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惨世界》（中）

雨果一生关心政治，投入政治斗争之中。但他过于天真纯朴，不谙政坛的翻云覆雨、尔诈我虞，不懂政客狡诈阴险、玩弄权术的阴谋手段。因此，在残酷的政治斗争中，他总是节节败退，发挥的作用有限。但是，当他用笔参与现实斗争，干预社会生活的时候，他找到了自己为人类正义、自由和进步而斗争的最佳位置和最有效手段。《欧那尼》是这样，《巴黎圣母院》是这样，《死囚末日记》还是这样；而《悲惨世界》更是这样。

《悲惨世界》序言起首第一句声称：“这是一部宗教性的著作。”如果从宗教的终极性意义上来理解，这正是该书能够得到普天下读者的厚爱、并在法国以至世界文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且能流传后世百年不衰的原因所在。正如作者自己所预言的：

只要因法律和习俗所造成的社会压迫还存在一天，在文明鼎盛时期人为地把人间变成地狱并且使人类与生俱来的幸运遭受不可避免的灾祸；只要本世纪的三个问题——贫穷使男子潦倒，饥饿使妇女堕落，黑暗使儿童赢弱—

—还得不到解决；只要在某些地区还可能发生社会的毒害，换句话说，同时也是从更广的意义来说，只要这世界上还有愚昧和困苦，那么，和本书同一性质的作品都不会是无用的。

文学就是为表达自己的思想服务，创作就是要干预现实生活。雨果从来不隐讳自己的观点。谈到创作本书的目的，他在给拉马丁的信中写道：

如果说作一个激进者意味着为理想服务的话，那么我便是激进派⋯⋯是的，允许贫苦存在的社会，允许地狱存在的宗教，允许战争存在的人类，在我看来是低劣的社会，低劣的人类和低劣的宗教，而我却是要追求崇高的社会，崇高的人类，崇高的宗教，即没有君主政体的崇高的社会，没有边界的崇高的人类，没有手写的教义的崇高的宗教。是的，我要和以谎言作为交易的神甫，以及践踏正义的法官做斗争⋯⋯是的，只要一个人可以抱有希望，我便希望消灭笼罩在人类头上的恶运；我要痛斥奴隶制，我要消除贫困，根绝愚昧，我要治疗疾病，我要驱散黑暗，我要憎恶仇恨。这便是我的信念，这正是我要写《悲惨世界》的原因之所在。

在写给《悲惨世界》意大利文译本的出版商达厄利的信中，他坦率而又充满自豪地承认：“我写这部书确实是为了所有的人。凡是男人愚昧无知、陷于绝望的地方，凡是女人为了一块面包而卖身，以及儿童因为没有学习的书籍与取暖的火炉而痛苦的地方，我的《悲惨世界》都会来敲门，说道：‘开门，我找你们来了！’”

因此，在这部小说中，出现了多达接近一百的人物。有主教、神甫、修女，有法官、警察、议员、将军，有绅士、商人、大学生和出版商，也有小偷、流氓、妓女，还有各种类型各种性格的穷人百姓和下层人民；小说中还有大革命时期国民公会的代表和历史上的重要人物如拿破仑和威灵顿。通过这些人物所反映和表现的社会生活面是广阔而宏大的，它构成十九世纪法国的一幅生动的历史画卷。小说还描写了那一时代最突出、最重大的历史事件，如 1815 年拿破仑的滑铁卢之战，复辟王朝的反动，1830 年复辟王朝的覆灭，七月王朝时期的各种社会矛盾，1832 年的共和党人起义，巴黎街头的街垒和巷战等等。其中，滑铁卢战役就占了小说第二部的整整一卷；而 1832 年巴黎人民起义和共和党人保卫街垒的战斗构成了小说最后两部的主体。《悲惨世

界》是广阔的社会现实生活与丰富的历史内容的完美结合，因而，它具有史诗性的意义。

除了下面将要介绍的小说中人物典型的成功塑造外，值得一提的是小说中出现的大段大段的抒情性议论或整章整章的历史事件描写。对此，雨果的出版商在该书出版之时就曾建议作者给以简化或压缩；该书出版后，它们也成为反对或批评者所诟病的主要目标。人们认为这种处理过于枝蔓和冗长，艰涩累赘，削弱了小说的情节结构，分散了读者的注意力。但这种批评还是从纯艺术角度出发的。更多的批评却来自意识形态方面。例如，在当时刊载在《评论杂志》上的一篇文章指出：“雨果先生写出的并非社会主义的论文，而是干了一件根据我们经验所知的危险得多的事情。这本书就其趋向而言是非常值得注意的，它不仅是一个作家的作品，而且还是一个人的行动，我甚至要说，是一个党派的行动；这是一八四八年的真正的示威。”文章称雨果是“法国的头号蛊惑家”。还有的反动报刊攻击说，并没有雨果这个人存在，

