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地艰难恢复

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第二届第一次会议，终于在延安召开了。在大会开幕式上，毛泽东站在主席团上，背后是巨幅孙中山画像，他严肃地说：“共产党员只有对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的义务，而无排斥别人、垄断一切的权利。主观主义和关门主义不打破，革命将不能成功。”

建立“三三制”政权

1941年11月6日，陕北进入深秋季节，大路两边的树叶有的一片火红，有的一片金黄。一阵秋风吹来，树叶发出沙沙的声响，让革命圣地延安充满了诗意。这一天，沐浴在金秋凉风的延安人民格外兴奋，因为大家渴盼已久的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第二届第一次会议，终于在延安召开了。

这次会议到会议员219人，其共产党党员123人，民主党派人士25人，无党派人士61人。在大会开幕式上，毛泽东站在主席团上，背后是巨幅孙中山画像，他严肃地说：“共产党员只有对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的义务，而无排斥别人、垄断一切的权利。主观主义和关门主义不打破，革命将不能成功。”

毛泽东在这段话中所指的“对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指的就是我党在陕甘宁边区推行的“三三制”政策。“三三制”的实施，需要有一个民主理念和民主政治作为基础。

1935年12月，党中央在陕北瓦窑堡召开政治局会议，决定把苏维埃工农共和国改为苏维埃人民共和国。这意味着政权不再仅仅归属于工农，而应归属于一切抗日的阶级、阶层和党派。

1936年9月，党中央根据形势的发展，又将“人民共和国”改为“民主共和国”。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不久，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建立。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积极主动地将统一战线思想付诸于根据地政权建设的具体实践，至1940年初，党中央领导的各抗日根据地已普遍建立了包括各抗日阶级、阶层、党派和团体在内的抗日民主政权。在这些政权中，尽管共产党以外的其他党派、团体和工农以外的其他阶级、阶层人士数量还比较少，但其已基本改变了此前的苏维埃政权模式，初步具有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权性质，从而为“三三制”政权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有了民主理念和民主政治后，推动“三三制”政策出台的就是“三三制”政策的实践。在陕甘宁边区，最早实行“三三制”的是延安县。

1940年初，延安县中区五乡在突击完成征粮工作时，乡政府提出用民选方式组织征粮委员会，由每十二三户居民公选一名代表。全乡共选出27名代表，组成征粮委员会。其共产党党员9人，其余18人为非党人士。

征粮委员会在延安县委、县政府和延安工作团的指导帮助下，在群众中进行充分的解释和动员，精确调查统计，积极组织粮食人仓，提前并超额完成了征收公粮的任务。延安县的这个做法立即引起了边区和党中央的注意，党的陕甘宁边区中央局及时总结了这一新鲜经验，并号召在边区各地推广运用。同时，这一经验也得到了毛泽东的重视。

同年3月6日，党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会议决定由毛泽东起草关于政权问题的指示。当天，毛泽东为党中央起草了题为《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的指示，明确提出：“在抗日时期，我们所建立的政权的性质，是民族统一战线的。这种政权，是一切赞成抗日又赞成民主的人们的政权，是几个革命阶级联合起来对于汉奸和反动派的民主专政。”指示还要求：“根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权的原则，在人员分配上，应规定为共产党占1/3，非党的左派进步分子占1/3，不左不右的中间派占1/3。”

3月11日，毛泽东在延安党的高级干部会上作题为《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的报告，对“三三制”政策作了进一步的阐述。

1940年4月，陕甘宁边区政府作出《关于新区行政工作的决定》，要求在陇东分区、绥德分区和鄜县进行建立“三三制”政权的试点工作。从这个时候起，直至当年底，为边区“三三制”政策的试行阶段。

