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式不断丰富的炎帝祭祀
据说,我国古时候东方九黎族的首领蚩尤族善于制作兵器,其铜制兵器精良坚利,而且部众勇猛剽悍,生性善战,擅长角牴,在进入华北地区后,首先与炎帝部族发生了正面冲突。
蚩尤族联合巨人夸父部族和三苗一部,用武力击败了炎帝族,并进而占据了炎帝族居住的“九隅”,即“九州”。炎帝族为了维持生存,于是向黄帝族求援。
黄帝族答应了炎帝族的请求,将势力推向了东方。这样,便同正乘势向西北推进的蚩尤族在涿鹿地区相遭遇了。当时蚩尤族集结了所属的81个支族,在力量对比上占据了数量优势。
双方接触后,蚩尤族便倚仗人多势众和武器优良等条件,主动向黄帝族发起攻击。黄帝族则率领以熊、罴、狼、豹、雕、龙、鸮等为图腾的氏族,迎战蚩尤族,并采取“应龙高水”的方式,就是利用位处上流的条件,在河流上筑土坝蓄水,以阻挡蚩尤族的进攻。
“战争”爆发后,适逢浓雾和大风暴雨天气,这很适合来自东方多雨环境的蚩尤族展开军事行动。所以在初战阶段,适合于晴天气环境作战的黄帝族处境并不有利,曾经九战而九败。然而不多久,雨季过去,天气放晴,这就给黄帝族转败为胜提供了重要契机。
黄帝族把握战机,在玄女族的支援下,乘势向蚩尤族发动反击。其利用特殊有利的天候,一举击败敌人,并在冀州之野擒杀其首领蚩尤,涿鹿之战就这样以黄帝族的胜利而宣告结束。战后,炎黄族乘胜东进,一直进抵泰山附近,在那里举行“封泰山”仪式后方才凯旋西归。
同时,炎帝还“命少皞清正司马鸟师”,即在东夷集团中选择一位能附众的氏族首长名叫少皞清的继续统领东夷部落联盟,并使东夷集团同自己的炎黄集团互结为同盟,形成了最初的华夏部落联盟。
炎帝神农氏在教民耕种的过程中发明了耕播工具。《周易·系辞下》载:“包牺氏没,神农氏作。斫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盖取诸益。”《礼·含文嘉》说,神农氏“始作耒耜,教民耕种”,都讲到炎帝神农氏制作的耕播工具耒耜。耒耜的创造和推广使用,极大地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
随着种植业的兴起,人们的食物逐渐有了剩余。于是,炎帝部落把野生的猪、狗、羊、鸟、牛、鸡等进行人工饲养,既作为他们的肉食,又驯其畜力服务于人,由此又出现了畜力农耕。东汉学者王充所著的《论衡》中载述炎帝之世,神农氏“煮马屎以汁渍种者,令禾不虫”,便是当时畜牧饲养业的写照。
为了促使人们有规律地生活,按季节栽培农作物,炎帝神农还立历日,立星辰,分昼夜,定日月,月为三十日,十一月为冬至。
炎帝管理部落,治理天下很有方法。他不望其报,不贪天下之财,而天下共富之。智贵于人,天下共尊之。他以德以义,不赏而民勤,不罚而邪正,不忿争而财足,无制令而民从,威厉而不杀,法省而不烦,人民无不敬戴。
炎帝还是我国教育的始祖,他教民使用工具,教民播种五谷,教民医药,教民制陶、绘画,教民弓箭、猎兽、健身,教民制琴、教民音乐、舞蹈,还教民智德。可见,炎帝时期,德、智、体、美得到了全面重视和发展。
炎帝对人类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炎帝精神,集中表现在创业精神,奉献精神,敢为人先的创造精神,百折不挠,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
炎帝精神使中华后裔在与自然和社会的斗争中,摆脱愚昧和野蛮,追求先进与文明。这种精神使华夏民族获得了高度的团结和统一,他与黄帝结盟并逐渐形成了华夏族,因此形成了炎黄子孙。所以,人们便举行祭祀活动来怀念炎帝。
春秋末年左丘明为解释孔子的《春秋》而作的《左传》中记载说:
神不歆非类,民不祀非族。
这句话说明在远古时期,各部族祭祀的祖先神是独立的。因此,在相当长的时间里,炎帝首先应该是在自己的姜炎部族内部得到祭祀的。
