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你们为什么不去和日本人打仗？”

“九·一八”事变的炮声震撼了具有光荣反帝传统的上海，上海人民掀起了汹涌澎湃的抗日怒潮，犹如一泻向东的浦江潮。这场以抗日救亡为主旋律的爱国运动最终为“一·二八”淞沪抗战奠定了强大的群众基础。

从“九·一八”事变爆发到同年 12 月间是上海民众抗日救亡运动的勃发时期，在此期间各界民众用各种方式声讨日本侵略者的罪恶，抨击国民政府的“不抵抗”政策，组织抗日义勇军，抵制日货，真所谓波澜壮阔史无前例。当日本侵略者制造“上海《民国日报》事件”、“日僧事件”和“三友实业社被焚事件”后，上海民众更是以各种不同的方式表达出了自己的这种激愤之情。

在此期间，上海许多民众团体和行业团体纷纷发表通电、宣言、声明和谈话，强烈要求政府当局进行正当自卫，回击外敌的进攻。仅从 1 月 21 日到

28 日事变爆发这短短的一周时间中，上海市商会等团体发出了数十个通电和宣言，提出一系列的主张和要求，成为“一·二八”淞沪抗战的直接舆论准备。当 1 月 28 日上海市府屈辱地承认日本驻华总领事馆提出的四项无理要求后，上海市民联合会当天在新世界剧场召集全体大会，反对吴铁城封闭上海各界抗日救国会，呼吁全市各界立即成立救国义勇军，积极筹款备战，坚决抵抗日本侵略者的侵犯。有些抗日团体还立即举行了示威游行，要求政府对日绝交，坚决反对当局接受日方的无理要求。

与此同时，驻守上海和沪宁线以蒋光鼐、蔡廷锴为首的第十九路军，正以高昂的爱国激情摩拳擦掌地准备和进犯者决一死战，上海民众的抗日救亡运动无疑对他们影响极大。

十九路军源于粤军第一师第四团，是孙中山为首的广州军政府辖下的一支拥护革命的军队，历来训练有素，作战勇敢。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 这支部队虽然一度成为蒋介石的反动工具，但它毕竟接受过第一次大革命洗礼，特别是在江西“剿共”战争中得到的教训，受到的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影响尤其不可低估。他们亲眼目睹工农红军的英勇善战，人民群众与红军的鱼水关系，同时又因非蒋介石嫡系部队而有他的难言苦衷。故而该军广大官兵，特别是一批颇具反帝爱国思想的军官强烈要求改弦更张，重新选择自己的人生道路。

“九·一八”事变的爆发更是对十九路军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该军广大中下级军官闻听日军占领沈阳，“无一不怒发冲冠，振臂扼腕”，他们向蒋光鼐、蔡廷锴建议，都认为“剿匪徒劳无功，应转向抗日，以尽军人天职， 为国家民族争取生存及光荣”，“开赴东北抗日，收复失地”。他们全体官兵曾在赣州宣誓反对内战团结抗日。总之，“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枪口一致对外！”的口号早已深入十九路军官兵的人心。

“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内宁粤和议为十九路军从江西“剿匪”前线调往沪宁一带提供了契机。从 1931 年 2 月起南京国民党蒋介石派与广东国民党胡汉民派公开对立，但时至“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双方不得不发出“共赴国难”的呼声，由于十九路军的政治领袖陈铭枢既与粤系关系深久，现又得蒋介石的信任，遂被蒋介石选为沟通宁粤双方的重要中介人物。而为了促进粤方代表前来上海参加议和，并以示笼络收买，蒋介石便决定调有着陈铭枢背景的十九路军进驻沪宁一带，作为粤方代表的安全保障。1931 年 9 月 30

日，国民政府任命陈铭枢为京沪卫戍总司令官（1932 年 1 月 6 日由蒋光鼐继任）。11 月 20 日十九路军抵达上海，蒋光鼐任总指挥，军长蔡廷锴，原十九路军参谋长戴戟出任淞沪警备司令。

此时的上海滩，早已成为抗日救亡运动的大火炉，十九路军置身于此， 其抗日热诚便更上了一层楼。据十九路军第一五六旅旅长翁照垣回忆，他有一次在上海某家旅馆逗留，侍者曾责问他道：“你们为什么不去和日本人打仗？”翁照垣羞愧交加，无言以对。其他十九路军军官也常遇到这样的情况， 以致后来不敢穿军装出门。十九路军士兵们外出购物，也常遭上海市民的冷落。这种难堪的处境更增强了官兵们的抗日要求。1931 年 12 月，刚刚抵达上海接防的蔡廷锴便开始在军中组织志愿军，准备以西南国民义勇军的名义开赴东北参加抗战。这可作为明证。

