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新教的福音觉醒运动

19 世纪新教的历史在欧洲大陆、英国、美国都是以福音觉醒运动开始的。跨越教派和民族界线的奋兴浪潮席卷了新教各教派，成为这一世纪新教最大的特色。

①欧洲大陆的新教福音觉醒运动。在德国，福音觉醒运动开始于拿破仑占领时期，其发祥地是中部的普鲁士邦。1815 年以后，新教觉醒运动在各地普遍兴起，主要表现在教会生活的复兴与国内传教的发展，这一觉醒运动局限在路德宗教会内部。19 世纪 20、30 年代，以亨斯滕贝格主编的《福音教会报》为先锋，发起了一场具有虔敬主义精神的运动。亨斯滕贝格坚决主张

《圣经》决无谬误，鼓吹新教与德国政治上保守的封建派结盟。在这场觉醒运动中还出现了一种极其注重信条的潮流。这一运动主要是在莱茵河下游威斯特伐利亚和符腾堡等地流传，这些地区曾经是 17、18 世纪虔敬运动的中心。另外，在汉诺威、巴伐利亚、不莱梅、汉堡、西里西亚和柏林等地的教会中都有一定的影响。

德国的福音觉醒潮流释放出巨大的宗教热情，刺激了福音传教活动和慈善工作的开展。这一时期出现了一些由普通信徒组成的志愿团体从事国内传

教和慈善活动，其中影响最大的是约翰·辛利希·威希恩（1808—1881 年）领导的“内传会。”1833 年，他建立了一所养育院，收养贫苦儿童。后来他又建立了一个由数百个机构组成的遍布各地的巨大的工作网，以帮助海员、失业者、囚犯和无人照管的儿童。同时，他们通过主日学校，城市布道、寄宿所以及散发书籍来影响群众。许多平信徒被吸收参加这一运动，并建立了一些女执事的团体。在新教徒屡遭迫害的天主教诸侯国，路德教会的牧师用生动的布道来吸引听众，并向他们分发《圣经》和宗教小册子，而且还向北美的德国移民派遣传教士。新教的国内传教活动带有强烈的虔教主义特征，得到受各种觉醒潮流影响的新教徒的支持。包括归正宗势力强大的南德和下莱茵地区也引起了有力反响。

19 世纪德国新教的复兴还包括新教的联合及由此引起的宗派分化。19 世纪初，德国政治上四分五裂，诸侯国林立，致使教会也处于分裂状态。普鲁士是德国新教徒最为集中的国家，而路德宗的力量大于归正宗。18 世纪的启蒙运动和虔敬主义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双方在教义上的分歧，初步排除了教会联合的障碍。在普鲁士国王威廉三世的推动下，路德宗和归正宗逐步趋向联合。1817 年，在马丁·路德发表《九十五条论纲》300 周年之时，威廉三世宣布路德宗和归正宗实行联合，并举行双方的联合礼拜。威廉三世的主张获得这两个教会许多神职人员的支持，所成立的新教联合组织定名为“普鲁士联合福音教会”。1822 年，威廉三世颁布了他亲自编纂的礼拜仪程，并命令教会必须使用。联合福音教会的成立和新的礼拜仪程的采用，其结果是使普鲁士国王实际上成为教会的最高领袖。在普鲁士教会联合的影响下，德国境内的其他诸侯国的路德宗和归正宗教会也逐步实行了联合。

但是，教会联合使普鲁士一些地区的路德宗发生了分化。路德宗在德国的东部和北部一直占据主导地位，在萨克森和西里西亚，顽固的路德宗正统派对归正宗教会极端仇视，拒绝加入联合教会。在布雷斯劳，所有路德宗教会的牧师都拒绝采用威廉三世编订的新的礼拜仪程，他们在 1830 年脱离普鲁士联合福音教会组成“老路德派”（或译旧礼仪派）。这些“老路德派”遭到威廉三世残酷的迫害，且不准他们移居他乡。1840 年，威廉三世去世后，许多老路德派信徒移居美国，他们组成布法罗会议、密苏里会议等保守的路德宗教会。留在德国的老路德派组成了福音路德宗大会议。这种强烈地维护路德宗信仰传统的不仅有老路德派，而且还有加入普鲁士联合福音教会的保守的路德宗信徒，这些信徒自称“新路德派”。他们强调上帝的救赎之恩通过各民族、各种制度流传下来，试图复兴古代的宗教礼仪传统。在联合福音教会中还有另一些信徒，他们带有强烈的自由主义倾向，否认任何信条，只承认《圣经》的权威，并提倡对它进行比较灵活的解释。同时他们主张政教分离，教会脱离世俗政权的控制、保持独立。尽管教派分化不断，联合福音教会在普鲁士政府的支持下，不断发展，到 20 世纪初，成为欧洲大陆最大的新教教会。

