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每日新闻》宣传改革

狄更斯带着家人从意大利返回英国之后，他得到一个消息：布雷德伯里和伊万斯为《钟声》而付给他的稿酬将大大超过查普曼和霍尔公司为《圣诞欢歌》所付的酬金。

但这时，狄更斯却并不想借势再写一部小说了，他的头脑里有了一个更宏大的计划——办报，将用此来反映自己蓬勃向上的人生观，他甚至想用他的日报来与《泰晤士报》竞争，宣传激进主义的改革，为进步大声疾呼。

狄更斯为其日报命名为《每日新闻》，新报纸将由布雷德伯里和伊万斯出版并提供部分资金，但一半以上的资金是狄更斯从朋友约瑟夫·帕克斯顿那里筹集到的。

在发刊词中，狄更斯宣称：

该报不希望受任何势力或政党精神的束缚，将致力于反抗罪恶，促进贫民的安宁和社会的幸福。

这反映了狄更斯的理想和他的主张。他获得了人们衷心的爱戴，以至每到圣诞节，都收到从英国各地地位低下的人那里寄来的礼物：蔬菜、家禽、花木等。他成了英国民族勤劳、和善、爱好自由这样美好品质的象征。

事情刚刚有了眉目，狄更斯就为有关事宜不辞辛苦地四处奔波，他走访了最优秀的批评家、社论作家和记者等许多人，向他们提供优于他们在其它地方所能得到的酬金。

这样一来，其它报纸不是失去了最优秀的作家，就是不得不靠提高他们的工资来稳住一些作者。因此，这些杂志的老板和出版商以及编辑们既忧又怒，狄更斯成了报界最不得人心的人，除了由于他的慷慨行为而得益的文人外。

狄更斯的父亲负责管理记者，他的岳父担任音乐和戏剧评论，叔父参加了编辑队伍，布莱辛顿夫人则主办闲话栏目，而福斯特、杰罗尔德、李·亨特和马克·莱蒙等狄更斯的知己则受聘为报纸撰稿，这些人与其说是为了商业上有利可图，不如说是为了照顾与狄更斯的私人关系。

狄更斯依然奔波于繁忙的工作之中，而这些却并非影响他的锻炼计划。

1845年圣诞节前夕，他对他的一位朋友说：“我依然步行到哈罗去，昨天在汉普斯特德荒地险些被风吹走，前几天还冒着倾盆大雨到芬奇雷去。我每天早上洗一次冷水浴，然后给《每日新闻》的机器上油，一直忙到下午。”

狄更斯在忙于组织和筹备《每日新闻》的同时，他还将琼生的《个性各异》和博蒙特、弗莱彻合写的《兄长》两出戏搬上了舞台，并在其中之一中串演角色。这就是狄更斯的过人之处。

狄更斯组织剧团排练，使他们发挥最高水平；安排布景，并不时进行修改；设计服装、书写海报、给木匠出主意、指导乐队指挥、管理剧场正门、为座位编号等。此外他还兼任主演、道具管理员、舞台监督、传呼人和提示员。

人们都一直惧怕狄更斯的火爆脾气，但这次他对演员们的耐心却让旁观者赞叹不已。

演员们也充分感受到了狄更斯的毅力。他告诉卡特莫尔，他要揪着他自己的兄弟弗雷德里克的头发把他拉到剧场来，以便“在星期一一天一遍又一遍地排练你的几场戏，你想排几遍就排几遍，你可累不倒我。”

狄更斯虽然善于交际，但他本人并不巴结贵族。他又是演戏，又是办报，又是写旅行记，又是纵情旅游，而与此同时，他还能经常在德文郡巷设宴招待宾朋。

经过多番周折和磨难，《每日新闻》终于取得了成功，狄更斯为记者们做了一件大好事：迫使雇主们增加他们的工资。但是三个星期之后，他却离开了报社，由福斯特来接任他的编辑职务。

原因在于，狄更斯总是节制不住花很多钱宴请客人，他知道，想省钱，唯一的办法就是出国。

同时，凯特于1845年秋生下了第六个孩子，他对未来更加感到不安。

狄更斯对家里的事也操心起来，1846年一天，他从怀特弗里来斯的办公室给凯特匆匆写了一个短信：

天气真是糟透了，我真的觉得，你最好派人去毕卡第的埃金顿铺子打听一下，他们是否能在收费合理的情况下搭一个从当街的大门到路边的遮篷，他们每天都干这种活，女士们在阴雨天走这段路真是太远了。

终日办报操劳过度已经使他的健康受损，加上他觉得自己的创作能力也正在衰退。

于是，狄更斯询问一位内阁大臣：“我是否有希望在伦敦谋一个高薪的差事？”

但是内阁给了他否定的答复。

而这时，狄更斯脑中充满着关于一部新作的朦胧想法，而他根据以往的习惯，半夜逛到最难以想象的穷街僻巷去寻求安宁，却一无所获。他变得比过去更加坐立不安和心神不定。

他为报纸的事伤透了脑筋，他不停地对自己说：“现在第一需要是休息和宁静了。”

1846年3月，狄更斯再次决定把自己的房子租出去，到国外去写一本新书，以便为日后攒一笔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