斯大林认为，与兴师动众的情况相比，不露声色、悄悄地行动反倒更安全些。在通常的情况下，他总是只带一、二名随身警卫乘坐汽车到处活动。但是，他在一天内也要更换几辆不同的汽车以防不测。斯大林就是这样，在莫斯科市民们眼前悠然而来又悄声而去。

斯大林身边的警卫工作由内务部的警卫局负责。以前，警卫局局长是匈牙利人 K·V·鲍凯尔，鲍凯尔被当作德国间谍处决之后，尼古拉·符拉西克担任了这个职务。

尼古拉·符拉西克从一九一九年以来，一直担任斯大林的随身警卫员， 常驻在供斯大林专用的孔采沃别墅。他打着斯大林的旗号，权势之大，炙手可热。

娜加死了以后，斯大林很少在公共场合露面，同群众越来越疏远了。贝利亚、波斯克列贝舍夫、马林科夫和米哈利斯等一小撮亲信，给他灌输了政治偏见。

斯大林为个人家庭的不幸和风湿痛病所苦恼，为部下的腐败无能而生气，处于被出卖的恐怖之中，一年到头总是暴躁不安。他对自己已经完全丧失了信心，经常大发脾气。斯大林在一年之中只有两次公开露面的机会，那就是“五·一”国际劳动节和十一月七日革命纪念日。到了这两天，斯大林要登上面对红场的列宁墓，向当局有计划地组织好的“群众”发表演说，这已经成为一种惯例了。

[注 1]斯大林第二个妻子娜加·阿利卢耶娃于一九三二年的十月革命纪念日的晚上自杀了。有人说，她是在同斯大林激烈的争吵之后，被斯大林杀死的。

[注 2]苏联的领导人在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时，要登上列宁墓，站在墓顶两排台阶中比较高的那排台阶上，要从上午十点站到下午四点。一九三九年庆祝五一节的仪式，同这没有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