1932 年 1 月中旬以后，由于日本侵略者在上海挑起了一次又一次蓄意已久的事端，十九路军领导人便开始了军事部署。蔡廷锴听取下属军官汇报敌情后，曾拍案而起：“日本人欺侮我国太甚，只要蔡廷锴在上海，绝不令日人踏进我寸土！”1 月 15 日，蒋光鼐、蔡廷锴、戴戟从其所得情报中判断， 日军进犯已不可避免，于是立即就抵抗和作战问题进行了密商。他们一致认为，如果日军发动进攻，我军应进行抵抗。“我东北军过去的不抵抗，已铸成今日的大错，纵成敌人的骄横，启发国际的蔑视，中国军人的价值已毫无存留的余地，现在岂容再误！”这就是他们的心声。其次，他们还一致决定在该军的原来淞沪前线防地进行抵抗，并就具体要点电告南京国民政府，以示抗日的决心。当得到陈铭枢和孙科主持的国民政府复电同意备战计划后， 十九路军立即进行了作战准备工作。

“三友实业社被焚事件”后，十九路军进一步加紧了各项战备。1 月 19

日，蒋光鼐在龙华上海警备司令部召集的会议上作出了有关战备的 6 项决定。21 日蔡廷锴拜访陈铭枢，当面请示当日军侵犯我时我军应采取如何方针，陈铭枢明确答复道：“当然不客气，武力抵抗！”23 日蒋光鼐和蔡廷锴、戴戟召集该军驻沪部队营级以上干部紧急军事会议，作出死守上海的决定。“我辈只有尽军人守土御侮的天职，与倭奴决一死战。”会议还强调十九路军在物质装备不如日军的情况下，应学习江西红军“避重就轻”的战术。全体与会人员都表示决心保卫上海，矢志不渝。

根据会议决定，十九路军总指挥部于 23 日下午 7 时向全军发布关于淞沪抗战的第一道密令：“如日本军队确实向我驻地部队攻击时，应全力扑灭之。”命令下达后，十九路军官兵无不情绪激昂，准备随时与日军一决雌雄。同日， 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和戴戟联名发表告十九路军全体官兵书，严正宣告： “不抵抗无以为人，不抵抗无以救国”，“我不自救，谁能救我”，“冲锋吧！让我们来高呼：杀！杀！杀！”这充分体现了十九路军领导人抗日御侮坚定立场。

1 月 24 日，蔡廷锴等要员抵达苏州，召集该军驻苏州的将领举行紧急会

议。蔡廷锴在会上表明了十九路军抗战的决心，并传达说明了 23 日发布的第一道密令。与会将领们得知后，一致表示坚决支持，从而使十九路军真正做到了上下一致浑成一体的态势。

龙华会议和苏州会议之后，十九路军各部进入了紧张的战备状态，有了比较充分的战役战术准备，至 1 月 25 日全体大体上按照 23 日的密令布置完毕。

28 日，蒋光鼐、蔡廷锴、戴戟还发表了《告淞沪民众书》，表示十九路军”宁为玉碎而荣死，不为瓦全而偷生”的决心，并进而提出军民合作，共同抗日的七项措施，为日后军民联袂抵抗外敌入侵提出了最初的设想。

然而正当十九路军加紧备战之际，蒋介石、汪精卫和何应钦等却一再电令十九路军领导人不得与日军发生冲突，正如上面曾已叙述过的，他们不仅亲自出马“劝说”，还动员社会各种势力的“头面人物”出面“动员”。直到 1 月 27 日何应钦正式下令由宪兵第六团接替十九路军在上海闸北的防务。蔡廷锴在极不愿意的情况下勉强表示服从军令，准备移交防务，但他仍命令在宪兵第六团未接防前，十九路军仍坚守阵地直至最后一刻。如日军胆敢进犯，我军为自卫计，应立即予以迎头痛击。

蓄谋已久的侵略者决不会因为对手的妥协退让而满足的。不出十九路军的预料，24 小时后，战争终于降临在上海这一中国最繁华的城市的头上。它是那么的无法避免，而对早已枕戈待旦的上海军民而言，有这一保家卫国雪洗前耻的机会，又是那么的无尚荣光和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