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对民族压迫和搔扰，维护民族团结和祖国统一

我国自古是一个以汉族为主体形成的多民族国家。由于各族统治阶级对本民族和外民族人民的剥削和压迫，也由于统治阶级的挑拨和离间，各民族之间往往形成种种复杂的矛盾和纠纷，引起了民族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在这种矛盾和冲突中，当然有压迫与被压迫之别，有侵扰与反侵扰之分。那些站在正义一边、反对别的民族压迫和侵扰者， 就表现出一种爱国精神。

如西晋时的石勒，是迁居今山西南部的羯族。由于西晋的腐败统治，对少数民族采取“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政策，石勒几次被汉族地主掠卖为奴，受尽了被剥削被压迫之苦。当时“土庶翫习，侮其轻弱，使其怨恨之气，毒于骨髓”，这些少数民族都蓄积了很大的不满和

反抗情绪。所以当石勒乘西晋“八王之乱” 的混乱之机起义的时候，得到了广大的被压迫的少数民族的支持，很快就统一了北方， 并在短时期内使北方的生产有所恢复。据说他死时已达到“租入殷广，转输劳烦，令中仓岁入百万斛，余皆储之水次”的程度，所以应该说，石勒与当时少数民族的起义，打击了西晋的腐败统治，反对了民族的歧视和压迫，是一种爱国主义的行为。

同样，汉族地区的人民反对少数民族的侵扰斗争，也是一种爱国行为。如明朝时期反抗瓦刺的斗争，就属于这一性质。瓦剌是蒙古的一部，明朝中叶以后逐渐统一了蒙古各部并强大起来。“土木堡之变”明朝的军队惨败之后，瓦剌的军队就逼近北京。他们经常派骑兵到处掠夺财物，掳杀居民，严重地破坏了北方的生产。这时以于谦为首的一批爱国主义将帅，积极整顿边防，增强防御力量，终于在北京城下击退了瓦剌的进攻， 保卫了北方地区的安定。此后在张居正的主张下，和缓了双方的关系，加强了经济和文化的交流，使一度紧张的汉蒙两族关系又恢复了正常。如果没有于谦当时的爱国主义反击斗争的胜利，也就难于出现以后友好往来的局面。

民族的联合和国家的统一，符合我国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尽管在新中国建立以

前，总的说来这种联合不可能是真正平等的，统一也只是相对的，仍保留着某种封建割据状态。但是，它毕竟给人民带来和平建设的环境，减少了某些民族统治者为争权夺利而挑起民族仇杀的机会，排除了分裂时期许多人为的障碍，为各族人民顺利开展经济文化交流创造了条件，从而有利于促进民族团结和生产力的发展，有利于增强抵御外来侵略的力量。因此，中国人民的爱国主义必然表现为为维护统一、反对分裂而斗争。古代史上魏晋南北朝和五代十国两次大分裂以后又分别重归于统一的事实，是中华民族伟大向心力的生动表现。汉族的隋文帝、宋太祖，蒙古族的元世祖，满族的康熙帝，都为中国的统一建立了不朽功绩。

到了近代，爱国主义的精神力量，更支撑着我国各族人民的爱国力量，以坚韧不拔的意志，同帝国主义肢解中国领土、破坏民族团结的阴谋；同民族败类的分裂主义活动，展开了英勇的斗争。

例如，19 世纪六七十年代，沙俄和英国竭力支持阿古柏反动政权，妄图把新疆从我国领土上分割出去。1871 年沙俄更直接出兵占领伊犁。面对沙俄的猖狂侵略，各族人民心怀祖国，“所有满、索伦、锡伯、察哈尔、额鲁特各营，以及民人，并有晶河上游土尔

扈特贝勒等人众，均已同心能死，不降俄夷”。在清朝统治集团内部，以左宗棠为代表的爱国者也同以李鸿章为代表的投降派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进军新疆，迅速恢复了除伊犁以外的我国国土，粉碎了俄、英的分裂阴谋，为维护祖国的统一与民族的团结，做出了重要贡献。辛亥革命期间，英国驻印度总督唆使西藏一小撮民族败类，组织武装叛乱，并派遣英军入藏。西藏广大农奴立即拿起刀戟同叛军作战，各大寺院数万僧侣和部分上层爱国人士参加战斗，给予英帝国主义肢解西藏的罪恶阴谋以沉重打击。

历史一再证明，反对分裂，维护民族团结和祖国统一，是我国人民爱国主义优良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