至这年7月，毛泽东在为纪念抗战3周年所发表《团结到底》一文中，首次公开向全国人民提出了建立“三三制”政权的主张。他在文中指出：“在政权问题上，我们主张统一战线政权，既不赞成别党派的一党专政，也不主张共产党的一党专政，而主张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联合专政，这即是统一战线政权。共产党员在敌人后方消灭敌伪政权建立抗日政权之时，应该采取我党中央所决定的‘三三制’，不论政府人员中或民意机关中，共产党员只占1/3，而使其他主张抗日民主的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占2/3。无论何人，只要不投降不反共，均可参加政府工作。任何党派，只要是不投降不反共的，应使其在抗日政权下面有存在和活动之权。”

此后，根据上述“三三制”原则，具有统一战线性质的“三三制”政权在敌后各抗日根据地相继建立起来。经过几个月的试行之后，边区党和政府在总结了上述试行三三制的经验后，正式决定在陕甘宁全边区普遍实行“三三制”。

1941年1月30日，边区中央局发出《关于彻底实行“三三制”的选举运动给各级党委的指示》，边区政府发出《为改选及选举各级参议会的指示信》，明确指出：此次选举中“三三制”不仅在民意机关要实行，而且在政府机关也要实行。

随后，边区就开始了第二次民主普选运动，其中心就是贯彻“三三制”政策。在这次选举运动中，边区中央局提出的《五一施政纲领》明确宣布：“本党愿与各党派及一切群众团体进行选举联盟，并在选举名单中确定共产党员只占1/3，以便各党各派及无党派人士均能参加民意机关之活动与边区行政之管理。在共产党员被选为某一行政机关之主管人员时，应保证该机关之职员有2/3为党外人士充任，共产党员与这些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不得一意孤行，把持包办。”

在边区提出实施“三三制”后，社会各界对这一政策的反应却大有不同。这是因为“三三制”是一个新事物，共产党人和党外人士均不大习惯，既无经验，更无规章制度，因而有时出现某些隔阂。

例如，在当时的一次政务会议讨论一个文件时，边区政府副主席李鼎铭主持会议，最后他说：“俺没意见。”可是事后要签发文件时，他却不肯划行。原来他说“没意见”，实际上是有意见。

为解决这一矛盾，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让边区政府秘书长李维汉找李鼎铭交谈，倾听意见，弄清症结所在。李鼎铭侃侃而谈，最后他尖锐地提出：“你们党决定了……”、“把我这个副主席当摆设”。

原来问题的症结是党外人士认为工作中有职无权。林伯渠、谢觉哉和边区政府党组得知这一情况后，商定了改善关系的两条办法：一是每周举行一次向边区政府主席、副主席汇报工作会，参议会常驻副议长和政府正、副秘书长参加，由各部门主管人员轮流汇报。有问题当场商量解决。二是部门向政务会议提出有关方针、政策、计划和其他重要议题时，除经党组研究外，还必须向李鼎铭副主席汇报，取得同意后再提交会议讨论。

从此以后，边区党内外关系日趋融洽，李鼎铭也不说“你们党”而说“我们团体”了。

在“三三制”的政权中，有时也发生原则性分歧。在当时的一次边区政务会议上，讨论奖励投资条例。条例中有一条说：“投资开垦公荒者，其土地使用权属于投资者。”

李鼎铭主张将“土地使用权”，改为“土地所有权”。这是一个原则问题，虽经反复讨论，没有取得一致意见。后来林伯渠同李维汉等一起商量，认为原则要坚持，但方式可以灵活，于是建议暂时取消这一条，留待以后继续研究。李鼎铭也表示同意。

不仅边区政府领导层对“三三制”的实施有不同意见，边区内的地主、普通百姓，对“三三制”也有不同的看法。

在土地分配已久的区域，以前的那些地主和士绅从绝望的地位见到“三三制”，就显得格外意外与兴奋。但农民方面，尤其是贫农、雇农，他们对“三三制”就多怀着疑惑或忧虑的心情。

