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文会和金陵刻经处

杨仁山（1837—1911 年）原名文会，安徽石埭（今安徽石台）人，自幼聪慧过人。他自称 26 岁起即开始学佛，这是指他开始接触佛教经典，还并不是已经信仰佛教，当时他对佛学还没有什么兴趣。27 岁（1863 年）时，他生了一场大病，由此开始信仰佛教，后来一心学佛，成了一个十分虔诚的佛教信仰者。在多年的学佛弘法过程中，他对中国近代佛教的复兴和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其中最突出的贡献是创办了我国近代佛教文化机构——金陵刻经处。

杨仁山自病后读《大乘起信论》，从而下决心学佛以后，就遍求佛经， 认真诵读。由于连年战争，很多佛书被焚，连明刻书本藏经《嘉兴藏》也毁于兵火。唯一留下的北京《龙藏》又是梵夹本，不便阅读。为此，他“发心刻书本藏经”，以广流传。当即约志同道合者十余人，募捐集资，于公元 1866 年（同治五年）在南京创立金陵刻经处，从事刻经事业，他刻印的第一部书是“净土四经”。此时的杨仁山，一面深研佛学，勤刻佛经，一面诵经念佛， 静坐作观，俨然成为一个虔诚的佛教徒了。1897 年他将自己所建的南京延龄巷住宅捐献给金陵刻经处，作为永久流通经典之所。

自创办金陵刻经处后，杨仁山更是热心搜求佛教亡佚经典。他先是在国内寻访古刹，搜求佛典。1878 年他随曾纪泽出使英、法，一个偶然的机会， 在伦敦结识了日本著名佛教学者南条文雄。此后更加注意收集藏经之外的“古德逸书”，以便刻印流通。后又托人给南条文雄，广求中国失散的古本佛经。后果然陆续由日本寻回多种我国久已佚失的隋、唐古德注疏，总数达 300 余种。从这些佛书中，他挑选出一部分刊行，编入《大藏辑要目录》。

杨仁山学佛以后，感到当时的僧人大都没有佛学知识，需要创办一些佛学学堂以培养佛学人才，并提出了自己的设想。为了办好僧人教育，杨仁山还制订了种种规章制度。规定僧人一定要受教育，没有受过教育的一定要令其入释氏学堂，不能入释氏学堂就学的，则令其还俗，不得进入僧人行列。

② 德龄：《清宫禁二年记》。

③ 德龄：《御香缥缈录》。

他还将佛教的基本教义和教史，通过“三字经”的形式编写了《佛学初学课本》并详作注解。经过多年筹备，杨仁山终于在 1907 年秋，在刻经处开佛学

学堂，取名为“祗洹精舍”，就学者僧俗兼收，共 20 余人。一代佛学大师太虚和知名佛教居士谢无量等都是这个学堂的学员。学堂规定要学习佛学、语文和外语，讲课的人都是尽义务，不收修金，学生和老师一律平等。1910 年， 杨仁山还和他人在金陵刻经处办了一个佛学研究会，自任会长，每月开会一次，每周讲经一次，深受听讲者的欢迎，这是培养佛学人才的一种办法。他还鼓励动员别人也举办僧人学堂，由于他的提倡，寺庙自己办学培养僧才的风气大开，各地僧学堂办起了很多，从而培养了一大批僧才。杨仁山本人通过祗洹精舍和佛学研究会培养出来的佛学人才，比较有名的有谭嗣同，桂伯华、黎端甫以及释太虚，章太炎、谢无量、欧阳竟无等等。这些人后来在佛学研究方面作出了一定的成绩，成为中国近代佛教发展史上的知名人物。

杨仁山注重注释经典，弘杨佛教思想。他在金陵刻经处一边讲学，一边校勘佛经，注释了不少经典，此外，还用佛教教义对儒、道经典作了注释。他注释经典有两个比较明显的特点：首先，他对印度佛教学者马鸣的著作以及与此有关的净土宗思想十分重视；其次，他善于运用佛教教义来注释儒、道经典，目的还是为了崇杨佛教。

杨仁山的佛学思想，据他给日本南条文雄的信中讲：“大乘之机，启自马鸣，净土之缘，因于莲池；学华严则遵循方山；参祖印则景仰高峰。他如明之憨山，亦素所钦佩。”①他强调只有弄通了唯识思想，才能使人“不致颟顸侗，走入外道而不自觉”。并把它看作是“振兴佛法之要门”，因此他在重兴法相之学，开一代佛教义理研究之风方面，有其不可磨灭的贡献。

总说起来，杨仁山在近代佛学上的贡献，主要是搜求亡佚经典，刻印流通，提倡义学。对于佛学理论的研究，没有更多的建树，这是因为金陵刻经处的刻经事业，耗尽了他毕生的精力，使他没有更多的时间去深入钻研佛学理论。对佛学理论进一步研究与发挥，则是由他的弟子辈去进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