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抗菌药物受挫

我们再回过头来谈谈化学药物疗法曾遭受的挫折。最大的挫折就是细菌中能抗药的菌株迅速增加。例如在 1939 年，对脑膜炎和由肺炎球菌引起的肺

炎，医生给以磺胺药物后，疗效非常显著。但在 20 年后，磺胺药物只对半数病人有效。与此同时，人们发现，生产的各种抗菌素药物也慢慢地变得不那么有效了。

本来对某些病菌有奇效的药物为什么会渐渐失去它的效力，也就是说， 为什么那些病菌逐渐变得不那么害怕各种特效药了呢？这个问题引起许多方面科学家的重视，并展开了一系列的研究。

使研究得到突破的是遗传学。

原来，病菌不再害怕有特效的药物，并不是由于那些病菌掌握了抵抗药物的本领，而是“正宗”的菌株被杀死后，能抗药的突变型菌株昌盛繁殖起来了。正常情况下，突变是缓慢的，在真核生物中，特别是多细胞生物，在每一代里，靠着基因与染色体的突变和不断重新组合，变异速度有所加快， 而在细菌中，突变更为迅速，因为细菌繁殖非常快，只要少数亲代就可产生无数后代，尽管有效突变非常缓慢，但是突变的绝对数目仍然很高。

在医院里，抗药菌株的危害性最大，因为医院里经常使用抗菌素，而且病人对传染病的抵抗力也低于正常人。某些新的葡萄球菌菌株能顽强地抵挡抗菌素，例如妇产科病房中的“医院葡萄球菌”，就是严重的忧虑，这种菌在 1961 年曾成了重要新闻，因为，这种抗药的细菌在当时差点要了电影女明星泰勒的命。

值得庆幸的是，一种抗菌素无效时，另一种抗菌素仍能消灭抗药的菌株。新抗菌素和经过改良的“老”抗菌素，在和突变型菌株战斗时仍能守得住阵地。当然最理想的是找到一种连突变型也“望而生畏”的抗菌素，这样就不会有一种病菌能继续繁殖下去了。现在，已有许多具有这种效果的抗菌素被制造出来了，例如一种经改良的青霉素，叫“新青霉素”就是在 1960 年半合成的。因为细菌对“新青霉素”的结构很“陌生”，因此细菌中那种能分解青霉素的酶对新青霉素无能为力，这样，能破坏青霉素的突变型菌株遇到“新青霉素”时，无法逃避灭顶之灾。但是，能抵抗“新青霉素”的葡萄球菌也在逐渐变化出来，所以药剂与病菌间的斗争将永无止境。我们只能在与病菌作毫不懈怠的斗争中，希望顽强多变的医学科学对抗顽强多变的病菌能棋高一着。

人类在与另一类天敌——有害昆虫的斗争中，同样也遇到抗药性的问题。昆虫不仅与人类竞争食物，而且也会传播疾病。近代化学对昆虫的防御始于 1939 年，当年瑞士化学家米勒制造出“二氯二苯三氯乙烷”（DDT）， 杀死有害的农作物昆虫以及蚊蝇具有“神效”，特别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 利用它大规模地杀死了潜藏在士兵衣服中的虱子，有效地控制了由虱子传染的斑疹伤寒，保证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盟国士兵的健康，不致于因斑疹伤寒的流行而影响战斗力立了功勋，DDT 的发明人米勒，因此项成就而获得 1948 年的诺贝尔医学与生理学奖。

但是，当大量使用 DDT 时，DDT 对苍蝇也失去了作用，似乎家蝇中产生出抗药性品系，因而，必须继续开发新的“杀虫剂”。

说到杀虫剂，美国女科学家卡森在 1962 年曾在《寂静的春天》一书中指出：人类在扑灭他想扑灭的种属的时候，不分青红皂白地使用化学药品，可能把一些无害的甚至有用的种属也杀害了。不仅如此，卡森女士还坚持说， 如不仔细考虑就毁灭生物，可能严重地打乱了种属之间互相依赖的错综复杂的体系，最后，对人类弊多于利。卡森的观点引起了人们对研究生物种属间关系，即生态学的重视。但是，人类也绝不会因此放弃杀虫技术或不再设法控制昆虫，而是应该去寻找一些更为专门的、对生态学结构损害最小的方法。譬如扶助昆虫天敌的生长、用声音和气味驱虫或诱杀昆虫等。总而言之，科学进步有时也会产生有害的副作用，但不能因此而抛弃科学的发展，而是应该加速科学的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