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我们中央的部队必须参加淞沪战斗才好”

十九路军奋起抗战的消息震动了神州大地，也震动了推行“不抵抗”政策的南京国民政府，国民党上层军政要员中主张抗日的也纷纷起来要求一致对外抗日。

月 29 日，国民政府立法院长孙科等致电蒋介石、汪精卫：“政府此时，

当抱宁为玉碎毋为瓦全之决心，以报国家，以谢民众。”31 日，孙科等 19 人又致电何应钦，抨击蒋介石政府对淞沪抗战不加援助。2 月 14 日，国民党内粤派领袖胡汉民在香港发表谈话，指出在日军未退出上海之前，政府无交涉可言，他还致电十九路军表示敬意。1 月 31 日，唐绍仪等 26 位国民党要

员也致电十九路军将士表示敬慰之意，另寄 40 万元汇款以示支持。

在全国朝野一片主张抗战的呼声中，国民党最高决策层对日本进攻上海的行动也深感忧虑。蒋介石在 1 月 29 日的日记中深为震惊地写道：“闻昨日对上海日领要求，我方已予承认，彼亦满足，且表示傍晚撤军，何乃至午夜又冲突也，⋯⋯倭寇必欲再侵略我东南乎？我亦唯有与之决一死战而已。”在内外双重压力下，国民政府终于转到了在上海实行抵抗的立场上来

了。1 月 29 日，蒋介石确立了“一面预备交涉，一面积极抵抗”作为淞沪战争的指导方针，同时他还制订了应付淞沪战争的《京沪防卫与军政部署》，从军事上作出了进行抵抗的初步计划。

就在同一天，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在南京召开紧急会议，决定迁都洛阳以示政府长期抗战的决心，另外组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由蒋介石主持工作。会后蒋介石发出《告全国将士电》，这一声明虽然含有不少属于表面价值的成分，但显然同“九·一八”事变爆发时的态度有所不同，或多或少地表示了他决心抵抗的态度。南京国民政府的对策具有鲜明的两面性，一方面是不得不对日本的武装侵略作出有限度的局部抵抗，另一方面又竭力避免战争的扩大，试图通过积极的交涉活动，尽量争取到一个较为有利的条件以实现妥协停战。

而在国民党军队中，要求抗日的呼声也正一浪高似一浪。从 1 月 28 日淞

沪抗战爆发到 2 月 20 日前后，一批又一批的国民党军队将领公开发表通电，一方面对十九路军的抗战表示声援，另一方面则要求开赴前线直接参战。这些抗战呼声不但来自国民党军队中的地方部队和桂系、粤系、湘系等部队，而且在蒋介石直接指挥的江西“剿匪”前线的部队也发出了要求开赴抗日前线的呼吁。

就在蒋介石黄埔系嫡系部队中，抗日潮流也在兴起。陆军第八十七、八十八师系中央军的精锐之师，可谓蒋介石的“御林军”。当淞沪抗战爆发后，两师官兵群情激奋，对十九路军的英勇抵抗深表同情，他们一致要求立即开赴上海参战。1 月 30 日下午，八十七师二六一旅旅长宋希濂前往南京军政部面见何应钦，代表全旅陈述请求开往上海参战的强烈愿望，但遭到了何应钦的拒绝。当天晚上，宋希濂又率全旅营级以上军官 30 余人向何应钦再度提出

抗日的要求，直到深夜 1 时多方返回营地。2 月 1 日，驻守杭州的八十八师师长俞济时致电蒋介石，要求带领全师开赴上海参战。中央军校教育长张治中为黄埔系的重要将领，他对国民政府按兵不援十九路军的做法极为不满。2 月初他在浦口与蒋介石见面时，当面向蒋介石提出：“我们中央的部队必须

参加淞沪战斗才好，如果现在没有别的人可以去，我愿意去。”迫于国内外的形势，蒋介石最终于 2 月 14 日颁布命令，将第八十七、八十八师及中央军校教导总队合编为第五军，由张治中任军长，隶属十九路军总指挥部直接赴上海参战，它成为国民政府支持淞沪抗战的最重大举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