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亡者的生活

雨果到达布鲁塞尔的第二天，立即开始动笔撰写《一件罪行的始末》。他要以自己的亲历亲闻，揭露波拿巴发动政变的罪行。他住在一个极其简陋的房间里——一张书桌，一张小铁床，两把椅子，这就是房间中的全部陈设了。但是，他的内心却极其充实，他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充满写作的冲动， 强烈的责任感催促着他将真相告诉世界各国的人民。

波拿巴没有抓住雨果，很是恼怒。1852 年 1 月 9 日，他正式签署法令， 宣布将雨果驱逐出境。愤怒的作家也立即写下了一本小册子，以回敬对方。8 月 5 日，这本名叫《小波拿巴》的小书发表了。它立即发生了巨大的影响， 迅速在流亡者中流传开来。为了将它带回国内，让其发挥更大作用，这本书被用薄型书写纸印出。人们将它藏在皮箱或衣袋的夹层里，甚至塞在拿破仑三世塑像的肚子里，秘密带入法国。作家手中的笔，今天正式成了投向刽子手的匕首和炸弹。

此时，尤丽叶已经在他的身边。在巴黎血腥的日子里，正是在尤丽叶的精心照料和掩护下，雨果才得以避过追缉者的耳目，度过了那些艰难的时光。后来，她又陪同他一起逃亡国外，在离他不远的地方住下来。现在雨果担心的是仍然留在法国的妻子安黛尔和他们的儿女们的安全。他知道，在他的那本谴责波拿巴的小册子发表后，反动政府一定不会放过他的家人；因此，他将全家一起迁往大西洋中的英属泽西岛。

流亡者的生活是艰苦的。没有社交，没有娱乐。每天清晨，家人还在睡梦之中，雨果已经在挥笔写作了。上午十一点钟进早餐。早餐以后，雨果便带着尤丽叶或者他的儿子夏尔出去散步。他还练习骑马。此外，不论酷暑寒冬，天睛下雨，他总坚持下海游泳。

相比起泽西岛上的其他三百多名流亡者，雨果的手头是阔绰的。他经常对他们给予接济；并鼓励他们团结起来，彼此和睦相处，同舟共济。流亡者并非都是共和党人，其中也是形形色色，良莠不齐。有一次，还发生了这样一件事情。一个叫尤贝尔的人向流亡者求援。他一上岸，就向人们声称自己忠于共和国，对拿破仑破口大骂。他告诉大家，正是因为逃避法国当局的迫害，他才来到了这个小岛。流亡者们对他的遭遇表示了同情。他们给他提供了帮助，每周从互助储蓄会中提取七法郎支持他的生活。事后人们发现，他竟是法国警察当局派来的密探！

1855 年 10 月 27 日，英属泽西岛当局正式向雨果下达了逐客令。原来， 自从他这个法国的流亡者来到小岛后，这里就不断传出控诉暴君和刽子手的声音。雨果曾致信英国国务活动家帕麦斯顿勋爵，抗议邻近的英属格恩济岛执行的死刑制度；他还不断发表演说，谴责各国的暴君和克里米亚战争。1855 年，英法结盟反对沙俄。英国女皇维多利亚与拿破仑第三你来我往地相互拜访，岛上的流亡者们对此发表文章进行讽刺和揭露。这一次，英属泽西岛当局再也不能容忍了。

雨果被迫迁往格恩济岛。这是一个古老的流放地，比泽西岛更小、更陡峭。雨果全家住在靠近悬崖顶端的一座三层木楼里。在这里，他保持了在泽西岛时的生活习惯。他经常沿着海岸散步，一走就是好几个小时。他走访当地的渔民，同他们交谈，了解当地的风俗民情和岛上的历史。更多的时间里， 他在埋头写作。他有太多的事情要做：修改诗集《静观集》的校样；写作小

说《悲惨世界》、《海上劳工》和《笑面人》；撰写史诗性的《历代传说》； 与各国的革命者如赫尔岑等相互通信，相互声援；一如既往地对各国的暴政和死刑加以谴责⋯⋯

例如，在 1859 年，他曾发表《告美利坚合众国书》，要求释放为反抗奴隶制度而被判处绞刑的白人约翰·布朗。1861 年，他致信给布特列上尉，谴责英法联军洗劫焚毁中国的圆明园。1866 年，他撰文祝贺西班牙共和国成立。1867 年，他号召西班牙将自由归还古巴，反对殖民地制度。1869 年，他担任了国际和平大会洛桑会议名誉主席。

此时，拿破仑第三在国内早已站稳了脚跟。因此，他搔首弄姿，故作姿态，在 1859 年颁发了对流亡者包括对维克多·雨果的特赦令。许多流亡者都归国了。雨果非常想念祖国，想念留在祖国的老朋友们。但他不能回去。此时回国就意味着与帝国的妥协与和解。他不想这样做。在给一位老朋友的信中他承认：“责任不允许我回国。我感到很痛苦，但我这一行动是正确的。”

1859 年 8 月 18 日，英国和比利时的各大报纸上分别刊载了雨果的一则声明：

在法国目前的情况下，我的责任就是毫无保留，不屈不挠，自始自终地表示抗议。

我忠于在良心面前承担的责任，我要在有自由的流亡生活中坚持到底。直到法国恢复自由的时候，我才返回。

维克多·雨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