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 年 1 月 28 日深夜，日本侵略军兵分数路，向上海闸北悍然发动进攻，“一·二八事变”从此爆发。在南京国民政府实行对日妥协退让政策的情况下，驻守上海的第十九路军等和上海广大民众奋起抵抗，奏响了全国抗战悲壮雄浑的前奏曲。轰轰烈烈的“一·二八”淞沪抗战已成为中国人民不屈不挠反抗外来侵略的典范而载入史册。

一、蓄谋已久的侵略者

1931 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日本帝国主义对我国东北的武装侵略，引起了我国人民的强烈反抗，也引起了世界舆论的哗然。日本为长期占领东北，企图制造伪政权“满洲国”，因此决定在上海制造事端，向国民政府施加种种压力，镇压我国人民的反日运动，转移国际视听，井进而扩大日本在上海的势力范围及排斥英美法列强在华的势力。

在此原则指导下，“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不久，日本侵略者就开始在上海寻衅闹事，制造事端，其中影响最大的便是“上海《民国日报》事件”， “日僧事件”和“三友实业社被焚事件”了。

1932 年 1 月 9 日和 21 日，上海《民国日报》刊登了两条与日本有关的如实报导，因为此报在全国颇具影响，且持反日态度，故而日本侵略者趁机借题发挥。日本驻沪总领事、日本驻沪海军陆战队多次亲自或派人去上海市府和报社进行所谓的“抗议”，他们嚣张地提出要进行“更正”、处罚负责者、保证今后各报不再有此种“不逊”行为和言论等，还发出所谓“最后警告”，如不一一照办，则将“用断然手段处置”。与此同时，日本海军舰只和陆战队大量增援上海，日军士兵不断在虹口地区实行武装巡逻，制造紧张气氛。海军陆战队第一外遣舰队司令盐泽辛一还要挟公共租界工部局，说什么工部局如果不处置上海《民国日报》，那么海军陆战队将予以封闭。1 月26 日，迫于压力的工部局不顾报社的反对，决定“劝令”《民国日报》“自动”停刊。当天下午，工部局派出巡捕多名至报社，迫令报社员工悉数撤离，强行封闭报社门户。上海《民国日报》遂成为日军蓄意制造事端的第一个牺牲品。

与上述事件相比，“日僧事件”和“三友实业社被焚事件”则成为“一·二八”事件爆发的直接导火线。

三友实业社毛巾厂是上海的一家著名的民族工业企业，其产品因价廉物美而在竞争中压倒了日商同类产品，因此深为日商所嫉恨。“九·一八”事变后，该厂员工激于爱国热诚，不但在工厂附近积极宣传抗日，而且还组织了义勇军操练不断，这便又引起日本驻沪海军陆战队的高度警惕。在此背景下，日本驻华公使馆陆军武官辅助官、上海特务机关长田中隆吉在关东军的指使下，操纵日本特务川岛芳子（金璧辉）选定了这一工厂为挑起新一轮事端的地点。

与此同时，上海滩上混迹着一伙日本日莲宗的佛教右翼派别，他们以专事暗杀活动的海军特务井上日台为领袖，组织恐怖组织“血盟团”。其弟子天崎启升等人受其委派，以“化缘”为名浪迹沪上图谋不轨。田中隆吉和川岛芳子认定这伙人有政治野心，颇可利用，于是决定利用这伙人去三友实业社毛巾厂寻衅肇事。另外又收买和雇佣了一批流氓打手，冒充毛巾厂工人，伺机混入人群中，貌似“反抗”地击毙肇事的天崎启升等人，以此制造流血

事件。

1932 年 1 月 18 日下午，天崎启升等五人以举行“寒中修行“为幌子，在马玉山路（今双阳路）三友实业社毛巾厂门前敲鼓击钟，还向厂内投掷石块。其鬼鬼祟祟的行迹遂引起厂内义勇军注意，义勇军成员立即跟踪其后。天崎启升等人见工人们尾随而来，便向马玉山路租界方向逃窜，逃到赵家宅附近时，遭到工人的拦截盘查。此时，由田中隆吉和川岛芳子事先收买和雇佣的那批打手，化装成工人模样混入义勇军之中，对天崎启升等人用石块猛砸猛打。最后造成日僧一死二伤。打手们见日僧或死伤或逃逸，便一哄而散，将责任嫁祸于工厂工人身上。这便是轰动一时的“日僧事件”。

这一事件完全是日本侵略军蓄意制造的。正如战后田中隆吉的自供状所言，他知道三友实业社是“非常共产主义的、排日的，是排日的根据地”，于是就让和他很“亲近的女子”川岛芳子，去“巧妙地利用这个公司的名义来杀死日莲宗的化缘和尚”。最后由于日僧一死二伤，于是他便认为“这时候的确可以搞出点名堂来”了，随后他命令刚来上海的日本宪兵大尉重藤千春指挥袭击三友实业社。因为田中隆吉深信，“这样一来，日华之间必然引起冲突”。

重藤千春果然“不负重望”，1 月 20 日凌晨 2 时许，他带领日本浪人团

体“日本青年同志会”成员 60 余人，在日本驻沪海军陆战队队员的掩护下，借着沉沉暮色偷袭三友实业社总厂。只见他们潜入厂房所在地，硫磺弹、浸油的纸团和手榴弹便飞入了厂房中，厂内顿时火光冲天，损失极为惨重。在放火焚厂之际，重藤千春及其同伙还打死前来弹压的工部局华捕 1 人，打伤

2 人。

真所谓“恶人先告状”，就在当天下午，上海日侨在日本军方的鼓动下举行千人大会，声称现在中国的抗日“暴行”已达极点，日本应立即派军“以期灭绝抗日运动”。会后，600 余日侨手持棍棒举行游行示威，沿途高呼“杀尽中国人”，还用棍棒猛击中国商店的橱窗玻璃，撕毁抗日标语，强阻电车行驶，殴打值勤巡捕。一时间，上述地段鬼哭狼嚎一场混乱。

日本驻华使领机关秉承日本政府的旨意，同时向中国政府施加压力。1 月 19 日，日本驻沪总领事向上海市府抗议日本和尚被杀，要求缉拿凶手。21 日，他又向上海市府再度提出所谓的“抗议”，毫无根据地咬定杀死日僧的凶手是三友实业社工人，还进一步提出正式道歉等项要求。25 日，接到日本外务省催急的日本驻沪总领事再度约见上海市市长吴铁城，指责中方“无诚意”，扬言日本政府已赋予驻沪总领事采取任何步骤之全权。

事实证明，“一·二八”事变决非几个日本特务分子所能制造出来的，它完全是日本军政当局既定的侵华政策的产物，所谓“日僧事件”、“三友实业社被焚事件”不过是日本侵略者用以发动蓄谋已久的战争的导火线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