婉雅秀逸的魏晋南北朝家具

从商周至三国时期，跪坐是人们主要的起居方式，因而相应形成了低矮型的家具设计。席与床、榻是当时室内陈设的最主要家具。直到汉朝时期，床、几、案、衣架等都还很低矮，屏风多置于床上。

而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胡床逐渐普及民间，并且出现了其他各种形式的高坐具，如扶手椅、圆凳、方凳等。

这时，我国历史进入了一个较长的分裂期，魏、蜀、吴三国鼎立，最后由西晋结束，西晋皇族后来又在江南成立了东晋；我国北方则陷入民族混战，泛起了许多政权，称十六国。

每个朝代的家具与社会及社会主体是紧密相连的，并以人的需要而诞生、变更，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我国古代家具设计的重要转折点，以社会的前进而发展。从文化的各个方面可以看到社会对家具的影响和相互作用，可以这样说，家具诞生于社会文化。

其原因在于，魏晋南北朝是我国历史上思想发展的重要历史时代，也是继战国“万马齐喑”之后又一个思想解放的时期。随着儒家的深入普及，新的人生价值观、生活生产观、社会伦理观不断产生，哲学也不断发展，魏晋玄学就应运而生了。

这个时期，北方和西方民族的内迁和佛教的普及，都对家具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我国建筑从此时开始发生的最显著的变化，首先在于起居方式及室内空间方面，即从汉以前席地跪坐，空间相应较为低矮，逐渐改为西域“胡俗”的垂足而坐，高足式家具兴起，室内空间也随之增高。

从魏晋南北朝开始这一趋势，对以后的影响越来越大。佛教在这一时期渐趋普及，也对家具产生了一定影响，主要体现在如“壸门”的出现和莲花纹等装饰纹样的使用。

人们起居方式和家具从低向高渐变的关键转折是历史的必然。从此我国家具设计才算真正意义上有了进步，并为今后明代家具的辉煌打下了基础。我国家具发展史上，魏晋南北朝时期确切是一段非常重要的时代。

各民族之间文明、经济的交融，对家具的发展起到促进作用。魏晋南北朝时期上承两汉，是我国历史上的一次民族大融合时期。下启隋唐，从此，为以后各朝代家具的兴盛发展奠基了基础。

这一时期，中原地域的汉人接收了不少外来的观点。这种风尚的传播开始时是自上而下的，并在胡汉杂居的东南地区首先为部分汉人接受。

《后汉书·五行志》中便记载，汉灵帝“好胡服、胡帐、胡床、胡坐……”，甚至“京师贵戚皆竞为之”。

在这种背景下，各种各样高型家具相继兴起。胡床等高型家具传入，并与中原家具融会，使得部分地区泛起了渐高家具，椅、凳、墩等家具开始渐露头角，卧类家具亦渐渐变高。床明显增高，能够垂足而坐，并加了许多床顶、床帐和可拆卸的多折多叠围屏。

这时也出现了许多新的家具款式，如胡床、凭几、椅、凳等。最大的发展是高型坐具如凳、筌蹄、胡床和椅子等的开始出现，以适应垂足而坐的生活。

关于凳子的最早记载，可见《晋书·王羲之传》：

魏时凌云殿榜未题，而匠者误钉之，不可下，乃使韦仲将悬橙书之。

所谓“橙”就是凳子，因其较高，故称“悬凳”，可站在上面书写榜额。当时凳子的形象可见于敦煌莫高窟北魏第257窟壁画。

筌蹄即后来所称的绣墩，多见于佛教石窟壁画或雕刻，如敦煌莫高窟西魏第285窟壁画和洛阳龙门石窟北魏莲花洞壁面雕刻，传世的石刻佛座也常为筌蹄。据此，似乎筌蹄与佛教有一定的关系。唐代仍称筌蹄，五代和宋代改称绣墩。

胡床，后俗称叫马扎，以两框相交为支架，可以折叠，也比较高，可以垂足而坐，东汉已经有了，此时造型没有什么改变，只是更加普及了。敦煌石窟北朝壁画中胡床常有出现，也见于传唐朝阎立本《北齐校书图》。

椅子出现较晚。这一时期仅有极少的信息，一是在新疆尼雅遗址发现的一把木椅，时间相当于我国的晋代，其造型和装饰风格全是犍陀罗式。这是一件商旅带入我国的家具。

另一例是敦煌莫高窟第285窟壁画“山林仙人”所坐的一把椅子，与佛教活动有关，可说是最早见到的禅椅，仙人在上盘腿结跏趺坐，与垂足坐不同。

这个时期仍以席地而坐为主，故凭具仍有发展。

凭几除大量为直形外，在长江流域的下游又发展了有较大改进的弧形凭几，多陶质，说明在这个区域相当普遍。

安徽马鞍山三国吴朱然墓发现的褐漆曲形凭几是最早一例实用凭具，几长695毫米、宽129毫米、高260毫米，几面弧形，三足作兽蹄状，造型有很大代表性。通体褐色，朴素无华，也就是后世所称之乌皮隐几。南齐谢脁写过一首咏乌皮隐几的诗。