战国时期,随着大一统意识和大一统趋势的加强,炎黄二帝的地位显著上升,得到了越来越多诸侯国和部族的祭祀,但这种祭祀主要是天帝祭祀和帝王祭祀,以血缘为纽带的始祖祭祀不占主要地位。
后来,受阴阳五行学说和方士造神运动的影响,原本为人祖的炎帝同黄帝等一起演化为天神,成为五方帝之一,成为畤祭、郊祭的对象之一。《周礼·春官·小宗伯》记载说:
小宗伯之职,掌建国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庙。兆五帝于四郊,四望四类亦如之。
秦灵公三年,也就是公元前422年,曾经分别祭祀炎黄二帝:
作吴阳上畤,祭黄帝;作下畤,祭炎帝。
到了战国中期,邹衍在阴阳五行说的基础上创立了五德终始说。邹衍认为木克土、金克木、火克金、水克火、土克水,王朝更替是五行相克的产物。
《吕氏春秋》“十二纪”中把五帝与五行、四时相配,他的《孟夏纪》、《仲夏纪》、《季夏纪》等著作中都说“其日丙丁。其帝炎帝。其神祝融。”《礼记·月令》中也有类似的说法,《孔子家语·五帝》说:
昔丘也闻诸老聃曰:天有五行,金木水火土,分时化育,以成万物,是神谓之五帝。古之王者,易代而改号,取法五行,五行更王,终始相生,亦象其义。故其为明王者,死而配五行,是以太皞配木、炎帝配火、黄帝配土、少皞配金、颛顼配水。
孔子清楚地说明了五帝的由来。同样是在战国时期,“方术之士为取信诸侯而为历史人物制造神圣故事,使战国发生了一场造神运动”,方士造神的结果是将“历史神话化”,将炎帝等远古人物送上了神坛,作为天帝受到祭祀。炎帝作为天神受到祭祀,主要有圜丘配祭、五方帝配祭、蜡祭、明堂祭、先农坛祭等。
到了汉代,汉高祖刘邦的赤帝子斩白帝子的故事,为自己建立的新政权寻找合理性。光武帝刘秀建立东汉政权时再度借助“赤帝子”的故事,声称汉为火德。有汉一代,炎帝地位颇高,但并未获得始祖的地位。
倒是魏晋南北朝时,北周和北齐政权自称为炎帝之后。《周书·文帝纪》载:“太祖文皇帝姓宇文氏,讳泰,字黑獭,代武川人也。其先出自炎帝神农氏,为黄帝所灭,子孙遁居朔野。”
在此之后的许多帝王,都自称是炎帝的后代,但是对炎帝的祭祀却并非始祖祭祀,仍为天帝祭祀和帝王祭祀,只是地位更尊贵罢了。
直到唐代开始,炎帝才作为有功德之远古帝王,在三皇庙、帝王庙中受到祭祀。唐玄宗时“于京城置三皇、五帝庙,时时享祭”。734年正月,唐玄宗下诏曰:“古圣帝明王、岳渎海镇,用牲劳,余并以酒脯充奠祀。”747年正月,唐玄宗又诏曰:
敕三皇五帝,创物垂范,永言殷祀,宜有钦崇。三皇:伏羲,以句芒配;神农,以祝融配;黄帝,以风后、力牧配。……其择日及置庙地,量事营立。其乐器,请用宫悬。祭请用少牢。仍以春秋二时致享。共置令、丞,令太常寺检校。
此后历代皆在三皇庙、帝王庙中祭祀炎帝。《大明会典》卷九一载洪武二十六年,遣祭历代帝王的礼仪。首先,在祭祀的前一天,要举行斋戒,太常官宿于本司。次日具本奏致斋二日,传制遣官行礼。
紧接着,传制、省牲,一般是牛五、羊五、豕六、鹿一、兔八的规格,凡正祭前一日,献官都要将这些承制完毕。
正祭是炎帝祭祀中最为重要的一个环节,正祭开始后,典仪唱乐舞生就位,执事官各司其事,赞引引献官至盥洗所,赞搢笏、出笏;引至拜位,赞就位,典仪唱迎神,协律郎举麾奏乐,乐止,赞四拜。
典仪唱奠帛,行初献礼,奏乐,执事官各捧帛爵进于神位前,赞引赞诣三皇神位前,搢笏,执事官以帛进于献官,奠讫,执事官以爵进于献官,赞献爵,出笏;诣五帝神位前,诣三王神位前,诣汉高祖、光武、唐太宗皇帝神位前,诣宋太祖、元世祖神位前,出笏。
诣读祝所,跪读祝,读祝官取祝跪于献官左,读毕,进于神位前,赞俯伏,兴,平身,复位,乐止。典仪唱亚献礼,奏乐,执事官各以爵献于神位前,乐止。典仪唱行终献礼。
典仪唱饮福受胙,赞诣饮福位,跪,搢笏,执事官以爵进,饮福酒,执事官以胙进,受胙,出笏,俯伏,兴,平身,复位。
赞两拜,典仪唱彻馔,奏乐,执事官各以神位前彻馔,乐止。典仪唱送神,奏乐,赞四拜平身,乐止,典仪唱读祝官捧祝,掌祭官捧帛馔,各诣燎位,乐止,赞礼毕。紧接着,就是迎神、奠帛、初献、亚献、终献、彻馔、送神和望燎。