19 世纪后期，为了反对日益高涨的工人运动、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各种非基督教倾向，在德国新教教会尤其是路德宗教会中出现了寻求联合，共求发展的趋势。1868 年，德国、斯堪的纳维亚各国和美国的路德宗教会首次召开“路德宗福音教会大会”，成立了国际性的路德宗教会合作组织。与会各国教会领袖讨论了教会改革、联合与合作的途径，研究时局的变化，谋求对付社会的挑战的办法。路德宗教会国际组织的成立成为基督教国际联合的重

要开端。

福音觉醒运动也强烈地影响了斯堪的纳维亚的新教，在这些国家出现了形式多样的复兴活动。在丹麦，福音觉醒运动受浪漫主义的影响最大，具有类似自由教会的精神倾向。其代表人物是宫廷布道师、神学家 J·P·米恩斯特（1775—1854 年），他早年崇拜法国革命和理性主义哲学，后来又受到康德哲学的影响，是丹麦教会的首席主教。正统派的代表人物是尼柯莱·格伦维特（1788—1872 年），他强调使徒信经作为教会坚实的基础，主张教会的活的传统和圣事为教会活动的中心，从而使丹麦的宗教生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在挪威，觉醒运动中虔敬主义色彩比较显著。领导者汉斯·尼尔森·豪格（1771—1824 年）是一位平信徒巡回福音传教士，他因抨击国教会信仰冷漠的状况而被关押近十年。后来，挪威的福音觉醒运动由吉恩尔·约翰逊（1822

—1894 年）继续领导，约翰逊是克里斯蒂安大学的神学教授，在他的努力下，福音觉醒运动与国教会发生了密切的关系，他注重传统的信条，因而得到了教牧人员的支持，对挪威不同阶层的信徒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在瑞典，福音觉醒运动也有形形色色的表现。牧师亨利·沙尔陶（1757

—1825）的影响最大。他原先受到摩拉维亚兄弟会的影响，后来倾向于高教会派，强调教会的传统和基督真正临在圣餐之中，注重圣事。

在德国和斯堪的纳维亚的路德宗教会福音觉醒的同时，欧洲大陆的各归正宗教会，也逐步复兴并引起了分化。18 世纪后期，理性主义对瑞士、法国、荷兰的归正宗教会造成非常强烈的冲击，归正宗教会的福音觉醒运动就是对这种冲击的反应。归正宗教会福音觉醒运动的显著特点是受到了不列颠的福音运动的影响。这些地区的福音觉醒运动的起源可以部分地追溯到苏格兰的福音运动。英国的福音派牧师在日内瓦举办学习班培养神学生，介绍苏格兰福音派的教义，在法国和瑞士的法语地区引发了一场觉醒运动。在觉醒的潮流中，平信徒成为教会复兴的主力。他们成立了许多志愿会社，从事福音传道、慈善工作和国外传教。但是，福音奋兴运动的倡导者们受到了具有理性主义倾向的教会领袖的反对，在教规和信仰方面出现了分歧。1834 年，在荷兰发生了科克事件，青年牧师亨德里克·德·科克（1801—1842 年）拥护极端的加尔文主义，主张谨守多尔德会议的决议，被免职，引起了理性主义和觉醒运动的关系紧张并导致分裂。一些地方教会会众脱离国教会建立了基督教归正会，不过，仍然有许多福音派留在国教会内。在瑞士，被誉为“法国新教的施莱尔马赫”的亚历山大·维内（1797—1847 年）带领福音派从国教会中分裂出去。维内起初对不成熟的福音奋兴运动感到反感，但后来被稳健的福音派观点和浪漫主义潮流吸引，并对理性主义者竭力压制福音派感到不满，因而采取了奋兴运动的立场，直言不讳地鼓吹教会与政府分离。1845 年，他带领包括多数牧师和洛桑学院大多数神学教授在内的一批人脱离了国教会，成立了沃州自由教会。

②英国新教福音觉醒运动。相对于欧洲大陆的新教福音觉醒运动来说，英国新教福音觉醒运动早已开始。可以说，1815 年后的英国新教福音觉醒运动只是前一段时间这一运动的继续。在英国，福音觉醒运动包括国教会内的福音觉醒运动和不从国教者的福音觉醒运动。

1815 年，国教会的福音派获得了第一个主教管辖区，充分显示出福音派在国教会内的重要性在日益增加。然而，第一个福音派主教的任命引起了国

教会教士们的普遍不满，因而称他为“宗教上的主教”，意思是只担任主教职务，不享有政治特权。随着福音派运动的不断发展，在国教会内福音派的地位不断上升。一些持福音派观点的人被任命担任教会的重要职务，甚至担任国教会的最高职务——坎特伯雷大主教。到 19 世纪中叶，福音派成为国教会内的主要派别，在平信徒中拥有很大势力。后来，福音派逐渐演变为低教会派，与高教会派相对立。