与凭几异曲同工，此时又出现了在床榻上倚靠的软质隐囊。《颜氏家训》透露，南朝士族弟子“凭斑丝隐囊”成风，是以斑丝织物覆面。隐囊的形象可见于洛阳龙门石窟宾阳洞维摩诘说法石刻和传世《北方校书图》。

此时新兴的卧具为架子床。最早的床多有围栏而无架。汉代床上设有帷幔，似已有支架。

东晋顾恺之《女史箴图》最早绘出了一具架子床：床座饰壶门，四角立柱，柱间围立高床屏，上设顶，四周张设帷帐。应是汉代“斗帐”的发展，带有架子床初创期的特点。此床床屏约高0.5米，在人腋下，高于后代床围。床前放有与床等长的栅足式几，汉代称为“桯”。

《北齐校书图》绘有一座壸门式大榻，榻座立面有壸门，正面4个、侧面两三个。榻上坐4人，并摆放笔、砚、盂和投壶。按榻的面积，还可再多容数人。

这是汉代榻的基础上发展出来的新家具。在大榻上仍是席榻而坐，只在榻边垂足。唐代仍应用此种大榻，同时将此发展为大型桌子。

所谓“壸门”，是一种轮廓线略如扁桃的装饰纹，底线平直，上线由多个尖角向内的曲段组成，两侧曲线内收。壸门形象以后在唐宋所见特多，集中用在作为佛座、塔座和大型殿堂基座的须弥座上。

大同北魏司马金龙墓有一具床后屏风，因墓曾遭受破坏，尚存面积较大的5块，每块高约0.8米、宽约0.2米、厚约0.02米。

床后屏风上满绘取自《孝经》、《列女传》的传统故事，富于劝诫意味；以朱红漆地，用黑线画出轮廓，人物面部和手涂铅白，并有浓淡渲染，较好地表现了肌肤色调和立体感。

服饰器物涂黄、白、青、橙、红、灰蓝诸色，榜题及题记为黄地墨书，色彩十分绚丽，线条自如。

据墓志，司马金龙历任北魏高官，去世于484年。汉代在榻后多置曲尺状屏。南北朝时期由三扇组成的Ⅱ字形屏更多。司马金龙墓床屏上即绘有这种床屏的形象，是后代床榻围板的先声。

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各民族的匈奴、鲜卑、羯、氐、羌、卢水胡各族先后建立政权，将社会机关情势以至风俗习惯带到华夏；南边的山越、蛮族、俚人、僚人也走出深山老林，开始与汉族融合。

十六国与北朝时期，汉族以华夏文化去影响和改造胡人的文化与政体。跟随胡人政权而迁入中原的大都民族，与汉人杂居，开始学习汉族的说话，影响到汉族概念和生活方式。胡族充满生气的精力，给高雅温和却因受到礼教的束缚而显得僵硬的汉文化带来了新气象。

魏晋南北朝时佛教的昌隆，带给魏晋南北朝家具的影响是决定性的。佛教由发祥地印度向南、北、中外传而形成，佛教建筑随着外传。这里面有着很多的宗教、哲学、文化课题。

另外，开凿石窟和建寺的佛教行为增进了佛教美术的成长，石窟造像、壁画和寺庙的造像、壁画应运而生了。这时期的造像和壁画，都是来自域外的粉本，人物形象、服饰用具等都是域外风尚。

同时，天竺佛国大批的高型家具也随之进入了华夏。这对中原的生活风俗，特别是席地而坐的起居体式格局是一个极大的冲击，正是由于这个时代思维的极大自由，使得人能够接收这样的变更。

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佛教的传入和统治者的大力倡导，佛教内容成为当时建筑设想的主题。在佛教家具的开导下，华夏的匠师们从佛座创作出箱型结构和束腰家具新形式，同时又极具美感与魅力。

魏晋南北朝时期那些婉雅秀逸的渐高家具，给当时人们生活生产带来深入的变化。我国的家具历史上写下了深切而浓重的一笔。

同时也可以看到，不同的地方民族在和汉族的交流融合过程中，给汉族注入了新鲜血液，使中华民族更有生气，更富创造力。

这表现在家具上的功效就是老式的东南游牧民族家具开始传入华夏。同时，这些民族的先进工艺也同样影响了这时期家具的设计。中华五千年的历史，也正因为多民族的多元性和交融性，才变得如此璀璨。

