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的复兴

在 18 世纪后半叶，基督教受到了启蒙思潮的强烈冲击。从自然神论到怀疑主义，包括公开的无神论在内，各种所谓的“自由思想”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压倒了对基督教的盲目信仰。法国大革命在启蒙思想的推动下，将基督教堂改成“理性教堂”。法国大革命失败后，理性主义的影响依然存在，从而迫使基督教的神学家必须为基督教的存在寻找合理的前提。

与此同时，19 世纪作为“科学的世纪”而著称。科学在所有的领域里获得了巨大的发展。这些领域包括天文学、物理学、化学、植物学、生物化学、动物学。科学的发展引起了科学和神学的激烈冲突，科学的发展“取消了造成了彼岸世界幻景的社会条件，对这种彼岸世界幻景的宗教需要就将消失”

①。

更直接的挑战来自圣经考据学。圣经考据学将自然科学研究方法以及古籍研究中的批判性的原则移植到《圣经》以及犹太教和基督教的历史研究上，其代表人物是杜宾根学派的包尔和施特劳斯。通过研究，对《旧的》的文献著作年代以及犹太人的宗教史都作了全面的订正；对《新约》各篇的真伪和年代，对基督教的早期历史也作了巨大的修改。圣经考据学所获得的巨大成果和所使用的科学方法，突破了信经万世不变的观念，证明了教义是不断发展变化的。

近代以来，世界各地区之间的文化交流日益广泛深入，东方各民族的宗教和宗教哲学引起了欧洲学者的注意和研究的兴趣。比较宗教学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兴起的一门比较研究世界各地区之间不同宗教的新学科。欧洲学者通过对印度教、佛教、锡克教、中国和日本本土的宗教、伊斯兰教的研究得出结论：在比较成熟的宗教之间有很多相似的特点，宗教的基本观念和实践在很大程度上是一致的。

科学理论和圣经考据学、比较宗教学的研究成果通过大量材料和宣传，得到了广泛的传播，接受的人越来越多。其中不仅有普通的基督教徒，而且还包括大多数新教宗派的牧师们。在许多人心中，基督教的“绝对地位”丧失了。

因此，19 世纪新教的复兴亟待做的第一件事便是重建自己的神学体系

（宗教哲学）。康德是对 19 世纪以后近现代神学影响最大的哲学家。他推翻了纯粹理性证明上帝存在的方法，借助于理性的道德原则，证明上帝是绝对的存在。他认为人具有最深刻的感情（绝对依赖感），它是宗教信仰和道德行为的基础，而基督教是最接近纯粹的、合理的、道德的信仰。

康德播撒了 19 世纪宗教思想许多流派的种子。施莱尔马赫等人接受了康德将信仰建立在理性之外心智功能上的影响。他认为感觉是宗教生活特有的要素，宗教从本质上讲就是感觉。他把人的体验作为神学的起点，赋予宗教

① 詹姆斯·利文斯顿：《现代基督教思想》（上卷），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373 页。

一个全新的基础。从此，宗教不必在科学上证实自己的存在，只要人的生命体验就能证实上帝和宗教的真实性。持同样观点的还有英国的柯勒律治。

新教神学思想的复兴为新教福音觉醒运动注入了强大的活力，跨越教派和民族界限的“福音奋兴”浪潮席卷了新教各宗派。欧洲大陆以德国为中心，教会的觉醒运动主要表现在教会生活的复兴和国内传教事业的发展。此外，信奉路德宗的挪威、丹麦等国教会也逐渐复兴。加尔文宗教会的复兴主要表现为摆脱世俗压力，实现教会自主。英国的福音运动由于自身的特点，分为国教会的福音运动与不从国教者的福音运动。但是英国的福音运动和 1828 年以后实行的议会改革，使国教会内的保守人士对国教会的性质产生了怀疑。于是，牛津大学的一批神学教授弗劳德、纽曼、凯布勒、皮由兹等人发起了“牛津运动”。他们出版《时代书册》，宣传自己的宗教观点，又被称为“书册运动”。他们重新强调教会的权威，反对世俗政权干预教会事务，要求恢复正统的教会传统和礼仪。在美国，新教各教派的复兴运动成为这一时期美国教会生活的主流。它被称为教会的“第二次大觉醒运动”。第二次大觉醒运动从美国东部开始，相继传到中部、南部和边疆地区。在觉醒运动中，大量的群众加入了教会，使教会人数迅速增加。如卫斯里宗，19 世纪初只有 3000 信徒，到 1844 年猛增到 100 多万信徒。同时，在觉醒运动中，教派不断分化，新教派不断产生。基督复临派、耶和华见证派、摩门教都是这一时期产生的有影响的新教派。