不从国教派的福音觉醒运动影响非常强大，因此，各个不从国教派教会的势力在 19 世纪稳步发展，教会团体不断增加。在争取与国教会的平等权利方面也取得了重大的进展。不从国教派的复兴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教徒人数的增加和教会势力的增强。从 1800 年到 1860 年，不从

国教派的教徒人数在福音运动的影响下增加了 3 倍。公理宗和浸礼宗获得了较大的发展，长老宗因为有从苏格兰迁移来的大批移民而得到复兴。不从国教派的势力主要在中等阶级中，针对农村人口大量涌入城市，不从国教派各团体派出了许多富有魅力的布道家深入群众积极宣传教义，吸引了大批国教会的信徒脱离国教会加入不从国教派。19 世纪中叶以后，不从国教派改称自由教会。不从国教派的福音觉醒运动是第二次福音大觉醒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本身也因此得到了极大的发展。美国福音派布道家德环特·L·穆迪在英国的巡游布道也极大地助长了自由教会的福音运动。

第二，随着福音运动的兴起，不从国教派力量的不断地壮大，在英国，对不从国教派的种种压制逐步减少。1813 年惩治否认三位一体论者的法令被废除，一位认论派因此成为合法的宗教团体。1828 年，在反对派的压力下，托利党政府不得不废除了“宗教考查法”和“自治市条例”，而根据以上这两条法令，不从国教者被排除在国会和其他公职之外。自 1836 年起，准许在举行不从国教派礼仪的地方举行婚礼。1868 年，免除了不从国教者为国教会的利益而纳税的负担。1871 年，在牛津、剑桥，达勒姆三所大学除保留对攻读神学学位的学生的宗教考查外，其余宗教考查一概被取消。最后，从 1880 年起，允许在教堂基地举行不从国教派的葬礼。这一系列的改革，使不从国教派的信徒获得了税收、教育、婚丧仪式等方面与国教会信徒平等的权利。

第三，在福音觉醒运动中，不从国教派增加了新的教会团体。其中最重要的有使徒公教会、普利茅斯兄弟会、救世军。

使徒公教会的领袖是伦敦苏格兰长老会的牧师爱德华·欧文（1792—1834 年），从 1828 年起，他开始宣传，如果一个人有足够的信仰，使徒时代的种种“奇恩”便可以重新获得。1832 年，他被解除了教会牧师职务。此后不久，他宣称有 6 人由预言立为使徒。1835 年使徒人数按同样方式增至 12 位。因此，这个团体被称为使徒公教会。1842 年，该教派制订了一套复杂的礼仪。众使徒被认为是圣灵的喉舌。他们长久盼望基督的复临，到 1901 年，最后的一位使徒去世，该教派逐渐衰微。

另一个从国教会中分离出来的不从国教派团体是普利茅斯兄弟会。出于对国教会灵性生活贫乏的不满，在爱尔兰和英格兰西部出现了一些教会成员以“兄弟”相称的小组，声称信仰和基督徒的爱是他们团结的唯一纽带。这些小组在约翰·纳尔逊·达比（1800—1882 年）的努力下而结合在一起。达比原为爱尔兰国教会的牧师，在普利茅斯附近任职，因此该派被称为“普利茅斯兄弟会”。他们认为，一切信徒皆有教牧人员的职能，所以否认有设立正式牧师的必要。同时，他们也不承认信经，认为圣灵指引全体真正的信徒，

使他们以使徒为榜样在信仰与崇拜中团结一致。在达比的大力推动下，“兄弟会”扩展到了瑞士、法国、德国、加拿大、美国。

这些新成立的不从国教派团体中最重要的是救世军。它的创始人威廉·布

恩（1812—1912 年）原是循道会所团契的牧师，先在加的夫开展奋兴工作。取得成功后于 1864 年在伦敦着手同样的工作，1878 年发展成为一个军队形式的组织，该组织要求其成员象军人一样服从，1880 年定名为救世军。

对法国革命的反动、浪漫主义的兴起以及对 18 世纪理性主义的普遍反感成为苏格兰地区福音觉醒运动的动力。1815 年以后，苏格兰福音派的领袖是托马斯·查尔默斯（1780—1847 年）。在他的领导下，福音派的势力迅速增长，到 1841 年，由群众捐款修建的新教堂达 220 座，能够接纳更多的信徒，

满足他们的宗教需要。1843 年，因为牧师推举权的争论，查尔默斯带领 400 名牧师正式退出国教会，成立了苏格兰自由长老会。这个新成立的教会使国教会中三分之一最活跃的信徒脱离了国教会。但同时，分裂也刺激了国教会内宗教热情的复苏。