真正设炎帝陵并设殿祭典并纳入皇朝定制的当为宋代,宋太祖赵匡胤“黄袍加身”之后,为了给新王朝寻求“顺承天意”的合理依据,他就派遣使者遍访天下的帝王古陵,但就是没有找到炎帝的陵墓。
后来“太祖抚运,梦赶见帝,于是驰骋复求,得诸南方”,也就是后来的炎陵鹿原陂为“炎帝神农氏之墓”。967年,宋太祖下诏建造炎帝陵,禁止樵采。置守陵五户管理陵殿,并派遣员外郎丁顾言诣潭州告祭。此后,炎帝陵寝之祀“三岁一举,率以为常”,形成定制。
自宋代建陵以来,历代均在湖南炎陵的炎帝陵祭祀炎帝。最早有记载的炎帝陵官方祭祀活动在967年,宋太祖诏命“建庙陵前,肖像而祀,随之遣官诣致祭”,并“在三岁一举,率以为常”。
此后,元、明、清各代对炎帝陵祭祀从未间断。有史记载,明代15次,清代达38次。历朝历代炎帝陵祭祀的名目繁多,以告即位为主,此外还有告禳灾除患、靖边军功、亲政复储、万寿晋徽、先人后事等。
据《陵县志》载,古代官方祭祀炎帝陵,其声势浩大,仪程复杂、讲究。择定祭期,告祭官前期致斋三日,地方官备鼓乐仪仗行一跪三叩礼相迎。
告祭官至,各官着朝服跪迎,地方官恭奉御祭文、香、帛安置于龙亭内,迎至公所中堂,各官行三跪九叩。御祭文、香、帛、龙亭由午门入至祭所,钦差官及陪祭各官着吉服由东门入,行一跪三叩礼。
祭期前一日,由告祭官司与陪祭官监视宰牲,在陵内进行演礼。祭日四鼓,地方官率领由礼生、执事人、陈设、乐工等组成的礼仪队伍齐集于陵外,五鼓时,告祭官、陪祭官着朝服田东门进入陵内,执事人击鼓三声后,告祭官、陪祭官就位,照部颁布礼,主要的颁布礼是上供烛、奏乐章、迎神、初献、亚献、终献等,告祭宫、陪祭官颁礼完毕,退由西门出,每次官祭都会刻碑文昭于世人。
炎帝陵公祭活动一直都被沿袭并不断演变,主要有公祭大典、告祭典礼,其中又分迎宾仪式、引导仪式、祭典仪程、瞻仰仪式、开午门仪式、谒陵仪式和祭文碑揭碑仪式等,祭祀仪程为序曲、敬香、敬花篮、敬供品、谒陵、揭碑、礼成等。
在仪仗队伍方面也有很大变化,炎帝陵祭典现有的祭祀仪仗有反映农耕文化的五谷耒表演队,三牲五谷时鲜供品队《炎帝颂》大型表演队、祭祀乐曲演奏队、神农锣鼓队、祭祀锣鼓队、祭祀幡旗队、民间唢呐队、龙狮朝圣队、牛角吹奏队、56个民族队等。
这些公祭的大规模的祭祀活动多在清明、重阳等重大节日举行,特别是重阳节,株洲都举行“炎帝节”,以炎帝陵祭祀活动为重点,开展一系列文化、商贸交流活动。
炎帝陵的民间祭祀一般以告祭为主,祭祀时间多选在每月的月头、月半、十五以及各种传统节令,择日结团诣陵告祭。民间祭祀的仪程和内容一般有墓前牲祭、上香敬供、跪拜祈福、许愿求应、还愿叩酬等等。
在民间祭祀中,伴随着悠久神奇的炎帝传说,千百年来,经久不衰,绵延不断,往往带有一种庄重的肃穆感和浓厚的神秘色彩,成为芸芸百姓挥抹不去的崇祀情结。
炎帝陵祭祀历经数千年,不仅没有被历史的烟云所湮没,而且随着对炎帝陵祭祀文化价值认识的不断深化和祭祀内容的不断扩展,炎帝陵祭祀的形式自然也就不断丰富和翻新,富有鲜明的时代色彩。
从炎帝陵的祭祀中,可以反映出中华民族共同的图腾崇拜和英雄敬仰,折射出了人们的文化寻根仪式和文化自觉的精神,对于人们的精神和地区之间的交流具有不可忽略的现实意义。
【旁注】
图腾 原始时代的人们把某种动物、植物或非生物等当做自己的亲属、祖先或保护神。相信他们有一种超自然力,会保护自己,并且还可以获得他们的力量和技能。在原始人的眼里,图腾实际是一个被人格化的崇拜对象。
《系辞》是《易传》的第4种,《系辞》解释了卦爻辞的意义及卦象爻位,所用的方法有取义说、取象说、爻位说。又论述了揲著求卦的过程,用数学方法解释了《周易》筮法和卦画的产生和形成。
王充(27年~约97年)字仲任,会稽上虞人,他的祖先从魏郡元城迁徙到会稽。王充年少时就成了孤儿,乡里人都称赞他孝顺。后来到京城,到太学里学习,拜扶风人班彪为师。《论衡》是王充的代表作品,也是我国历史上一部不朽的无神论著作。
