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神奇子弹”和化学药物

一旦不同的细菌能逐一分开后，下一步便是要寻找一种能够杀死细菌又不会伤害病人的药剂。曾与科赫一起工作的德国医生兼细菌学家埃尔利希曾提出，必须寻找一种“神奇的子弹”（魔弹），只打击细菌而不会伤害人体。

埃尔利希对能使细菌染色的染料很感兴趣，早期的显微镜学家曾试图利用染料对细胞染色，可是直到拍琴发现了苯胺染料以后，这个技术才得到应

用。虽然埃尔利希并不是第一个应用合成染料来染色的人，但他在 19 世纪

70 年代后期，解决了技术上的细节，这为弗莱明研究有丝分裂和福尔根研究染色体里的 DNA 开辟了道路。

埃尔利希心中别有计划，他发现经过染色的细菌无一例外地全都死亡，于是计划将这些染料专门用作杀菌剂。有些染色剂对细菌的作用比对其他细胞强，可以有效地杀死细菌。到 1907 年，埃尔利希发现了一种叫锥虫红的染料能把锥虫染色，被染色的锥虫死亡。锥虫是非洲一种可怕的昏睡病的病原体，它通过采采蝇传染。埃尔利希通过向血液内注入适量的锥虫红的方法，能杀死锥虫，却不会伤害病人。

埃尔利希并不以此为满足，他想找到一种更可靠的、能杀死微生物的物质。他认为，锥虫分子的有毒部分是那个“偶氮”结构，即一对氮原子（— N=N—），因此他猜想两个砷原子的相似结构（—AS=AS—）也应具有同样的功效。砷在化学方面类似于氮，但砷的毒性比氮要大得多。于是，埃尔利希开始几乎毫不选择地用砷化合物作实验材料，他试验了一种又一种砷的化合物，并依次编号。1909 年，埃尔利希的一个日本学生秦佐八郎试验了一种编号为“606”的化合物，这种化合物对锥虫无效，却能有效地杀死引起梅毒的微生物（螺旋体）。

埃尔利希从秦佐八郎的研究结果中认识到，他碰到了一桩比治愈锥虫病更重要的事，因为锥虫病终究是一种局限在热带的地方病，而自从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的时代以来，梅毒在欧洲成为隐患已经有 400 多年的历史了。人们认为，梅毒是哥伦布的部下从加勒比海地区的印第安人那里带到欧洲的，而欧洲人则把天花带给了印第安人。当时的欧洲不仅没有治好梅毒的办法，而且还用伪道学的遮羞布把梅毒病悄悄地掩盖起来，让它无限制地蔓延着。

“606”成为埃尔利希所追求的“神奇的子弹”，为了用 606 这种化合物

来与梅毒战斗，从 1909 年到 1915 年，他献出了他的余生，1915 年他与世长辞了。

埃尔利希的“神奇的子弹”发明以后，医学上出现了用化学药品治疗疾病的新时代，专门研究食物以外的化学物质对生物体的作用的药理学，终于在 20 世纪自成一体，成了医学的一个组成部分。

很自然，人们希望能为战胜每一种疾病制造出一种简单的解毒药，可是，在埃尔利希发明 606 以后的 25 年内，配制新药的药剂师们都不十分幸运，只

有德国化学家霍夫曼在 1924 年合成了“扑疟喹啉”，并在 1930 年合成了“阿的平”，这两种药都可以用来代替奎宁治疗疟疾。

1932 年有了新的突破，一位名叫杜马克的德国化学家将一种新的红色染剂“百浪多息”注射到感染了致命溶血链球菌的小白鼠体内，这只小白鼠竟然未死。真是无巧不成书，就在他给小白鼠注射“百浪多息”时，他的女儿也得了链球菌败血病，已经濒于死亡，他把百浪多息用在她的身上，他的女儿也得救了。不到三年，百浪多息获得国际声誉，它可以阻止人体内链球菌的感染。

奇怪的是百浪多息只有在体内才能杀死链球菌，而在试管里却失去了杀菌作用。在巴黎巴斯德研究所的特雷富埃尔和他的同事们断定，百浪多息一定是在体内变成了对细菌有杀灭作用的物质，于是，他们着手把百浪多息分解成有效的断片，叫做“氨苯磺胺”。其实，他们在 1908 年就合成了这种化合物，但很快就被人遗忘了。

磺胺成了第一种“灵丹妙药”，一种又一种的细菌被它杀死了，化学家发明，用不同的基因来取代含硫基因中的氢原子，可以得到一系列化合物，而其中每一种的抗菌性能都略有差异。1937 年制造成功“磺胺吡啶”，1939 年制造出“磺胺噻唑”，1941 年又制造出“磺胺嘧啶”。这样，医生就可以从一整组磺胺药物中，选择适当的药物来对付不同的细菌性疾病。

1939 年，德国化学家杜马克由于他发明了百浪多息这一药物的贡献而被决定授予诺贝尔医学和生理学奖，正当他在发信表示愿意接受这份荣誉时，却被希特勒法西斯盖世太保逮捕了，因为这个纳粹政府以自己特殊的理由而拒绝与诺贝尔奖发生任何关系，这样，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杜马克获得自由以后，才得以到斯德哥尔摩接受这份荣誉。

磺胺药剂的全盛时期非常短暂，这是由于不久又发现了杀菌效力更大的抗菌素而失去了夺目的光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