③牛津运动。在英国国教会复兴中影响最大的是牛津运动，又称书册派运动。这场运动是由牛津大学的理查·弗劳德（1803—1836 年）、约翰·亨利·纽曼（1801—1891 年）、爱德华·皮由兹（1800—1882 年）等人领导的。牛津运动不仅仅是宗教思想方面的运动，它首先是一个宗教虔诚与宗教修炼方面的运动，是一个高度虔诚与自觉的运动。

牛津运动的兴起与 19 世纪欧洲和英国的政治社会形势紧紧联系在一起。首先它是对法国大革命过火行为和革命恐怖做法的反动。法国的激进主义在英国引起了保守的反应，它把“所有的阶层都吓得放弃了先进的思想方式，使得城乡社会都在政治上变成了托利党，并下决心不允许在继承下来的信仰方面有任何革新。”①其次它是对政治上自由主义增长的反动。1825 年以后的几年中，国教会的特权受到了几次重大的冲击，不从国教派从中获得了权利。到 1829 年，罗马天主教徒也获得了担任众议员和大多数公职的资

格。进入 30 年代，在法国七月革命的影响下，英国实行了议会制度改革。经过激烈的斗争，权力从土地贵族手中转移到资产阶级手中，从而增强了不从国教派的势力。1833 年，新上台的辉格党提出“教会财产法案”，旨在用削减主教区的数目，重新分配丰厚的教会收入的办法来改革爱尔兰教会。对此，国教会中保守的人士对教会的性质究竟是什么提出了疑问，因为他们发现自从宗教改革运动以来，教会这样一个神圣不可侵犯的机构竟然可由政府的法令随意改变，致使国家和国教会的基础发生动摇，削弱了英国教会对人民生活的控制。

1833 年 7 月 14 日，约翰·凯布勒（1792—1866 年）首先作出了强烈的反应。他在牛津大学为钦差巡回法官们作了一次名为《全民族的叛教》的布道。这次讲道的直接起因是“教会财产法案”，以及 10 个爱尔兰主教区不顾教会的意见而被取消。凯布勒认为这是对神圣权威领地的一次“渎神的入侵”。他号召教会人士起来对付这种入侵，就象对付任何暴政那样。揭开了牛津运动的序幕。

牛津运动可以分为前后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 1833 年到 1840 年；第二

阶段从 1840 年到 1845 年。

① 转引自詹姆斯·C·利文斯顿：《现代基督教思想》（上卷），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224 页。

凯布勒的讲道，表达了许多年轻的国教徒的情绪，他们对于国教会默认世俗主义，感到极端痛苦和愤怒。凯布勒的讲道成为这批人行动的发端。1833 年 7 月 25—29 日，在哈德雷，他们举行了一次小型会议，讨论如何行动的问题。这些人包括弗劳德、阿瑟·伯塞弗尔、威廉·帕麦尔，均来自牛津大学。会上决定成立“教会之友协会”，起草向坎特伯雷大主教和其他方面的请愿和呼吁书。

1833 年秋天，纽曼开始刊行《时代书册》，“书册派运动”即由此得名。

第一本是纽曼写的，只有 4 页，名为《关于牧职的想法，谨致全体教士》，其中包含的紧迫感和对国教会坚贞不渝的信念，成为时代书册的基调。最初发表的一些书册以及纽曼在牛津大学圣玛利亚教堂的讲道赢得了一大批支持者，吸引了一些新的人参加了进来，其中包括年轻的政治家格拉斯顿，他后来成为英国的首相。而牛津大学的希伯来文钦定讲座教授爱德华·皮由兹的加入成为牛津运动的转折点。皮由兹在牛津大学和牛津教牧界之外有着巨大的影响，他的加入赋予牛津运动全新的特点，使牛律运动“更加冷静，更加严肃，付出更多的细心的努力，具有更多的责任感。”并使其在神学上的见识和责任达到一个新的高度。以后的几年中，参加牛津运动的人数在继续增加，影响不断扩大。1836—1838 年，牛津运动发展到顶峰，书册销售了 6 万多份，纽曼发表的讲道集吸引了众多的读者，他所编辑的该派的机关报《不列颠评论家》也非常兴旺。

从 1840 年到 1845 年，是牛津运动的第二阶段。牛津运动因为新加入的一批十分明显地倾向于罗马天主教的极端人物而发生分裂。这种倾向遭到国教会内外的反对，1838 年 8 月，牛津主教在其对属下全体教士的训令中，指责书册派奉行罗马天主教教义；1841 年，英国国教会与德国教会协定在耶路撒冷设置一名英国一普鲁士的新教主教，这位主教将由英国和普鲁士教会轮流提名，由英国主教祝圣，管辖在巴勒斯坦地区的英国和德国的新教徒。书册派提出了强烈的抗议但没有成功；与此同时，忠诚的书册派诗人伊萨克·威廉斯因为他与书册派的关系而失去了牛津大学的诗学教席；1844 年，牛津运动的主要领袖皮由兹被指控传播异教又被暂停在大学内传教两年。