五谷 古代所指的五种谷物,最主要的有两种,一种指稻、黍、稷、麦、菽。另一种指麻、黍、稷、麦、菽。两者的区别是前者有稻无麻,后者有麻无稻。古代经济文化中心在黄河流域,稻的主要产地在南方,而北方种稻有限,所以“五谷”中最初无稻。
左丘明(公元前502年~公元前422年)姓丘,名明,因其父任左史官,故称左丘明。左丘明是我国传统史学的创始人,史学界推左丘明为中国史学的开山鼻祖,被誉为“百家文字之宗、万世古文之祖”。左丘明的思想是儒家思想,在当时较多地反映了人们的利益和要求。
阴阳五行学 我国古代朴素的唯物论和自发的辩证法思想,它认为世界是物质的,物质世界是在阴阳二气作用的推动下孳生、发展和变化,并认为木、火、土、金、水五种最基本的物质是构成世界不可缺少的元素。这五种物质相互滋生、相互制约,处于不断的运动变化之中。
邹衍(公元前324年~公元前250年)我国战国时期阴阳家学派创始者与代表人物,五行学说创始人,战国末期齐国人。主要学说是五行学说、“五德终始说”和“大九州说”,又是稷下学宫著名学者,因他“尽言天事”,当时人们称他“谈天衍”,又称邹子。
《孔子家语》又名《孔氏家语》,或简称《家语》,是一部记录孔子及孔门弟子思想言行的著作。后世传本《孔子家语》共十卷四十四篇,魏王肃注,书后附有王肃序和《后序》。
刘秀(公元前5年~公元57年)东汉王朝开国皇帝,庙号“世祖”,谥号“光武皇帝”,我国历史上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新莽末年,海内分崩,天下大乱,身为一介布衣却有前朝血统的刘秀在家乡乘势起兵。公元25年,刘秀与王莽政权公开决裂,于河北登基称帝,为表刘氏重兴之意,仍以“汉”为其国号,史称“东汉”。
唐玄宗(685年~762年)即李隆基,也叫唐明皇,于公元712年至公元756年在位,是唐睿宗李旦的第三个儿子。唐玄宗治理国家时很注意拨乱反正,任用姚崇、宋璟等贤相,励精图治,他的开元盛世是唐朝的极盛之世。756年李亨即位后,尊其为太上皇。
《大明会典》简称《明会典》,是记载我国明代典章制度以行政法规为主的官修书。《大明会典》在1497年三月开始修编,共有180卷,主要根据明代官修《诸司执掌》、《皇明祖训》、《大明集礼》等书和百司之籍册编成,记载典章制度十分完备。
员外郎 简称外郎或员外,通称副郎。南北朝时简称员外散骑侍郎为员外郎,是较高贵的近侍官。隋代始于六部郎中之下设员外郎,以为郎中之助理,由此延至清代不变。明朝以后员外郎成为一种闲职,不再与科举相关,可以用钱买这个官职。
朝服 又称为“具服”,是周朝至明朝2000多年之间在大祀、庆成、正旦、冬至、圣节及颁诏开读、进表、传制等重大典礼时使用的礼服,其基本样式是衣裳制,东汉以后的朝服包括梁冠、赤罗衣、白纱中单、青饰领缘、赤罗裳、青缘、赤罗蔽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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炎帝在中医方面也有很大的成就,《淮南子》记载神农氏“尝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令民所避就。当此之时,一日而遇七十毒。”记载描述了炎帝神农氏及先民们在采集活动中,逐渐发现,由于误食了某些动植物,会发生呕吐、腹疼、昏迷、甚至死亡。吃了某些动植物,能消除或者减轻身体的一些病痛或解除吃了某些植物而引起的中毒现象。在渔猎生活中,又发现,吃了某些动物的肢体、内脏,能产生特殊的反应。经过长期的实践,人们便能逐渐辨识许多动植物,了解它们的功效,遇到患有某种疾病,便有意选择某些动植物来进行治疗。正是这种亲身实践和探索的精神,奠定了我国中医学的基础,开创了中华民族的中医学文化。后人为了纪念他,将我国的第一部医学著作命名为《神农本草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