《悲惨世界》的真正作者是恶魔撒旦。连俄国沙皇也看到了此书潜在的革命意义，他认为该书对社会基础有害，因此阻挠《悲惨世界》的俄文本出版。雨果的创作是完全自觉的，他非常清楚自己的写作真正目的。如果说在

他文学出道之初，他就未曾想过要取悦观众或读者的话，那么，经过了本世纪巴黎革命的风风雨雨之后，他更不会去做一个媚俗的三流作家了。因此，他拒绝了出版商的修改建议，并且斩钉截铁地回答说：“一部迅速展开情节的轻松喜剧成功的寿命只有十二个月，而一部思想深刻的戏剧的寿命却是十二年。”历史完全证明了他的预见。

《悲惨世界》的情节离奇而惊险，极富戏剧性。但真正震撼人心、予人深刻印象的，是小说中的众多典型人物。他们有：冉阿让、米里哀主教、芳汀、珂赛特、沙威、德纳第夫妇、马吕斯等。

米里哀或卞福汝主教是“善”或“仁爱”的化身。他原是贵族出身，后来当了教士。他全身心地为贫苦的人们造福。他把豪华的住宅献出来充作医院，给穷人治病，而自己却搬进简陋的房子中居住；他把自己的财产拿出来救济穷人，而本人却过着清贫的生活⋯⋯当走投无路的冉阿让来到他门前时，他敞开房门迎接这位被社会遗弃的人；当冉阿让以怨报德，偷走主教家的银器而被警察逮回时，他解救了冉阿让，并送给他一对银烛台，从而感化了“猛兽”般的冉阿让。

小说中的冉阿让是雨果着重塑造的主角。他的命运变迁及性格转化，表现了作者对人性的基本认识和社会理想。贫穷使冉阿让丧失理性而成为小偷；法律使他丧失人性而具有“凶狠残暴的为害欲”；仁爱却使他感化并大彻大悟从而转变成为拯世济贫的道德家。在他因偷窃面包而被判处五年苦役出狱后，他变得更凶残了：他偷走收留他住宿的主教家的银器，又抢走路旁小孩的钱币。当他因卞福汝主教的感化而幡然悔悟后，他彻底获得了新生：他同情和帮助穷人，为小镇人民带来富足和安宁，为了不让别人代他受过，他放弃了一切而挺身自首⋯⋯冉阿让在经过了由恶而至善并经历了为善的种种考验后，终于完成了人性的升华。

任何读过小说的读者都不会忘记警探沙威，虽然他在小说中出现的场合不太多，但却象幽灵般始终萦绕在冉阿让的周围。他出生在监狱，是现代社会的弃儿，却成了现行秩序的维护者，当代法律的体现。他忠于职守，执行法律，锲而不舍地完成统治者交予的使命——不管这法律是否公正合理，不

管这使命是否反过来危害了秩序本身。最后，在他良心发现，放走了他追捕一生的猎物冉阿让后，他以自己的死来了结他自认为欠下的法律宿债。道德最终战胜了无情的法律，但道德和法律之间的矛盾却无法调和！雨果正是以沙威的人格分裂悲剧来证明现代法律的荒谬以及现代文明秩序的反人性性质，从而弘扬了作者的道德理想。

雨果不仅通过人物典型的塑造表现自己的理想追求，而且还通过历史事件的描述表达自己对现实和未来的认识。在小说最后两部关于人民起义和街垒战斗的描写中，作者的革命民主主义思想已经突破了他原有的人道主义观念，从而使作品的主题进入到一个新的境界。例如，他透过马吕斯表达了他本人对战争的看法：“内战？这意味着什么？人与人之间所有的战争是不是就是兄弟之间的战争？战争的性质只能按它的目的来判断，既没有什么内战，也没有什么外战，只有非正义的战争与正义的战争，直到人类伟大的和约缔结那一天为止，战争，至少是那些代表着将来反对落后的过去的战争，都是不可少的。只有当战争扼杀公理、进步、理性、文明和真理的时候，它才是可耻的。”他还通过共和主义英雄安灼拉向人民发表的演说表现自己对人类未来的乐观信念：

“十九世纪是伟大的，但二十世纪将是幸福的⋯⋯朋友们，我们所生活的和我向你们讲这番话的这个时刻是黑暗的时刻，但是，这正是为了将来而必须付出的可怕的代价，一次革命就是走向未来的通行税⋯⋯死在这街垒上也就是死于未来的曙光中。”

《悲惨世界》达到了十九世纪法国小说难以企及的思想高度。同时，它又是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创作方法的完美结合。如前所述，小说的情节和人物来源于真实的生活基础，但也获得了突出的渲染和浪漫的夸张。叙述的浮蔓和描写的夸张以及历史事件的详尽铺陈或许给人以冗赘啰嗦的感觉或印象，但正是通过阅读这部小说，你会真正地理解：小说，就是时间的艺术；只有在《悲惨世界》的浩繁卷帙中，你才能体味到唯有这种史诗性的大著中方才具有的雄浑、阔大、深沉和壮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