遭到反对的牛津运动出现了混乱和分裂。一部分人的思想更加倾向于罗马天主教，他们认为罗马现在具有教会的真正标志。纽曼作为书册运动的主将，他的倾向对运动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纽曼企图证明罗马天主教和英国国教的一致性，因此出版了第 90 号书册。90 号书册遭到了普遍的批判，1841 年 3 月，牛津大学的议会两院领袖谴责了这份书册，宣称它是不光彩的，与大学条例相抵触，《时代书册》被禁止出版。从此，牛津运动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落。

1845 年 10 月 8 日晚间，纽曼脱离英国国教会转而归顺罗马天主教教会。追随他加入罗马天主教会的教牧人员和平信徒有几百人。1850 年，教皇庇护九世在英格兰重新设立罗马天主教主教区。这场历时 12 年的牛津运动被英国国教会称为“教皇的袭击”。纽曼等人皈依罗马天主教，结束了牛津运动。但运动中产生的安立甘会教派在皮由兹等人的领导下渡过了难关，而且迅速成熟，成为国教会中一个重要宗派，它以高涨的宗教热忱和对贫苦大众的真正关心，为国教会重新掌握下层阶级作出了巨大贡献。

与福音觉醒运动不同，牛津运动是公教虔敬的复兴。他们讨厌宗教改革者的思想，也不接受任何新鲜事物。在他们看来，所谓宗教自由主义是一种

叛教，因此，他们致力于古代信仰、礼仪的恢复。但牛津运动也不纯粹是教父神学的简单复原，而是创造性地重新表述古代理论以适应现代的需要。

关于教会的权威，书册作者们到教会古代传统和团体教导中去寻找依据。他们认为《圣经》是宗派分裂的原因，理性具有腐蚀性，具有怀疑论倾向。教会的传统和历史证明教父传统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使徒承继是一个不容怀疑的事实，而且，这种前后相续的承继，正是权威的基础。“我们现在看见的每一位教会主教，根据一种精神诞生的秩序，都是圣彼得和圣保罗的直系后裔。⋯⋯就公教会的情形而论，所说的这个人，即主教，是从其前任获得这种权威的，而其前任又从另一位前任获得，如此往前追溯，直到使徒们自己，再到我们的主和救世主。”①教会传统还是解释《圣经》的依据，传统被神确立在教会之中，作为《圣经》本身的试金石。在确立新教正典之前，教会传统就已经训练了个人的头脑，使之能够正确地阅读《圣经》。因此，书册作者断定，《圣经》以及古代教会的传统是权威的基础。

书册派关于教会权威的理论与关于信仰和理性的观点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对于理性，他们认为仅仅是人类生命的一项能力，此外还有道德感、情感和想象等等能力。光靠理性是无法证明基督教的，基督教只能依靠信仰的恩典来证明。宗教信仰和宗教真理有时可以由理性来证实，但理性绝不可能造成信仰。宗教认识起源于道德上的顺从，出自对正义的如饥似渴的追求。信仰在本质上是一种道德原则。道德意识是信仰区别于理性的标准。与信仰有关的那些事情，不可能度量，不可能证明，不可能论证，而只需要道德判断。书册派赋予道德顺从以重要的地位，把它作为信仰的基础，这使他们对新教关于“仅仅因信而称义”的理论产生怀疑。在书册派看来，称义与圣化是一件事情，是一项彼此不可分离的恩典。他们认为，新教偏重因信得救，罗马天主教会强调因服从而得救，两者都有缺陷，英国国教会在新教与罗马天主教会之间采取一条中间路线，最合中庸之道。

书册派关于信仰的理论有一个与众不同的观点。它强调通过人人可见的圣事和教会礼仪来传达有圣化作用的神的恩典，证明神的恩典是客观存在的。这些圣事和教会仪式起源于古代教会，代代相传，永恒不变。皮由兹在“《圣经》关于神圣洗礼的观点”的第 67 号书册中，强调洗礼是接受上帝的恩典，免除原罪之害的唯一手段，具有使人重新获得新生的效能。他们还肯定圣餐中基督的真正临在，就是说，通过举行圣餐，信徒真正地在精神上接受了道成肉身的圣子的血肉。因此，经常举行圣餐仪式就成了书册派在圣事方面虔诚的显著标志。这种圣事原则不仅鼓励了对各种形式圣事的重视和运用，向教徒灌输一种对教会更加虔诚、更加尊敬的思想；而且要求教会把自己视作有形的、受神委派的向教徒输送上帝恩典的渠道。它把教会设想为上帝自身在人世间的居留所，设想为耶稣基督的身体本身。只有在教会的圣餐仪式上领取了基督的体和血，教徒才有可能得救。

