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中国当局

“九·一八”事变时，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国民政府实行了对日“不抵抗”政策，理所当然地受到了全国民众和一切爱国者的反对，也促使了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的分化。时至“一·二八”事变期间，南京国民政府一度由主张对日强硬的孙科派执政，然而随着孙科政府的昙花一现，由蒋介石、汪精卫联合执政的国民政府提出并实行起了“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对日政策。这一政策与“不抵抗”政策并无本质上的区别，但却有若干局部的变化， 其中妥协成了这一政策的基轴和灵魂。当日本侵略者在上海蓄意挑起“一·二八”事变前后，南京国民政府便始终以这一政策作为指导方针。

正如上面所言，当日本侵略者在上海频频发难时，南京国民政府对此问题则持矛盾的态度。从一方面看，上海是全国最重要的经济中心，且与首都南京毗邻，国民政府自然不会容忍日军的险恶企图。因此蒋介石曾指示上海市原任市长张群：“日本军队如果至华界挑衅，我军应预定一防御线，集中配备，俟其进攻，即行抵抗。”但在另一方面，国民政府又非常害怕这种抵抗会导致中日全面开战，从而破坏其“安内攘外”的基本国策。因此在“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之前，国民政府的意图只是要日本的挑衅和进逼不超过一“最低限度”，即武力侵占上海进而威胁其在南京的统治，而在这前提下它力求妥协退让，尽量避免冲突。

1932 年 1 月 22 日，上海市市长吴铁城向蒋介石汇报日人在沪暴乱情形， 蒋介石发言坚持其“先安内，后攘外”的一贯主张。23 日蒋介石、汪精卫还命令吴铁城“制止民众抗日”。为防止驻守上海一带的第十九路军对日开战， 蒋介石还命令将第十九路军于五天之内调离上海，派宪兵第六团接防。其妥协退让的态度昭然若揭。

在上海，1 月 26 日日本驻沪总领事向吴铁城提出最后通牒，限中方在 28

日下午 6 时以前作出圆满答复，否则日军将自由行动。当天下午，吴铁城会同军政部长何应钦、司法院代院长居正、国民党中央秘书长叶楚伦和张群共商对策，最后决定接受日方提出的全部要求，国民政府旋即批准吴铁城等人的上述决定。28 日下午 2 时，市府秘书长俞鸿钧用正式公函送交日本驻沪总领事馆，全部承诺日方于 21 日提出的四项要求。

同日，上海市府下令由公安局和社会局负责取缔各抗日团体，禁止民众抗日集会。他们先后查封了设于河南路桥天后宫的上海各界抗日救国会，设于各区的日货检查处，还要求上海工商金融界头面人物同意停止抵制日货， 去掉各团体名称上的“抗日”字样。

除此之外，国民政府深恐十九路军会对日军的进犯采取反击，他们对十九路军军长蔡廷锴进行了反复的“说服”。1 月 24 日，国民党要员张静江约见蔡廷锴，要他体念中央意旨，将部队撤至南翔以西，避免与日军冲突。何应钦也专程来沪，劝蔡廷锴“忍辱负重”，撤军至南翔以西。25 日晨，国民党中央委员顾孟余奉命来沪传达南京关于“保全上海经济中心，隐忍避免冲突之原则”。27 日何应钦正式下令，由宪兵第六团接替十九路军在闸北的防务，预定 29 日早晨完成换防工作。

蒋介石、汪精卫、何应钦等认为既然已全部答应日方的要求，又撤换了有抵抗可能的部队，与日军的正面冲突因此就可避免。但侵略者的进攻计划早已确定，这些妥协退让之举非但不能避免战争的爆发，相反进一步助长了

侵略者的气焰。同时，十九路军在“九·一八”事变后上海民众日趋高涨的反日情绪激励下，最终毫不犹豫地举起了反日救亡的大旗。这是国民政府始料未及的，更是历史的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