在陕甘宁边区的绥德分区，一部分地区未分配过土地，一部分地区则在土地斗争中经过长期的反复。于是，这里的群众对“三三制”反应则更为多样化。

一部分较开明的士绅，他们赞同我党提出的施政纲领和“三三制”，愿意同我党合作，但有些观望：“三三制是不是摆个样子？”而当地的工农积极分子和工农干部，他们怀着传统的成见与不信任，提议：“要有一定的文化程度才能有被选举权”。另一部分较反动的地主，起初是不信任、观望态度，随后“三三制”果然是事实，他们想着机会来了，就马上从观望转为积极，为着保护自己的利益和地位出来竞选，他们就宣传穷人“不识字，家里又没办法，过去又没干过事，这些人办不了事”，以打击农民。更坏一点的分子，就同国民党特务勾结一气，明里提出自己的候选人名单，暗地威胁和欺骗穷人。而当地的富农多取冷淡态度，因为“在经济上他们同贫雇农有矛盾，同地主也有矛盾，又担心白军有一天还会开来”，处于两者之间。

清绥等地的农民经过长期反复的痛苦经验，很不高兴地主们又进入政权，甚至愤慨地说：“让一些坏东西进来看看咱们的主张也好，但为啥要那么多呢？”

至于土地未经分配区域的贫苦农民，他们热望着翻身，积极参加选举，可是，他们没有选举经验，对地主、士绅们还多少保留着传统的胆怯心理。因此，贫苦农民们，就更加迫切地要求党的支持。

面对陕甘宁边区社会各界对“三三制”的质疑，边区政府一方面希望通过各种方式的宣传，来打消群众的疑虑；另一方面，边区政府也知道，要想打消大家的疑虑，最好的办法就是继续实施下去，通过政策的实施，来化解大家的各种疑虑。

在边区参议会、政府的推动下，1941年的这次选举运动于当年1O月份基本结束，乡、县两级初步建立起了“三三制”的政权。

11月6日至21日，边区第二届参议会在延安召开。毛泽东出席了这次会议，并发表讲话，这也就是文章开头出现的那一幕。这次会议正式通过决议接受边区中央局提出的《五一施政纲领》为边区政府施政纲领，同时根据“三三制”原则，选举了新的边区参议会常驻议员和边区政府委员。

在选举常驻议员和政府委员候选人名单时，出现了非常感人的一幕。当时，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各议员小组，提出的常驻议员和政府委员候选人名单中，共产党员人数较多，于是谢觉哉、马文瑞等12名党员自动要求退出政府委员候选人，萧劲光等6名党员退出常驻议员候选人。后来，经无记名秘密投票方式从39名候选人中选出18名政府委员，其中中国共产党党员占7名，略超过1/3。此时，共产党员徐特立当即声明退出，经大会通过，以党外人士白文焕递补。

谢觉哉、徐特立主动退出这件事，给边区社会各界留下了深刻印象。很显然，共产党通过党各级组织的严格自我约束，通过共产党员自觉带头实行“三三制”的做法，成功保障了“三三制”在组织上的圆满实现。这次会议之后，陕甘宁边区一级的“三三制”政权也建立起来了。

在1941年的选举中，有一些县和乡的参议会和政府委员共产党员超过1/3，甚至更多。因此，边区政府于1942年3月6日又发出《为充实“三三制”给各县的指示信》，要求不符合“三三制”要求的要用共产党员退出和增补党外人士的办法进行调整。

同年9月1日，边区政府又发出《关于发动普遍的乡市改选运动》的指示，要求通过此次改选乡议员彻底实行“三三制”。以上指示均得到了贯彻。至1942年底，“三三制”政策在边区普遍得到实施。

“三三制”政权在陕甘宁边区的建立，意义非常重大。“三三制”政权作为一种统一战线性质的抗日民主政权，从制度上为党外人士进入政权并占有一定比例提供了保障。这对进一步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争取和团结各阶级、阶层、党派和团体参与抗战，最终夺取抗日战争的彻底胜利，无疑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此外，“三三制”政权的成功实践，不仅保证了抗日战争的胜利，还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形成进行了初步探索，并积累了丰富经验。