牛津运动对于教会的虔敬生活产生了持久的影响。19 世纪下半叶，在牛津运动的影响下，英国国教会日常礼仪增多，遵循四旬斋期，私下忏悔等宗教礼仪，创立了很多“笃信宗教者”团体。牛津运动摒弃了唯《圣经》至上的教义，从而使此后的神学家们在考虑《圣经》权威问题时，必须重视传统的作用。牛津运动对使徒性、普世性和统一性的关切，成为现代普世主义的

① 詹姆斯·C·利文斯顿：《现代基督教思想》（上卷），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246—247 页。

开始。对于寻求不仅与罗马天主教徒，而且与一切基督教徒重新统一在一个有形的教会组织中，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但是，从严格的意义上来讲，牛津运动的神学理论没有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这主要是因为牛津运动的参加者将自己同科学和史学里的新发展隔绝开来，他们求助于古典的传统，无法解决达尔文的新理论和德国的《圣经》考据学正在提出的那些无法回避的重大问题。牛津运动反对现时代的精神，崇尚过去时代的精神传统，使他们不可避免地遭到彻底失败。他们的很多理论也被证明是一种纯粹的时代错误。直到 19 世纪最后几年，一批具有天主教思想的安立甘宗神学家将天主教神学与新的科学和新的批判结合、协调起来，书册派神学才又受到重视。

④美国的新教福音觉醒运动。同欧洲大陆和大不列颠一样，美国 19 世纪的新教历史以福音觉醒运动开始。然而，美国新教福音觉醒运动兴起的背景与欧洲有很大的不同，因此，运动中的特点也不一致。

从教会内部来说，美国独立革命时期，教会生活处于低潮。19 世纪开始时，也只有 10％的人口是教会成员，因此，美国的教会觉醒运动显得更加迫切；而教会外部的情况是，半个世纪内，美国的领土扩展约 3 倍，人口增加

约 5 倍，从而为美国新教教会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活动范围和众多的对象，新教各宗派致力于争取更多的群众皈依基督教。

世纪末，“第二次大觉醒运动”开始，到 1800 年达到高潮。1815 年之后，随着美国边疆不断向中西部扩展，福音觉醒运动浪潮席卷了大西洋沿岸中部各州、南部以及边疆地区。为了在中西部传播福音，东部建立了许多“长老一公理派”教会，派出大批巡回布道员巡回讲道。但是，西部人对东部有节制的觉醒运动感到不耐烦，对于强调教牧人员必须有学识不满。他们采取了大规模野外集会的独特形式，与会者情不自禁地狂喊乱叫，浑身乱颤表达他们狂热的宗教情绪。这种福音觉醒运动最主要的领导人是查理·芬尼

（1792—1875 年）。他于 1821 年皈依基督教，立即开始旅行布道。他尽管没有受过大学教育和正规神学训练，仍被长老会按立为牧师。不久，在他热情而激烈的讲道激励下，爆发了福音大奋兴运动。查理·芬尼把奋兴方法整理成井然有序的形式。他使用不定时的礼拜仪式、延长礼拜时间的大规模聚会、在布道时使用粗俗的口语、在祈祷和讲道时特别指出个人的姓名、研讨会、焦虑凳等，赋予第二次福音觉醒运动以新特色。芬尼的新办法虽然遭到了一部分人的反对，但他不久后仍然进入了东部城市。1834 和 1835 年，芬尼发表《宗教奋兴讲演集》，详细说明了经过实践检验行之有效的促进奋兴运动的办法。1846—1847 年间，芬尼首次出版了他的巨著《系统神学讲演集》，提出一种奋兴神学，认为检验任何神学的标准是看它是否有助于拯救。许多奋兴布道家仿效芬尼的新办法，使福音觉醒运动不断高涨，成为一场全国性的运动，吸引了千千万万人加入教会。

第二次福音觉醒运动对美国新教的发展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它的影响表现在不信基督教的减少，即教徒人数的增加。1800 年美国新教徒占全国人口的 6.9％，1850 年美国的新教徒占全国人口的比例上升到 15.5％，到 1900 年增加到 35.7％。在整个 19 世纪，美国新教徒的人数不断增加，使新教在社会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同时，新教各宗派如卫斯理宗、浸礼宗和长老宗采用奋兴运动模式，发展成为庞大的宗教团体。19 世纪初，卫斯里宗在美国西部有 3000 左右的信徒，1830 年发展到 17.5 万人，1844 年猛增到 100