天主教的复兴是与浪漫主义联系在一起的。浪漫主义是一种文艺思潮，一般来讲，可以分为积极浪漫主义和消极浪漫主义。消极浪漫主义者在资产阶级革命的冲击下，试图逃避现实，思慕中世纪，幻想历史倒退。他们认为，罗马教会是一种古老而庄严的传统，既具有权威性，又具有统一作用，因此，他们竭力主张教皇至上。

法国大革命失败后，罗马天主教恢复了以往的地位和权力，进入反动时期。教皇庇护七世回到罗马后，立即着手重建宗教裁判所和耶稣会，迫害“自由主义者”。罗马教皇竭力宣扬教皇至上，并通过通谕和教令，坚持中世纪的社会政治思想，抑制自由主义和现代思想。1854 年，教皇庇护九世发布“圣母无原罪成胎谕”，钦定了圣母玛利亚的纯洁受胎说；1864 年，庇护九世又颁布《邪说提要》，列举了 80 种“邪说”并加以猛烈的谴责；1870 年，教皇在梵蒂冈召集大公会议，对一个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作出了最后决定，即：教皇乃最高权威，永无谬误。19 世纪，罗马天主教会致力维护教皇的最高权威，被称为“越山主义”。天主教在教皇权力不断加强中复兴。

近代东正教不可避免地受到民族主义、近代学术和宗教灵性生活兴起的影响。随着奥斯曼帝国的衰落，在其统治下的希腊、塞尔维亚、罗马尼亚、保加利亚的东正教会发起了争取教会自治的运动。面对西方各种不同的思潮，东正教内部出现了两种不同的倾向：一种是提倡西方化；一种是竭力倡导东正教的传统，对东正教进行改革，使东正教采取更有活力，符合社会发展变化的形式。在俄国东正教会中，斯拉夫派选择了一条中间路线，它们既反对官方教会的沉闷、缺乏灵性；又反对改革派和革命派的世俗倾向，提倡东正教整体的与灵性的传统，复兴东正教。

近代后期基督教传教事业的巨大发展，成为这一时期基督教复兴的重要特征之一。与前几个世纪基督教的传教活动相比，19 世纪的传教事业表现出规模大，范围广、组织多、方式变化的特点。天主教、新教、东正教各教派

派遣大批传教士奔赴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各地传教，其足迹遍及世界每一个国家和地区，吸引了大批当地人民加入基督教。基督教成为世界上影响最大的宗教。同时，基督教的传教事业又与西方列强对这些地区的殖民和侵略紧密联系在一起，因此，它是西方各国殖民和侵略的一个组成部分。

1840—1911 年，是基督教在中国广泛传播的重要时期。在第一次、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基督教传教士支持西方列强对中国的侵略，成为各国侵略者的帮凶。随着中国一步一步地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基督教取得了在中国全境传教的权力。凭借不平等条约，各国传教士纷纷进入中国，开展大规模的传教活动。传教士在传教过程中横行霸道，他们在中国沿海和内地霸占土地、干涉中国内政、包庇教民，酿成了大规模的民教冲突。中国人民掀起了一次又一次反洋教的斗争，沉重打击了西方列强对中国的宗教文化侵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