[旁注]

三国　我国历史上东汉与西晋之间的分裂对峙时期，有曹魏、蜀汉、东吴3个政权。三国时代波澜壮阔，充满生机，常引起后人追思。晋代陈寿所著史书《三国志》，对研究三国历史颇有参考价值。明代罗贯中以三国历史为蓝本，编撰小说《三国演义》成为中国四大名著之一。

南北朝　我国历史上的一段分裂时期，该时期上承东晋、五胡十六国，下接隋朝，南北两势虽然各有朝代更迭，但长期维持对峙，所以称为南北朝。南朝包含宋、齐、梁、陈四朝；北朝则包含北魏、东魏、西魏、北齐和北周五朝。

《后汉书》　由我国南朝刘宋时期的历史学家范晔编撰，是一部记载东汉历史的纪传体断代史，“二十四史”之一。《后汉书》是继《史记》、《汉书》之后又一部私人撰写的重要史籍。与《史记》、《汉书》、《三国志》并称为“前四史”。全书主要记述了上起公元25年，下至220年共195年的史事。

结跏趺坐　亦称“金刚跏趺坐”，略称“金刚坐”。又以为佛禅定时常用之坐势，故亦名“禅定坐”。再以加两趺而坐，亦谓为“全跏”。如来佛多为此坐，又称为“如来坐”。结跏趺坐，普通有两种：一为吉祥坐，一为降魔坐，坐法各不同。

《颜氏家训》　南北朝时北齐文学家颜之推的传世代表作。他结合自己的人生经历、处世哲学，写成《颜氏家训》一书告诫子孙。《颜氏家训》强调教育体系应以儒学为核心，尤其注重对孩子的早期教育，并对儒学、文学、佛学、历史、文字、民俗、社会、伦理等方面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

《孝经》　我国古代儒家的伦理学著作，传说是孔子自作。《孝经》以孝为中心，比较集中地阐发了儒家的伦理思想。它肯定“孝”是上天所定的规范，指出孝是诸德之本。在我国伦理思想中，首次将孝亲与忠君联系起来，认为“忠”是“孝”的发展和扩大，并把“孝”的社会作用推而广之。

《列女传》　我国古代一部介绍妇女行为的书，从所编100余个历史故事来看，多数还是表彰美善，歌颂古代妇女高尚品德、聪明才智以及反抗精神的内容，而且有些情节生动感人，颇具女性文学的特征，对后世影响很大，有一些故事流传至今，如“孟母三迁”故事即出自该书。

华夏　华夏一词由周王朝创造。最初指代周王朝。公元前2100至公元前770年，黄河中下游黄帝的后裔先后建立了夏朝、商朝、周朝，经过夏商周三代的民族融合，华夏族正式形成。从汉朝开始逐渐以汉族代替了诸夏、华夏等旧称。现被用作中国和汉族的古称。

王羲之（303年～361年），东晋书法家，他博采众长，精研体势，一变汉魏以来波挑用笔，独创圆转流利之风格，隶、草、正、行各体皆精，被奉为“书圣”。其作品真迹无存，传世者均为临摹本。其行书《兰亭集序》、《快雪时晴帖》、草书《初月帖》、正书《黄庭经》、《乐毅论》最著名。

阎立本（约601年～673年），唐代画家兼工程学家。他尤其善长于绘画，善画人物、车马、台阁，尤擅长于肖像画与历史人物画。他的绘画，线条刚劲有力，神采如生，色彩古雅沉着，笔触较顾恺之细致，人物神态刻画细致，其作品备受当世推重，被时人列为“神品”。

谢眺（464年～499年），南齐代表作家。他的诗多描写山水景色，风格清逸秀丽，完全摆脱了玄言诗的影响，为当时人所爱重。他是南齐永明体诗的代表作家，和沈约、王融等人根据汉语的四声研究诗歌中的声、韵、调配合问题，提出了“八病”之说，开创了永明体。谢眺的山水诗与谢灵运齐名，世称二谢；又因谢眺与谢灵运同宗，故又称大小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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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传统家具装饰图案题材主要有动物纹样，与佛教有关的植物纹样、几何纹样以及其他一些纹样。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传统家具装饰图案受到佛教的影响，如作为佛教象征的莲花和忍冬纹被大量运用在家具上。在风格上，家具装饰图案给人一种清新脱俗的感觉。这一时期装饰图案主要有以下几种。

动物纹样有：龙纹、狮子、金翅鸟、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凤凰等。

植物纹样有：莲花、忍冬、缠枝花、卷草纹等。

几何纹样有：雷纹、斜格文、水波纹等。

其他纹样有：山水花鸟纹、人物故事、火焰纹、缨络纹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