多万人。19 世纪初，浸礼宗约有 10 万信徒，到 19 世纪中叶发展到 70 万人。公理宗和长老宗在觉醒运动中也有不同程度的发展。

福音觉醒运动在美国各阶层中激发出强大的活力，这种活力又通过一些逐步发展的宗教志愿团体注入到福音主义的各种事业中。这些宗教志愿团体有 1815 年成立的美国教育协会、1816 年成立的美国《圣经》会、1817—1824 年间的美国主日学协会、1825 年成立的美国书册会等。它们向各阶层的人们散发《圣经》和宗教小册子，促进人们对宗教教育的关心，发展主日学校，同时指导教会慈善工作和宗教改革活动。这些全国性的大志愿协会通常不隶属于任何教派，它们竭力寻求各种不同背景的福音教派的支持。它们希望利用志愿会社的组织形式，通过大规模的道德和人道主义运动来改造社会，消灭诸如放荡、少年犯罪、不守主日等邪恶现象。

这些全国性的宗教志愿协会还致力于开展戒酒、和平、废除奴隶制的工作。在它们的推动下，1826 年，美国戒酒促进会成立，在基督教徒和非基督教徒之间开展戒酒活动。1833 年，美国反奴隶制协会成立，随着社会改革运动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北方新教徒投入到废奴运动之中。

在福音觉醒运动的影响下，开办了许多新的学院或神学院，培养训练教牧人员。1814 年，公理宗在缅因州创立班戈神学院；1819 年，一位论派在哈佛大学创办了神学院；1820 年，浸礼宗在纽约州的汉密尔顿创办了一所神学院；同年，长老宗在纽约州的奥本开设了一所神学院；1822 年，公理宗在著名的耶鲁大学开办神学院。此后，各教派为培养教牧人员不断开办神学院，使神学院的数量迅速增加，1860 年已达到 50 所。这些神学院成为培养福音觉醒运动骨干的基地和传播神学思想的中心，反过来推动了福音觉醒运动的开展。

福音觉醒运动还引起了教派的分化、重组和新的教派的涌现。许多教派因为神学观点、传教观点和政治态度等方面的分歧而导致组织上的分裂，出现了教派林立的现象。

首先发生分裂的是马萨诸塞州的公理宗。以享利·韦尔（1764—1845 年）和威廉·钱宁（1780—1842 年）等为首的自由派宣讲一种极端的阿里乌主义的基督论，否认三位一体论，批评原罪说，反对加尔文的预定论，强调靠品德得救。他们的观点遭到正统派的攻击，双方的裂痕日益加剧。1815 年，自由派将自身命名为一位论派，吸引了马萨诸塞州东部一些最古老的教派和最著名的人士进入了这个新教派。1825 年，正式成立了美国一位论协会，但在正统派的反对下，其势力基本上局限在新英格兰东部。

长老宗也因为内部争论而发生分裂。一些人坚持传统的信仰标准，坚持教牧人员必须由受过教育的人担任。他们对于在边疆地区的福音奋兴家采取的不严格遵循教义、按立教牧人员不遵守严格的标准感到非常不满，试图抑制这些福音奋兴家，因而引起了分裂。1803 年，肯塔基长老宗大会发生分裂，巴顿·斯通（1772—1844 年）带领一批福音派长老宗信徒组成了新的教派，自称“基督徒”。几年后，又一批福音派从长老宗大会中公开分裂出来，组成了坎伯兰长老会。1807 年，托马斯·坎贝尔从爱尔兰移民至美国，他宣称只有《圣经》经文的字面意义才是检验一切基督教徒的标准：“凡是《圣经》上所讲的，我们就讲；凡是《圣经》上所不讲的，我们也不讲。他追求一切基督教徒在《圣经》的基础上联合起来，于 1809 年在宾夕法尼亚州的华盛顿县组织了华盛顿基督徒协会。随后，坎贝尔的儿子亚历山大移居美国，不久

其影响就超过了他的父亲。坎贝尔父子 1832 年与巴顿·斯通的大部分追随者

联合，组成了基督门徒会，约有 25000 名信徒。基督门徒会发展迅速，在美

国社会中的影响不断增大，到 19 世纪底，其门徒超过了 100 万人。

虽然极端奋兴派已从长老宗中分裂出去，但这并没有彻底解决长老宗内部神学观点的分歧。在志愿协会是否应当受教会控制的问题上，长老宗内部发生了激烈的争论，长老宗信徒也分化为“新派”和“旧派”，使长老宗几乎一分为二。

公谊会也发生了分裂。英格兰贵格会的约瑟夫·格尼（1788—1845 年）极力倡导福音奋兴运动，遭到伊莱亚斯·希克斯（1784—1830 年）领导的自由派的反对。1828—1829 年间，公谊会发生分裂，结果正统派和希克斯派（自由派）分道扬镳，它们召开了各自宗派的会议。

在路德宗内部也发生了关于福音奋兴运动的争论，1867 年，一部分人立成了福音信义会总协进会，与路德宗总联会大会相抗衡。

美国的宗教活动强烈地影响美国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反过来，宗教生活也时时受到社会经济、政治的影响。美国反对奴隶制的斗争引起了教会最严重的分裂。这次大规模的教会分裂不是因为教义分歧，纯粹是因为对于奴隶制不同的政治态度而引起的。因此，表现出明显的地域特征。

由于对南方采取奴隶制的憎恶日益加深，1843 年在美国北方成立了美国卫斯里循道宗教会（美以美会），该会以不得蓄奴为入会条件。1844 年，美国卫斯理宗总会议举行，南北双方在奴隶制问题上针锋相对，吵得不可开交。于是，总会议通过一份公报，准许教会分裂。1845 年，赞成奴隶制的南方教徒成立了南方循道宗主教制教会（监理会）。卫斯理宗分裂为南北两派。

几乎在同时，浸礼宗也发生了分裂，原因是南北方的教徒对奴隶制的不可调和的矛盾。1844 年，在亚那巴拿州召开的浸礼宗大会要求浸礼宗国外传教部在任命传教士时不得歧视蓄有奴隶的教徒。但传教部拒绝这一要求，宣称它反对任何含有赞成奴隶制的行动。因此，南方的浸礼宗教徒于 1845 年成立了浸礼年会（浸信会）。浸礼宗也分裂为南北两派。

随着美国内战的接近，其他教会也出现了分裂。长老宗新派教会于 1857 年分裂为南北两派；旧派教会随之于 1861 年也发生分裂。1864 年，长老宗南方的新旧两派合并，成立了合众国长老会。北方的新旧两派于 1869—1870 年间也联合成立了美利坚合众国长老会。在整个内战期间，各教会都分别支持各自的地区。

美国内战之后，黑人逐步得到了解放，黑人教徒不断增加。在一些地区，成立了一些独立的黑人教会，主要有全国浸礼联合会、非洲循道宗教会以及非洲卫斯里宗锡安会。一些以白人为主的宗派里也有黑人信徒，他们数量虽然不多，但相当引人注目。尤其在一些大城市中，黑人教会取得了相当大的发展。

在 1815—1871 年间，美国涌现出许多新兴的教派，其中最主要的、影响最大的是基督复临派和摩门教。

基督复临派是由纽约州的威廉·米勒（1782—1849 年）创立的。米勒原是农民，是浸礼宗的教徒。从 1831 年起，他到处传道，宣称根据《但以里书》

推算，基督复临和建立千年王国将于 1843—1844 年间发生，赢得了成千上万的追随者。米勒和他的追随者们自称为基督复临派。为了等待基督第二次降临人间，很多人丢弃家产，爬上屋顶。然而，基督并没有再次降临人间，米

勒的预言没有实现。尽管如此，米勒仍于 1845 年召开了基督复临派全国大

会，坚持基督复临的信念。其中一些教徒以每周第七天为圣日，于 1863 年组成了基督复临安息日会。

摩门教是由约瑟夫·史密斯（1805—1844 年）创立的。史密斯声称他受天使的指派，于 1827 年在纽约曼彻斯特附近的库摩拉山中发掘出一卷金页

书，名叫《摩门经》，是《圣经》的续篇，由 5 世纪时的先知摩门用神秘的文字写成。他借助一副神奇眼镜才将其翻译成英文，原书则被天使收回。根据此书，史密斯自封为先知，并宣称上帝将在美国建立新耶路撒冷。1830 年，

《摩门经》在纽约出版，同年，第一个摩门教会在纽约州组成。随后，摩门教发展到俄亥俄州，吸收了一批教徒，摩门教的总部也从纽约州迁至俄亥俄州的格特兰。1838 年又迁到密苏里州的独立城。1840 年，再迁至伊利诺斯州的瑙武市。到 1844 年，摩门教在瑙武市已发展 200 多教徒。但是，1843 年，史密斯自称得到神灵的启示，实行一夫多妻制，引起了当地群众的反对。1844 年，史密斯被其反对者所杀。

史密斯死后，布里格姆·杨（1801—1877 年）担负起摩门教的领导，在他的率领下，摩门教徒经过长途跋涉，于 1846 年到达犹他州的盐湖城。在盐湖城，摩门教徒建立起宗教社区，他们修建圣殿，创办学校，使犹他州逐渐成为摩门教的活动中心。1850 年，摩门教主教布里格姆·杨担任犹他州州长，摩门教鼎盛一时。杨在第二任州长期间，与联邦政府矛盾激化，1857 年，美国总统解除了杨的州长职务，并派遣联邦军队进入犹他州，爆发了美国历史上所谓的“摩门战争”。摩门教在政府的打击下受到严重削弱，发展缓慢，但摩门教在犹他州仍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